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史(修訂二版)

本書為作者累積先後在臺灣大學、臺灣師範大學及政治大學講授印度史三十餘年心得的力作。起自印度河流域文化，歷經雅利安人之入侵，文化發展燦爛的孔雀王朝、笈多王朝，伊斯蘭教統治的蒙兀兒王朝，英治印度以迄甘地領導印度獨立建國等，皆有精確扼要的敘述。全書之首冠以〈導論——印度歷史的特徵〉，分析影響印度歷史發展的關鍵因素，篇末則綜述現代印度與鄰邦之間的關係。本書取材嚴謹，論述詳盡，是研究印度史深具參考價值之專著。

吳俊才（1921～1996年）
印度德里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韓國成均館大學名譽法學博士，英國倫敦大學研究。曾任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大學、政治大學教授，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今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所長。1968年創辦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並曾於1977～1978年任駐薩爾瓦多大使。研究專長為印度史，著有《甘地與現代印度》、《政治與文化》等書。

印度是中國南面最重要的鄰邦，中國和印度又同是歷史文化源遠流長的國家。照理說我們對印度歷史應當早有深切的認識和瞭解，可是事實並不如此。緣因之一，中國自東漢明帝從印度輸入佛學，漢唐以來，歷代中國的高僧學者極力研究印度的佛教教義和思想，而對一般的印度歷史反而較少注意，降至近代，也很少有人去從事印度歷史的研究，屬於這方面的專著，因此特別的貧乏。另一方面，現代印度對於印度歷史的研究，也是印度獨立以後才特別加以注意。在此以前是屬於英治時代，更遠一點是屬於蒙兀兒帝國的回教王朝時代，都是異族入主印度，並不鼓勵印度人民研究他們自己的歷史，因為這樣很可能激發其強烈的國家民族意識，不利於異族的統治。同時我們也都瞭解，印度並沒有像我們一樣有二十四史一類有系統而從未間斷的史書，記述各朝代有關的史實，因而也就增加了研究者的困難。在印度國內尚且如此，其他國家的學者要從事印度史的探索，更是加倍不易。但是我們和印度毗鄰，數千年來文化交流，和平相處，對於這樣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的國家，自不能不注意其歷史的演變和發展。要瞭解現代印度，也必需從歷史著手。

二次世界大戰後，作者於民國三十七年前往印度，得到當時我首任駐印大使羅家倫先生的鼓勵，在德里大學研究印度史。那一段時期正值英國交還政權與印度，以及印回分治與印度獨立前後，得以親身目擊印度現代史上許多重大的變化，回國後曾撰《印度獨立與中印關係》一書，偏重在印度現代史方面的敘述，以後在國立臺灣大學、國立師範大學及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先後講授印度史一課。其間曾陸續出版《印度近代史》、《克什米爾與印巴關係》、《甘地與現代印度》等書，一直總想能編寫一部較完備的印度史，供國人參閱。本書之作，即三十年來此一心願的嘗試。

我國學者治史，強調史德與史見，前者屬於涵養功夫，後者可稱為治史的心得，作者面對浩瀚的印度史料，乃不揣淺陋，提出印度歷史的特徵，作為導論，冠於篇首，或許也能對一般讀者提供一些參考性質的意見，仍請海內外人士不吝賜教。

研究印度史，不難發現一個顯著的事實，即印度歷史的演變，確與同時代的宗教信仰，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每在轉捩性的關鍵時期，都是先有宗教的變革，然後方引發其他政治、社會各方面的轉變。因此之故，本書頗著重印度宗教方面的探討，諸如婆羅門教、耆那教、佛教、印度教、回教和錫克教、基督教等，其創教的時代背景，基本教義與教規，均盡可能作必要的說明。其中回教與基督教對印度而言，是外來的宗教，然其對印度社會的影響，仍然相當深遠而應為我們所不容忽略。屬於宗教方面的探討，原宜另有專史，但就印度而言，卻與一般歷史的演變，密不可分，因此無法從簡。作者不是研究比較宗教學的，在這方面自然難免掛一漏萬，亦請高明指正。

蒙兀兒帝國的回教王朝以及相隨俱來的英滅印度與英治時代，都是印度史中的重要部分，其對現代印度的影響也極大。對於這兩個異族入主印度的時期，作者盡可能作平衡的敘述。治史難免有褒貶，但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如英國的印度史學者之偏見，認為英滅印度乃是理所當然；或者將東印度公司時期印人對英人侵略之反抗，稱之為「叛亂」，因為東印度公司究竟只是一個外商經營的公司，它並不是一個政府。即使後來公司將產權獻與英皇，在印度成立了殖民地政府，就印度人民來說，也仍然是有權反抗其迫害。這些都是作者個人的觀點。站在同屬民主自由國家人民的立場而言，持此觀點，應非偏見。

最後談到甘地所領導的印度獨立革命運動，這是一首可歌可泣的史詩，未經流血的戰爭而能贏得印度的獨立與自由，誠屬不可思議，但卻為明顯的事實。甘地先生以頂天立地的氣概，悲天憫人的胸懷，領導此一開天闢地的事業，最後功成身退且以身殉道，都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三十多年前印度贏得獨立的最後階段，作者有幸均能親身體驗，所以記述也比較詳細。有關資料可能未必能見之於他人著作，只是作者個人之所見，如有謬誤或偏失之處，並請讀者見諒。

在印度現代史部分所涉及的中印關係，作者覺得也是不可忽略的。其間有不愉快的部分，作者也只是據實記述，因為始終相信，中印兩國合則兩利，分則同害，而眼前若干隔閡，終必消除，能重新攜手，共謀亞洲之安定與和平而齊心效力。

本書初稿曾在任課時多次講述，隨時增刪。作者前述拙作的資料亦曾引述，並有未經正式發表的個人研究報告，同時納入。當本書付梓之時，作者對故羅大使家倫當時所予之策勉，亡妻馬均權女士甘苦與共患難相隨予我之各種鼓勵，實不勝其感念追思，而新聞界前輩馬星野先生所予作者印度之行的各種協助與關懷，尤永誌不忘。本書得能出版問世，也得到張則堯教授與殷文俊教授二先生之協助，並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