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殤：中國河南HIV/AIDS田野報告

墳墓包圍著的村莊

我再次來到銀莊時，剛剛下過一場大雪。
中原大地銀裝素裏，遠遠望去，村莊很美。
走進了，才會發現，這是一個被墳墓包圍著的村莊。

被媒體稱之為「中原血禍」的中國河南愛滋病疫情爆發，引起全世界的關注。本書是作者置身現場親歷事件，與事件中人一起對事件的共同見證與解讀，具有一般書寫所無法具有的「在地真實」。全書將事件置放於中國社會轉型和全球化的雙重背景之下，以愛滋病村銀莊故事為主線，多方位多視角展開鋪陳，展現了醫學科學、社會政治與疾病傳播互動的過程，真實具象地映射出災難突發而至近乎完全混亂的境況中的世態萬象。

作者強調「民間視角」，強調當事者「本人發聲」，注重依據民間田野的經驗和觀點來提供事實、資料和分析，旨在補充修正以往人們對中國愛滋病事實的認知，增強對民間視角特別是底層邊緣社會的重視。這種出自學者之手的寫作突顯了來自田野的理論視野和社會人文色彩。

這部著作不只是一個關於死亡和絕望的悲劇故事，還是人類面對死亡時對生命意義的悟省認知；也不只是一個人類應當如何與疾病作鬥爭的故事，還是一個關於科學和探索，關於社會公平與正義，關於人們應該怎樣改變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管理人類社會和應對客觀世界的故事。它是一部有關醫學科學、社會政治和人類文明文化足跡的傳奇。

劉倩

新中國同齡人，與新中國共命運：土改、三反五反肅反、反右、人民公社大躍進、文革，歷次政治運動均在人生軌跡中留下深刻印痕。一生隨波漂流：老三屆，當過知青、工人、教師，高考制度恢復完成大學學業。之後，寫字為業為生：就職於河南省社會科學院，先從事文學研究，後轉入社會學，所謂學人者也。

本書的寫作，也許偶然，也許必然。只是感覺有一件事情等著人去做，而且是一件大事。只是沒有想到是由自己去做，最終做成了這個樣子。職業使然，個性使然，所成長的時代使然。也許換一個人做，會是另外的樣子。

黑道曰：拿人錢財替人消災；
白道曰：本份做人恪盡職守；
紅道曰：忠於國家忠於黨。
——道法不同，見智見仁，正如書中所提到過的「羅生門」。這本書，認真書寫一段當代歷史誠實記錄一個悲劇事件，一介寫字學人守道盡職而為之作，而已。

當然寫作並不順利，出版更不順利。等待出版的不短的時日裏，只好不斷修改書稿文字，以至最後，滿眼精華，每每披改閱讀，當時現場情境歷歷在目依然撼人心魄。當然，也會有不同看法，無論是對這段歷史對這個事件還是對這本書。依然「羅生門」。

致謝
推薦序
自序
本書主要人物一覽表
導　論 本書寫作的立場和方法
第一章 銀莊故事
第二章 在大的時空背景中
第三章　銀莊故事繼續
第四章 走訪衛生防疫部門和定點醫院
第五章 相同和不同的故事
第六章　故事背後的故事：被「嵌住」的
第七章 事件的内在邏輯
尾　聲 生活在繼續
結　語 田野實踐與反思
參考文獻
後記
附錄

走過歷史，記錄歷史

從2004年那個寒冷的冬季，到2009年炎熱的夏天，6個年頭的時間裏我許多次往返于這個中原大地上的村莊，和村裏的人們生活在一起，傾聽他們的聲音，感受他們的感受，親眼目睹不幸的人們一個個死去，一次次行進在送葬的隊伍中，和鄉親們一起埋葬他們死去的親人。期間去世的有建軍、繼臣、栗老四、諸老五，還有栗長春、栗獻臣、栗中臣、留安和留安妻、松才和他的哥哥、顧豔萍、閻秀榮、花榮、玉花、老歪、諸老五的哥哥諸老二、莫憲友和他的兩個兒子、陳賡兵團的老兵和他的妻子、春營上吊自殺的父親、老四的母親、建軍的母親、莫昭周、王化學……。

行進在鄉間送葬的隊伍中，我比任何時候都更深刻地體會到一種「歷史感」，我清晰地意識到我正在歷史中行走，我正置身於一場人間災難，一場人類的大事件。行走中我一遍又一遍追問：歷史到底在訴說什麼？人類到底在期盼什麼？同時追問自己：你到底為了什麼？

我決定記錄這段我正在親身經歷的歷史，體察它釐清它。記錄歷史為了反思歷史，返觀歷史為了不再重蹈覆轍。走過歷史，記錄歷史，書寫真歷史，研究真問題，這是我對自己的期許。

血價：中原農民的血，是價格最低廉的

「一個血」 當地村民將每採血一次，叫做「一個血」。常常會聽到他們說，某某一天最多賣六個血，或者說，某某只賣過一個血就感染了艾滋病，還有人賣「半個血，身體太瓤（弱），抽不出來了。」最初直接在醫院臨床賣全血，每「一個血」200CC，300CC、400CC不等。每100CC/10元。「鮮血，現抽現輸給病人。」「那時血便宜，錢主貴，除去花費，賣500CC能落40元。」大規模賣血風潮開始後 「一個血」有了定量定價標準，全採「一個血」400CC，50元。單採「一個血」抽取800CC，離心機瀝漿後，將濾下的紅血球還輸給賣血者，依然只有50元，或者更少。當地民謠：「胳膊一伸一蜷，拿回50大元。」實際上扣除化驗費等，農民根本還拿不到50元。據悉這其中的暴利是：除去給賣血者的40多塊錢外，血站還能淨賺至少70塊錢。（高昱等，2001）

各地血價不同，中原農民的血，是價格最低廉的。甚至還有賣血拿不到錢的、有抽血致命的——
我從82年就開始在四川境內賣血，92年到河南焦作賣，賣了12次以後查出有丙肝，就賣不出去了……。到了95年，我聽說河南誰都可以賣血，於是就帶著兒子去南陽，在市郊20多裏一個村莊賣了2次血，正好碰上派出所抓人，被沒收了70元賣血錢。我當時口袋裏一分錢都沒有了，左說右說，他們放我時才給10元錢。我就用這10元錢，帶著兒子趕車到了市區，在另外一個地方賣了一次血，得了45元。但這次賣完血以後，身體開始發冷發熱……。

呆了二十多天以後，我又到鄭州賣了5次，地點在一個學校後面，只管吃飯記賬，沒給錢。後來，我看到一個湖北人抽血時死了，被扔在溝裏，很害怕，就混車逃回來了。當時，在南陽有幾十個地下血站，每個都有成百上千的人在賣血，除了四川人，我碰到過湖北人、湖南人、安徽人。有的人血抽不出來，就倒掛在梁上抽。（夏國美，2002《別夢依稀》，轉引自高燕寧《血殤》）

比較效益 血價如此低廉為什麼還要賣血？雖然給予獻漿員的「營養費」最初僅為50元，但對當地人尤其農民而言都比種田划算。那些挑進縣城來賣的大頭菜，一斤只掙一毛錢（沈亮，2008）。灘頭村賣了一輩子血的諸老二說，那時候在生產隊幹活不掙錢，棒勞力一天10個工分，10分連2毛錢也不值。在窯場打坯，脫一塊磚坯子一厘錢，一年幹下來脫一萬多塊，才100多元，不勝賣血。銀莊村民牛俊營1979年第一次賣血380CC掙了58塊錢，「我賣乙肝血，貴。那個高興勁就別提啦！當時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有錢的人。在此之前我在輪窯幹三個月活才掙58塊錢。」栗一交說，剛開放搞活以後，我在K市修車。

人家說，人家都賣血哩，你還在這修車哩，賣血賺錢快！……馬上去賣血去，不幹修車了去賣血去！在那（賣血地）住了22天拿回來1800塊錢。這時候在這廠裏頭一個月工資才幾十塊錢。我原先（體重）181斤，不到一個月賣掉了30斤肉，又不幹（賣血）了，還去修車了。

22天拿回1800元與一個月工資幾十元的「比較效益」是顯而易見的。但是，1800元是「三十六個血」的價格，這期間要付出的「成本」還有22天的食宿費用和往來的交通費，也就是說，他平均每天至少要賣「二個血」才能有如此「收益」。「二個血」800CC，每天被抽取將近1公斤的血，於是22天後，他「賣掉了30斤肉。」好在他當時賣的是「全採」，又好在他還有修車的技術可以再「修車去了。」栗一交沒有感染艾滋病。而如諸老二一般的絕大多數村民就沒有他這麼幸運了。他們沒有一技之長，只有幾分土地。

都知道當年種地賠錢，沒有一技之長的農民打工，只能幹那些體力重掙錢少的活，老闆還拖欠工資，打工掙錢不易。於是「賣血致富」就成了他們的夢想。諸老二全採、單採都賣，最終死於艾滋病。

有償？無償？ 在省衛生部門的座談會上，一位衛生廳副廳長說到，他的女兒在銀行司工作，因為無償獻血，休息兩周，司裏補助2000元，部裏補助3000元。事實上，如今許多單位每年的「無償獻血」指標，是由中原農民打工者心甘情願地頂替完成，因為此時「無償獻血」得到的報酬儘管不能與國家單位正式人員相比，但比當年農民「有償賣血」所得收入卻高得多。銀莊村民栗海軍1997年在山東煙臺某建築公司打工「頂替指標獻血」，1斤血給三四百元血費，再多給三天工資60元，算是誤工費。

這些「無償獻血」所得，儘管大大低於單位正式人員的「補助」，但是遠遠高出每800CC/50元的血價，所以打工的很願意去頂替獻血，那次公司分配有六個獻血指標，全部由打工農民頂替，結果海軍被查出艾滋病，還沒有獻成。河南不少早期確證的艾滋病感染者，都是在打工單位替人「無償獻血」時被發現的。有報導說，現在的無償獻血者中，農民占50%，還有說占80%。

「房子」：話語表達與理解的錯位

第一次進艾滋病村莊，由駐村工作隊陪同，遇到艾滋病人提出的第一個問題便是「房子問題」：房快塌了，政府能不能幫忙蓋個房？一個病懨懨的艾滋病人說。當時工作隊，也包括我在內，都感到這要求太過份了：人都快死了，還要房子！也屢屢聽到艾滋領域一些醫界報界的朋友們抱怨河南農民艾滋病人素質太低，要求太高：到衛生部告狀，說房子塌了，要求蓋房子！他們根本分不清場合，不知道到哪裡應該要求什麼，應該說什麼。到衛生部嘛，就該說疫情，要求救治，要藥，首先要活命嘛！這些人素質太低，要求也太高。村裏感染者也說，那回到衛生部上訪，人家問啥要求，有人說要求蓋房。人家說，還一人給你發個媳婦哩！說到這裏，他們自己也感到很不好意思。

但是，這個明知過份的要求卻在不斷地堅持不懈地被提出來。我在疫區做調查，最經常遇到的還是「房子」問題。一次我剛進村，便有人趕過來找我：你快去看看吧，我家的牆已經歪了，房頂透天，漏雨還漏雪，你政府管不管？他把我當成「政府的人」。我在艾滋病村裏長住，眼見村裏一些艾滋病人，人快死了，還在張羅為兒子蓋房子。丈夫死了，妻子繼續。那位陳賡兵團的老兵，兒子已經因艾滋病死去，為了幫也感染艾滋病毒的兒媳婦湊足磚頭為孫子蓋房，老人拆去了自家院牆和灶房的半邊山牆。村民組長栗松才臨終前說：我本人是不說啥了，小孩成不了媒，死了放心不下。

不是提出建設新農村五個規劃麼，能不能叫農村城市化先走一步，建新房改變村莊面貌？就為小孩們著想，為他們能成媒……。在艾滋病人的葬禮上，人們圍向我訴說各自的遭遇，話題最終竟然也集中到「房子」。他們說，這病反正是治不好的，政府不如把給我們治病的錢給我們蓋房子。他們當年不少人賣血就是為了蓋房子，有些人家房蓋好了卻人去屋空。後來人們又冒著極大風險非法製作煙花爆竹，一旦手裏有了幾個錢，立馬蓋房子。做炮被炸死的一個外鄉人和本村村民栗現靈，生前都說過：給孩子娶媳婦的房子蓋好，就不幹（非法生產煙花爆竹）了。而他們都未能看到自己的心願實現。

村人說，蓋房子娶媳婦，是農村人總要辦的大事，「這些事，沒有病早一天晚一天不怕，有病就可怕了！要搶在活著時候掙點錢把事辦了，不安排好兒子的事死了不放心。」「咱村名譽不好，得叫環境搞好，起碼叫房蓋好一些，人家女孩才願意來。」總之「得有房，才能把媳婦娶回來。」

2009年8月，我又來到村裏，村裏不少人家都蓋起了新房。村民牛五堂的新房很氣派很漂亮。他一度收養死去的兄弟們的孩子一共九人，現在幾個大的已經外出打工。我說，現在孩子們長大了，日子應當好過了。不料他卻說：壓力更大了。小時候操心他們吃喝，現在還得操心他們成家，光幾個子侄蓋房，得多少錢！咱村這情況，孩兒們成媒全憑房子……。

就是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我漸漸聽懂了關於「房子」的話語意義：蓋房子關係到娶妻生子傳宗接代香火延續。——這幾乎是中原農民一個人一生的終極目標，人生價值的全部追求和生命意義的體現。生命最後關頭，更突顯出房子意義的緊迫和重要，他們最惦念的就是蓋房子。他們真的「分不清場合」，好不容易找到衛生部，他們以為見到了中央「最大的官」，要提出的「最重要最要緊的要求」，自然是房子。至於醫藥救治，個人生死，都不重要了。他們拼命要活下去，原本也還是為了孩子。不是親歷，不可能理解「房子」在中原農民生命中的意義和價值。——這種理解，需要生命經驗的會意與默契。

由此及彼，其實許多時候，人們之間的不理解或者誤解，就是這種「話語錯位」導致的誤讀。理解溝通，需要用心。這種理解於決策者尤為重要，只有真正瞭解百姓的想法百姓的需求，才能做出正確的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