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四字經：跟饒宗頤學書法

導語

中國書法是依附於漢字而生的藝術。初始的漢字，如甲骨文、金文、簡帛、小篆等，是因應古人占卜、祭祀、記事等實用需要而產生的。後來漢字圖形的用途產生變化，脫離實用，而與藝術及文學相結合，就逐漸發展成書法藝術。饒宗頤教授指出:「沒有漢字，就沒有文學和藝術，尤其是書法藝術。」書法藝術產生與發展的基礎是漢字，漢字與書法藝術同生共振。

中國早期的文字甲骨文，是用刀契刻在龜甲或獸骨上的，又稱契文（契，刀刻的意思）。契文的筆畫因刀刻而剛健，形體一字多形，象形自然，生動活潑，已有書勢。19世紀末，契文出土以來，研究甲骨的學者也相繼開始了契文書法的研究與創作。最著名的有所謂「四堂」：羅雪堂（羅振玉，1866－1940）、王觀堂（王國維，1877－1927）、郭鼎堂（郭沫若，1892－1978）及董彥堂（董作賓，1895－1963）。他們開啟了契文書法之先河，留下不少契文書法作品。饒公的契文書法始自20世紀50年代，又在90年代創作了大量契文書法作品。他們把書法之源的研究向上推進了千餘年。

書法成為一門獨立的藝術，究竟始於何時，又完成於哪一個書體階段？眾說紛紜。隨着考古的新發現和古文字學研究的深入發展，目前大致有三種觀點：一是歸於漢隸，二是歸於秦篆，三是歸於簡帛。清代書法家李瑞清（1867－1920）認為，在書體演變過程中，隸書起着承上啟下的作用，從漢隸開始，漢字走上了藝術化的道路。他說：「三千年書法探究源頭，歸宗於漢隸。」現代書法理論家熊秉明（1922－2002）則認為：「就在中國哲學思想光輝發展的春秋戰國時代，書法也還沒有被當作獨立的藝術看待。」他認為李斯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書法家和書法理論家。也就是說，秦篆是書法之源頭。而饒公則把目光投向比秦篆更早的簡帛時代，並創作了大量簡帛書法。

從甲骨文、金文到簡帛、小篆，書法藝術是在文字演化的過程中逐步完善的，文字演變的源與流也是中國書法藝術的源與流。隨着大量古代文化遺存的出土，現代書法家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挖掘、整理和研究歷代書體墨跡，在源流中發現它的美，把其中的美學元素運用到中國書法藝術的創新與發展中。在這領域上，饒宗頤教授是先行者，他說：

「中國書法研究有三個階段：帖學、碑學，第三就是今天的簡帛學。」「書法程式化以後，就很難突破了，沒有新意可言，等於科舉。但是簡帛上的字，基本上沒有程式，有很多創意，而且是筆墨原狀，絕無碑刻折爛臃腫的缺點，以此為師最好了。」「21世紀的書法是簡帛學，許多寫書法的人不懂簡帛。不是回到碑，而是回到簡帛。這個『回』不是回頭，而是借舊的東西來創新，因為缺乏舊的延承，首創很難。這是簡帛的時代，我願意獻身，把重點擺在這上面。」

饒公自20世紀50年代起就着意於簡帛學的研究，他發表了多篇論述，除文字考釋外，還對其書法特色詳加論述，並創作了大量簡帛書法作品，把中國書法之源的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

饒公於2000年用茅龍筆書寫的《茅龍四體》四幅屏，就是歷代書體美學元素的綜合體現。

第一屏篆書，以茅龍筆書漢尚方鏡銘。其中有許多筆畫既有甲骨文刀刻般的剛健，亦有金文結體圓融、筆法靈動的特色，又不失篆書線條均勻、森嚴奇偉的本色，縱觀全幅，古趣盎然，多姿多采。

第二屏隸書，以茅龍筆書冬心杖銘。筆法上，上承秦篆，莊嚴平正；下沿漢隸，古樸敦厚，與書寫的內容相契合，給人以堅定自如、正氣衝雲霄的美感。

第三屏草書，第四屏行書，筆畫與結體都包含着歷代書體的美學元素，給人一種縱深的歷史厚重感，使人感受到饒體書法的獨特味道。

饒公書法作品的這種歷史厚重感，源自他對古文字學研究的深厚功底，和對契文書法、簡帛書法的不懈追求。本品將以饒公主張的做學問要「溯源」不已、「緣流」而下的精神，從文字和書法藝術的發展源頭入手，緣流而下，分書體演變和書法傳承源流兩個方面，探討中國書法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