不一樣的中國史05：從清議到清談，門第至上的時代－東漢、魏晉

「中國史」是「臺灣史」的重要部分！
要回答臺灣怎麼來的，不能不理解中國歷史。

以歸零、新解的思維，扭轉你過去所讀的歷史印象
一套重新理解臺灣、理解中國、理解世界的書──
 
【本冊簡介】
王莽的新朝有兩項第一，未經流血衝突改朝之平順，與前王朝斷裂之巨大，都在中國朝代史上排名首位。新朝到底怪在哪裡，又進行了哪些天翻地覆的大改造？
東漢承繼西漢再起，表面上帝國運作模式一致，骨子裡卻與西漢有著根本差異。東漢皇后的角色與作用，顯示東漢的實質統治結構變成了「大姓共治」，皇權空洞化之下，如何一步步演變為外戚、宦官、士族的大亂鬥？
重視人才等級，是這個時代最主要的特色。「清議」是士族的精神武器、人物的品評說詞；章句之學沒落後，士人轉而追求浮華詭奇的「游談」；再到講究規矩、著意表演的「清談」，何以成為貴族社會維繫內部團結的重要形式？
漢末亂局，黃巾賊、五斗米道是在什麼樣的人心氛圍中崛起？三國的故事為何如此深入人心？而來自封閉親族組織的「門第」，又如何一躍成為社會真正的重心？
 
【突破看點】
◆漢代人怎麼生活？窺看他們的食衣住行
◆《漢書》、《後漢書》、《三國志》、《三國演義》特色剖析
◆儒學轉玄學的關鍵《論衡》，為何一點都「不衡」？
◆抽絲剝繭「身分決定一切」的時代特徵
◆重新認識根本的、原始的佛教
 
【系列特色】（共13冊，陸續出版中）
◆這是為臺灣讀者而寫的中國通史──只看臺灣，不可能真正認識臺灣。從臺灣主體性出發，中國史是構成及解釋臺灣史的重要部分。
◆既是「一家之言」，又超越「一家之見」──楊照自比為「二手研究整合者」，站在前輩同輩學者的龐大學術基礎上，為讀者進行有意義的選擇，建立有意義的觀點。
◆全「新」的讀史方法──考古挖掘、敦煌文獻、大內檔案……，王國維、陳寅恪等開啟的新史學革命，以及中、臺、日和歐美學界的新研究成果，充分運用近百年新史料、新觀點，取代傳統舊說法。
◆用問題邀請讀者──探討歷史運作的深層邏輯，不只學What（歷史上發生了什麼），更要探究How and Why（這些事如何發生，為什麼會發生）。
◆點燃思考的靈光──從社會型態、民生經濟、食衣住行、文化思想的角度切入，關注歷史變化脈絡，自然而然引導獨立思辨的能力。
◆學習「活」的歷史──打破傳統帝王將相的「王朝史觀」，去除「中國同質性文化」的假設，改用「求異」的眼光，凸顯長久以來被忽視或誤讀的現象。
◆清奇的「說史」方式──既有平易酣暢的故事感，亦有歷史的現場感，更有啟迪思考的深度與廣度。
 
小野（作家）．祁立峰（《讀古文撞到鄉民》作者）．余遠炫（歷史專欄作家）．
果子離（作家）．胡川安（中央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張大春（作家）．張鐵志（作家）．黃益中（公民教師、《思辨》作者）．
詹宏志（PChome Online網路家庭董事長）．楊斯棓（方寸管顧首席顧問、醫師）．
蔡詩萍（作家、廣播電視主持人）．鄭俊德（「閱讀人」創辦人）．
陳一隆（臺中一中歷史教師）．陳婉麗（明道中學歷史教師）．曾冠?（薇閣中學教師）．
黃春木（建國中學歷史教師）．蘇美月（高雄女中歷史教師）．黑貓老師（網路說書人）．
文化界、教育界 磅礡推薦
 
臺灣是臺灣，但唯有認識中國，臺灣才顯現更自在的位置。──蔡詩萍
這一系列的書，對於臺灣人了解自己「為什麼是現在的自己」非常重要。──小野
臺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臺灣是世界的一部分。了解臺灣，認識中國，才能立足世界。──楊斯棓
歷史是思辨的題材，楊照老師以臺灣為本，提供嶄新的視角。──黃益中
學院中的歷史過於艱深，普及的又著重帝王將相，無法給予知識上的啟發。幸好我們等到了楊照。──胡川安
這是一套非常適合高中師生共同閱讀的好書。──曾冠?（薇閣中學教師）

楊照
本名李明駿，1963年生，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曾為哈佛大學史學博士候選人。
擅長將繁複的概念與厚重的知識，化為淺顯易懂的故事，寫作經常旁徵博引，在學院經典與新聞掌故間左右逢源，字裡行間洋溢人文精神，並流露其文學情懷。近年來累積大量評論文字，以公共態度探討公共議題，樹立公共知識份子的形象與標竿。
曾任《明日報》總主筆、遠流出版公司編輯部製作總監、臺北藝術大學兼任講師、《新新聞》週報總編輯、總主筆、副社長等職；現為「新匯流基金會」董事長， BRAVO FM91.3電台「閱讀音樂」、臺北電台「楊照說書」節目主持人，並固定在「誠品講堂」、「敏隆講堂」、「趨勢講堂」及「藝集講堂」開設長期課程。著有長篇小說、中短篇小說集、散文、文學文化評論集、現代經典細讀等著作數十冊。

我的朋友楊照，以十年時光，透過漫長的「民間講堂」，爬梳中國史的層層迷霧，最終要推出一套十三冊《不一樣的中國史》！我衷心期待，也誠心推薦。
楊照是臺灣典型「公共知識份子」，博雅多聞，見識恢宏，能見人所不及見，敢言人所不敢言。在「去中國化」的臺灣史論述風潮中，他標舉多角度、多面向，客觀理解中國史，才可撥雲見日，凸顯臺灣史的獨特性。這就是師承胡適之，不被人家牽著鼻子走的獨立思考，自由主義學風！
臺灣是臺灣，但唯有認識中國，臺灣才顯現更自在的位置。
──蔡詩萍（作家、廣播電視主持人）
 
我迫不及待地想要閲讀這一系列的書，也認為在此時此刻出版這一系列的書，對於臺灣人了解自己「為什麼是現在的自己」非常重要。記得三十年前陪伴兒子讀國中歷史時我非常焦慮，因為歷史課本中完全是刻板的，甚至帶有政治立場的中國史，臺灣幾乎是故事裡的路人甲，是不存在的。於是我決定矯正這樣的觀點，為兒子完成了一個「有臺灣」存在的歷史大表格。我本身也是在這樣的歷史敎育中長大，所以我的能力很有限，只能靠大量閲讀可以找到的臺灣史料。多年以後，我陸續讀過楊照寫的關於臺灣歷史的觀點，有很多的啓發，也更加相信，要了解臺灣的歷史，中國歷史絶對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拋開所有的政治論述和目的，中國史是臺灣史的一部分，這樣的說法是我最能接受的論點。想要了解臺灣，我們得先了解中國，這並不違背臺灣的主體性和尊嚴。
期待這一系列書籍的出版。
──小野（作家）
 
過去臺灣人所受的教育，總被教導「臺灣史是中國史的一部分」，近年則以「去中國化」一詞挑動眾人的敏感神經。其實「去中國化」並不是指揚棄漢字（揚棄漢字的是共產黨政權）或和中國有關的一切，「去中國化」去的是「奉中國為正朔，視臺灣為邊陲」的史觀。
臺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臺灣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國則是我們無法選擇的鄰居，我們不能閃避，甚至要深入了解，如此，才能用最高明的態度尋求相處之道。
了解臺灣，認識中國，才能立足世界。
──楊斯棓（方寸管顧首席顧問、醫師）
 
歷史是一條延續的長河，知道從哪裡來，才能找到方向往哪裡去。問題在於，歷史的詮釋權往往落在政治權力擁有者手上，由此建構的史觀，不僅單一而且偏狹，淪為政治服務的工具。偏偏執政者樂此不疲，古今中外比比皆是，生長在臺灣的我們，過去教科書裡所描述的中國史，自然也不例外。
歷史應該是思辨的題材，是啟迪人心的寶庫。楊照老師以臺灣為本，放眼中國千古歷史，提供嶄新的視角，給讀者重新省思，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黃益中（公民教師、《思辨》作者）
 
如果我們看鄰近的日本，長期以來對於中華文化的理解是相當深刻的，不管在學院或一般知識界都是如此。然而，長期以來，臺灣缺乏引路人帶我們走進中國歷史。
臺灣是多元文化融合的寶庫，中華文化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不管對於中國是何種態度，我們都要理解這個鄰居給我們的影響，透過歷史理解中華文化是一把很好的鑰匙。
然而，學院中的歷史過於艱深難懂，普及的又著重帝王將相的稗官野史，無法給予我們知識上的啟發。幸好我們等到楊照的這部通史，幫大家補了一堂不一樣的中國歷史課。
──胡川安（中央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在戰後幾代人的體制教育中，我們從未好好地認識中國史，而過去三十年來，當我們（正確地）典範轉移到臺灣史視角，更不重視中國歷史了。但誠如楊照所寫，要回答臺灣怎麼來的，不能不理解中國歷史。若能認識那漫長文明所留下的遺緒，如何作為一個外在力量與內在因素，影響或形塑了當下在臺灣的文化內涵與自我認同，我們才更能建立起新的主體身分。這個工作或許沒有人比楊照更適合，一位受過專業中國史學訓練又懂得跟大眾說故事的作家與民間學者。
──張鐵志（作家）
 
中國歷史淵遠流長、浩瀚紛繁，想要從中梳理，有時望而興嘆，不知從何讀起。楊照先生這一系列《不一樣的中國史》，則巧妙地找到了詮釋的角度與觀點，不僅思辨歷史的意義，也讓過去的歷史鮮明地活在當代。
讀歷史學智慧，歷史不是教科書上的教條文字，更需要理解與善解，挖掘它的價值。《不一樣的中國史》就是這樣的好書，值得探閱。
──余遠炫（歷史專欄作家）
 
有句話說：「歷史給人類最大的教訓，就是人類永遠無法從歷史當中獲得教訓。」
楊照老師以十年時間「說史」，匯集出百萬字篇幅的大作，訴說曾經輝煌帝王將相、熱鬧尋常百姓人家，儘管早已化為塵土，留下的典故依舊震耳欲聾。
──鄭俊德（「閱讀人」創辦人 ）
 
無論從文化傳承、地緣關係或全球視野來看，中國歷史的重要性一直存在，可惜因為過往糾葛及現勢衝突，中國歷史的價值逐漸在臺灣遭到忽略或誤解。
楊照新著《不一樣的中國史》系列逆勢而起，意義何在呢？
一、從臺灣主體性出發，展現對中國歷史的重新理解及詮釋。
二、重視意義脈絡的「通」，扭轉目前簡化、割裂中國歷史的學習方式。
三、統整海峽兩岸、日本及西方學術界跨學科研究成果，非一地、一家之見。
要真正認識臺灣，至少得連結中國史及東亞史脈絡來理解，楊照新著做了連結中國史的部分，但還沒結束，後勢值得期待。
──黃春木（建國中學歷史教師）
 
授課與學習方式的變革，這些年來在臺灣如火如荼地展開，然而有限的中學歷史課堂數，加上升學仍然是重要目標，歷史課的進行多半還是偏重於「歷史知識」的傳授與學習。至於課本上的「歷史知識」是如何產出的，通常也只是一句「歷史知識是史家研究的成果」簡略帶過，於是綜合各家研究成果的歷史課本內容就只是一堆看似有系統的知識堆疊。
讀《不一樣的中國史》，欣然看到史家梳理史料、比較推論的過程，在楊照老師的筆下生動展開，「歷史知識」有了活脫脫的生命歷程，而「製作歷史」的曲折和迷人，也讓史家們的經驗成了一部動人的精采人生。這真是一套好書！
──陳婉麗（明道中學歷史教師）
 
這是一套非常適合高中師生共同閱讀的好書。
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將高中歷史課程從過往的編年史編排，改為主題式的探究學習，雖然能啟發學生思考歷史事件的各個面向，但也可能讓學生忽略客觀事件的細節與結果。因此在課堂學習過後，若能選擇閱讀楊照先生這套《不一樣的中國史》，必能深化學生自身的文史素養，也能對臺灣、中國與世界的關係，更有時間縱深的理解，進而形成一套自我價值判斷的標準與主體性思考。
誠摯推薦給大家。
──曾冠喆（私立薇閣中學教師）

中國史是臺灣史的重要部分
 
歷史知識建立在兩項基本信念上，第一是相信人類的事物都是有來歷的，沒有什麼是天上掉下來或奇蹟所創造的；第二則是相信弄清楚事物的來歷很重要，大有助於我們分析理解現實，看清楚現實的種種糾結，進而對於未來變化能夠有所掌握，做出智慧、準確的決定。
歷史教育要有意義、有效果，必須回歸到這兩種信念來予以檢驗，看看是否能讓孩子體會、掌握歷史知識的作用。
不管當下現實的政治態度是什麼，站在歷史知識的立場上，沒有人能否認臺灣是有來歷的，不可能是開天闢地就存在，也不可能是什麼神力所創造的。因而歷史教育最根本該教的，就是「臺灣怎麼來的」。
要回答「臺灣怎麼來的」，必定預設了臺灣有其特殊性，和其他地方、其他國家不一樣，所以才需要從時間上溯源去找出之所以不一樣的理由。臺灣為什麼會有不一樣的文化？為什麼會有不一樣的社會？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政治制度與政治狀態？為什麼會和其他國家產生不同的關係？……
所謂以臺灣為本位的歷史教育，就是認真地、好好地回答這幾個彼此交錯纏結的大問題。那麼歷史教育的內容好不好，也就可以明確地用是否能引導孩子思考、解答這些問題來評斷了。
過去將臺灣歷史放在中國歷史裡，作為中國歷史一部分的結構，從這個標準上看，有著明白而嚴重的缺失，那就是忽略了臺灣複雜的形成過程，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臺灣從十七世紀就在東亞海域衝突爭奪中有了角色，中國之外的各種力量長期影響了臺灣。只從中國的角度，不看來自荷蘭、日本、美國等政治與文化作用，絕對不可能弄清楚臺灣的來歷。
但是，過去的錯誤不能用相反的方式來矯正。臺灣歷史不應該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然而中國歷史卻仍然是臺灣歷史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關鍵重點在調整如此的全體與部分關係，確認不該將臺灣史視為中國史的一部分，而該翻轉過來將中國史視為構成及解釋臺灣史的一部分。這樣調整之後，再來衡量中國史在如此新架構中該有的地位與分量。
不只是臺灣的社會與文化，從語言文字到親族組織原則到基本價值信念，和中國歷史有著太深、太緊密的連結；就連現實的政治與國際關係，去除了中國歷史變化因素，就無法理解了。硬是要降低中國歷史所占的比例分量，降低到一定程度，歷史就失去了解釋來歷和分析現實的基本作用了。
從歷史上必須被正視的事實是：中國文化的核心是歷史，保存歷史、重視歷史、訴諸歷史是中國最明顯、最特殊的文化性格。因而中國文化對臺灣產生過的影響作用，非得回到中國歷史上才能看得明白。
不理解中國史，拿掉了這部分，就不是完整的臺灣史。東亞史的多元結構無法提供關於臺灣來歷的根本說明，諸如：臺灣人所使用的語言文字、所信奉的宗教與遵行的儀式、內在的價值判斷優先順序、對於自我身分角色選擇認定的方式、意識深層模仿學習的角色模式……
歷史教育需要的是更符合臺灣特殊性的多元知識，但這多元仍需依照歷史事實分配比例，一味相信降低中國史比例就是對的，違背了歷史事實，也違背了歷史知識的根本標準。

前言：
「重新認識」中國歷史
 
１
 
錢穆（賓四）先生自學出身，沒有學歷，沒有師承，很長一段時間在小學教書，然而他認真閱讀並整理了古書中幾乎所有春秋、戰國的相關史料，寫成了《先秦諸子繫年》一書。之所以寫這樣一本考據大書，很重要的刺激來自於名譟一時的《古史辨》，錢穆認為以顧頡剛為首的這群學者，「疑古太過」，帶著先入為主的有色眼光看中國古代史料，處處尋覓偽造作假的痕跡，沒有平心靜氣、盡量客觀地做好查考比對文獻的基本工夫。工夫中的工夫，基本中的基本，是弄清楚這些被他們拿來「疑古辨偽」的材料究竟形成於什麼時代。他們不願做、不能做，以至於許多推論必定流於意氣、草率，於是錢穆便以一己之力從根做起，竟然將大部分史料精確排比到可以「編年」的程度。
很明顯地，《先秦諸子繫年》的成就直接打擊《古史辨》的可信度。當時任職燕京大學，在中國學術界意氣風發、引領風騷的顧頡剛讀了《先秦諸子繫年》，立刻理解體會了錢穆的用意。他的反應是什麼？他立刻推薦錢穆到廣州中山大學教書，也邀請錢穆為《燕京學報》寫稿。中山大學錢穆沒有去，倒是替《燕京學報》寫了〈劉向歆父子年譜〉，錢穆自己說：「此文不啻特與頡剛諍議，頡剛不介意，既刊余文，又特推薦余在燕京任教。」
這是個「民國傳奇」。裡面牽涉到那個時代學者對於知識學問的熱情執著，也牽涉到那個時代學者的真誠風範，還牽涉到那個時代學院重視學識高於重視學歷的開放氣氛。沒有學歷的錢穆在那樣的環境中，單純靠學問折服了潛在的論敵，因而得以進入當時的最高學府任教。
這傳奇還有後續。錢穆後來從燕京大學轉往北京大學，「中國通史」是當時政府規定的大學歷史系必修課，北大歷史系慣常的做法，是讓系裡每個老師輪流排課，將自己所擅長的時代或領域，濃縮在幾堂課中教授，用這種方式來構成「中國通史」課程。換句話說，大家理所當然認為「中國通史」就是由古至今不同斷代的中國歷史接續起來，頂多再加上一些跨時代的專史。
可是被派去「中國通史」課堂負責秦漢一段歷史的錢穆，不同意這項做法。他公開地對學生表達了質疑：不知道前面的老師說了什麼，也不知道後面的老師要說什麼，每個老師來給學生片片斷斷的知識，怎麼可能讓學生獲得貫通的中國史理解？學生被錢穆的質疑說服了，也是那個時代的精神，學生認為既然不合理就該要求改，系裡也同意既然批評反對得有道理就該改。
怎麼改？那就將「中國通史」整合起來，上學期由錢穆教，下學期則由系裡的中古史大學者陳寅恪教。這樣很好吧？問了錢穆，錢穆卻說不好，而且明白表示，他希望自己一個人教，而且有把握可以自己一個人教！
這是何等狂傲的態度？本來只是個小學教員，靠顧頡剛提拔才破格進到北大歷史系任職的錢穆，竟然敢排擠數不清精通多少種語言、已是中古史權威的大學者陳寅恪，自己一人獨攬教「中國通史」的工作。他憑什麼？他有資格嗎？
至少那個年代的北大歷史系覺得錢穆有資格，就依從他的意思，讓他自己一個人教「中國通史」。錢穆累積了在北大教「中國通史」的經驗，後來抗戰中隨「西南聯大」避居昆明時，埋首寫出了經典史著《國史大綱》。
 
２
 
由《國史大綱》的內容及寫法回推，我們可以明白錢穆堅持一個人教「中國通史」，以及北大歷史系接受讓他教的理由。那不是他的狂傲，毋寧是他對於什麼是「通史」，提出了當時系裡其他人沒想到的深刻認識。
用原來的方式教的，是「簡化版中國史」，不是「中國通史」。「中國通史」的關鍵，當然是在「通」字，而這個「通」字顯然來自太史公司馬遷的「通古今之變」。司馬遷的《史記》包納了上下兩千年的時代，如此漫長的時間中發生過那麼多的事，對於一個史家最大的挑戰，不在如何蒐集兩千年留下來的種種資料，而在如何從龐大的資料中進行有意義的選擇，從中間選擇什麼，又放棄什麼。
關鍵在於「有意義」。只是將所有材料排比出來，呈現的勢必是偶然的混亂。許多發生過的事，不巧沒有留下記錄資料；留下記錄資料可供後世考索了解的，往往瑣碎零散。更重要的，這些偶然記錄下來的人與事，彼此間有什麼關聯呢？如果記錄是偶然的，人與人、事與事之間也沒有什麼關聯，那麼知道過去發生了什麼事要做什麼？
史家的根本職責就在有意識地進行選擇，並且排比、串聯所選擇的史料。最簡單、最基本的串聯是因果解釋，從過去發生的事情中去挖掘、去探索「因為／所以」：前面有了這樣的現象，以至於後來有了那樣的發展；前面做了這樣的決定，導致後來有了那樣的結果。排出「因為／所以」來，歷史就不再是一堆混亂的現象與事件，人們閱讀歷史也就能夠藉此理解時間變化的法則，學習自然或人事因果的規律。
「通古今之變」，也就是要從規模上將歷史的因果解釋放到最大。之所以需要像《史記》那樣從文明初始寫到當今現實，正因為這是人類經驗的最大值，也就提供了從過往經驗中尋索出意義與智慧的最大可能性。我們能從古往今來的漫長時間中，找出什麼樣的貫通原則或普遍主題呢？還是從消化漫長時間中的種種記錄，我們得以回答什麼只有放進歷史裡才能回答的關鍵大問題呢？
這是司馬遷最早提出的「通古今之變」理想，這應該也是錢穆先生堅持一個人從頭到尾教「中國通史」的根本精神價值來源。「通史」之「通」，在於建立起一個有意義的觀點，幫助學生、讀者從中國歷史中看出一些特殊的貫通變化。這是眾多可能觀點的其中一個，藉由歷史的敘述與分析能夠盡量表達清楚，因而也必然是「一家之言」。不一樣的人研究歷史會看到、凸顯不同的重點，提出不同的解釋。如果是因不同時代、不同主題就換不同人從不同觀點來講，那麼追求一貫「通古今之變」的理想與精神就無處著落了。
 
３
 
這也是我明顯自不量力一個人講述、寫作一部中國歷史的勇氣來源。我要說的，是我所見到的中國歷史，從接近無窮多的歷史材料中，有意識、有原則地選擇出其中的一部分，講述如何認識中國歷史的一個故事。我說的，只是眾多中國歷史可能說法中的一個，有我如此訴說、如此建立「通古今之變」因果模式的道理。
這道理一言以蔽之，是「重新認識」。意思是我自覺針對已經有過中國歷史一定認識的讀者，透過學校教育、普遍閱讀甚至大眾傳媒，有了對中國歷史的一些基本常識、一些刻板印象。我試圖要做的，是邀請這樣的讀者來「重新認識」中國歷史，來檢驗一下你以為的中國歷史，和事實史料及史學研究所呈現的，中間有多大的差距。
也就是在選擇中國史敘述重點時，我會優先考慮那些史料或史學研究上相當扎實可信，卻和一般常識、刻板印象不相合甚至相違背的部分。這個立場所根據的，是過去百年來，「新史學」、西方史學諸方法被引進運用在研究中國歷史所累積的豐富成果。但很奇怪的，也很不幸的，這些精采、有趣、突破性的歷史知識與看法，卻遲遲沒有進入教育體系，沒有進入一般人的歷史常識中，以至於活在二十一世紀的大部分人對中國歷史的認識，竟然都還依循著一百多年前流通的傳統說法。「重新認識」的一個目的，就是用這些新發現、新研究成果，來修正、挑戰、取代傳統舊說法。
「重新認識」的另一個目的，是回到「為什麼學歷史」的態度問題上，提供不同的思考。學歷史到底在學什麼？是學一大堆人名、地名、年代，背誦下來在考試時答題用？這樣的歷史知識，一來根本隨時在網路上都能查得到，二來和我們的現實生活有什麼關聯？不然，是學用現代想法改編的古裝歷史故事、歷史戲劇嗎？這樣的歷史，固然有現實連結，方便我們投射感情入戲，然而對於我們了解過去、體會不同時代的特殊性，有什麼幫助呢？
在這套書中，我的一貫信念是，學歷史最重要的不是學What──歷史上發生了什麼，而是更要探究How and Why──去了解這些事是如何發生的、為什麼會發生。沒有What當然無從解釋How and Why，歷史不可能離開事實敘述只存在理論；然而歷史也不可以、不應該只停留在事實敘述上。只敘述事實，不解釋如何與為什麼，無論將事實說得再怎麼生動，畢竟無助於我們從歷史而認識人的行為多樣性，以及個體或集體的行為邏輯。
藉由訴說漫長的中國歷史，藉由同時探究歷史中的如何與為什麼，我希望一方面能幫助讀者梳理、思考今日當下這個文明、這個社會是如何形成的；另一方面能讓讀者確切感受到中國文明內在的多元樣貌。在時間之流裡，中國絕對不是單一不變的一塊，中國人、中國社會、中國文明曾經有過太多不一樣的變化。這些歷史上曾經存在的種種變貌，總和加起來才是中國。在沒有如實認識中國歷史的豐富變化之前，讓我們先別將任何關於中國的看法或說法視為理所當然。
 
４
 
這是一套一邊說中國歷史，一邊解釋歷史知識如何可能的書。我的用心是希望讀者不要只是被動地接受這些訊息，當作是斬釘截鐵的事實；而是能夠在閱讀中主動地參與，去好奇、去思考：我們怎麼能知道過去發生了什麼，又如何去評斷該相信什麼、懷疑什麼？歷史知識的來歷常常和歷史本身同樣曲折複雜，甚至更加曲折複雜。
這套書一共分成十三冊，能夠成書最主要是有「敏隆講堂」和「趨勢講堂」，讓我能夠兩度完整地講授中國通史課程，每一次的課程都前後橫跨五個年頭。換句話說，從二○○七年第一講開講算起，花了超過十年時間。十年備課、授課的過程中，大部分時間用於消化各式各樣的論文、專書，也就是關於中國歷史的研究，並努力吸收這些研究的發現與論點，盡量有機地編組進我的歷史敘述與討論中。明白地說，我將自己的角色設定為一個勤勞、忠實、不輕信、不妥協的二手研究整合者，而不是進入原始一手材料提出獨特成果的人。也只有放棄自己的原創研究衝動，虛心地站在前輩及同輩學者的龐大學術基礎上，才有可能處理中國通史題材，也才能找出一點點「通」的心得。
將近兩百萬字的篇幅，涵蓋從新石器時代到辛亥革命的時間範圍，這樣一套書，一定不可避免地含夾了許多錯誤。我只能期望能夠將單純知識事實上的「硬傷」降到最低，至於論理與解釋帶有疑義的部分就當作是「拋磚引玉」，請專家讀者不吝提出指正意見，得以將中國歷史的認識推到更廣且更深的境界。
 

序 中國史是臺灣史的重要部分
前言 「重新認識」中國歷史
第一講 怪異的新，重生的漢
01歷史的功用只是「以史為鏡」嗎？
02「為什麼」比「是什麼」更重要
03萬事「正名」，天下自平
04改官名的亂局：官僚體制大停滯
05扭曲失控、完全變質的「天人感應」
06一切評判都失去客觀標準的時代
07農民與地主，從階層對立到聯手反抗
08把新的打掉，讓舊的回來
09劉玄稱帝更始，劉秀隱忍以待
10王莽敗亡後的劉姓後裔擁立戰
11新朝的兩個第一，東漢的避新復舊
 
第二講 外戚、宦官、士族大亂鬥
01利用經學和孔子，王莽篡漢的根本途徑
02預言戰爭：以圖讖作為政治武器
03由西到東的遷都，自北而南的移民
04東漢皇后不能簡單看作皇帝的妻子？
05大姓共治：東漢的實質統治結構
06掌握土地資本和社會聲望資本的世家
07外戚與宦官，東漢政治史最大的主題
08皇權空洞化，外戚、宦官輪番掌權
09士族與清議，人品排比階層高下的新主張
10順帝的一道詔書，讓宦官勢力家族化
11跋扈將軍的跋扈行徑和外朝分裂
12東漢大姓女子的強悍、異質存在
13宦官、士族鬥垮了大漢江山
 
第三講 漢代的社會運作與社會風氣
01「歷史之變以漸不以驟」
02爵制：歷史演進中「漸」的例證
03二十爵制，意外發揮社會的安頓效果
04分肉、贖罪、減役，二十爵制的運作
05自然血緣和人為組織力量的消長
06代田法和牛耕的發明
07土地兼併和大農制度並肩得利
08從市集到市籍，從坐賈到行商
09為什麼豪左都成了豪右？
10以個人身分服務大姓的「客」
11東漢的厚葬風氣與六朝的門第雛形
 
第四講 漢代的食衣住行
01從漢字看漢朝人吃的米
02一天兩餐，麥飯是北方主食
03誇大的甘豆羹，平民享受有湯餅
04外來食材和烹飪方式，看兩漢飲食文化
05肉食以豬肉為最，飲品以米漿為常
06從炊具、食器到食物烹調的重視
07漢朝人衣服怎麼穿？如何彰顯身分？
08履、舄、屐，各是什麼樣的鞋？
09主要家具床、榻、几，基本格局兩室一堂
10漢代居屋怎麼蓋？以及堂間建築風格
11漢朝人出行，和支持帝國運作的交通網
12遺忘的美學，消失的態度
 
第五講 漢末亂局與民間宗教
01解釋世界、規範世界的五行思想
02相信感應，用簡單的掌握複雜的
03運用感應，將未知的投射到已知的
04巫者、日者、龜策，感應的中介指引者
05黨錮之禍，入罪成為士族的光榮頭銜
06一朝的政治現實，從皇太后見端倪
07皇帝賣官，生意愈做愈大
08中央衰微，內耗於皇帝代理權的爭奪
09清流：是鬥爭工具，也是個人主義根源
10道教信仰：挑戰並動搖劉家天下的新興力量
11太平道的黃巾起事，士族的武裝軍事化
12「鬼卒」漫山遍野，漢朝喪鐘敲響
 
第六講 《三國志》與《三國演義》
01「四史」作為正史起源的崇高地位
02斷代史：皇帝權力和史家生死憂患的妥協
03「史漢比較」凸顯後世正史＝官書的路線
04《漢書》十〈志〉更勝《史記》八〈書〉
05《後漢書》：文體上的個性化創制
06《三國志》：注釋比文本更豐富詳密
07《三國演義》為何好看？三國人才何以輩出？
08人物品評風氣，從〈古今人表〉到《人物志》
09《三國演義》的「巧收幻結之妙」
10將漢末亂局寫成一個有目標的故事
11從蜀漢的中心地位看正統觀念的成形
 
第七講 土地秩序與群雄割據
01漢末戰爭起因：權力財富任官全數壟斷
02漢末戰爭起因：人與土地的聯繫斷裂
03安土重遷條件不再，向上流動希望全無
04權力下放地方，州牧勢力崛起
05董卓之亂，挾持皇帝出走洛陽的大流亡潮
06大遷徙帶來大劫掠，人口急遽減少之因
07「挾天子以令天下」絕非策略優勢
08曹操的屯田制：重建人與土地的關係
09多方角逐收束為「三分天下」
10莊園經濟和五胡亂華的序曲
 
第八講 《論衡》的奇言怪論與魏晉清談
01我不喜歡王充，但是王充很重要
02自大又諂媚，「疾虛妄」的自我矛盾
03「矜才負氣的鄉曲之士」
04王充論儒：儒生價值在於「博知」
05〈問孔篇〉，挑戰權威卻問得沒道理
06做不到對於孔子思想的基本認知
07私心凌駕論理，標新立異比什麼都重要
08蔡邕的宣揚，以及王充對太學的雙重報復
09章句失勢、語言得寵，「游談」的關鍵作用
10《論衡》的「不衡」，游談所需的奇言怪論
11理清從清議到游談再到清談的脈絡
 
第九講 魏晉新文化的形成
01以人物為中心的政治語彙和歷史陳述
02下品無世族、上品無寒門的九品中正制
03門第：封閉的親族組織，社會的真正重心
04帝國體制不在了，會是怎樣的情況？
05莊園：亂世自保、自給自足的經濟中心
06皇帝的意義改變了，階層的流動近乎零
07經學傳統、私家著史仍在世族內部延續
08表現身分區分的貴族文化與五石散
09「清談」談什麼？從才性到名教自然
10個人個性的空前展現與藝術追求
11佛教：貫通上下的特殊力量
 
第十講 原始佛教與早期格義
01中國統合秩序的斷裂式打擊
02漢傳佛教的關鍵角色：貴霜王朝
03大乘？小乘？中國為何以大乘為主流？
04婆羅門的墮落，耆那的因果與苦修
05悉達多的疑惑，數論派的物我平衡
06瑜伽的非想非非想，釋迦牟尼的苦行到中道
07佛祖最初說法：苦集滅道和八正道
08由解決痛苦衍生出的「十二因緣」
09佛教的分裂：上座部與大眾部
10理解原始佛教，擺脫中國大乘佛教本位偏見

大姓共治：東漢的實質統治結構
皇后的角色與作用，讓我們看見西漢和東漢在政治上的根本差異。西漢的實質統治者是劉家，雖然前有呂后、後有幾位太后或太皇太后掌權，但那是一時的變化，絕非制度性的安排。東漢的情況就不再是這樣，雖然都是「漢」，東漢的實質統治結構已變成了大姓共治。
 皇帝仍姓劉，但從光武帝開始，劉姓皇帝必須確保幾個大姓的支持、合作，才能坐穩皇帝位子，因而有了種種固定的機制，以聯繫、團結大姓勢力。在這過程中，皇后就從皇帝的妻子，轉型成為劉姓與其他大姓間權力共享的機制。
幾個大姓藉由決定皇后角色、支配皇后，來確保自身的權力與地位。撇除光武帝的開國功臣和東漢末年大亂時，東漢一共立過七位大將軍，就是朝廷破格提拔、最有權力的人，其權力足以和皇帝分庭抗禮。前面提到出過兩位皇后的竇家和梁家各有兩位大將軍，鄧家有一位、何家有一位，還有一位出自耿家。這絕不是偶然，也不能以單純的「外戚」勢力來解釋。

應該這樣說，西漢的外戚真的是外戚，他們因為嫁入宮中的女兒受皇帝寵愛而成為皇后，所以取得了介入政治的權力管道。東漢的外戚則是在成為外戚之前，已經先具備了和劉姓共治的大姓身分，沒有這種身分不可能成為外戚，也就是說，皇帝沒有在這些大姓成員以外選擇皇后的自由。皇后是既有的共治關係制度化的手段，誰家女兒當上皇后，誰家的男人就能夠理所當然以外戚身分，或以大將軍的地位直接參與統治。
 劉家仍然據有最大的、最核心的權力，這些大姓中任何一家都不足以和劉家相比，但劉家皇帝必須在大姓共同形成的結構中行使其權力，這個結構高於、強於任何一位劉家皇帝的主觀意志。光武帝的重要貢獻，就在於運用人際技巧，組構了這樣一個新的政治體系，快速地平息了大姓之間的矛盾，避免新的朝代成立之初各方勢力持續衝突打殺的局面。
 從此，東漢的皇后變成了公共性、政治性的角色，主要的作用不是為皇帝生小孩。皇帝私下喜歡哪個女人、對哪個女人有較高的欲望，和選擇誰當皇后不是一回事，兩者是分開的。這或許就是東漢皇后生育率奇低的關鍵原因。
 因為大部分皇后都沒有生育，但皇帝生前就要立太子，尤其是皇帝死後要立新的皇帝，因而皇后、皇太后就成為關鍵角色。一般而言，皇后會選和自己有特殊親近關係的嬪妃所生的小孩當皇帝。不過也有更特殊、更極端的情況，例如章帝之後的和帝、殤帝（西元一○五年 ─ 一○六年在位）、安帝（西元一○六年 ─ 一二五年在位），出現了一連串的繼位問題。然而不論情況如何，不管哪位皇太后掌權，最終畢竟都還是從劉氏的宗室子弟中尋找皇帝人選，不可能由其他大姓取而代之。
 在共治體系中，大家對劉姓的地位有高度共識，大姓之間的權力鬥爭，也始終以劉家人當皇帝為前提。不過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東漢皇帝，不可能有太好的訓練與準備，真正上臺後也就不能發揮強力的統治作用，只能保住分治的象徵性地位，也就是說，主要是維持大姓之間的權力平衡。這個共治關係中不能沒有劉家，不能沒有劉家的皇帝，大家的共識是皇帝位子留給劉家，其他人去爭取皇帝以外的權力。而劉家皇帝當然可以有所偏愛，拉這個、打那個，所以竇家倒過、梁家倒過，但劉家一直都在。
 大姓的此消彼長，都還是看皇帝的態度，不過也取決於皇帝在位的時間長短和年紀大小。皇帝一死，皇后就升為皇太后，有了選擇下一任皇帝的權力。西漢有皇太后，東漢也有皇太后，但她們在政治上的作用大不相同。東漢的皇后幾乎必定出自大姓，背後本來就有家族的巨大力量，皇后、皇太后的外戚，不過就是將既有的家族力量在帝國政治中建制化而已。
 西漢的皇帝可以預先排除外戚的因素，就像武帝臨終前所做的；東漢的皇帝就不可能排除外戚了，因為他們的皇帝位子根本就是夾在外戚之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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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品評風氣，從〈古今人表〉到《人物志》
在史學體裁上，《漢書》另有一個和《史記》的不同之處，就是列了一份〈古今人表〉。〈古今人表〉極為有趣，其主要用意是將歷史人物進行高下分類。〈古今人表〉除了分別「古今」之外，最特殊的是將所有人物分成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也就是後來「九品中正制」採用的九等格式。

〈古今人表〉的主要作用，不是讓你查考人物之間的時代先後關係，而是將所有人物的評價做個整理，讓讀者一目瞭然地知道誰比誰評價高、誰比誰優秀。這是個「人物評價總表」。很容易猜得到，堯舜禹湯一定都被列在「上上」，夏桀、商紂肯定屬於「下下」，這是大家普遍認同的。但其他人呢？什麼樣的人應該列在「中上」，什麼樣的人可以得到「上中」的評價？大家各有標準，那豈不是很麻煩，會惹起很多爭議嗎？
 班固會不怕麻煩、不避爭議地在《漢書》中列出〈古今人表〉，充分反映出東漢時重視人才評等的風氣已然形成。這樣的風氣，以及相應的人才評等觀念與方法，歷經漢末的兩次黨禍而更加發達，塑造了從三國到魏晉時期重視人才，並對人才進行種種熱烈討論的風氣。
 如此重視、強調人才，對當時的社會產生了巨大影響。一項影響是使得每個人有著高度的自我意識，去想、去追求自己要成為什麼樣的人。當時的人高度自覺，因為行為的選擇隨時都在別人的評判中。你說了什麼、做了什麼，不是你自己的事，而是會被其他人當作依據，在人才的評價系統中不斷地調整應該如何看待你，將你擺放在哪個位置上。
 「黨錮之禍」發生時，會有那麼多人寧可被抓、甚至被殺，都要維持守節的立場，就因為他們最重要的社會資產是聲望，是別人給予的人物評價。人物品評是「清流」的核心活動與核心精神，由〈古今人表〉到「清流」、「清議」，其實是一脈相承的發展。
 當時的士人格外看重人物分等，嚴格分別「清」、「濁」，這又牽涉到門第的變化。豪族崛起靠的是土地與財富，後來豪族中又分出了「累世經學」這項身分，他們也有土地與財富，但在財富之外還加上了學問，於是會特別凸顯自身的學問及學問帶來的行為原則，以此和其他豪族世家區分開來。
 用這種方式評判人物，不管是將人物分為「清」、「濁」，或是像〈古今人表〉那樣分成九等，其實都是頗粗暴的做法，忽略了人的複雜性。從這裡又逐漸發展出兩項必然的變化，一項變化就是，環繞著人物評價而愈來愈激烈的黨派對立。人物評價牽涉到「我們」、「他們」的區分，將自己人列為好人，將對立方列為壞人，彼此互相激烈攻訐，用不同的標準對人物進行高下判斷。
 清流強調道德、品格，以此睥睨社會，將別人都評為「濁」，這種態度引發了強烈反彈，因而才會有曹操的「求才令」，故意凸顯「能」，將能力抬高在品行之上，那是特別用來諷刺清流、反對清流標準的。
 另一個變化，則是對於人物評價的看法逐漸細膩化，逐漸趨近於現實所見的人的複雜性。光是區分「清」、「濁」，或好人、壞人，或用同一套標準把人分為九個等級，已不足以應對現實情況，於是開發出個性分析，不是要評判人的高下，而是要看人的多元多樣，什麼樣的人有怎樣的優缺點，什麼樣個性的人適合做什麼事、容易取得什麼成就，又可能會犯怎樣的錯誤。
 這就是劉劭《人物志》的內容方向。用清楚明白的語言將人物分類，進行人格分析，還提供現實的建議，既有益於自我修養，更有益於選人任人。
 三國亂局時，中國社會已經出現了這樣的人物人格分析系統，能夠普遍重視人才，更有助於對人才的研究和理解。
 《三國演義》比《三國志》更精彩，甚至因為《三國演義》而抬高了《三國志》的地位與重要性，這是事實。但我們不要忽略另一項事實，那就是《三國演義》能寫得那麼精彩，有其歷史基礎─三國的確是個重視人才、盛產多元人才的時代。這樣的時代條件，使得即便沒有太高史才和史識的陳壽，都能寫出內容豐富好看的《三國志》；而羅貫中的戲劇性敘事技巧與刻畫人物的天分，也才能在《三國演義》中有所著落、有所發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