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從王子走向神壇的故事畫卷

距今兩千五百年前，正值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是孔子以及諸子百家活躍於歷史舞台的時代。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的印度，誕生了一位哲人──佛教的創立者釋迦牟尼。他創立的學說，打破了當時印度社會等級森嚴的種姓制度，提倡四種姓平等。相傳，在釋迦住世說法的45年（一說49年）中，感化了無數民眾：從地位尊貴的婆羅門、國王、貴族，到工商巨富，乃至出身卑賤的販夫走卒，他都一視同仁，應機說教。這一思想不僅深深影響古印度的社會、文化與宗教的發展，而且在整個東方文明史上都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釋迦作為歷史人物，是“人間佛陀”。他出生在人間，生長在人間，成佛亦在人間。他是一位人格完美的人，因而解脫了世間一切煩惱的束縛，遠離了人生的痛苦。

中國的聖人一般都有詳盡的歷史記載，而印度釋迦牟尼（也稱佛陀）的事跡，主要靠佛經的記載。記述佛陀的經典分為本生和本行：本生記述佛陀前生各種善行的故事；本行，即佛傳，記述從釋迦出生、成人、出家、苦修、悟道、說法乃至涅槃的種種事跡。各種佛傳經典記述內容的範圍和詳略不盡相同，有的從佛陀前生寫起，有的從釋迦族祖先寫起，有的從佛陀降生寫起；釋迦牟尼及其家人的姓氏名諱各漢譯經典也不盡相同。佛陀本生和佛傳經典的記述大都充滿神話的色彩，亦幻亦真，將釋迦作為宗教信仰上的崇拜對象，並賦予他理想化的、超人性的一面。佛教出於神化佛陀的目的，需要創造佛陀的各種神話，創造佛陀前生的神話，是為了讚頌和烘托佛陀今生的神聖，實是釋迦傳記的延長。所以，釋迦本生和釋迦傳記既有聯繫，又有區別。本卷是佛傳畫的專卷，佛陀本生畫卷另冊介紹。

18世紀西方學者開始研究佛陀，當時只是把他當作神來研究。第一位提出佛陀是歷史人物的學者是德國著名佛學家奧登堡（Oldenberg）教授。他依據印度古代歷史和巴利文文獻研究，開創了佛陀史實研究的先河。其後許多佛教學者沿著奧登堡的足跡探索，取得了不少的成果。1947年，比利時著名佛教學者拉莫特（Etienne Lamotte）又強調注重研究佛傳故事的發展層次。

西方學者最早於18世紀開始研究犍陀羅（Gandhra，今巴基斯坦白沙瓦谷地）的佛教美術，成果豐富。佛傳是犍陀羅藝術的重要部分，德國的格倫威德爾（Grunewdal Albert）、法國的福歇（Alfred C.A Foucher）和英國的馬歇爾（John Hubert Marshall）被公認為犍陀羅佛傳美術研究的權威，特別是後兩位，貢獻尤其傑出。自20世紀起，東方的日本和中國學者也開始致力於釋迦生平、佛傳和佛傳美術的研究。

佛傳藝術是將佛傳以雕刻或繪畫的形式表現出來，供修行者瞻仰禮拜。其表現形式有二：一種是選取幾個代表性情節來描繪，如“四相”、“八相”等；藏傳佛教又有十二相成道、八大靈塔之說，是以紀念佛陀一生的重大事跡為題材繪製的。一種是以長卷畫面連續表現完整的釋迦生平故事。

佛傳故事畫是敦煌石窟壁畫的重要內容。從開創時期的十六國一直到宋元，歷代壁畫中都有表現。本卷根據壁畫及其所依據的佛經內容，簡述釋迦今生世俗生涯和成道後的弘法傳教事跡。

世俗王子從聖人走向神壇

釋迦牟尼是佛教的創始人，俗姓喬達摩（梵文Gotama，一譯瞿曇），名悉達多（梵文Siddhattha，意譯吉財），屬於釋迦族。釋迦牟尼（梵文akya-muai）意思是“釋迦族的聖人”。他誕生於迦毗羅衛國（據推測為今尼泊爾境內泰來地區的提羅拉科特遺址），生卒年月有多種說法，一般認為生活於公元前565至公元前485年。

據佛經說，釋迦牟尼出身於王室家族，父親是淨飯王，母親是摩耶夫人。他降生後七天，母親就死了，由姨母瞿曇彌把他撫養成人。他在深宮中長大，過著富足奢侈的生活，受到良好的教育。成年後，娶妃名叫耶輸陀羅，並生一子，名羅?羅。淨飯王希望太子悉達多繼承王位，但悉達多有感於人生所面臨的生、老、病、死的痛苦，希望通過修行，尋求一條解脫人生苦難的道路。

悉達多 29 歲出家。他先後找阿羅陀迦蘭和郁陀仙學習，可是都未能解決他所思考的解脫人生痛苦的問題。便又在摩揭陀國的優盧頻婆幽深的樹林中苦修了六年，身體日益羸弱，但仍毫無所得。於是他毅然放棄苦行，來到尼連禪河中沐浴，並接受牧女奉獻的乳糜，恢復了體力。在菩提伽耶的菩提樹下靜坐思惟，終於徹悟了生死痛苦的根源和解脫的方法，成了大覺悟者，即佛陀（梵文Buddha）。

釋迦覺悟成佛後，首先來到迦尸城附近的鹿野苑，向過去曾跟隨他的憍陳如等五位侍者講述自己經過思考獲得徹悟的道理。他以淺顯的語言、生動的比喻闡述了人生苦惱的原因，以及解脫輪迴痛苦和達到無苦境界（涅槃）的修行方法。憍陳如等五人聽法後，成為佛陀最早的弟子。這就是佛教所說的“初轉法輪”。一般認為，釋迦牟尼在鹿野苑為憍陳如等五人說法，並度他們為僧，標誌著佛教的誕生。從此佛教有了教主──釋迦牟尼，形成了基本教義──四聖諦和十二因緣，成立了僧團組織──僧伽。

釋迦牟尼35歲成道，80歲去世，在長達45年的時間裡，他奔波於各地傳教說法。傳教的範圍主要在恆河流域地區，東至瞻波，西到摩偷羅。傳教過程中廣收門徒，使僧團組織逐漸擴大，結交國王和商人，佛教的影響也越來越大。最後他在北印度拘尸那迦城附近的婆羅林中去世。縱觀釋迦牟尼為求真理而奔波的一生，並沒有甚麼神秘色彩。

相傳佛陀去世後的次年，其弟子舉行了第一次結集，將佛陀一生說教的內容會誦集成，形成了早期佛經《阿含經》（梵文Agamasutra），約公元前 1 世紀由小乘佛教徒整理成文字。經文中以釋迦牟尼的事跡作為闡述教義的背景資料，這樣就產生了簡單的釋迦生平事跡，雖然加進了神化筆墨，但釋迦仍是人間教主的形象。

在釋迦牟尼逝世後的100年至400年間，約在公元前4世紀至公元初，印度佛教分裂出許多教團派系，稱為部派佛教。部派佛教時期的各部派律藏，如《摩訶僧祇律》、《五分律》、《四分律》等，產生了簡單片斷的佛陀傳記的神化故事，如誕生、出遊四門、出家等。此後，由律藏簡單片斷的故事，逐漸發展成為系統完整的佛陀傳記故事。

公元1世紀，大乘佛教興起，佛陀被全面神化。《佛所行贊》就是這一時期在貴霜國王迦膩色迦的號召下撰寫的文學作品，這是歷史上首次將釋迦牟尼一生事跡作了神化和頌揚。接著，各種神化佛陀傳記的經典層出不窮地創作出來。說出世部的《大事記》，就是第一部獨立完整的佛陀傳記。這種帶有文學色彩的佛陀傳記故事，還有巴利文《彼岸趣品》、梵文《方廣大莊嚴經》、漢譯《太子瑞應本起經》、《過去現在因果經》等。在這些佛陀傳記的經典中，加進了許多傳說故事，遠離了釋迦的本來歷史面目，使他變成佛教徒們需要的神。也產生了《付法藏因緣傳》、《根本說一切有部毗耶奈雜事》等記述繪畫佛傳圖像的緣起和內容的佛經。

託物言志再現佛陀聖跡

隨著佛教的傳播，崇拜佛陀的藝術作品也在印度產生。部派佛教時期的佛傳故事雕刻中還沒有出現佛陀本人的形象，只是採用印度傳統的民間崇拜物，如窣堵波（塔）、聖樹、輪子、蓮花、寶座、華蓋等，作為標誌來暗示佛陀的存在。例如公元前 2 世紀中葉的巴爾胡特窣堵波和公元前 1 世紀初的桑奇大塔上的佛陀本生和傳記的雕刻片斷，以及後來阿瑪拉瓦提等地，也有類似的本生和佛傳雕刻。這時通常用象徵手法表現佛陀一生的大事，如用蓮花表示佛的“誕生”，用菩提樹暗示佛的“覺悟成道”，用法輪表示佛的“初次說法”，用窣堵波象徵佛的“涅槃”。

公元 1 世紀，貴霜國王迦膩色迦首次將佛陀的形象鑄造在金幣上，並鑄有“BOBBO”（佛陀）字樣。這時西北印度的犍陀羅地區，開始創作佛像雕刻作品，以及象徵物與佛像相結合的佛傳藝術。犍陀羅的佛傳故事浮雕不僅數量超過了巴爾胡特和桑奇大塔，甚至出現多達100多個場景的長篇佛傳浮雕，形象而完整地表現了佛陀的一生。犍陀羅佛教藝術以其獨特的藝術魅力推動了佛教的傳播，佛陀形象很快傳到了中亞地區、西域，而後傳入中國。在這一傳播過程中，不同地區、不同時代的作品，表現的內容和形式也有所不同。

佛經與佛像東土留聖跡

佛傳和本生的經典、以及佛像在東漢時一起傳到中國。據南梁慧皎著《高僧傳》記載，在佛教傳入之初，東漢明帝遣郎中蔡愔往天竺尋訪佛法，“愔於西域獲經”，其中有“佛本生”、“佛本行”，“愔又於西域得畫釋迦倚像，是優填王旃檀像師第四作。既至洛陽，明帝令畫工圖寫，置清涼台中及顯節陵上”。自東漢末年至宋代，漢譯佛教經典中涉及佛傳的典籍數量較多，其中主要譯著有：

東漢曇果、康孟祥、竺大力譯《修行本起經》

東漢康孟說譯《中本起經》

三國吳支謙譯《太子瑞應本起經》

西晉竺法護譯《普曜經》

西晉聶道真譯《異出菩薩本起經》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過去現在因果經》

（劉）宋釋寶雲譯《佛本行經》

北涼曇克讖《佛所行贊》

（蕭）梁僧祐撰《釋迦譜》

隋闍那崛多《佛本行集經》

唐地婆訶羅《方廣大莊嚴經》

宋法賢《眾許摩訶帝經》

關於中國製作佛像最早的記載，有《歷代三寶記》的東漢孝桓帝“以金銀作佛形象”；《後漢書．陶謙傳》、《三國誌．吳誌．劉繇傳》的丹陽人笮融大起浮屠祠，造作佛像等。現有的考古材料也很豐富，內蒙古和林格爾旗的東漢壁畫墓有“仙人騎白象”圖、山東沂南地區漢代畫像石和四川忠縣出土的銅搖錢樹上的佛像、江蘇徐州連雲港孔望山摩崖佛造像等。但這些初傳時期的佛像，都與中國傳統的神仙圖像相混淆。據文獻記載，由於貴霜國王迦膩色迦的大力推行，使西域地區（今中國新疆）的于闐（今和田）、龜茲（今庫車）、疏勒（今喀什）、鄯善等地較早地接受了佛教，現在這些地區都保存有約公元3～4世紀的早期佛教遺跡和遺物。鄯善米蘭地區寺院遺址的壁畫，已畫有佛傳、本生（須達拏）的題材。

據唐代張彥遠著《歷代名畫記》記載，東晉畫家顧愷之畫《八王分舍利圖》、南梁畫家張僧繇之子張善果畫《悉達太子納妃圖》。在北朝時期開鑿的石窟中都有佛傳和本生故事的繪畫和雕刻，如新疆庫車的克孜爾石窟、吐魯番的吐峪溝石窟、甘肅敦煌莫高窟、天水麥積山石窟、山西大同雲岡石窟、河南洛陽龍門石窟等。佛傳藝術是歷代寺廟常盛不衰的題材，直至明代仍有人依唐王勃《成道記》繪佛傳畫集《釋氏源流》、清人繪有《釋迦如來應化事跡》，兩畫集均有木刻本傳世。

縱覽敦煌檢閱佛陀傳記

敦煌的佛傳故事畫，歷代洞窟皆有繪製，無論其內容還是表現形式都具有強烈的感染力。它與本生故事一道，是敦煌石窟藝術中最引人注目的題材之一。

敦煌，位於河西走廊西端，自漢元鼎六年（公元111年）在此設郡並置玉門關和陽關後，便成了中西交通的“咽喉之地”，史稱“華戎所交一大都會”。敦煌不僅是東西貿易的中心，也是東西文化匯合、交融、傳播之地。據史籍記載，十六國、北朝時期少數民族政權無不提倡佛教，敦煌莫高窟創建之時正值北涼統治時期，受中原和涼州流行禪修的影響，也盛行“禪觀”，其中包括觀釋迦牟尼一生的事跡。這個時期石窟中的佛傳畫有出遊四門、降魔、初轉法輪等重要事跡，也有長篇的從釋迦出生到涅槃一生的事跡。

隋唐時期，佛教思想和佛教藝術基本完成了中國化的發展過程，中國佛教的各個宗派相繼建立。場面宏大、內容豐富的中國式的佛教經變畫應運而生。出現了簡便易行的修行方法 —— 唸佛，即不必經過禪定苦修，只要唸佛就可往生佛國世界。由於修行方式的變化，隋代佛傳和本生題材在壁畫中大量減少，唐代壁畫中佛傳和本生基本消失，阿彌陀經變、彌勒經變、藥師經變等經變畫取而代之，成為石窟的主要內容。如果說十六國、北朝時期石窟中的塑像和壁畫是應“鑿仙窟以居禪”而作，那麼，隋唐時期石窟的經變畫是為唸佛、求往生佛國淨土而作。隋唐時期在佛龕內或佛龕外對稱地繪乘象入胎和逾城出家，其內容雖屬佛傳，但其繪畫的目的在於表示釋迦牟尼說法，而並不表現釋迦一生傳記。石窟內的佛傳故事畫由多而少，反映了由北朝以禪修為中心，到唐代以釋迦牟尼講法為中心的修行方式的變化。

五代時期，敦煌地區四面都是強大的少數民族政權，常常面臨政治軍事威脅的困境，曹氏政權以佛教為號召，表現出挽救末法的決心，不僅開鑿了規模宏大的洞窟，還超乎尋常地依據《佛本行集經》繪製了長篇佛傳畫。其表現形式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出現了多幅、連續的屏風畫，並書有榜題，可謂佛傳中的宏篇巨製。

宋、西夏時期，中國僧人繼兩晉南北朝、唐代之後，又興起了第三次西行求法、拜謁聖跡、翻譯佛經的高潮。這一時期的敦煌佛傳繪畫，以“八塔變相”為特色，是依據宋譯《佛說八大靈塔名號經》和印度波羅王朝流行的八相圖而繪，畫中以八座寶塔象徵佛陀的八大聖跡，代表佛陀一生事跡。出現這種由印度“八相”演變成八塔的形式，與宋、西夏時期華嚴思想和密宗在敦煌的傳播與流行密切相關。

敦煌佛傳故事畫是研究佛傳藝術與發展的重要資料，也是研究佛陀生平的重要資料。各個歷史時期的佛傳故事畫反映了不同時期佛教信仰趨向，為研究佛教史和佛教思想提供了佐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