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味橫生的時光：我的二十世紀人生

一個九十五歲的歷史學家，生命長度幾乎等同於「恐怖的」二十世紀，許多人只能在書本上讀到的歷史，是他人生經驗的一部分；但長期屬於群體中的少數，卻又讓他保持冷眼旁觀。霍布斯邦，他是歷史學家，也是一個實際參與政黨、充滿革命熱情，有堅定立場的政治信徒。

霍布斯邦一生都隸屬於一些非典型的少數群體，父親是猶太裔英國人，母親是猶太裔奧地利人，生於埃及，成長於維也納，1931到1933年短暫居住於柏林，1936年進入劍橋。青年時期的柏林生活奠定他的赤色屬性，他在大學時加入英國共產黨，直到英國共產黨解散，霍布斯邦做了五十五年的共產黨員。其間，他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美蘇冷戰對立，他經歷了史達林與後史達林時代、經歷了柏林圍牆倒塌、蘇聯集團瓦解……他以「永不妥協的左派」為人稱道，不過他的「左」並非僅只於熱情，面對世界局勢，他始終清楚理性。

歷史形塑個人經驗。二十世紀，他親身經歷了，記錄下變動的軌跡；但在他的故事裡，他有自己的解釋。

本書分為三個部分，第一章到第十六章大致以編年紀事的方式，記錄從一九二○年代初期（作者有記憶開始）到一九九○年代初期，霍布斯邦的人生經歷及其所遭遇的政治事件。第十七、十八章特別討論其專業歷史學者生涯。第十九章到第二十二章則是以地區劃分，法國、西班牙、義大利、拉丁美洲、第三世界，以及美國，論及霍布斯邦對該地的觀察及互動。

「2002年時的世界比從前更需要歷史學家，尤其是具有懷疑精神的歷史學家。或許閱讀該行業一名老邁成員畢生的報導，能夠幫助年輕人於面對二十一世紀的晦暗前景之際，除了具備不可或缺的悲觀態度外，擁有較透徹的眼光，得自於歷史記憶的見識，而且有能力避開當下的狂熱激情與政治兜售伎倆。……但不管怎麼樣，我們千萬別繳械投降，即便在時機不利的年代也不例外。社會的不公不義仍有待我們加以譴責與打擊。世界可不會自動自發變得更好。」

這是霍布斯邦2002年於病榻上得出的結論。有趣的是，今日的世界的確需要。

作者：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J. Hobsbawm, 1917-2012）

霍布斯邦出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前一年（1917）。生於埃及，成長於維也納、柏林，16歲（1933）之後長期居住於英國，一九六○年代開始不定期前往美國、法國、拉丁美洲任教並從事研究。2012年病逝於倫敦。

在動盪的時代裡，有人選擇法西斯，青年霍布斯邦則選擇了共產主義，馬克思思想成了他終身奉行的價值。他1936年加入共產黨，1946年進入「共產黨歷史學家小組」。對他來說「黨」（Party）這個字的「P」具有大寫般的重要地位，甚至想像不出如何跟非黨員交往戀愛。但是隨著1948年之後冷戰的到來，自由世界這方的共產黨面臨了前所未有的信心危機，1956年史達林的惡行公諸於世，許多黨員紛紛退黨，霍布斯邦卻選擇留下來；不過他轉而親近義大利式的歐洲共產主義，從「改變世界」轉向「詮釋世界」。

一位有著獨特史觀的歷史學家，寫就了膾炙人口的大眾歷史讀物。他認為歷史的推動者不是帝王將相，而是「平凡百姓」，甚至是落草為寇的軍人和牧人，所以寫作了《原始的叛亂》、《盜匪》這樣探討平民叛亂的歷史書；他認為學術不應該為少數人服務，因此書寫了以一般大眾為對象、橫跨三世紀的系列叢書：《革命的年代》、《資本的年代》、《帝國的年代》、《極端的年代》。他的著作在一九六○年代成了第三世界人民反對獨裁統治的思想來源，成了憤怒青年反對傳統、亟欲推倒權威的引用辭彙。

一九六○年代之後，霍布斯邦抱持他的世界觀，成為少數真正瞭解拉丁美洲的歐美人士，以他老一輩的「革命分子」身分，關心「嬉皮世代」，秉持無國界的世界主義以及平衡觀察的視野，關切「全球化」議題。

譯者：周全

民國44年出生於台北市，台大歷史系畢業、德國哥丁根（Göttingen）大學西洋史碩士及博士候選人。通六國語言，曾旅居歐美二十年，親身經歷了德國統一與蘇聯解體，先後擔任德國高中及大學教師、俄國高科技公司總經理、美國和巴哈馬高科技公司行銷總經理，現從事撰著與歷史書籍翻譯。譯作有《一個德國人的故事》、《破解希特勒》、《從俾斯麥到希特勒》、《庇里牛斯山的城堡》、《書中的秘境》、《不含傳說的普魯士》、《蘇聯的最後一天》、《說謊者雅各》等。

第廿三章　尾　聲

一

各種傳記都隨著主角的死亡而劃上句點，自傳則不會有這樣的結局。但無論如何，這本自傳的有利之處為，它結束於世界史上一個無可否認的戲劇性段落，那就是二○○一年九月十一日，世界貿易中心和五角大廈遭受攻擊。或許世界歷史上從未有過這麼多人，直接經歷了一個料想不到的事件。而我是在倫敦一家醫院的電視螢光幕上，看見了此事發生的經過。對一個老邁而抱持懷疑論、出生於俄國革命那一年的歷史學者而言，該事件結合了二十世紀一切的壞東西：大屠殺、高級但不可靠的科技，而且真實世界模仿了好萊塢的壯觀場景，宣布再度進行一場介於上帝和魔鬼之間的全球殊死戰。輿論界橫飛的口沫淹沒了西方世界，一些御用文人則費心尋覓不該使用的字眼，而且不幸找到了它們。

值此美國主導媒體與政治的年代，美國主導權在全球各地所造成的觀感與異議產生了放大作用，使得美國與其他地區之間突然出現鴻溝，各自以不同方式來解讀那個可怕的日子。世界的其他地方只看見了一場特別戲劇性的恐怖攻擊行動，而它造成慘重傷亡，並使得美國暫時公開受到羞辱。除此之外，整體形勢與冷戰結束以來的情況並無差別，絕不至於令全球唯一的超級強國陷入緊張。華盛頓當局卻聲稱九一一事件已經改變一切，同時還採取果真改變了一切的措施，宣佈自己將獨力捍衛世界秩序，並裁定誰是世界秩序的危害者。任何拒絕接受此種立場的人，就是潛在的敵人或真正的敵人。這倒不出人意外，因為自一九八○年代末葉以降，美利堅全球軍事帝國的戰略思維已為此做出準備，而當初制定這套戰略的人，現在即為其執行者。然而九一一事件已經證明出來，我們都生活在只有一個超級強權的世界，而且該強權於蘇聯解體後終於做出決定，在可預期時間內不讓自己的力量受到任何約束，並準備無限制施展自己的力量─雖然除了展現唯我獨尊的地位之外，使用此力量的目的並不十分清楚。二十世紀已告結束，二十一世紀於昏暗渾沌之中揭開了序幕。

沒有任何地點比得上醫院病床，更適合讓遭到拘禁的受苦受難者進行思索，回味一些宛如從歐威爾的小說中狂瀉而出的語句和影像。它們就在這個年代裡，泛濫於印刷品和螢光幕之上，悉數被設計用來進行欺騙、隱瞞和蒙混，而且受騙者也包括了製作那些文字和畫面的人。其所涵蓋的範圍，從簡單的謊言一直延伸到強有力的遁詞，而那些東西就被外交大員、政治人物和軍事將領（其實今天我們每個人也不例外），拿來規避我們無意或不敢誠實回答的各種公共問題。其所涵蓋的範圍更從公然撒謊─例如偽稱伊拉克擁有威脅世界的大規模毀滅武器，因此必須打倒海珊（但他無可否認也是咎由自取）一直延伸到更方便拿來合理化美國官方政策的各種藉口，因為美國從前也曾經趕走了史達林主義。我們只需要聽聽華盛頓的決策者與戰略家們私下或公開的意見，即可明白他們今天都在談論純粹的權力政治，並厚顏無恥地將建立美利堅全球帝國的工作，呈現為一個文明國家的自衛反應：若不摧毀國際恐怖主義的話，那個文明將慘遭難以形容的野蠻暴行蹂躪。反正理所當然的是，在安隆公司與美國政府彼此界線模糊不清的那個世界，自欺欺人（最起碼是在說謊的那一刻）可以讓那些謊話聽起來更加令人信服。

當我躺在病床上，身邊圍繞著各種聲音和紙張的時候，我所得出的結論是：二○○二年時的世界比從前更需要歷史學家，尤其是具有懷疑精神的歷史學家。或許閱讀該行業一名老邁成員畢生的報導，能夠幫助年輕人於面對二十一世紀的晦暗前景之際，除了具備不可或缺的悲觀態度外，擁有較透徹的眼光，得自於歷史記憶的見識，而且有能力避開當下的狂熱激情與政治兜售伎倆。

年齡可對此產生助益。我由於年紀的緣故，成為統計學上的珍稀。據估計一九九八年，全球年屆八十以上者共有六千六百萬人，大約只佔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一。單單憑靠倚老賣老的優勢，別人只能在書本上讀到的歷史，卻是這個少數族群人生記憶的一部分。對於即將接受高等教育─亦即誕生於一九八○年代初期或中期─的潛在讀者而言，絕大部分的二十世紀都屬於遙遠的過去，沒有多少東西留存在真實的知覺當中，例外情況是出現於電影或錄影帶裡面的歷史古裝劇，再加上一些出於不同理由，已經成為集體神話的二十世紀零碎印象─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各種事件在英國所產生的意義。但那些事情多半與生活無關，反而只是應付學校考試該準備的東西。像我依然鮮明地記得希特勒在柏林上台掌權的那個寒冷冬日，但它在二十歲年輕人的眼中卻遙不可及。我在一九六二年古巴飛彈危機期間結婚，可是那個危機對他們的人生卻不具實質意義，就連對他們的父母也往往如此，因為四十歲以下的人當時尚未誕生。但對我這種年紀的人而言，那些都屬於依時間順序發生的一連串事件，決定了我們在大環境下的私人生活。那些事情對他們的意義卻不一樣：在最佳情況下，是值得進行學術研究的課題；在最壞情況下，只是一些發生於「我的年代之前」、讓人不痛不癢的零星事件。

與我同輩分的歷史學家就是嚮導，可帶人前往一個重要的昔日領域、一個人們行事風格迥異的國度，因為我們曾經生活在那裡。或許我們對自己平生歷史的認識，反而比不上一些專門論述我們那個時代的年輕歷史學家，因為他們可以運用當時我們─實際上是任何人─都接觸不到的文獻。即便年歲還沒有將記憶力腐蝕殆盡，我們或許也無法完全依賴記憶。更何況若無書面資料佐證的話，記憶中的事物恐怕會錯誤百出。但是話要說回來，我們曾經置身現場、曉得實際的感覺如何，這種臨場感使得我們具有天然免疫力，避免出現不在現場者的時空錯亂現象。

活過二十世紀的八十多個年頭讓人自然而然地上了一課，明白了政權、帝國及各種體制的變幻無常。我目睹了歐洲各個殖民帝國的徹底消失，尤其是身為其中佼佼者的大英帝國─其疆域之廣、威勢之隆，都在我的童年時期臻於巔峰，而且當時大英帝國曾率先引進空中轟炸這種新戰略，藉此在諸如庫德斯坦和阿富汗等地維持秩序。我目睹了一些世界強權如何裂解成林立的小國，還看見一個有意延續千年之久的德意志帝國，以及一個打算永遠存在下去的革命勢力如何走上末路。我大概沒辦法經歷到「美國世紀」的終結了，但我可以篤篤定定地跟人打賭，本書的某些讀者將會親眼看見此事發生。

我們這些老年人已經見識過各種時尚風潮的大起大落。自從蘇聯解體以來，新形成的政治基本教義和流行觀點就是，「個人主義的資本主義社會」乃唯一選項，「自由主義民主政體」則與那個社會密不可分，而且它幾乎已在世界各地成為標準的政府形式。在一九一四年以前，那也是不少人曾經相信過的事情，即便情況還不像今日這般普遍。然而在二十世紀大多數的時候，那些講法都顯得不大可信，因為資本主義曾看似氣數將盡。今天看起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一九三○至六○年之間曾有許多頭腦清楚的觀察家宣稱，於歷次五年計劃主導下的蘇聯「國家指令式經濟體制」，已呈現出一個可在全球替代西方「自由企業」的模式─雖然就連最同情蘇聯的外國訪客，也不難看出當地的模式是多麼的原始和缺乏效率。當初真正相信「資本主義」那個字眼的人，就跟今天真正相信「共產主義」這個字眼的人一樣稀少。頭腦清楚的觀察家們還曾經認為，共產主義的生產力可望超越資本主義。現在我再度發現一個不信任資本主義的世代，這並不令人驚訝；然而這個世代的人，再也不相信我們打算拿來替代資本主義的方案了。

對年齡與我相仿的人來說，生活於二十世紀意謂參加過無與倫比的課程，領教了真正的歷史衝擊力。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三十年間，全球的生活狀況出現了既快速又徹底的改變，其劇烈之程度更甚於人類歷史上任何可相提並論的時期。人類發射了一艘前所未有的太空船，還得面對當今世界在社會與文化上的劇變。北半球少數幾個國家裡與我同樣年邁的人士，就是在發射這艘太空船之前即已成年的第一代人。我們也是親身經歷過這個歷史時刻的第一代人，眼睜睜看著原本將人們維繫於家庭、社區與社會之中的規矩和習俗如何停止運作。如果你想知道這種轉變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只有我們能夠告訴你。如果你想走回頭路，我們也可以告訴你「那是辦不到的事情」。

二

年歲促成了這種歷史透視法，但我希望自己的生平能夠幫助我施展另外一種透視法：冷眼旁觀。冷戰時期的歷史撰述─更遑論那些推銷「全球反恐戰爭」的江湖郎中─與十七世紀「三十年戰爭」時期歷史撰述之間的最大差別，就是我們再也不必選擇站在天主教徒或新教徒那一邊（貝爾法斯特除外），甚至無需那麼認真看待他們的理念。而歷史正需要冷眼旁觀，不但必須與我們自己的「宗教戰爭」所帶來的激情、非理性、意識型態與畏懼保持距離，同時還需要擺脫更加危險的「認同感」之誘惑。歷史研究需要機動性和探勘廣大疆域的能力，也就是說，必須具備活動於自己根據地之外的能力。基於這個理由，我們不可像植物一般無法離開自己的本土與棲息地，因為沒有任何單一的棲息地或小環境足以讓我們竭盡所能地發揮。我們的理想不在於要當雄偉的橡樹或紅杉，而是要成為以北極與熱帶為家、飛越半個地球的候鳥。時空錯亂與本土作風就是歷史研究的兩大死罪，由於對外地的情況同樣無知，縱使閱讀的書籍再多、想像的能力再豐富，也很難克服管窺之見。過去的時代始終屬於另外一個國度，只有旅行者能夠跨越其邊界。但除非是過著游牧生活方式的人們，否則「旅行者」的定義就是：離開了自己社區的人。

幸運的是，正如同跟著我來到這裡的讀者們所熟悉的，我這一輩子都隸屬於一些非典型的少數群體。而我打從一開始便享有的巨大優勢，源自於古老哈布斯堡帝國的背景。在各個崩潰於二十世紀的多語言多民族的大帝國當中，明眼人早已預料到法朗茲．約瑟夫皇帝的國度終將衰頹，並不斷對此進行觀察，於是為我們留下了最豐富的文獻與史料記述。奧地利才智之士有充裕時間來探討自己帝國的滅亡與解體，其它的帝國卻崩潰得十分突兀（至少以歷史的時鐘觀之正是如此），甚至連像蘇聯那般顯然已病入膏肓的帝國也不例外。或許奧地利人體認了自己帝國的多語言性、多宗教性、多文化性，比較能夠從多元的觀點來看待歷史。奧匈帝國的子民同時生活於不同的社會氛圍和不同的歷史時代之中。例如十九世紀末葉的摩拉維亞，同時是孟德爾之遺傳學、佛洛伊德之《夢的解析》，以及雅納切克之歌劇《顏如花》的場景。我還記得一九七○年代的一個場合，那時我在墨西哥市參加以拉丁美洲農民運動為主題的國際圓桌會議，會中我突然注意到一個事實：評議小組的五名專家當中，有四人出生於維也納……

除此之外，我還從EM．佛斯特對一位以英語寫作的希臘詩人─和我一樣也出生於亞歷山大港的卡瓦菲─所做的評語中看見了我自己。福斯持認為卡瓦菲「站在稍微偏斜的角度來面對宇宙」。不論對歷史學家或攝影大師來說，那都是適合站立的好角度。

我一生中面對的情況多半就是這副模樣：出生於埃及而被烙印標籤，可是埃及與我一生的歷史並無實際關連，我就像是來自其他地方的人。我曾經依附於一些國家並覺得賓至如歸，還在其他許多國度實地看見了不少事情。然而在我待過的所有地方，甚至在我生而擁有國籍的那個國家，我雖然未必是外人，卻都並非純正的當地人─置身中歐人之間的英國人、英國來自歐洲大陸的移民、不管到哪裡都是猶太人（而且在以色列特別如此）、專家世界之中的反專家、一個通曉多種語言的世界人、一個將政治撰述與學術著作奉獻給非知識分子的學術人。尤有甚者，我一輩子大多數時候都是共產黨員當中的異數，而共產黨員在我曉得的那些國家又一向是政治上的少數。這一切都讓我的私人生活變得複雜，卻是歷史學家這個行業的寶貴資產。

這一切讓人輕而易舉就可以抗拒巴斯卡所指稱的「心中無法用理智來領悟的理由」，亦即在情感上認同某個明顯的團體或自己中意的團體。認同感是為了排斥其他人而發，意味著黨同伐異。那將會導致災禍。正因為如此，僅僅為了特定團體的圈內人而撰寫的歷史（「身分歷史」）─只為黑人寫出的黑人歷史、為同性戀者寫出的同志歷史、為婦女寫出的女性主義歷史，或者是各式各樣的種族歷史或民族主義史─都無法成為良好的歷史撰述。即便那不僅僅是某個群體之中，一個次級意識型態團體偏頗的政治表達方式，照樣無法令人滿意。規模再大的「身分團體」也無法遺世而獨立，世界不可能僅僅為了遷就它而改變自己，過去的歷史也不可能為了它而讓自己遭到篡改。

新世紀已然開始、短暫的二十世紀仍然餘波蕩漾，以上的認知因而變得益發緊要。值此舊政權解體、舊政治形式淡出、新國家數目暴增之際，製造新的歷史來迎合那些新政權、新國家、新種族運動、新身分團體，儼然已成為全球性的工業活動。在這個刻意被設定為不斷與過去進行切割的時代，人們卻日益渴望與過去的歷史產生連貫性。媒體社會於是發明了自己的版本來投其所好，此即透過售票亭來銷售的國家歷史、「歷代傳承」，以及穿著花俏古代服裝的主題公園。就連在民主社會當中，雖然已不再有專制勢力硬性規定針對過去和現在發表何種言論，各種壓力團體卻仍共同發威，藉由頭條新_聞、負面報導、公眾的歇斯底里反應來威脅嚇阻，強迫別人逃避現實、三緘其口，以及公開自我審查「政治正確性」。即便時至今日（二○○二年），君特．格拉斯那位一貫反納粹、深具道德勇氣的德國作家仍然造成了很大的震驚。因為他選擇以第二次大戰末期一艘沈船的悲劇做為小說題材，而那艘船上載滿了德國難民，正準備逃避向前挺進的蘇聯紅軍。

三

一位歷史學家的人生考驗在於：當他或她面臨一些對自身和世界具有強烈情感意義的事件時，是否能夠表現得宛如報導遙遠過去事物的記者一般，坦然針對那些事件提出問題和回答問題，尤其是「假若……將會如何」之類的問題─尤其是他們並非局外人，而是深陷其中者。那些問題無關「真實的」歷史，所探討對象未必是我們所喜歡的東西，而是發生了什麼事情，以及什麼事情原本可能以不同方式發生卻並未成真。那些問題影響至今而非僅僅侷限於過去，因此對生活於新世紀之初的老老少少都相當重要。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未能避免，所以有關一戰是否可避免的問題純屬假設。我們若表示那場戰爭的慘重傷亡令人無法忍受（這是大多數人的看法），或者認為假若德皇戰勝的話，受到德國影響的歐洲可能優於《凡爾賽和約》後的世界（這是我的看法），我都可以表現得「宛如報導遙遠過去事物的記者」。然而，要是有人問起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問題，縱使只是理論上的問題，我也一定無法通過歷史學家的人生考驗。

我能夠勉強自己設想一種論點：假若佛朗哥的政變在一九三六年即獲得成功，西班牙應可躲掉內戰而改善處境。我也準備很懊惱地讓步承認：列寧的共產國際並非那麼好的構想。同時我更可毫不遲疑地承認（因為我從來就不是錫安主義者）：特奧多爾．赫茨爾的猶太民族國家方案同樣不理想，假若他繼續留在《新自由日報》擔任明星專欄作家的話，反而可以做出更佳表現。可是萬一有人要求我接受一個替代性選擇：不值得為了擊敗國家社會主義而犧牲五千萬人、承受第二次世界大戰數之不盡的恐怖事件，那麼我無論如何都無法苟同。至於美利堅世界帝國的前景，長久下去是不看好的。當我思及於此並回顧往日大英帝國的紀錄時，心中的恐懼多於熱烈期待─大英帝國因為本土疆域不大，當初免於陷入妄自尊大的地步。我在這場考驗中得到的分數如何？要是分數太低的話，那麼這本書對讀者的幫助恐怕不大，因為他們已經邁入新的世紀，而且絕大多數還將迎接比我更長久的人生歲月。

但不管怎麼樣，我們千萬別繳械投降，即便在時機不利的年代也不例外。社會的不公不義仍有待我們加以譴責與打擊。世界可不會自動自發變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