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才武略：唐宋時期的國家危機與管治精英

序言

第一章、隋末唐初的政權與豪族：「山東豪傑」的中日學術解讀 001
第二章、武則天與狄仁傑所論唐代的治國奇才 031
第三章、中宗至玄宗期的政治輿論：武、韋政權及其祔葬問題的觀察 053
第四章、兩神策與兩樞密：唐代北司權力領導新探 077
第五章、中晚唐動盪政局下「權閹」和「良豎」觀念的形成 103
第六章、唐末五代城池之戰：從黃巢到朱全忠的戰略檢討 129
第七章、唐宋之際科舉恩門的重建和進士群體的政治活動 151
第八章、北宋中期推崇的文武禦邊典範：韓、范戰略與狄青陷陣 187
第九章、南渡與北伐的再思：陳亮、葉適為代表的事功派軍事理念 215
第十章、唐宋軍政研究的專論與變革期觀念的構築 239

後記 本書各章出處

第二章 武則天與狄仁傑所論唐代的治國奇才

引言

武則天以女主當政，為打擊中央的關隴集團，一度起用大批文學新進作為政治班底。這種尊崇文詞的任人方式，固然超越了前朝貴族門閥的階級壟斷，惟不免缺乏客觀的量度標準。加上武氏對臣下猜疑，宰臣的重用或見棄全繋於政治的表忠，往往流於跟風附和，忽略了個人應有的處事能力。則天晚年頗悟李武鬥爭的流弊，在狄仁傑等賢相的協助下，逐歩解決重大的內政與外交問題。二人討論政治得失，均認同國家大事必賴於奇才而非注目於文學詞章，預示了武周後期委用賢能的新風尚。觀狄氏舉薦的張柬之、桓彥範、敬暉等人均非主力於文學，不少且循經學入門，早年嘗為府吏幕員，具體掌握地方行政經驗，於恢復李唐政治尤為一時重心人物。奇才之論首由狄氏申明，頗見順理成章，他熟悉政治與軍事，洞察複雜的朝廷關係，全面了解國計民生所需，無疑為當中的典範。狄氏位比國老的輔弼地位，在武則天晚年確立，¹他選拔的對象又能在政治上獨當一面，凡此始終為諸武子弟所未及，是唐代政權自武返李的合理趨勢。

1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207，則天后久視元年七月條載：「太后信重內史梁文惠公狄仁傑，群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好面引廷爭，太后每屈意從之。嘗從太后遊幸，遇風吹仁傑巾墜，而馬驚不能止，太后命太子追執其鞋而繋之。仁傑羅以老疾乞骸骨，太后不許。入見，常止其拜曰：『每見公拜，朕亦身痛。』仍免其宿直，戒其同僚曰：『自非軍國大事，勿以煩公。』（九月）辛丑，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眾或不能決，太后輒歎曰：『天奪吾國老何太早邪1』」頁6550-6551。査狄仁傑為相始於天授二年九月丁酉，由洛州司馬超授為地官侍郎、判尚害、同鳳閣鸞台平章事。神功元年，朝廷積極防制突厥侵逼河北之際，又以狄仁傑為實台侍郎、同鳳閣鸞台平章事，兼納言。聖暦初，他曾外任河北道元帥、河北道安撫大使之職，軍通，授內史。三年，並獲武則天賜宅一區，以示恩寵。由此觀之，把狄氏舉為國老，是武后出於個人崇敬，並非固有官位。它的稱呼，即反映狄仁傑在宰相之間資歷較深，經常參決車國大事，成為武則天和李唐皇室十分信賴的中央要員。

武后主政時期文學之士的勃興

天后久視元年九月辛丑，一代名臣狄仁傑病卒，《舊唐書》卷89《狄仁傑傳》概括其舉賢之功，並記載他生前與武則天的一段對話。其語雖簡約，惟談論的內容卻涵蓋武周時期兩類官員人物，於理解該時代的用人政策，啟發意義十分深遠。其謂：

仁傑常以舉賢為意，其所引拔桓彥範、敬暉、竇懷貞、姚崇等，至公卿者數十人。初，則天嘗問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任使，有乎？」仁傑曰：「陛下作何任使？」則天曰：「朕欲待以將相。」對曰：「臣料陛下若求文章資歷，則今之宰臣李嶠、蘇味道亦足為文吏矣。豈非文士齷齪，思得奇才用之，以成天下之務者乎于」則天悅曰：「此朕心也。」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真宰相才也。且久不遇，若用之，又盡節於國家矣。」則天乃召拜洛州司馬。他日，又求賢，仁傑曰：「臣前言張柬之，猶未用也。」則天曰：「已遷之矣。」對曰：「臣薦之為相，今為洛州司馬，非用之也。」又遷為秋官侍郎，後竟召為相。柬之果能興復中宗，蓋仁傑之推薦也。

此段記載以對話方式進行，確實時間、地點和參與討論的政治場合均略而不述，主題圍繞武則天詢問狄仁傑誰是人才可用，引申出文學之才與奇才選任的不同用意，而以張柬之因才具獲薦，成功興復唐室，兌現狄、武「成天下之務」的期望為前後呼應。對談之問，還加入則天個中的猶豫，張柬之應遷未遷，至落實拜相的一段政途曲折。閱之者固可視為逸趣一則，但類似的記敘同見於司馬光筆下，只是字眼略作修飾，把蘇味道、李嶠喻為「文學溫藉」，張柬之則是「卓犖奇才」，尾未補充：「仁傑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曲阿桓彥範、太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率為名臣」，狄門可謂一時桃李。²觀狄、武談話並非集中於單一的場合，事物的發展又具延伸的意義，簡而言之，應涉及天授至聖曆年間之人事任命。蓋永昌元年，武則天在賢良徵試中拔取張柬之為第一，自此以後，他便開始幕職工作。³若以天授二年狄仁傑初拜宰相計算，時間頗為吻合，柬之由荊州長史而洛州司馬，也就是緊隨着仁傑的轉輾方式，沿新舊屬僚的職歴關係進入中央。聖曆以後，柬之遷至鳳閣舍人，與狄相前此任為鸞台侍郎、同鳳閣鸞台平章事的上下關係也最為密切。⁴再觀姚元崇為夏官侍郎時間在萬歲通天二年，翌年（聖曆元年）加同鳳閣鸞台平章事；桓彥範於聖曆以後為監察御史，而敬暉任泰州刺史又在大足元年以前。凡此可見，則天與仁傑奇才之論與選薦人物過程，當為武周較晚時期，發軔於聖曆年間（698-699），至長安年間（701-704）各種人才已臻成熟，構成政治上的活躍中堅。武周朝文學與奇才之辨，涉及用人策略的重大轉捩，史家所言自具特別深意。由於筆觸含蓄精煉，狄、武二人之

2《資治通鑑》，卷207，則天久視元年七月，頁6553。

3以張柬之出任與壽歲等年月為例，已有頗多值得商榷之處。學者岑仲勉在（張柬之疑年）中已指出，《太平廣記》引《定命錄》，張柬之任育城縣丞時為六十三歲，《新唐害》本傳卻謂他在永昌元年以賢良召，時年已七十餘，反踰前者所記近十載。以此推之，至神龍二年已為八十七歲，新書則謂其年為八十二歲，益不可信。参閱氏著：《唐史餘瀋》（北京：中華書局，1960），卷二，頁62。基於類此誤斷於《新唐書》較頻繁，本文的述論，尤其涉及時間方面，多以《舊唐書》和《資治通鑑》為本，冀釐清武周時期狄仁傑的用人關係。

4参閱劉昀：《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89，頁2888；同書，卷91，（張柬之傳），頁2936。

談論決定同時也衍生以下若干問題，不得不跟進思考：(1)武則天過往任相多用文學之士，至蘇味道、李嶠之輩，何以未能滿足國策的需要？(2)仁傑所謂奇才到底是何種標準，為何張柬之等人的選任才謂符合條件？(3)武后進用奇才的本意為輔助大周，彥範、柬之諸人最後卻策動恢復李唐皇室的政變，如此南轅北轍的政治取向，武氏為何容讓反對勢力的發酵？凡此均應稍加說明，才能充分理解武周政權的內部變化。

誠如學者所言，武則天在高宗顯慶時期以後積極干政，受長孫忌為首的關隴貴族集團猛烈批評。為打破政治上的關中本位政策，武后從文學取士的途徑，開始擢拔非關隴集團的文人勢力，以鞏固皇后權位。⁵當日貴族政治的象徵，又高度集中於三省長官於政事堂的宰輔集議制度，⁶以文學之士進佔宰相權位遂成為則天女主的首重目標。唐代的學士類型繁多，其產生的原因往往因應君主的特殊政治需要，別立部門以備諮詢，同時以文學草擬政事，因而得以近密參政。武德四

5武則天以文學之士作援引，以打擊擁護李唐的舊貴族已普遍為史學界的公論，惟當中應特別指出這種矛盾關係不應過度擴大為武氏起用東南文人來打擊關中士族。例如武則天時的北門學士之中，雖然有不少東南文人，但是山東、河北者為數更多。至於武則天時的重要宰相如狄仁傑、婁師德、王及善、朱敬則、魏元忠、魏玄同、劉仁軌、姚崇、李嶠等，均為關東人，以關中人做宰相的也不少，至於以江南人為相的例子也不很多。參閱汪錢：（隋唐史雜記），「唐太宗、武則天與東南文人」，收於氏著《漢唐史論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頁169-170。

6唐初以三省長官為宰相，此外又以他官參政，宰臣員額常五六人，武德以來常於門下省議事，議事之所謂政事堂。以後漸為定制，中書、門下兩省長官為必然代表，是為真正的宰相。貞觀以後，由於尚書省長官尚書令缺廢，尚書省左、右僕射習慣加上宰相職銜，與中書、門下二省長官及其他一些有宰相職銜的朝廷大臣共同參與政事堂會議，由此成為宰相集體議事的政事堂會議制度。中唐以後，三省制精神漸壤，翰林、樞密、中尉、計臣之侵蝕相權雜沓而至，無復唐前期責族政治的原貌。詳閱孫國棟：《唐代三省制之發展研究》，收於氏著：《唐宋史論叢》（香港：商務印書館，2000 )，頁83-185。

年和武德九年，分別設立文學館學士、弘文館學士，如虞世南、褚亮、姚思廉、蔡允恭等人均歴職兩館工作。高宗上元二年，改貞觀十三年的崇賢館為崇文館，令學士掌東宮經籍圖書，同時教授諸生。觀此，武則天大開文學之門具前例可援，舊貴中反對武氏為皇后者眾，遂專以文學之輩分削宰相實權。⁷例如許敬宗「幼善屬文」，任過秦王府文學館學士，嘗品高而不得志於政治，與長孫無忌、褚遂良等素來不合。在高宗廢王皇后而立武則天一事上，許敬宗立下大功，顯慶三年便擢為中書令。⁸李義府在太宗期由對策登第，以太子舍人加崇賢館學士，高宗永徽二年加弘文館學士，同樣因擁護武氏，「嘗密申協贊，尋擢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⁹與許敬宗、李義府等背景相似的，還有王德儉、崔義玄、袁公瑜等人，他們皆非出身關隴的文士，卻成為高宗時期支持武則天執政的翊贊功臣。¹⁰

值得注意的是，由武氏預政至政歸中宮約十年間，高宗與武后的「二聖」權力衝突也日益白熱化。以許敬宗為首的學士宰相，已急不及待清理期間的反武勢力。《新唐書》卷105，《上官儀傳》記載：

初，武后得志，遂牽制帝，專威福，帝不能堪；又引道士行厭勝，中人王伏勝發之。帝因大怒，將廢為庶人，召儀與議。儀曰：「皇后專恣，海內失望，宜廢之以順人心。」帝使草詔。左右奔告后，后自申訴，帝乃悔；又恐后怨恚，乃曰：「上官儀教我。」后由是深惡儀。始，（梁王）忠為陳王時，儀為諮議，與王伏勝同府。至是，許敬宗構儀與忠謀大逆，后志也。自褚遂良等元老大臣相次屠覆，公卿莫敢正議，獨儀納忠，禍又不旋踵，由是天下之政歸於后，而帝拱手矣。

7關於唐代的學士類型，參閱牛致功：（唐代的學士），收於氏著《唐代碑石與文化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頁343-365。

8《舊唐書》，卷82，（許敬宗傳），頁2761-2763。

9同上書，（李義府傳），頁2765-2766。

10關於武則天扶植新貴官僚以堅固皇后權位，詳閱趙文潤、王雙櫰：《武則天評傳》（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第四章：鞏固皇后地位，頁48-66；李福長：《唐代學士與文人政治》（濟南：齊魯書社，2005），第四章，第一節：武則天的政治夥伴，頁145-157。

在武后預政背後，顯然存在一強力的制詔機器，可以隨時與宰相互相周旋。太宗以弘文館隸屬於門下省，學士須輪更宿直，引入內殿講論文義，並校理圖書策令，本來便有疏理宰相政務的原意。沒有這種政策關聯，純粹只為處理典籍，太宗實無須與眾學士商量政事，至夜分方罷。¹¹官儀欲草詔廢武后，事涉機密，卻為左右奔告於則天，許敬宗且能迅速制書反撲宰相謀逆，凡此均反映學士之裏應外合，積極支援武氏的奪權行動。觀許敬宗歷任太宗的秦府學士、中書舍人、檢校黃門侍郎，太宗破遼時嘗「立於馬前受旨草詔」。他與「弘文館學士具檢秦、漢以來歷代宮室處所以奏」，文學同事遍於省局，子孫三代亦供職太子舍人及著作郎等職。¹²這些來自文學官僚的助力，令武則天的政治干預更見得心應手。史載：「自是上每視事，則后垂簾於後，政無大小，皆與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宮，黜陟、

11《資治通鑑》，卷189，武德四年十月條載：「世民以海外浸平，乃開館於宮西，延四方文學之士……世民朝謁公事之暇，輒至館中，引諸學士討論文籍，或夜分乃寢。」頁5932。

12《舊唐書》，卷82，（許敬宗傳），頁 2761-2765。

殺生，決於其口。」¹³究武氏以中宮權力得以不斷向外伸展，落實決策執行，莫不由許敬宗此等新興的學士宰相主導。

武后為擴充文士的影響力，除致力每年開科取士，使「常舉」制度化之外，又分別於神都、京師兩處舉進士。於是，科舉制度愈為吸引，張鷲《朝野僉載》卷一即謂：「乾封以前，選人每年不越數千；垂拱以後，每歲常至五萬。」武后更於洛陽城南門親試，在芸芸萬人中選出張說為對策第一，拜太子校書。¹⁴伴隨着則天的革命，國家選士具備新的衡量標準，文學才能幾決定個人入仕之資，一種跨越貴族階級界限的文人政治正日漸形成。得到提拔的文學之士不乏出身平民行列，例如姚崇、宋璟、張說、蘇顏、蕭至忠、郭元振、張嘉貞、李嶠等人皆擅長文學，為開元以後的名臣。武則天對文學選士十分熱衷，她在上元時期設立「北門學士」的臨時差遣職務，讓劉禕之、元萬頃、范履冰、苗楚客、周思茂、韓楚賓等入侍禁中，共撰《列女傳》、《臣軌》、《百僚新誡》、《樂書》凡千餘卷。相較弘文館學士，北門學士預政的方式愈為明顯，他們在宮禁相當活躍，舉凡朝廷奏議及百司表疏，皆得參預，其用意是使之「密與參決時政，以分宰相權」。

13《資治通鑑》，卷201，高宗麟德元年十二月，頁6343。

14 劉肅：《大唐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8載：「則天初革命，大搜遺逸，四方之士應制者向萬人。則天御洛陽城南鬥親自臨試。張説對策為天下第一。則天以近古以來未有甲科，乃屈為第二等。其警句曰：『昔三監翫常，有司既糾之以猛；今四罪咸服，陛下宜計之以寬。』拜太子校害。」頁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