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1950消失的40年代02：背後那支槍

歷史上隻字不提，臺灣阿祖的私密故事，真實還原臺灣終戰前後庶民百姓驚恐的生命記憶……

◎陳婉真深入訪談，耆老現身說法，訴說1940-1950年間個人生活與當時代發生的事件。
◎「消失的四○年代」系列第2本著作，收錄18篇專訪紀錄，預計訪談100位耆老，還原四○年代臺灣歷史。
◎從第一手訪談紀錄中，補充歷史課本對當時臺灣常民生活與政局亂象的空白拼圖。
◎本書獲文化部贊助出版，寫出臺灣的故事。

臺灣人為何有認同上的複雜處境？
日本統治過50年，歷經二次世界大戰回歸中國，臺灣人在1940-50年間，究竟如何在大歷史中求生存？
若說史書是統治的工具，那不如來聽聽老百姓自己說的臺灣史。

知名的文史工作者陳婉真第二本百人訪談記錄出版，繼《1940-1950消失的四○年代：造飛機的小孩們》後，本書再追溯近20位受訪者從日治到終戰後被光復時那幾年的生命起伏與所見所聞，補充歷史課本上隻字不提的四○年代臺灣年輕人所處的離亂政局，再次透過阿祖們的口述故事歷史，真實還原「背後那支槍」壓在陰霾中的深深恐懼……

「父親走時好像面臨很恐怖的境界。這讓我內心很歉疚，也很後悔，因為我們兄弟都一樣，從來沒有人好好聽他說他的過去，不知道他的人生究竟遭遇到什麼樣的痛苦經歷，竟然讓他帶著這麼大的不安離開人世，他走後我才發現我們對父親的了解，竟然那麼少，我們太不孝了……。」

1940-1950前後10年間，處在政權交遞、二次大戰末期的臺灣人，不僅被日本人送去南洋當軍伕、到日本造飛機，而戰後來接收臺灣的中國官兵素質低落，行偷搶拐騙之事，嚴重的差別待遇與軍隊進駐戒嚴、清鄉，更讓臺灣面臨前所未有的浩劫。二二八、四六、四萬換一元等事件都發生在這10年，我們的阿祖們唯一保護子孫的方式是三緘其口。
面對一再試圖隠瞞真相的國民黨外來政權，臺灣人被成功洗腦成不清楚、甚至不屑理解阿祖們的想法……，當被「自己人」押著走在前面，背後那支槍隨時可以扣下板機讓你斃命，那樣的驚恐經驗，很多老一輩不想、也不忍多說，因為不想讓下一代承受和他們一樣的痛苦，這樣的不忍，卻造成子女心中永遠無法彌補的遺憾。

這原本是許多人記憶中被迫私藏的臺灣史，陳婉真從百人訪談中拼湊史實，帶我們走入一段既驚異又感人的時空現場：

因躲警報孕婦受驚嚇產下的嬰兒幾乎都耳聾的瘖啞村、目賭一部部卡車上軍人見人就胡亂開槍的二二八現場、想為子孫留下好土地因而投入有機種植的八旬阿婆、為祖師留下民族魂魄的三峽祖師廟國寶級解說員、在聯合國總部前把自己用鐵鍊鎖住抗議台灣被逐出聯合國的「台獨份子」、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次子賴洝與林瑞明教授談賴和、連日本人也稱之為台灣人間國寶與民族音樂第一人的郭芝苑、日本高等警察採取白色恐怖鎮壓的「東港事件」、專門負責日本在戰爭中新取得領土事務的神祕的南興公司……

歷史真相一直存在，唯有透過一個個訪談採集，國民的記憶才能免於被任何一個統治政權控制。

陳婉真
她的人生被截成好幾段。
25歲以前讀書升學就業一切順利。28歲成為報社小主管。年中辭職，年底在臺北市選立委，因美國和中國建交，選舉停辦。開始成為職業街頭運動者。
29歲，前高雄縣長余登發父子被捕，黨外人士第一次在戒嚴令下的街頭遊行，與當今高雄市長手持布條走在隊伍最前面。4月，創辦戒嚴令下第一份地下報《潮流》。7月赴美，不久在美國紐約街頭絕食抗議《潮流》同事被捕。12月美麗島高雄事件爆發，開始在美國展開救援，和許信良等人成立「臺灣建國聯合陣線」。從此成為「黑名單」，流亡海外10年。
38歲第一次闖關回臺，被成群警察以扛豬方式丟出國門；次年受自焚而死的鄭南榕感召回臺參加喪禮，成為黑名單成功返臺第一人。
41歲為推動臺獨結社權，成立臺灣建國運動組織，公然以汽油彈和警方對峙。次年年初以10大通緝要犯首惡被捕，年中因刑法一百條廢止無償釋放，年底當選立法委員。
49歲為陪伴罹癌老母，擔任南投縣政府社會局局長，逢九二一大地震，有幸為災民做些重建工作，是人生中最有意義的事。51歲返鄉，53歲送別母親，56歲為回饋故鄉，任職彰化縣政府兩年。
因深感教育紮根與正確歷史觀的重要，60歲以後決定致力於被遺忘的臺灣史挖掘與重建的工作。

「臺灣阿祖的私密故事」系列書籍，收錄陳婉真訪談100位40年代時，正當青、少年的阿祖們當年的親身見聞，希望這系列書籍的出版，重塑臺灣近代史中消失的40年代，並提供給年輕學子們，了解那一段被忽略的歷史真相。

【推薦序】
補破網工程
潘榮禮

美軍於1945年8月6日、9日，分別在日本的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後，日本裕仁天皇於8月15日，宣佈無條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於焉結束。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中國國民黨政府稱之為「抗戰勝利」。這個「抗戰勝利」也就是臺灣民間所謂的「終戰」。因為抗戰是日本和中國的事，與臺灣根本無關。那時候，臺灣是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若有關係，應該只是有少部分民眾，被動員或徵召去南洋當軍伕而已！
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戰」後，世界各洲被殖民國家，掀起獨立運動，自由世界新的龍頭──美國，也大力支持各國的獨立運動。但是美國駐太平洋區的聯軍總司令麥克阿塞，大概是被勝利沖昏了頭，竟將日本放棄主權的臺灣，交給中國暫代管理。臺灣因而落入中國手中，遭受中國國民黨政府的長期戒嚴統治。
當然，任何統治臺灣的外來政權，都不得善終。從臺灣歷史觀察，足以證明這個魔咒的存在。我們從荷蘭占領臺灣開始看，荷蘭後來被反清復明的鄭成功驅逐出境；鄭成功也被「大清帝國」掃地出門；「大清帝國」在「日清戰爭」戰敗後，割地賠款訂立「馬關條約」將臺灣、澎湖的主權割讓給日本，與臺灣斷絕關係；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接受無條件投降，不得不放棄臺灣主權，與臺灣「莎喲娜啦」。臺灣命運多舛，竟然沒在那一波獨立潮流中，獲得美國支持獨立，反而由太平洋聯軍統帥麥克阿塞，委託中國暫代管理臺灣。中國蔣家政權竟大肆慶祝「抗戰勝利」和「臺灣光復」。其實，中國並不是為了收回臺灣，而和日本抗戰。中國跟日本兵戎相見，是為了自己存亡死活而戰，絕對沒有為了收回臺灣，動用過一兵一卒。
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戰，我們臺灣同胞，對中國並非完全瞭解。有的人甚至對這個政權存有奢望，熱烈的參與歡迎中國來的接收官員和軍隊。當時稍微理性的民眾，曾提醒大家「新的未來，不知舊的要寶惜」和「灑尿換泄屎」。後來，從中國國民黨政府在臺灣施政，倒行逆施，凌霸民眾、摧殘人權，事實證明民眾的焦慮與不安，並非毫無根據。
「1940-1950消失的四○年代」系列作者陳婉真，是前《中國時報》駐中興新村的省政記者。當時臺灣的政治結構，雖然有中央政府的行政院，和自稱為國會的立法院、國民代表大會、監察院，都只是行政院御用的傀儡，幾乎是政府專業背書機構。老百姓對這些毫無民意基礎的傢伙，都稱之為「老賊」。所以政治重心自然移轉到臺灣省議會，後有黨外議員林義雄、張俊宏、邱連輝、許信良、黃玉嬌、張賢東、蘇洪月嬌⋯⋯等人，開始反思國民黨統治臺灣的合法性。呂秀蓮甚至出了一本《臺灣地位未定論》，直接向國民黨挑戰。
當時臺灣的政壇，雖然有民社黨和青年黨這兩個在野黨，卻都是國民黨從中國帶來的附屬政黨，靠國民黨補助逍遙過日。黃信介說，他們是「便所內花瓶」。反而是本土黨外新秀，陸續獲得黨外前輩的鼓勵和支持，信心和勇氣大增。全省串聯形成一股新生的力量。本來全省各縣市，雖然都有在野人士關心地方政治。但都是各自為政，孤軍奮鬥。例如臺中市陳派和彰化縣的陳派互不認識；臺南縣的陳派和高雄縣的陳派也很陌生。國民黨讓各地方都有派系，以公職人員提名為手段，採用恐怖平衡策略，讓他們互相制衡，不讓他們串聯在一起威脅到他的政權。
此時，康寧祥的《八十年代》、蘇慶黎的《夏潮》雜誌，以及其他黨外刊物，爭相訪問，介紹全省各縣市黨外前輩，報導他們與國民黨對抗的經驗，讓這些前輩感到受尊重，很溫馨。尤其《中國時報》記者陳婉真和《臺灣日報》的採訪主任吳哲朗，對黨外人士的言行及動態報導，引起民眾的關心和熱烈的回應。因為當時臺灣還是在戒嚴統治下，記者都不敢報導黨外消息，除非負面新聞。
陳婉真敢寫、勤寫；吳哲朗敢用、敢登。陳婉真的「中時」不登，她便把新聞轉到「台日」。民眾也都紛紛向親友轉述，聽來的或看到的黨外消息。
後來，他們兩人甚至發行地下刊物《潮流》，直接與國民黨對幹，把林義雄說的國民黨是「叛亂團體」在《潮流》登出，有人懷疑林家滅門血案是因言惹禍，說國民黨是「叛亂團體」，對國民黨來說，孰可忍孰不可忍？文化界也幾乎把出版討論臺灣在「1947」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戰前後，描寫當時臺灣的政治、社會、經濟、教育、治安、甚至軍事等相關著作，成為當時文化的主流。而有關「二二八事件」的著作，更是獨領風騷，鋪滿書架，作者各蹲一角，發言嗆聲。至於那個時代，甚多有關臺灣禍福的重大事件，卻鮮有人提及，民眾關心的目標，都投注在「二二八事件」上。這也難怪，這是臺灣史上最殘酷的、有計畫的屠殺。要屠殺受日本教育的臺灣精英──教授、醫師、律師、記者、學生、教師、同事、社會賢達⋯⋯等人士。
臺灣在以1940為主軸的前後十年，除了令民眾震驚恐懼的「二二八事件」，國民黨還實施許多苛政壓搾人民。例如；「臺灣省糧食管理條例」，「糧食限期出售」，「肥料換穀」，「開徵田賦稅」，「向大糧戶徵稅」，「臺幣四萬換一元」，「發行愛國獎券」，「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等苛政，剝削人民。只是大家關心的是「二二八事件」，恐怖情況，超過人民對暴政所能忍受的程度，讓民眾對當時，其他猛於虎的暴政失去感覺，成為「消失的年代」。
「消失的年代」作者陳婉真認為臺灣不幸的歷史，可以原諒，不能遺忘，更不能成為斷代史。所以她雄心萬丈，進行全方位的補破網工程，訪問、探視在1940年代受到國民黨政府苛政傷害的當事人、家屬、親友、鄰居、師生、同事，追憶當時的風聲鶴唳，跑遍臺灣的各縣市，以及歐美、日本、東南亞各國，有瞭解事件發生原因、過程或受害者的地方，就有作者僕僕風塵前往探視、訪問的身影。陳婉真企圖重建「消失的年代」現場，一針一線，一筆一畫，綴補臺灣歷史的破網，居心之憂，可見一斑；也令人足感心。
歷史可以原諒，但不能遺忘，不原諒你又能怎樣？遺忘了歷史，臺灣會再遭受霸凌欺負；讀完《1940-1950消失的四○年代：背後那支槍》，我不禁想起我們臺灣有句諺語「大箍食肥豬肉──加油！加油！」陳婉真加油！我們大家都要加油，臺灣就不會再有「消失的年代」了。臺灣後世代的歷史，會像彩虹那樣璀璨美麗。

【作者序】
背後那支槍

我以20歲的精力、40歲的人脈關係為基準，設定60歲以後的工作進度－－打算訪問80歲以上的長者共100位，請他們談人生中遭遇到的重大事件，結果遭遇到的困難超乎想像。
人脈還好，還是可以透過一些老朋友老關係，找到很多願意接受採訪的對象；找出版商就碰到很大的困難，第一家出版商早已不再從事出版業務，通路也有問題，卻沒有告訴我實情；想和他們簽訂出版合約時，卻遭到「以拖待變」的對待，不得已只好從頭另找出版社自行出版，這一拖就是兩年。
我越心急，問題就越接踵而來，也越難以平心靜氣進行訪問及整理稿件等工作，心情就越浮躁，如此惡性循環的結果，竟然發現罹患了乳癌。這一病，又拖了兩年。
這期間，臺灣的情勢由於太陽花學運，把一些原本不抱希望的人心攪動起來，於是撥出一些時間關心時政，自己覺得差堪告慰的，是把1945年5月31日「臺北大轟炸」的歷史，透過高雄市臺籍老兵文化協會江仲驊理事長的協助，終於在終戰七十週年的2015年5月31日，由老兵協會和臺灣教授協會等團體，在臺北市合辦座談會及照片展，讓更多人知道這段歷史。
我們「趁勝追擊」，成功說服彰化縣政府主辦「終戰七十週年照片及文物展」，獲得正面回響，並以彰化模式，陸續遊說綠色執政的縣市，共同來推動還原歷史真相的工作。
會去推動這件事，起因於兒時母親常常講她在空襲期間的遭遇，那時她在臺大醫院當護士，臨近的總督府被炸時，她正和朋友一起吃中飯，她們躲在餐桌下逃過一劫。
她說的時候感覺還心有餘悸，聽在我們耳裡，卻沒什麼感覺，因為戰爭離我們很遙遠，而且課本沒有教，我不認為那是重要的事。直到我進行訪問，回想母親差點被炸死當天，應當就是531，才稍能理解她的心情，而她已不在人世。
另一個原因是，馬英九在他總統任內最後一年，竟大肆舉辦「對日抗戰」七十週年系列活動。七十年前臺灣是日本殖民地，這不是擺明故意挑起族群對立？
我的朋友林世賢醫師，也在他父親彌留時的惶恐不安情緒中，感受到上一輩遭遇到的無處訴的無數委屈，在父親離開後，徒留無法彌補的深深懊悔。
他的父親林瑞呈先生日本時代擔任警察，國民政府來臺後繼續留任。我曾試圖訪問他遭拒，但談啊談的，他自己越說越起勁，我也趕緊拿筆猛記，他沒有制止，想不到不久他即罹癌往生，這段訪談，竟成為他頭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的告白，道盡他們那一代所遭逢改朝換代的無奈。
以下是他的談話中令人印象深刻的部分：
我在員林分局擔任副主管時，員林派出所約有十一、__二名警員。當時第一批來接收的人員中，以福州幫人數最多，那時的治安還很亂。
有一天，一位農民從柴頭井一帶擔菜到員林菜市場販賣，半路上被人持刀搶劫，搶匪作完案後把兇刀丟到路旁的古井裡，因為證據確鑿，嫌犯被逮捕了。
幾天後，擔任拘留所看守的楊姓警員，將嫌犯押解到員林看守所，途經員林公園時，楊警員告訴嫌犯說要把他放走，卻從後面開了兩槍把他打死。
事發當天我不在，第二天我去上班時楊警員告訴我說，因為嫌犯企圖逃脫，被他打死了。

三民主義新解
為什麼？這就叫做殺雞儆猴、殺一儆百。
當時彰化三角公園一家銀樓，因為有士兵行槍，士兵被當場槍斃在店門口！
彰化最大尾的流氓「紅桐仔」也是一樣，警察把他押到大肚溪旁，佯稱要放他走，再從後面把他槍斃，對外宣稱嫌犯是企圖逃亡，警方只好動用槍支。
你說這怎麼可能？事實就是這樣！你知道什麼叫做「三民主義」嗎？凡事只要他們三個人講好就算數，這就是三民主義！三個人講好把他殺掉，就殺掉。
我說的這些都是事實，但很可能檔案都被燒掉了，無從查起。
這就是中國政治。日本人不敢這麼做，中國人習以為常。我親自碰到才真正領會到中國人的厲害，像楊警員殺人的事情，其實圈套劇本都有人編好了，楊警員只是照著劇本演戲而已。
所以說，你要問我對這種事有什麼看法？我是覺得身處這種政治環境，已經不是我們願意當炮灰就能左右什麼大局的時代了，不要隨便去當炮灰，要懂得明哲保身。
1949年，我在二水擔任派出所主管時，二水有一位參與二二八的醫師陳篡地，日本時代就參加臺共，是一位知識份子及理想主義者，二二八事變後他曾帶頭打游擊，不久即躲起來，警方遍尋不著，我們判斷他人還在臺灣，因為二二八過後他的太太又懷孕，可見他和家裡還有聯絡。
陳篡地是二水鄉十五庄人。有一次警方要抓陳篡地，由刑警隊一位名叫陳內的隊長，開著吉普車載了六、七名警員一起過來，騙我們說據報我們轄內有人偷印鈔票，因此前來搜索，連我叫工友出去買煙都被押回來，還在派出所外面派了四、五個人緊緊看管我們，他們一行人則開著車子到陳篡地哥哥家中搜查，但無功而返。
後來又有幾次的搜索行動，他們都是要我和我們派出所警員走在前面，他們穿私服（便衣）跟在後面，這就是所謂「自己人也是敵人」，也要防備的意思，有功勞則是他們的。
事後我們知道，陳篡地是躲在十五庄的防空壕連到山裡的地道裡，由他的家人送食物去給他。
陳篡地是在1950年被抓的。陳家人在過程中很可憐，陳篡地哥哥的女兒頗有姿色，警方先吸收她為線民，並指控陳篡地一個侄子「資助匪諜」，把他殺死後通知陳家人去收屍；又利用二水鄉和陳篡地有姻親關係的陳慶全，押著他去勸降。陳篡地不得已出來投降，後來被派到新店軍人醫院去當軍醫。
所以說，我在中國式的警察體系任職的親身經歷很多。中國人善於運用各種手段，利用各種可資利用的人去達到他們的目的，但是用完就丟，毫不手軟。謝雪紅到中國不也一樣，最後落得被清算鬥爭的下場？
林醫師在父親過世後打電話問我，有沒有保留他父親的訪問內容。他在電話那頭一再重覆說，父親臨終前四、五天，深受惡夢所苦，不斷喃喃自語，口氣萬分驚恐；稍早意識還清醒時，則一再告誡他們兄弟，千萬不要去搞什麼政治了。
「父親走時好像面臨很恐怖的境界。這讓我內心很歉疚，也很後悔，因為我們兄弟都一樣，從來沒有人好好聽他說他的過去，不知道他的人生究竟遭遇到什麼樣的痛苦經歷，竟然讓他帶著這麼大的不安離開人世，他走後我才發現我們對父親的了解，竟然那麼少，我們太不孝了⋯⋯。」
林醫師的感嘆，應該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共同感慨，面對一再試圖隱瞞真相的國民黨外來政權，我們算是成功被他洗腦成不清楚、甚至是不屑去理解上一代的想法。
而我們的上一代，被另一個外來政權日本教育成日本人的思維，在守法及對人性的認知上，中國人的想法與作法遠非他們所能想像。
所以，當被「自己人」押著走在前面，背後那支槍隨時可以扣下板機讓你斃命，那種驚恐經驗，很多老一輩不想也不忍多說，因為不想讓下一代承受和他們一樣的痛苦，這樣的不忍，卻造成子女心中永遠無法彌補的遺憾。

和監牢約會
我又想起訪談中另一件令人遺憾的事。
那是柯清隆博士的故事。
出生於1935年的柯清隆，父親是白色恐怖受難者，家裡從事派報業，父母都很好客，父親熟識的一位《戡亂日報》記者蔡鐵城被指是匪諜，在逃避追輯期間曾經到家裡來，說肚子很餓，父親說，我們又沒做什麼壞事，人家只是來吃個飯，不要緊，趕快讓他吃飽飯。
蔡鐵城後來被槍斃，父親也因「知匪不報」被判死刑，後改判無期徒刑，在新店軍人監獄關了12年，又在土城看守所感訓1年。坐牢後期柯清隆就讀師大，每個星期天他都由師大徒步走到新店探望父親，同學以為他到碧潭約會。
柯清隆說，那段期間是臺灣的黑暗時期，即便是他的故鄉苑裡鄉下，也有無數白色恐怖受難者，例如他的表兄邱坤福因為參加讀書會，在綠島關了15年，出獄後大家以為他吸毒，因為被關得全身是病，不成人形。
父親被捕時，柯清隆才15歲，母親無法繼續住在苑裡，只好把家產變賣後搬到后里，為了撫養他和兩個妹妹，曾釀造私酒販賣，家境的困苦連警察都同情，有人檢舉販賣私酒時，警察竟然跑來向母親通風報信。
柯清隆每天由家裡步行50分鐘到后里火車站搭火車到臺中一中就讀。高中3年讀書時家中沒有電燈，只有一盞菜仔油燈；早餐泡一杯美援的奶粉，中午沒便當，即便偶而帶飯，也只能配魚餔，所以午餐時間他都跑到外邊遠遠的，不讓同學看到。
高中畢業後，他同時考上公費的國防醫學院及師大，考量國防醫學院身家調查嚴格，只能選讀師大。那一年，他是鄰里中唯一考上大學的，原本鄰居瞧不起母親，兒子考上後，人際關係全面改觀。
柯清隆師大畢業後曾回母校臺中一中教了一年書，隨即取得臺北榮總放射科副技師的資格，在榮總工作3年後，獲得聯合國原子能總署的獎學金赴英國留學，後轉往美國攻讀博士。聯合國的獎學金是由英國政府及榮總各支付半數。
在榮總工作時，他發現別的同事都領有房租津貼，跑去找人事室，人事室同仁問說：「你是臺灣人喔？怎麼會到我們這裡？」又說：「房租津貼？你又沒有向我們要。」連原定出一半獎學金的部分，副院長也說：「你們臺灣人都很有錢，獎學金你自己付！」

臺灣不要的人才，美國要！
不意外的，柯清隆的護照後來被取銷，無法回臺，理由是他向英國人說榮總不付獎學金，詆毀國家形象。他拿著無法回臺的護照跑去美國移民局訴苦，移民官看到他的學歷背景後說：「像你擁有這麼好資歷的人，我們國家求之不得，你就不要回去了，我們協助你辦理移民美國。」
柯清隆後來在美國生活過得很好，曾任職於製作飛彈的公司。民進黨某位前主席到美國時對他說：「你有這方面的專長，正是我們臺灣最欠缺的，你趕快回臺灣，到我們中央黨部來工作吧。」他那時正值可以退休的年齡，懷著報效國家的滿腔熱忱回臺，可惜無法施展長材，只能在他太太娘家和成牌衛浴公司當顧問，終究又回到美國。
他在臺灣的那幾年間，我曾多次建議他一定要把他父親的受難，以及他的成長故事記錄下來，可惜一方面是他客氣，一方面因為長年居住美國，中文寫作對他而言有一定難度，終究沒有留下任何文字紀錄。
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2011年，突然聽朋友說他罹患肝癌回臺醫治，我趕緊去探望他，作了一小部分的訪問，就因體力難以勝任，約定下次再訪談，想不到兩個月後他就走了，留給我無限的遺憾。
1940年代是極度動盪的十年，歷經戰爭及政權更迭，連臺北大轟炸總督府被炸毀這麼重大的事件，日本人死亡人數應不在少數，臺灣總督府都沒有記載！一位日本記者告訴我，他們報社看到臺灣教授協會和高雄老兵文化協會舉辦的活動之後，才知道有這回事，他們正積極追蹤，想找出更多當事人深入報導。
五年前開始想做系列訪問時，曾經請教前國史館館長張炎憲教授：這個主題值不值得深入採訪？得到的是正面的肯定。遺憾的是，他已經離開人世。
他曾經說過：「我認為臺灣過往的歷史教育，欠缺很重要的兩個元素。一是對土地的感情，一是對真實人性的了解，這兩方面的缺乏，當然與政治文化相關，但在整個社會逐漸邁向民主自由化時，應該針對這問題來修正。」
諷刺的是，時至今日竟還有教育部以所謂「課綱微調」，實際上是意圖掩飾某些歷史，特別是這一段臺灣人活生生有血有淚的歷史。
掩飾傷痛真能解決問題嗎？我們看臺灣這些年來的統獨與藍綠對立，已經嚴重到國政空轉的地步，原因正是我們不肯去面對過去的傷痛與不堪的歷史，甚至不敢去面對國家正常化的問題，雙方各自執著於各自的立場，導致高中生都要以包圍教育部為反洗腦的手段。
而這些未成年的學子所面對的竟是警察粗暴的逮捕與教育部的提告，還以私闖民宅移送，視新聞記者的採訪權，及人民的扺抗權於無物，還把為公眾服務的公署當成自宅，如此政府，簡直到了荒腔走板的地步，和七十年前拿支槍押在人民後面的行為相較之下，現在是公然在人民面前揮舞權力的大刀！
所幸文化部這幾年積極推動「國民記憶庫－臺灣故事島」計畫。本書的出版，也獲得文化部的補助支持，讓原本可能消失的歷史記憶多少保留一些。
本書的出版，也要感謝老友潘榮禮兄的接受採訪並應允寫序。榮禮兄近年一度為帕金森氏症所苦，令人意外的是，吃了兩年多的藥後，才發現竟然是誤診，他又找了兩家醫院重新檢查的結果，他的身體狀況除了輕微高血壓之外，一切正常。
得知這個令人振奮的消息之後，原本日益消瘦，走路無精打采的榮禮兄，一夕之間突然變得神采奕奕。他說：「說有病不煩惱是騙人的，光是想到為家人帶來很多額外負擔，就是很大的煩惱。」
我聯想到臺灣如果能積極推動轉型正義，趕快把一些過往歷史事件做一個總結，一定也能一夕之間變得神采奕奕，重新展現出強壯的生命力。

鏽蝕的武士刀

受訪者背景
受訪人：郭芝苑、阮文池
性別：男
出生年月：1921年12月5日（2013年4月12日逝世）
訪問時間：2011/7/15；7/21
地點：苗栗縣苑里鎮郭宅
訪問人：陳婉真、張宏久、林雀薇

背景說明：他的作品傳唱華人世界，作品的型式有歌劇、管弦樂、協奏曲、鋼琴曲、室內樂、合唱曲、藝術歌曲、流行歌、臺灣民謠、流行歌再編、童謠⋯⋯等，可謂貫穿古今，雅俗共賞，卻又風格嚴謹，阮文池形容是「以天籟之聲，以不同的形式，記錄了由小市民至知識分子，由廟口至音樂殿堂的所有心聲」，是臺灣重量級作曲家。
他的華文作品中很多源自唐詩或中國古典小說，如「楓橋夜泊」、「涼州詞」、「白蛇傳」，更多來自採集臺灣各民族的歌謠特色，包括南北管、歌仔戲、原住民音樂等，如「臺灣弦律」、「臺灣吉慶序曲」、「唐山過臺灣」。
他有很多傳世作品，很多人會唱，卻很少人知道作者是他，例如：「沙漠中的紅薔薇」、「阮若打開心內的門窗」，還有被鳳飛飛唱紅的「心內事無人知」等，都是膾炙人口的經典好歌。至於「楓橋夜泊」、「涼州詞」則被歸納為中國民謠，別說版稅分文未得，連作者是誰都鮮為人知。

日本人譽為人間國寶

他也創作日文歌曲。他在2007年雖已屆86高齡，還到日本福岡舉辦發表會，日本人稱他為臺灣的人間國寶與民族音樂第一人。
他是臺灣第一位完成正歌劇的編曲者（「許仙與白娘娘」，1984年）、第一位發表管弦樂曲（交響變奏曲「臺灣土風交響變奏曲」，1955年）、第一位發表鋼琴協奏曲（1973年完成，1974年發表，由李泰祥指揮）的作曲家。
他並以交響曲「唐山過臺灣」作為感念他的祖先移民臺灣，奠定郭家經濟基礎，讓他得以無後顧之憂從事音樂創作的獻禮；也曾創作「前進！臺灣人」，及二二八受難家屬阮美姝思念父親的「啊！父親」藝術歌曲。
他對音樂的執著與努力不懈，令很多後生晚輩至為敬佩。他的好學不倦，喜歡買書讀書的習慣始終不變，家中藏書豐富而多元，經常發表各種音樂介紹及樂評等論述，一如阮文池老師所說，音樂界像芝苑先這麼愛讀書又涉獵廣泛的人很少。
直到90高齡的今日，他依然每天埋首案前創作新的作品；有感於臺灣兒童歌曲的欠缺，他近年加緊創作許多童謠，因此，他的創作時間之長，已在臺灣創下空前紀錄。
郭芝苑先生一生得獎無數，他曾於1938年得到全日本學生口琴比賽第一名；1987年榮獲金曲獎作曲獎；並分別於1993、94年，獲得吳三連藝術獎音樂類、國家文藝獎音樂類等殊榮。
早年因為戰爭及戰後的長期戒嚴等因素，郭芝苑先生的成就長期被埋沒，連他周遭的人也不認同他的孤獨創作方式，頻遭冷落，他卻始終堅定前進，創作不輟，並在1966年第三度赴日研讀音樂。直到90年代他的成就才得到遲來的掌聲，並於80歲生日當天，獲靜宜大學頒予榮譽博士學位。
他的人生雖因為戰亂及政權更迭而充滿荊棘，他的音樂卻是輕快優雅，幽默風趣，充分詮釋斯土與斯民的形象與心聲。
在兩次訪談中，靜宜大學講師阮文池老師全程陪訪。主修聲樂的阮老師在1 9 9 3 年重
新認識同鄉的芝苑先，首次發現原來日治時期臺灣就有很多優秀的人才，而非如國民黨宣傳的：他們帶來一批優秀的人才，臺灣才能有今日的繁榮。
他因為認同芝苑先「本土性就是世界性，民族性就是國際性」的理念，1994件起即自願追隨芝苑先，兩人合力巡迴各地演出推廣，介紹芝苑先的作品及臺灣本土音樂之美。
他們在苑裡及鄰近鄉鎮召集一些在地人士，組成合唱團，團員中有來自菜市場小販，也有家庭主婦、退休老師等，絕大多數沒有受過正規音樂教育，經過芝苑先及阮老師的細心調教，不但在全臺各地舉辦多場大型演唱會，也曾遠赴日本；就在訪問過不久，他們還飄洋過海，到美國夏威夷演唱。
他們不執著於廟堂的演出，反而更重視到窮鄉僻壤去推廣臺灣音樂之美；平日的例行練習時，除了在芝苑先的自宅，阮老師也常在他家中，讓合唱團成員們每人帶一樣菜，先用過餐後，即展開練唱，練唱期間，90高齡的芝苑先雖然必需佩帶助聽器，仍然經常親臨現場督軍，仔細聆聽團員的表現，稍有走調或音量大小未符合者，立刻糾正，要團員們重來，他的嚴厲程度令團員們不敢稍有懈怠。

訪談內容大要：
恐怖的日本警察
我是孤獨的人，每天都在家裡寫作，和社會並沒有溝通。日本時代臺灣是殖民地，到臺灣來的日本人大多是一
些官僚、警察等，和地方上一些有志人士（意見領袖）例如里長、鎮長等，溝通沒有問題；對於一般人民，他們就比較有優越感。所以日本時代一般人很怕警察，小孩子哭的時候，只要哄說警察來了，他馬上停止哭泣；從警察局經過，常會聽到有人被警察打得哀號呻吟的聲音，其實被打的人也不是犯什麼罪，不過是環境不衛生等小問題而已；我曾看到一個女人因為愛賭博，警察一罵，她就哭出來了。那時光是經過警察局，就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我到日本讀書時，情形完全不一樣，他們對待我們很平等，對臺灣人很看重。因為臺灣人到日本的，以讀書或是做生意的居多。
日本人對朝鮮人就不一樣，那個時代朝鮮的經濟遠不如臺灣，到日本的朝鮮人通常是做粗工的，像從前的廁所還沒有抽水設備，肥水是用人工掏的，那樣的工作多數是朝鮮人在做。臺灣人經濟狀況比較好，所以臺灣人在臺灣受到日本人的不平等待遇，在日本本國反而不會。
同樣是殖民地，朝鮮人性格比較強烈，他們又比較貧窮，比較讓日本人看不起。我曾看到朝鮮人和日本人打架，旁邊3、4個朝鮮人立刻就聚集過來一起反抗。臺灣人比較順服。
我先在長榮中學讀了兩年後，1936年到日本讀高中。
第二年日本開始攻打中國。
1941年，我中學校畢業剛進入東洋音樂學院，暑假曾回臺灣，返日本不久卻接到父親病逝的消息，再度返鄉處理後事。不久發生珍珠港事變，親戚都勸說時局不安，我又是長子，有責任管理家業，勸我不要再去了，唯恐去得了回不了。
所幸第二年我一個外甥要回日本繼續學業，找我一起去，他說：「你家又不是做生意，只是收租。」他認為我母親就可以管理得很好，因此說服母親，我又到日本繼續讀書。我沒有回到東洋音樂學院，改讀日本大學的作曲科。
因為在東洋主修小提琴時，發現我的無名指天生彎曲無力，不能拉小提琴，右手也不能彈鋼琴。讀音樂卻無法彈鋼琴，心情非常沮喪。
我父親對音樂很有興趣。我在1941年暑假回來時，帶回一些西洋音樂的唱片和他一起欣賞，他聽到大提琴演奏曲很感動，要我學大提琴，我不敢講，他不知道我連小提琴都沒辦法拉，何況大提琴？
因為這個原因，重回學校後，聽了很多蘇聯的現代音樂，我決定轉修作曲。

戰火下的流浪藝人

阮文池（以下簡稱阮）：所以芝苑先是全臺灣第一個主修作曲的音樂家。直到今天，臺灣學作曲科班出身還很少，在那個時代更是唯一的。陳泗治是鋼琴家；呂泉生是學聲樂的。江文也本身是學聲樂的，他的作曲完全是靠自我學習。
郭芝苑（以下簡稱郭）：回臺灣之後才知道，有一個後輩也學作曲，只是後來沒看到他有任何活動。
阮：那是李如樟先生，他似乎離開音樂界。
郭：因為戰爭中，學校無法正常上課，都是在做工或是軍事訓練。只有每個星期一校長在禮堂演講而已。後來學校鼓勵學生當志願兵，我心想不回來不行，先辦理退學後，到神戶等船，卻已經沒有船隻了，因為美軍潛水艇已經把日本的海域全面封鎖，沒辦法，只好疏開到九州的熊本市。
到九州後，盛傳美軍可能在九州登陸，朋友勸我到山形比較安全，他們說東京一些藝人會到那裡演出。剛去時問題重重：想租房子沒人願租；和朋友住，又被房東干涉，說你怎麼可以再找朋友來，你多一個人住，我就要多準備糧食。日本人實在很有責任感，朋友來，房東連吃的都要幫忙準備。怎麼辦？去軍事工廠應徵又不被採用，因為鄉下人不敢信任殖民地的人，若是在東京或是大阪等大都市就
不會。還好天無絕人之路，我看到報紙上刊登山形藝人協會徵求藝人的消息，趕緊揹起一些衣褲家當，一肩一把
小提琴，另一肩是30幾隻口琴，形同浪人，就這樣去藝人協會應徵。負責人問說你會什麼？我當場表演22支口琴同時演奏，他很驚訝說原來口琴也能這麼奏。他告訴我說日本最強的小提琴家就是他的弟弟，後來我曾跟隨他弟弟學琴。
阮：那個藝人協會是官營？
郭：官營，各地都有。日本政府規定演藝人員表演者都要有「技藝證」。我沒有。技藝證要申請。我老闆幫我申請，還沒下來日本就戰敗，沒有用了。流浪藝人的生活雖然不到一年，老闆夫婦都對我很好。老闆娘曾是日本很有名的東寶歌劇團的女主角。我們這團名叫「松竹」，也很有名。頭家約是60多歲的人，老闆娘才30多歲，育有一子。我平日就和他們住在一起，有演出時我就去表演。
阮：芝苑先那時的口琴非常強，不是普通的強。
郭：因為口琴是很大眾化的樂器，看到我那樣吹，大家覺得很稀罕。現在的口琴有一些改良，比較不適合獨奏，需要鋼琴伴奏。

一次吹22支口琴的真功夫

阮：他當時的口琴功力不是普通的，而是非常複雜，猶如在表演特技一般。等於他一個人就可以全場演奏好幾聲部的改編的大部頭西洋樂曲，演奏中一直轉調，有時彷彿成為小提琴聲。他連鼻孔也可以吹奏。
郭：沒啦，鼻孔要怎麼吹？
阮：反正一個人一次吹好幾十支，鼻子下也夾3支，看起來好像連鼻孔也可以吹奏。
郭：臺灣的皇民化運動時，政府鼓勵臺灣人改姓名，日本內地沒有，多數在日本的臺灣人並沒有改。我是在唸書時為了參加口琴比賽，老師建議我改個日本名字比較不會受到差別待遇，影響到名次。因此，我就用了「芝園格」，芝苑是我的名字，格是英語的郭，唸起來就是「芝苑．郭」。
我在山形縣時天皇廣播宣布投降。我們正在表演，一聽說天皇要廣播，大家趕緊去一家不認識的洋服店一起聆聽，聲音沙沙的很不清楚，但知道是戰輸投降，女人都哭了，有些男人不服輸，說日本男人還很多，他們要繼續去打仗。和我一起表演的大提琴師私底下小聲對我說，我們是平民，誰來管都一樣。所以說日本人也一樣，有強烈愛國心的；認為無所謂的也有。
戰爭期間我常想，日本如果戰敗，臺灣回到中國更好。所以聽到日本戰敗時我很歡喜，倒是老闆說：「你先別高興太早，我們在戰爭中輸是輸美國，不是支那，美國和蘇聯未來還會再戰，國民黨政權是一個腐敗的政權，你們臺灣人被它統治不可能會幸福。」
老闆還告訴我說：「你不如繼續住在日本，你的所學才能有所發揮。」
那時對中國完全不了解，在九州等船回來時，好多臺灣人都很高興終於能回歸祖國，大家紛紛學唱國歌，學習三民主義。也聘請一個中國人來教我們ㄅㄆㄇ。
戰爭中日本實施物資統制，戰後初期物資更缺，只是有錢的人依然可以在暗地裡買賣，日本話叫闇市（やみいち）。我們在等船回臺灣期間，就到九州鄉下買豬肉，再到東京、神戶、大阪等地去賣やみいち私貨。戰後因為中華民國成為戰勝國，我們變得權力很大，一些臺灣人後來還去交涉到一台貨車，整台卡車載滿豬肉去轉賣，更方便。那一陣子日本人要搭火車，必需從晚上排隊排到天亮才買得到票，我們一去就有。日本人好羨慕我們。因為臺灣人把整台火車包下來，所以不必排隊。
我們回臺灣的船，是在九州的臺灣人特別成立一個會去爭取的。船一到基隆，喔啊，看到那些中國兵，穿著鋪棉裘，穿草鞋，有一些民眾好奇到港口觀望，中國兵仔就拿起皮帶摔打趕人，我看到時心想，夭壽喔，那些穿鋪棉裘的哪像兵？比較像苦力，旁邊同船回來的人說：「啊，不對了，不對了，我們回來真的不對了。」

趕人像趕狗的中國兵

日本警察很有威嚴，一聲令下，大家都很守規矩。中國兵趕人像在趕狗。那些中國兵不知道臺灣人已經相當守規矩，不必用中國那種方式趕人。所以對他們印象很壞，不只我如此，大家都說回來是錯誤的。
陳婉真（以下簡稱陳）：您覺得回來對嗎？
郭：我如果繼續留在日本，當然對我在音樂方面的成就應該是比較好的。日本沒多久就復興起來，臺灣在接下來的20年可以說是文化的沙漠期。
陳：據我所知，日本在戰爭中也禁止美國的音樂。
郭：因為禁止英美的音樂，他們就大力獎勵本國的作品，獎勵日本人創作，增加日本作曲家演奏的機會，反而是很好的事情。
陳：但日本很多都是學習英美。
郭：大部分學習自德、法、義大利等先進國家。
陳：美國有些如爵士樂等，好像在日本也很受歡迎？
郭：那些也都禁止。後來連舞廳也禁。
陳：您回來後對您來說，怎麼說⋯⋯。
郭：對我來說天地整個反轉過來！ 一切要從「壓壹仔」開始。
阮：這是我們苑裡人做草蓆特別的形容詞。「壓壹仔」是藺草編織的第一道手續，也就是最基礎的意思......。
郭：從頭開始啦。所以我一輩子沒去當老師，也沒當官，話語不通，都在家裡創作。話說回來，有這樣的創作環境也不錯，只是無法出頭天。
阮：新竹那一段要說。
郭：我回來大概5、6年後的事，那時新竹師範的校長，和李遠哲的爸爸，以及一位音樂老師，3個人來找我，請我去擔任他們學校的音樂老師，原本當老師我就不喜歡，加上言語不通，我說我不會講北京話，怎麼當老師？我也沒有當老師的經驗。李遠哲的爸爸說：「言語的問題比較快，我現在說北京話，外省人不知道我是本省人。」我說：「我沒辦法和你一樣。」

埋沒鄉間50冬

臺灣在日人時代已經很現代化，陳儀來後都是一些拉雜兵仔，臺灣人因此看輕他們，發現咱們比他們優秀，所以看不起外省人。這方面的笑話很多，例如看到自來水，以為到五金行搶個水龍頭來，插到牆壁上，水就會自然流出來。
這種由文化水平低的，來管理我們文化水平高的現象，導致臺灣人覺得讀書沒路用，像他們這麼差勁的都可以當官，還是賺錢卡要緊。他們（指阮文池老師）那一代沒看過的不知道，以為外省人地位高，很高尚。我們不是，我們看過中國人落伍的實況，自有我們的看法。尤其日本時代很重視品格教育，國民政府到臺灣之後，沒有人格教育，只能培養一些有學歷的土人，甚或是有學歷沒品格的人。
阮：我從小以為外省人很了不起，因為學校教我們，外省人都是所謂「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我們臺灣人和他們沒得比。我從小是如此感覺。
陳：我的上一代也看不起中國人。
阮：我以前的確相信他們教的那一套，覺得他們很高尚，臺灣的藝人了不起就是像豬哥亮那種人而已。總之就是要讓你以為，他們連歌星都比我們臺灣人高尚。
陳：這是他們營造出來的一種整體氛圍。像郭先生這種人才就只能被埋沒在這樣的鄉間。
阮：對，郭先生既是戰爭的犧牲者，又被中國人統治而成為「失聲的一代」。其實，和他同時代的中國，找不出半個像郭先生這種人才咧。
20世紀的音樂，簡單說就是那種「無調性音樂」，這麼前衛的東西中國沒有，所以江文也到中國，他們中國人非常歡迎，因為江文也讓中國音樂走向現代化。我後來才知道，當時中國的音樂界很落伍，不像芝苑先他們學的那麼進步，然而，我在大學時讀音樂史，介紹郭芝苑2分鐘就過去了，只說有這個人，會吹口琴，如此而已；反過來介紹黃自等人就一大篇。
事實是，在那個時代，全中國及臺灣，正港音樂家只有江文也和芝苑先兩人。黃自只會寫歌，只有芝苑先會寫管弦樂、室內樂，歌舞劇等。要當個作曲家，就是管弦樂、室內樂都要會寫，才夠格。
我在美國只知道要反對國民黨而已，那時只知道賴和、楊逵等文學家，我不知道咱有大牌的音樂家。我在1993年才碰到芝苑先，翻他的作品才知道原來他的地位是如此高。
陳：所以芝苑先被國民黨耽誤50年。50年後阮老師才發現臺灣的人才在此。
郭：因為我沒去學校教書。
陳：但您的作品像「紅薔薇」、「楓橋夜泊」等，我們從小就會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