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民國：聆聽民國史的馬蹄聲

近代中國詭譎多變，讓人目不暇給，充斥著危機與轉機、期待與失望。綜觀歷史走向和時代潮流皆由人所支配，尤其是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與社會扮演呼風喚雨角色的領導者，面對時代浪潮，有人在關鍵時刻把握機會，化危機為轉機，化頹勢為強勢，進而扭轉創造新局；有人則被時勢的浪濤推來攘去，身不由己地隨潮起落，成為殘酷境遇下的犧牲者。

在民國這個舞台上，從推翻滿清到東征、北伐、抗日、剿共、國民政府退守台灣，這期間所締造的歷史事件至今仍影響深遠。這些在浩瀚歲月和歷史浪潮中改變歷史的關鍵，諸如：五四運動對中國文化的衝擊，乃至新文藝的復興；故宮國寶的渡海遷台，除了保留不少珍貴文物之外，更深具政治意涵，建構了國府傳承中華文化歷史的正統性；季辛吉的秘訪北京震撼全球，台灣因此被迫退出聯合國，至今仍被拒於門外；末代皇帝溥儀令人撲朔迷離的婚姻，間接為那風雲變幻的時代做見證；蔣介石與何應欽、李宗仁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就如同一部中國近代史，公諸於世的史料只是冰山一角，他們之間的角力、攜手與爭鬥，象徵了近代中國政治與民族主義者的悲劇；而抗戰時代的漢奸與到處橫行的特務，則更是那混亂時代的悲劇性產物。

本書透過天安門這個歷代權力中心的風雲變幻，將這些影響民國史的事件和人物的歷史功過還原揭露；包括了末代皇帝的感情生活、五四運動、西安事變、國共?戰、漢奸特務、毛蔣比較、蔣李鬥爭、故宮遷台、古寧頭大捷、季辛吉秘訪中國、胡適的秘密情人等精彩篇章。

民間史家林博文，長期蒐集大量史料，深入剖析歷史長河中的轉折點與弄潮兒，生動地為我們上了一堂學校沒有教的民國史。

書籍重點

鐵血宰相俾斯麥曾說，
決策者必須能夠在靜夜裡聽到遙遠的歷史馬蹄聲，
才能在關鍵時刻做出明智正確的判斷。
深懷歷史感的人，才有高瞻遠矚的胸襟與眼光，
「以史為鑑」方能知所興替。
民間史家林博文，長期蒐集大量史料，深入剖析歷史長河中的轉折點與弄潮者，
生動地為我們上了一堂學校沒有教的民國史。

聆聽民國史的馬蹄聲
林博文 

中國歷史上，中華民國占有獨特的地位，它有兩個歷史現場，一個在1949年以前的大陸，另一個則在1949年以後的台灣。沒有人會想到清朝割讓給日本的台灣，在日本統治和用心建設五十年後，竟成為延續朝代香火的「蓬萊仙島」！儘管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官方史家不承認1949年以後的中華民國，但無可否認的是，台灣的中華民國，在毛澤東蓄意摧毀傳統文化和蹂躪蒼生的數十年間，不斷地向大陸照射充滿希望與人性的中華之光……

一九七二年二月下旬，美國總統尼克森首次敲開「竹幕」之門，對中國大陸進行破冰之旅。在尼克森訪華期間，中方的主要譯員是冀朝鑄、唐聞生和章含之，美方的首席翻譯則是曾在台灣學中文的傅立民（Charles W. Freeman, Jr.）。當時二十八歲的傅立民，在國務院上班時曾看到一份情報說，中國大陸已出版了一套點校本二十四史，他很興奮，希望能到北京買一套。機會終於來了，他帶了一筆錢準備隨尼克森訪華時買書。

傅立民短暫停留北京之際，特別抽空到王府井大街新華書店買點校本二十四史。書店店員告訴他，那套書還沒有出版，一批學者還在點校中。傅立民失望地回到釣魚台國賓館。

中方接待小組對尼克森訪問團每一個團員的動靜，都一清二楚，他們也都會把一些細節呈報周恩來。尼克森一行飛往杭州前，周恩來請吃中飯，傅立民和尼、周同桌當翻譯。席間，周恩來突對傅立民說：「聽說你對二十五史很有興趣，我不知道他們已開始寫中華民國在大陸的歷史。」周恩來把中華民國史列入二十五史了。周氏順便向尼克森介紹二十四史，由傅立民翻譯。

周恩來又向傅立民表示，既然你對中國歷史那麼有興趣，我們準備送你們兩套百衲本二十四史，一套給白宮，一套送國務院。周又說，他們將送一套剛出版的民初老政客兼言論家、時任中共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章士釗的新著《柳文指要》給傅立民，傅氏大悅。章士釗（字行嚴，其養女章含之是喬冠華的第二任妻子）研究唐代文學家柳宗元的著作《柳文指要》，頗受毛澤東欣賞，並推薦出版。中共動員一批學者點校的二十四史，直至一九七八年始全部出齊。過去數十年，中國大陸雖曾陸續出版有關中華民國史的書籍，但直到二○一一年八月，才隆重推出北京中華書局印行、中國社科院近史所主持編纂的十六冊《中華民國史》、十二冊《中華民國大事記》和八冊《中華民國人物傳》，總共三十六冊，綜述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華民國史。

有兩個歷史現場的中華民國
在中國歷史上，中華民國占有獨特的地位，它有兩個歷史現場（亦可稱歷史場景），一個在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大陸，另一個則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的台灣。

沒有人會想到清朝割讓給日本的台灣，在日本統治和用心建設五十年後，竟成為中華民國（蔣介石政府、國民黨政權）延續朝代香火的「蓬萊仙島」！儘管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官方史家不承認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中華民國，但無可否認的是，台灣的中華民國，不僅在毛澤東蓄意摧毀傳統文化和蹂躪蒼生的數十年間，不斷地向大陸照射充滿希望與人性的中華之光；並在大陸改革開放的進程中，被中共各級領導人當作改善統治文化的借鑑。

一九一二年至一九四九年的中華民國史，雖然只有短短三十七年，卻滿布動亂、苦難、血淚、掙扎、外侮和內鬥，不少史家認為只有從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七年（民十七至民二十六）這個階段比較爭氣，甚至美稱為「黃金十年」。一般史家把「中華民國在大陸」的三十七年分為五個時期，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六年（民元至民五），即袁世凱在政治舞台上當主角的時代是第一個時期。第二個時期是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二八年（民五至民十七）的軍閥割據和混戰時期。第三個時期即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七年的所謂「黃金十年」階段。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對日抗戰，乃為第四個時期；從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至一九四九年大陸淪共，是第五個時期，亦為中華民國向大陸作最後告別的淒楚歲月！

時代巨輪大轉向
南唐李後主哀歎：「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對故鄉山水和祖國大地懷有無限深情的蔣介石，領導中華民族艱苦抗戰，終獲最後勝利，絕不會料到日寇投降後四年，江山遽然變色，這位自律甚嚴的老軍人竟敗給「無法無天」的老造反毛澤東。蔣介石完全應證了李後主所說的：「故國夢重歸，覺來雙淚垂」的悲劇。「無限江山」和「反攻大陸」俱成蔣介石「人生長恨水長東」的永恆缺憾！
民國史充斥了危機與轉機，亦填滿了失望與希望。歷史走向和時代潮流是由人所支配的，尤其是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與社會領域扮演呼風喚雨角色的領導者，面對滾滾浪滔，最重要的是如何在關鍵時刻把握機會，化逆境為順境，化頹勢為強勢，從而創造勝利局面。蔣介石在大陸的失敗，厥在於他經常在關鍵時刻錯失良機，作出錯誤的決策或用錯人，從內戰慘敗到經濟崩潰，從政治守舊到社會停滯，蔣介石始終被時代巨輪拖著走，而不是帶領時代巨輪向前進。抗戰勝利後，中國社會普遍響起「收復失土，喪盡人心」的怨言，絕非偶然。歷史的變數，亦非單一因素所促成。國軍在國共內戰全盤失利的原因，除了各級指揮官（包括蔣介石本人）的無能和戰略與戰術失當之外，戰場外的民心大逆轉、社會大失調以及國民政府的束手無策，殆為導致整個國家崩潰的致命要素。這也是迫使蔣介石不得不在一九四九年秋冬，面臨「最是倉皇辭廟日」的巨痛！歷史的大諷刺是，當年許許多多像前浙江省主席黃紹竑（季寬）一樣，懷著「北國正花開，已是江南花落」而投向中共陣營的軍人、政客和知識分子，到最後都在殘酷地毛政權下被批被鬥或唾面自乾，人的尊嚴蕩然無存，更遑論活下去！

去除「民國史史盲症」
曾於一九六五年做過《紐約時報》西貢分社主任（即駐越南首席特派員）的藍古斯（A. J. Langguth），離開報界後在南加州大學（USC）新聞系教書，有一次在課堂上講到媒體與越戰的關係，他的學生都是在八○年代以後出生，越戰對他們而言，如同「古代史」。他問學生知不知道越戰時代的美國國務卿魯斯克、白宮國安助理麥克喬治‧彭岱、國防部長麥納瑪拉和美軍駐越最高指揮官魏摩蘭。全班學生都不知他們是何許人，只有三個學生說他們聽過麥納瑪拉的名字。藍古斯追問之下，這三個學生記憶中的麥納瑪拉，並不是越戰時代的國防部長，而是一九一○年因勞資糾紛炸毀《洛杉磯時報》大樓的麥納瑪拉兄弟。

年輕人不懂本國近現代史，已成為舉世皆然的一種普遍現象。海峽兩岸的年輕一代，對歷史缺乏興趣，不知中華民國史和國共關係史，亦不知蔣介石和毛澤東所作所為，更不用提孫中山與袁世凱了！普魯士「鐵血宰相」俾斯麥嘗言，決策者必須能夠在靜夜裡聽到遙遠的歷史馬蹄聲，才能在關鍵時刻做出明智而又正確的判斷。俾相認為深懷歷史感的人，方有高瞻遠矚的胸襟與眼光，此即為「以史為鑑」的真諦。
環顧當今舉世領導階層，能夠耳聞遙遠的歷史馬蹄聲的掌權者，蓋已寥若晨星矣！

自序 聆聽民國史的馬蹄聲　

民國景觀上的轉折點　
天安門傳奇　
五四運動虹光長在　
抗戰年代十大事件　
西南聯大輝照史冊　
故宮國寶遷台的涵義　
古寧頭大捷扭轉台海情勢　
五○年代的香港「第三勢力」　
百年老店國民黨的滄桑　
魯斯媒體集團與國民黨　
易勞逸與「國民黨學」　
慘淡歲月的台灣　
季辛吉秘訪北京撼動台灣　
台灣政治脫胎換骨的年代　
附錄
中共提前到來的兩大勝利　
中蘇共分裂導火線：八二三砲戰　
艾森豪、蔣介石與台海危機　

民國長河中的弄潮者　
末代皇帝溥儀的婚姻　
日本侵華三大特務　
抗戰時代的漢奸　
美麗特務鄭蘋如　
蔣介石與何應欽關係錯綜　
貌合神離的總統與副總統　
民國總統「神話」連篇　
吳鼎昌與《大公報》　
李璜與青年黨　
「新聞動物」陸鏗
口述歷史開路人唐德剛　
周恩來夜宴孔傑榮　
遊走兩岸三地的特務大使李潔明　
第一個華裔美軍少將傅履仁　
孫中山的孫女孫穗芬　
「知古而昧今」的史學家何炳棣　
沉湎情色的「亞洲鐵人」楊傳廣　
胡適的最後情人　

附錄
夤緣善變的蔣介石文學侍臣陶希聖∕龔選舞　

天安門傳奇

耶魯大學中國近代史榮休講座教授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一九八一年出版了一部探討近代中國著名人物與革命的著作，這部書就叫《天安門》（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史景遷說，一百多年來，天安門一方面使中國人產生一種遠離現實的夢想；但在另一方面，天安門也是政府威權的象徵。這種威權有時候會斲喪老百姓的夢想，有時候會把老百姓捉將官裡去。然而，有時候，這種威權會在不可測知的人民力量之前，一籌莫展。史景遷指出，自十九世紀九○年代至二十世紀八○年代，中國飽經外患和內憂，在這內外激盪的橫流中，很少中國人未受其影響與衝擊。
一九八九年六月，天安門又成為中國歷史的重心、全球矚目的焦點。天安門廣場（Tiananmen Square）又因學生民主運動，而變成全世界家喻戶曉的地方。
在近代史上，天安門曾目睹過無數的歷史性事件，它本身亦曾受到炮火的洗禮。一百多年來，中國人的多少尊嚴與恥辱、驕傲與屈膝、勇毅與殘忍，都曾經在天安門廣場上輪番上演。

庚子拳亂
一九○○年四月中旬，義和團數百拳民攜帶兵器到達盧溝橋，散發反對外國教會的揭帖。四月下旬，團眾不斷進入北京。五月至六月，義和團先後焚毀了高碑店、涿州、琉璃河、長辛店、盧溝橋、豐台等車站，以及豐台機器製造局，扳毀鐵路。六月四日，又在北京南郊燒毀黃村車站，包圍聶士成軍隊，擊斃聶軍八十餘名。
在五月三十一日，各國駐華公使便以保護使館為名，調兵進京。第一批有美、英、法、義、日、俄等國軍三百多人。六月一、二日，又有德、奧兩國官兵八十餘人入京。六月中旬後，北京城實際上已被義和團所控制。拳民的活動，影響著大清帝國首都生活的每一個層面。皇宮的宮門、中央政府的各個大小衙門和親貴王公的住宅，幾乎皆有義和團派人把守監視。即連大道路口和內外城各門，也都有團眾站崗。
義和團開始進攻北京城裡的天主教堂和耶穌教堂，並將外國使館所在的東交民巷改名為「切洋雞鳴街」，御河橋易名為「斷洋橋」。六月十六日，拳民放火焚燒前門外大柵欄老德記西藥房，大火蔓延，四千多家店舖均被焚毀。大柵欄以外，珠寶市是北京的金融中心，亦未倖免。六月十七日，電報局被焚。從六月十五日到八月十六日，義和團包圍天主教北堂（西什庫教堂）六十三天，拳民與困守教堂的中國教徒，死傷無數。六月二十日，德國公使克林德為了向清廷交涉，在前往總理衙門途中被清軍虎神營官兵槍殺。
被圍在東交民巷的外國人員，除了終日躲在樓裡或地下室裡的外交人員較少傷亡外。據記載，截至七月二十日止，法軍死傷四十二人、德軍死傷三十人、日軍死傷四十五人，共一百一十七人（在整個拳亂中，外國人約有二百三十一人死亡）。但榮祿的武衛軍和董福祥的甘軍，據估計死亡人數當在四千以上，而拳民傷亡更重。
一九○○年八月十三日深夜，八國聯軍四萬餘人自天津攻到北京城下，第二天進入城區。八月十五日，慈禧太后挾光緒皇帝倉皇西逃。八國聯軍分區占領北京城，進行血腥軍事統治，拳民與無辜平民死亡無數。聯軍圍攻和焚燒莊親王載勛的住宅，當場燒死一千七百多人。聯軍公開准許軍隊從八月十六日到十八日，搶劫三天，而實際上直到聯軍撤離北京之日，搶劫始終未曾停止。
聯軍攻進北京城時，炮火打壞了天安門前的華表。據中共文獻記載，一九五二年八月修繕天安門時，工人從城樓西邊的木樑上，取出三顆炮彈，彈殼上隱約可見英文字母。從炮彈的古老形式看來，無疑是八國聯軍留下的「紀念品」。
庚子拳亂過後十二年，也就是民國元年，天安門一帶又演出了「北京兵變」。
一九一二年初，北京的革命黨人痛恨袁世凱的情緒，已高漲到飽和點。革命黨人除了繼續準備武裝起義之外，曾進行兩次重要的暗殺行動。第一次是一月十六日，張光培等十八人在東華門大街行刺袁世凱，沒有成功。經過激烈戰鬥後，張光培等十人被捕，其中三人慘遭殺害。第二次是在一月二十六日，革命黨人彭家珍在光明殿胡同投擲炸彈刺殺頑固派分子宗社黨良弼，彭家珍當場犧牲，良弼也重傷而死。
二月初，南方革命政府與袁世凱達成協議，約定清帝在獲得優待條件的情況下宣布退位，南京的中華民國臨時參議院則選舉袁世凱繼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二月十二日，清帝宣布退位。當時，北京的政治空氣空前活躍，報刊雜誌像雨後春筍一般大量湧現，僅報紙就多達一百種左右，占全國總數的五分之一。
清帝退位以後，在遷都問題上，南北方展開了一場鬥爭。選舉袁世凱以前，臨時參議院曾根據孫中山的提議，決定首都定在南京，不許遷移。袁世凱必須到南京就任，遵守︿臨時約法﹀三個條件，藉以約束袁世凱。孫中山的目的是要把袁調離北京這個封建老巢，並把他放在南方革命勢力的監督之下。但袁氏以北方形勢不穩為藉口，堅決不肯離開北京，且以「軍隊暴動、皇族蠢動、外國干涉」來威脅南方。
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孫中山派遣的專使蔡元培、宋教仁、汪精衛、鈕永建、王正廷、劉冠雄、魏宸組、唐紹儀等人到達北京。袁世凱一面以隆重之禮歡迎蔡元培等人，並假裝同意南下，一面卻策劃一次大規模的兵變，這就是民國成立之初有名的「北京兵變」。
二月二十九日晚上，袁世凱的爪牙曹錕所率領的第三鎮士兵，突然在朝陽門外東岳廟譁變，到東城、南城、北城大肆放火洗劫。蔡元培等專使在煤渣胡同的住所也被搶掠一空，專使們逃至使館區六國飯店避難。正在此時，袁派人把專使們找來，商議南下的問題。袁以預謀的兵變證明了自己不能離開北京的說詞，專使們驚魂未定，也就議決致電南京參議院主張讓袁在北京就職，參院同意，並在四月二日決議遷都北京。
袁世凱一手製造的兵變，為北京城帶來了極大的破壞。經過二十九日晚上的焚燒和掠奪，許多店舖門口都貼上「搶劫一空」的條子。亂軍大搶一陣之後，仍回到城外駐地。第二天，京防營務處總理陸建章和毅軍將領姜桂題，宣稱這次事變是「土匪作亂」，搜捕一群貧民，誣指他們為土匪，並抓到天橋處死。當天晚上，毅軍又在西城滋事，天津、保定也相繼發生兵變。
據估計，北京兵變期間，四千多家店舖被搶，損失九千多萬兩，北京城內屍體遍地，市民財產和市區建築受到嚴重損害。
北京兵變結束七年之後，天安門廣場上發生了近代中國第一次、也是最有名的一次大規模學生愛國運動，即五四運動。

五四愛國情緒高漲
北京政府對五四事件的最初反應，顯然頗為躊躇和迷惑。總統徐世昌並不堅持嚴懲學生，溫和派的教育總長傅增湘亦打算和學生妥協。然而，這種態度並不為軍頭和保守派所接受。因此，五月四日晚上在總理錢能訓官邸召開的會議中，以安福系和親日分子為主的保守派，即提出封閉北大、撤換北大校長、嚴懲學生的要求，並獲通過。
在五四示威之後，北京政府曾立刻採取一些防範於後的措施，如新聞檢查、切斷北京與國外的有線電報電話。自五四至五月底，學生仍繼續示威，政府亦繼續抓人，但事態並未擴大。然而，到了六月二日下午，北大學生張國燾等七人被捕；六月三日，北京政府態度轉趨強硬，升高對立態勢，當天軍警逮捕街頭演講隊學生一百多人，皆拘禁於北大法科大禮堂。是為「六三事件」的開始。
北洋軍警逮捕學生，以步軍統領王懷慶執行最力。六月四日，各校學生分隊四處演講，慷慨陳詞，更為激烈。軍警禁阻無效，乃以馬隊衝散群眾，抗拒即施以鞭打，此後大舉逮捕學生，押送北大法科，連「六三」所拘者共八百二十七人。因被捕學生愈來愈多，乃將理科大講堂改為拘留所，有一百三十九人被拘該地。拘禁於警廳及步軍統領衙內者，數字不詳；被毆重傷者，則送至同仁醫院治療。
然北京政府有鑑於學生不畏軍警嚇阻，以武力鎮壓學生勢將拘不勝拘，捕不勝捕，乃見風轉舵，改變政策。六月八日中午，各校代表歡迎被拘同學返校，大呼中華民國萬歲！中國學界萬歲！北京大學萬歲！北京政府態度軟化的最主要原因，乃是全國響應的「三罷」︱罷課、罷市、罷工，使北京政府大感吃不消！
一九二六年，在愛國情緒仍然高漲之際，天安門廣場又上演了著名的「三一八慘案」。
三月十二日，日本軍艦掩護奉軍闖入大沽口，炮擊炮台守軍（馮玉祥的國民軍），守軍還擊，雙方互有傷亡。十三日英、美、法、義、日五國公使召開緊急會議，決定以辛丑和約八國公使名義，向中國提出五點最後通牒。北京外交部態度軟弱，激起民眾公憤。
三月十八日上午十時，北京市民兩千多人在天安門舉行「反對八國通牒」國民大會。會後向長安街鐵獅子胡同國務院出發，沿途高喊口號。下午一時二十分，部分遊行隊伍到國務院，要求派代表會見總理，衛隊緊閉柵門不許他們進去。群眾憤怒高呼「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賣國政府！」衛隊旅長宋玉珍向段祺瑞請示，段下令向手無寸鐵的群眾開槍，當場打死遊行者四十六人，打傷一百五十五人，其中有不少是女學生和未成年學生。
魯迅在〈無花的薔薇之二〉一文中說，一九二六年的三月十八日，是「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
就像古今中外許多獨裁專制政府一樣，北京國務院在「三一八」當天發出通電，無中生有地誣衊請願者「組織敢死隊衝鋒前進，擊死憲兵一人，傷警廳稽查及警察各一人、衛隊多名。當場奪獲暴徒手槍數枝。」北京段祺瑞政府的目的，在於把這一血腥屠殺罪行說成是執政府衛隊的自衛行為。
三月二十五日，北大學生為殉難同學李家珍、黃克仁、張仲超下葬，送殯者達千餘人，並且舉行了抬棺遊行。據當時擔任執政府衛隊旅上校參謀長的楚溪春回憶道，「三一八」慘案發生時，住在吉兆胡同的段祺瑞正在和圍棋神童吳清源下圍棋，段祺瑞對楚溪春說：「楚參謀長，你去告訴衛隊旅官兵，我不但不懲罰他們，我還要賞他們呢！這一群土匪學生……。」楚氏又說：「那一天是陰天，天上飄著小雪花，當我再經過執政府門前時，就看見有一、二十具白皮棺材擺在執政府門前。……當時為了顛倒是非，旅部就開會決定，馬上找來幾隻舊手槍，說是學生們的兇器；又找了幾把條帚和幾個煤油桶，裝了一些煤油，說學生拿這些東西準備放火燒執政府……。」
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如李大釗、徐謙、李石曾、丁惟汾和陳毅（日後曾任中共外交部長）等人，都是「三一八運動」的參與者。

激發年輕人去思索
三○年代中葉，日本侵華野心日益高漲。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上旬，天安門廣場發生了震撼全國的「一二九運動」。
十二月九日，國府準備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以實現華北特殊化。北平各大學學生為反對成立傀儡政權，決定發動大規模示威遊行。「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這是一二九運動中一篇宣言裡的一句話。這一句話頗有概括性。它道出了當時北平同學的愛國情緒，也啟發了年輕的愛國者思索問題：個人的命運和祖國的命運是不是息息相關？
十二月九日這一天，約有七千多名大中學生參加了遊行示威，有一百多人受傷，三十多人被捕，日後在中共政府中擔任高職的外交部長黃華（王汝梅）、黃敬（俞啟威，前國府國防部長俞大維的侄兒）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姚依林，都是當年「一二九運動」的健將。
中共統治中國大陸後，刻意拆除、整修、擴大天安門廣場的範圍，「文丑」郭沫若曾為「大廣場」寫過一首歌功頌德的詩句。三百多年前的廣場紅牆拆除了，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建成的電車軌道也移走了，整個廣場面積達四十公頃。
一九七六年清明節，震動中外的「天安門廣場事件」發生了。中國人民經過文革浩劫之後，鬱積在心中的十年怨氣與苦悶，只有在紀念周恩來（一月八日病逝）的清明時節得以宣洩出來。那個時候，第一次復出的鄧小平，因毛澤東和四人幫的壓制而再度靠邊站，北京全是四人幫的天下。他們看到堆積在天安門廣場上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花圈，高聳入雲，他們也看到群眾懷念周恩來的悼詞，字字血淚。他們決定以高壓手段制止這場別具他意的悼周活動。
四月四日是清明節，又是星期日，這一天，到天安門廣場的群眾達二百萬人以上。四人幫「清理花圈、標語和抓反革命」的行動，是在四月四日晚上十一時以後展開，四月五日，鎮壓行動全面進行，數十萬名群眾與五萬以上的民兵、三千名以上的警察發生衝突。四人幫成立「三聯指揮部」統一鎮壓行動。據嚴家其和高皋合著的《中國文革十年史》的記載：「晚九點四十五分左右，大規模的毆打結束了。紀念碑旁地上攤攤鮮血邊躺著、蹲著、趴著鼻青臉腫的二百多名被打群眾。經過初審，他們分別被押送到中山公園等地，每個人都被仔細地搜身、審問，有的還被帶上了背銬，投入了監獄。夜晚十一時，統一調動的上百名公安幹警從廣場北側國旗桿處一字橫排，用水和墩布由北往南拖擦地上的血跡，企圖掩蓋他們一夥利用黑夜對中國人民所犯下的罪行。」四月六日深夜，天安門廣場開始戒嚴。第二天，天安門廣場裡，一批灑水車仍在沖刷殘留在廣場上的血跡。
血跡或許可以洗刷乾淨，但王立山在廣場紀念碑上所寫的一首詩，將永垂青史：「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灑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
耶魯教授史景遷認為天安門是政府威權的象徵。中共解放軍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大開殺戒，毋寧是這種恐怖威權的濫用與褻瀆。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之後，胡適寫了一首題為〈威權〉的詩。原詩是這樣的：

威權坐在山頂上！
指揮一班鐵索鎖著的奴隸替他開礦。
他說：「你們誰敢倔強？
我要把你們怎麼樣就怎麼樣！」
奴隸們做了一萬年的工，
頭頂上的鐵索漸漸的磨斷了。
他們說：「等到鐵索斷時，
我們要造反了！」

奴隸們同心合力，
一鋤一鋤的掘到山腳底。
山腳底挖空了，
威權倒下來，活活的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