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簡介
重現香港日治時期的經濟、社會以至文化生活的真實面貌。
三年零八個月是香港歷史上最黑暗的歲月。
香港人對這一段苦難歷史的認識，主要是透過長輩的口述回憶了解。坊間出版了許多日治時代的口述歷史、回憶錄及掌故，但有關三年零八個月的全史猶不多見。
《日本軍政下的香港》是這方面的一本重要著作。兩位作者長期研究日治時代的歷史，學殖深厚，大量爬梳日文原始檔案和材料，厚積薄發而成此書。此書資料豐富、觀點中肯，且能發掘歷史真相，內容翔實而條理清晰，可讀性高，絕對是一部雅俗共賞的日治時代香港史。
作者簡介
著作包括《大東亞共榮圈的形成與崩壞》、《戰後日本資本主義與“東亞細亞經濟圈”》、《日本軍政下的亞細亞——“大東亞共榮圈”與軍票》、《滿鐵——“知之集團”的誕生與死亡》、《帝國日本與總力戰體制——戰前．戰後之連續與亞細亞》等。
柴田善雅，1949年出生，日本歷史學及經濟學家，獲早稻田大學博士學位。現為大東文化大學國際關係學部教授，主要研究日本經濟史。
著作包括《佔領地通貨金融政策的展開》、《中國佔領地日系企業的活動》、《戰時日本的金融統制——資金市場與會社經理》等。
序
序一
關於日據香港的歷史研究，大多圍繞當時社會狀況作個案式描述，或集中討論當時市民苦難或特定人羣，例如戰俘、集中營的英籍和混血兒居民，以及遊擊隊或英軍方面的地下抵抗者等。華文著作討論這段時期時，通常引用時人回憶或報刊資料，直至近年才使用藏於英、日、美，以及香港等地的解密檔案史料。即使1970年代香港史家安德葛（G. B. Endacott）撰寫的《香港日蝕》（Hong Kong Eclipse），亦主要參考英國和香港的相關資料，幾乎未有引用任何日本方面的檔案。日本防衛廳的官方戰史《香港‧長沙作戰》雖然使用日本檔案，但研究範圍只限
《日本軍政下的香港》的第一作者小林英夫生於1943年，曾就學於東京都立大學大學院社會科學研究科博士課程，歷任東京駒澤大學經濟學部教授、早稻田大學大學院亞細亞太平洋研究科教授。他的主要研究方向為近代亞洲史，尤以二十世紀日本的經濟史為主，除了本書外，他的其他著作包括《大東亞共榮圈的形成與崩壞》（1975年）、《戰後日本資本主義與“東亞細亞經濟圈”》（1983年）、《日本軍政下的亞細亞──“大東亞共榮圈”與軍票》（1993年）、《滿鐵──“知之集團”的誕生與死亡》（1996年），以及較近期的《帝國日本與總力戰體制──戰前‧戰後之連續與亞細亞》（2004年）等。他早年的作品大多集中討論近代日本的宏觀經濟問題以及政府在其中的角色，其後則逐漸轉移至近代日本國家機構對國民經濟進行統合的嘗試，並提出日本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即逐步加強政府對經濟的計劃和控制，即使第二次世界大戰以日本戰敗結束仍未有改變這個趨勢。他在研究滿洲國、香港，以及其他東南亞日本控制範圍的經濟史時，即注意到當時日本政府決策者均擁有強烈的計劃意識，並不斷嘗試統制經濟活動以增強國力或支撐日本的戰爭機器。第二作者柴田善雅為近代日本經濟史家，研究興趣主要為金融、貨幣，以及企業活動，着眼點為1930年代至1940年代。其主要著作包括《佔領地通貨金融政策的展開》（1999年）、《中國佔領地日系企業的活動》（2008年），以及《戰時日本的金融統制──資金市場與會社經理》（2011年）等。
小林和柴田秉承日本近代經濟史學者的優良傳統，對數據搜集和統計均極為仔細，亦對諸如法令編寫、資金流動、經濟政策，以及物流活動等非常敏銳，而且兩人一個注重宏觀經濟與政策，一個注重金融與企業等問題，因此《日本軍政下的香港》一書對戰時香港經濟的描述極為詳細，甚具參考價值。撰寫拙著《重光之路》時，我亦曾不時參考此書，尤其是部分大藏省和防衛省的資料，後者包括日本軍政府首任參謀長矢崎堪十撰寫的〈香港統治方策私見〉等重要文件。他們亦是首批使用日據時期日文經濟刊物《香港東洋經濟新報》的學者，該刊詳細列出了日本對香港的經濟計劃，並有大量關於社會、經濟，以至文化生活的資料。可是，兩人主要使用當時已公開的資料而忽略日本軍政部門內部的數據，因此有時只能列出計劃數字而無法呈現實際情況。這個問題，需要利用日本陸軍以及諸如大東亞省等機關的檔案、英軍服務團（British Army Aid Group）的情報資料，以及藏於香港政府檔案處的總督部檔案才得以有所突破（詳見《重光之路》）。
由於小林和柴田撰寫此書時不少日文資料尚未普及，而且兩人均為經濟史學者，加上兩人少有使用中、英、美三國資料，因此《日本軍政下的香港》集中討論日據時期的社會和經濟面向，並且主要以日本官方（軍政府、總督部，以及東京政府的各部門）為視角。雖然兩人亦有著力描述日本的人口強遷、軍票，以及配給政策為香港社會帶來重大破壞，但兩人卻未有詳論各方在戰爭期間於香港進行的軍事活動、香港在太平洋戰爭期間的戰略重要性，以及日、英、美、中（包括國民政府、汪精衛政權，以及中共）各勢力對香港的計劃以及行動。因此，戰爭成為經濟和社會變化的大背景，而非改變的原因之一。《日本軍政下的香港》亦缺少關於香港軍民地下抵抗及其戰略重要性的討論，因此未能把香港在世界大戰期間的經歷完整地（除了經濟部分外）放在亞洲以及世界歷史的脈絡之中。可是，本書依然為少數關於香港日軍時期的學術研究著作，而且兩位作者亦搜集了大量外國人難以獲得的重要檔案資料與數據，因此本書在香港歷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不可置疑。筆者能獲商務印書館邀請為本書中文版作序，深感榮幸。
鄺智文（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序二
十多年前，本人為了編寫一本有關1941至1946年間港人生活的書籍，曾翻閱不少當時的報章及雜誌，以為寫作材料。現在能先睹小林英夫和柴田善雅兩位先生的著作《日本軍政下的香港》，得以增加若干方面的知識。
書中着重描述香港淪陷的三年零八個月期間日軍當局的統治體制、人口疏散、軍票、“兩華會”和區政等各方面，亦重點談論當時滯港的中國要人，以及殖民地社會的華人精英。而書中第I部分的第8章，更介紹當時不少港人移居到被視為“世外桃源之中立地帶”的澳門。原來當時的澳門亦是物資轉運及走私的中心點。
書中提到日本當局刻意將香港經營為顛覆重慶政權，以及日本位於南方的軍事、政治和經濟基地。為達此目的，日軍在港推行各種殘暴和苛刻的措施。根據各種記載，當中包括人口疏散、戶口調查、物業登記等政策，以冀大幅度減少人口，同時用軍票掠奪港人的現金和資產。不少人於轉徙中喪失了財產以至生命。
此外，糧食、油、糖、鹽以至柴薪等皆嚴重短缺，市民需長時間輪候以待配給。到了後期，當日軍官員與財閥合組的“興發營團”成立後，更壟斷了米糧的經營和運輸。每斤米價由淪陷初期的軍票20錢（仙），暴升至1945年8月的300元（折合港幣1,200元）。不少人因此餓死，煮食屍體事件亦時有發生。
除電車外，各種車輛，包括消防車和救護車等，大部分被運往日本。轎和人力車成為主要交通工具。另外水、電、煤及汽油嚴重短缺，供應不穩定，各種渡輪也因而停駛。
淪陷期間，教育幾乎完全停頓，只有四十多間學校獲准復課。至1945年中，島上中、小學生只有四千多名左右。
在醫療方面，為市民提供免費服務的主要是東華及廣華醫院，輔以由那打素醫院及國家醫院易名的兩所“市民醫院”。1945年中，東華三院總理為籌募經費沿門勸捐，又闢房舍收容街頭垂死者。香港此時的人口只剩下五十餘萬。
書內亦提到“兩華會”的成員於日軍投降後，在英國統治再次回歸下活動。前港府華民政務司那魯麟（Roland Arthur Charles North）指出，在淪陷初期，他與律政司和軍政司曾接觸羅旭龢（Robert Kotewall）及周壽臣，希望他們能忍辱負重，減少華人的痛苦，呼籲港人勿對之諸多留難。羅旭龢在1949年逝世，港督曾派麥道高（David Mercer MacDougall）等多名高級政府官員出席喪禮。
本人的雙親於淪陷時期一直在港生活，可以用“朝不保夕”來形容，後來更不時憶述當時的艱苦日子。十年前編寫《香江冷月》時，本人曾獲聖雅各福群會安排，訪問十多位經歷過日治時代的長者，獲得不少有用的資料。自拜讀《日本軍政下的香港》之後，認識就更深了。
商務印書館邀請本人寫序，愧不敢當，謹以此文，表達對當年歷史的關注。
鄭寶鴻謹識
目次
序一／鄺智文
序二／鄭寶鴻
前言 日本軍政期的香港研究課題
一、本書的課題
二、香港軍政史的研究現狀
第I部 香港軍政史 小林英夫
第1章 日軍佔領香港
引言
一、中日戰爭下的香港
二、日軍佔領香港軍事行動的具體推進
三、佔領香港
四、日軍拘禁香港要員
五、軍政廳的設立
結語
第2章 日軍佔領香港軍事行動的策劃和展開
引言
一、〈香港、九龍軍政指導計劃〉
二、〈香港統治策略之我見〉
三、動員香港名人
結語
第3章 軍政下香港的統治體制
引言
一、香港總督部的成立
二、總督部的機構特徵
三、日本統治者們
結語
第4章 疏散人口政策與軍票政策
引言
一、疏散人口政策
二、疏散的路線
三、疏散的實態
四、海南島的人口疏散
五、軍票流通政策的開展
結語
第5章 華民代表會、華民各界協議會與分區統治政策
引言
一、華民代表會的活動
二、華民各界協議會的活動
三、分區統治政策的開始
四、分區統治的實態
結語
第6章 軍政下的生活
引言
一、軍政下的生活
二、香港居民生活的衰敗之路
三、抗日運動高漲
結語
第7章 戰後的香港
一、戰後處理
二、中國革命與香港
三、工業化發展的道路
四、香港回歸的道路
第8章 日本軍政與澳門
引言
一、太平洋戰爭下之日葡關係
二、佔領前的中立區，──澳門
三、被佔領後的澳門動態
四、戰後的澳門
五、澳門回歸的道路
第II部 香港日本軍政統治的各方面 柴田善雅
第1章 香港軍票和通貨金融政策
引言
一、軍票的普及活動和對港幣的處置
二、對敵性銀行的接管和對市內金融機構的對策
三、對外匯率結算
結語
第2章 日本軍政下對香港企業的管控與貿易
引言
一、日本軍政下對香港企業的管控方針
二、貿易業與香港周邊貿易
三、運輸業
四、製造業等
結語
第3章 日本軍政對市民生活的影響
引言
一、食物等生活物資的短缺
二、公共服務水平下降
三、醫療服務
四、教育
五、大眾娛樂和新聞報導等
結語
後記
書摘/試閱
前言 日本軍政期的香港研究課題
一、本書的課題
日本在各佔領地區均成立了親日政權。1937年12月日本在華北成立了臨時政府，1937年3月在華中成立了維新政府，在內蒙古則分別於1937年9月成立察南政府、10月成立晉北政府及蒙古聯盟政府後，於1939年9月設置了蒙古聯合自治政府。此外，還讓國民黨的汪精衛逃出重慶，並於1940年9月在南京建立對抗蔣介石重慶政府的南京政府。在汪精衛建立政權的同時，日本解散了維新政府，把臨時政府改稱為華北政務委員會，而蒙疆的蒙古聯合政府則一直獨立於汪精衛政權。這些被佔領的地區都由日本陸軍進行軍事控制，只有海南島於1939年2月被日本海軍佔領。在海南島上雖然也出現過親日政權，但事實上實行的是近乎軍政的佔領政策，甚至否認汪精衛政權的貨幣發行權而繼續使用軍票，直至日本戰敗為止。一旦把握這個脈絡，我們就可把日軍佔領香港視作亞洲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一種地域擴展舉動。
被日軍佔領前，香港是英國殖民地。支援重慶政權的物資都經由香港通過粵漢鐵路運送回中國大陸，日軍在攻佔廣東的戰事中切斷了這條運輸線路。儘管如此，香港在日本侵華戰爭期間作為未被佔領的自由區域，連同上海租界、天津租界一併成為對華支援的據點。不過，即使不經粵漢鐵路，大量物資也通過空運、海運、陸運等流入中國大陸。另外，由於香港設有法幣安定基金，因此香港在金融方面也是支援重慶政府的一個據點。所以對英宣戰的公告使香港成為日軍必須立即佔領的地區。而且，由於日軍已經遍佈廣東省並已掌握了中國沿海的制海權，因此從軍事戰略上來說，香港已經處於甕中之鼈的境地，日軍佔領香港的戰事最終以
在亞洲太平洋戰爭期間，日軍沒有表明要佔領的東亞地區，只有位於珠江三角洲西端、作為中立國的葡萄牙殖民地澳門。與同樣作為葡萄牙殖民地而受到日本軍事攻擊的東帝汶相比，日軍對待澳門的態度明顯不一樣。一般認為，其原因除了是兩者在地理位置上存在差異外，東帝汶被視為日本海軍長期佔領荷屬東印度，並有助日本轉攻澳洲的軍事基地。而對於澳門，日軍的着眼點是在攻佔和交換東帝汶時，澳門在物資調配等的作用，所以認為不佔領澳門才是上策。
香港地區包括鴉片戰爭後於1842年簽訂《南京條約》時割讓給英國的香港島，及1860年簽訂《天津條約》時割讓的九龍半島和其他諸島，以及之後1898年訂立《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給英國長達99年的新界等地。
英國殖民地香港由廣東省南部，位於珠江三角洲東部的香港島和九龍半島以及新界構成。除此以外的諸島，包括大小僅次於香港島的大嶼山，並把涵蓋這些附屬島嶼的全部區域統稱為香港。雖然附屬島嶼的面積很大，但由於人口稀少、沒有甚麼重要產業，因此本書對這些附屬島嶼不作贅述。在涉及香港制度的記述中提及“香港”，偶爾也會被稱為“香港島”，這樣在表述上容易引起混亂，本書會儘量避免這種混亂。香港毗鄰廣東省，由香港政府管理的九廣鐵路與廣東省的廣九鐵路連結深圳，並築起了邊境線。因為香港是英國殖民地，由殖民地政府管理，自然沒有議會也沒有義務教育。殖民地政府長期投資港口，使香港這個自由港在海運和商業中轉貿易方面十分發達。
日軍佔領香港後，第23軍在
關於香港的軍政，正如在本書以後的章節所述，日本實施了大量的佔領政策，包括：疏散人口、建立軍票經濟、日本企業經營香港本土產業、引入糧食等的配給制度、統一管制百姓娛樂等，從多方面對香港百姓的生活加以粗暴的干涉。結果使百姓生活在物資不足和通貨膨脹的陰霾下，最終以日軍戰敗而結束了日本對香港的軍政統治。以香港軍政在制度各個方面具有的特徵，並從日本侵華軍票的流通來看，可以說與日軍在海南島實施的軍政統治十分相似；而從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開始實施的軍政，所建立起類似體制的這點來看，則與日本在南方佔領地區的軍政統治接近。日本的軍政統治雖然很短暫，但為香港的經濟制度帶來了重大打擊。日本戰敗後，香港再次回歸殖民地政府的統治。之後經過日軍被扣留或復員、沒收日本資產、歸還英國資產、廢棄軍票等一系列措施，日本軍政統治的痕跡便迅速灰飛煙滅。
談及對今日香港的印象，立刻令人聯想到高廈林立、與眾不同的城市。在鄰近香港市區的啟德機場降落後穿行於香港市內、澳門、廣東的日本觀光客，以及商務人士不在少數。作為進入香港的大門──啟德機場，飛機一開始要降落的機場跑道現在從九龍灣延伸而出，但在日軍佔領時期的機場，是將現在的跑道扭轉近90度的方向而設置於海上。在日軍佔領期間，舊大日本航空公司以及在日軍佔領期在華中成立的中華航空公司，開通了從香港機場飛往中國各地，以及往南方佔領地區和日軍干涉區域的定期航班。香港作為貿易中轉港而變得繁榮。在日軍佔領初期，市內的商品存貨充足，據說當時在香港能夠用廉價購買到在日本價格不菲的威士忌，這一點應該很像今天能夠以廉價買到奢侈品的免稅中心吧。
當今香港作為限制較少的自由貿易區域，充分地發揮了其獨特性，很多日本企業進出香港，在製造業、商業、金融業等廣泛領域開展自己的業務。香港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其經濟產業的繁盛讓我們驚歎。由於對貿易的限制較少，甚至可以看到香港國際金融的離岸市場逐漸凌駕日本。此外，香港作為對華投資的基地，獲得很多國家的關注和資金投入，而這些資金又被投放到中國大陸。香港資本對東南亞的資本出口已經達到相當大的規模，今天已經不可片面地把香港僅僅視作投資區域般看待。
根據1984年12月簽訂的《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香港將於1997年7月回歸中國。人們都屏息關注97年以後香港的前途。“一國兩制”下的“港人治港”在現行中國政治體制下是否實際成立，與中國改革開放的體制發展緊密相關，但看上去香港和中國大陸的體制存在過大的差異。因此，香港很多資本家都試圖通過取得加拿大等國的國籍來迴避風險。正因為存在這些潛在不穩定因素，所以1997年以後的香港備受關注。根據1987年4月簽訂的〈中葡聯合聲明〉，澳門也將於1999年12月從葡萄牙回歸到中國大陸，在澳門回歸上也存在着類似的問題。
日本這些對香港經濟的參與，雖然僅僅關注的是戰後貿易以及投資，或是購物觀光等方面，但是在半個多世紀以前，香港卻被日本佔領，處於日本的軍政統治之下，連街道等也被改為日本名稱，日本的企業也作為政府的授命企業進駐香港。但是在經歷戰後50年的今天，就連日本曾經佔領過香港這段歷史，都逐漸從日本人的記憶中消失。1995年是戰後50年，也是值得紀念的一年，雖然勾起了諸多回憶，但是幾乎可以預想到這樣的浪潮會在1996年之後隨着時間逐漸減弱。50年或許是又一個“新的遺忘”之開始。在經過戰後高度經濟增長而實現驟變的日本社會，幾乎沒有餘暇回顧歷史，又或是日本不拘泥於過去風土習慣的緣故，這樣的擔心很可能成為現實。我們認為經過了50年，人們能夠以更客觀的態度分析的時代已經來臨，在“新的遺忘”即將開始之際，我們嘗試盡最大努力對我們所關心的香港軍政統治進行深入介紹。我們在本書中的研究課題將會把以前很少提及的香港軍政統治，置於與其他日軍在華佔領區同等重要的視野，並將香港軍政與日本在南方的軍政統治地區一起進行考察，在考慮香港特殊地位的同時，試圖描繪香港日本軍政統治的特徵。
二、香港軍政史的研究現狀
在日本談及佔領期之香港的專著和論文數量頗少。與此相反，對於香港回歸中國大陸後給東亞帶來的影響、日本企業進駐或者與中國進行中轉貿易時香港發揮的功能，以及香港作為東亞自由化金融中心等問題的關注，可說尤為強烈。但是，雖說對戰前的關注頗少，但迄今為止已經有幾部關於香港軍政的著作公開發表。除了攻佔香港的戰事等軍事史研究外，還有幾部從政治史的觀點提到香港。在經濟史方面，最為系統的香港軍政研究要數松本繁一的幾篇論文，其中介紹了一些值得探討的課題。除此之外，對香港軍政統治整體展開的研究數量很少。
涉及香港軍政經濟控制的專題研究，可以看到如關於香港日本企業管理的研究論文。除此之外，很多研究論著大都已在香港通史概說中有所提及。另外，在軍票的外地貨幣制度史研究、贗幣製造的相關研究，以及香港開設店舖的企業創業史研究中都有所涉及。特別是與香港有關的日本文獻目錄的編纂，使我們就這些文獻對今後研究的促進作用有所期待。這個現狀雖然描述得過於簡潔，但對於香港軍政統治之概況就略作了以上的介紹。
在香港也曾出版過幾本在日本人統治下痛苦度日的香港人，和從日本老百姓角度撰寫的回憶錄，這些著作也可以作為參考。這些回憶錄大都缺乏系統性，但是書中詳述在日本軍政統治下人們所受的非人待遇，都成為日本軍政統治下的罪行及其殘暴行為的確鑿證據。甚至還有一些從殘酷的日常生活視角重新審視遭受日本軍政統治體驗的研究。
此外，在英文出版物方面，除了在敍述香港通史過程中肯定英國殖民統治的同時，又介紹部分日本軍政統治內容的著作外，還有一些從戰前統治香港的英國人視角，回顧日軍佔領後滯留香港的經歷的回憶錄，在這些書中往往強調日本軍政統治如何暴戾。還有著述把香港軍政看作日本在太平洋戰爭期間佔領東南亞等地區的一環，而進行了政治史上的定位，或者把日本軍政統治的影響，放在香港社會制度的變遷中進行定位。另外，也有作為通貨金融制度史中的一個片段，來談及日本軍政的軍票制度的著述，甚至在龐大的香港上海滙豐銀行的歷史中，也有提及香港的軍政。我們也發表過幾個相關論述。小林英夫曾多次整理與香港軍票在戰後處理的相關內容，而柴田善雅也曾對軍政統治時期的金融貨幣政策作過概括論述。
我們可以了解到，雖然已有上述關於香港軍政統治期的先行研究，但是當中還沒有涉及香港佔領區的政策及制度，乃至經濟控制的實況和百姓生活等從廣闊視域進行的考證。因此，本書將以軍政統治下的香港政治制度、人口政策、經濟政策、金融貨幣政策、企業政策、中國人自治的政治參與制度，乃至對百姓生活的影響作為研究課題，旨在多方面描繪日本的軍政統治。
我們在本書出版之前，以迄今發表過的論文為藍本，嘗試進行改寫及補充。書中我們嘗試對課題作更進一步的考察，第I部是關於香港佔領前後到結束佔領時期的通史內容，第II部是關於貨幣政策、金融政策、企業進駐和貿易、對百姓生活的影響等內容。這並不是說，在我們嘗試討論的範圍內能夠全方位描述軍政統治的全貌，由於篇幅有限，我們不得不限定論點。儘管這是我們的一次嘗試，但我們認為這將是戰後對香港軍政統治進行的最全面總結。
第I部 香港軍政史 小林英夫
第1章 日軍佔領香港
引言
日軍佔領前的香港處於何種情況？日本侵華戰爭中的香港又是怎麼樣的境況？針對這些問題，本章將對日軍佔領前夕的香港實際狀況進行探討。另外，亦對隨着戰爭展開而淪為戰場的香港，以及當時的戰況、日軍佔領香港的作戰內情，和英軍投降後開設的日軍軍政廳等進行分析。
在日本侵華戰爭的烽火之巔，中國很多要員為了躲避戰火移居香港。日軍關注到這一點後，就開始考慮逮捕他們並加以利用。他們不僅被日軍作為統治香港的“道具”，還被用以動搖蔣介石重慶政權的政治活動。筆者在本章將關注日軍保護這些中國要員的政治策略，並對日軍佔領香港的政策進行研究。
一、中日戰爭下的香港
日本侵華戰爭的戰火蔓延整個中國之際，作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卻免於戰火之亂。日軍雖佔領了中國各地，但對進攻香港還是有所忌憚的。正如以下所言，香港成為攻擊目標，是在太平洋戰爭即將爆發之後。
當時香港雖暫時保持和平，但大量中國人為避開戰火逃難至此，1937年7月以來，在港的中國人數量激增。1931年3月，香港人口約85萬，10年後的1941年3月迅速增加到144萬。1939年，曾周遊日本、朝鮮、滿洲及中國等地的維也納記者柯林‧羅斯（Colin Ross）對當時的香港印象作了如下記述，也佐證了上述事實。“香港首府維多利亞城已擁有百萬人口。近年維多利亞城人口增速驚人，成千上萬的中國難民湧入，這座城市的人口密度已到了難以想像的地步，原本15人住的房間住着50人，霍亂蔓延也毫不出奇。”
對於退往重慶的蔣介石政權而言，英國殖民地香港是其重要據點。隨着日本侵華戰爭擴大，已控制沿海區域的日軍欲進行海上封鎖，以阻斷蔣介石政權運送兵馬糧草。然而對蔣政權來說，只要有香港這一據點，日軍阻斷糧草的策略就不能奏效。經由香港，大量的物資運往中國內地，換句話說，隨着蔣介石政權撤往重慶，而日軍又對中國沿海海岸進行封鎖，香港便成為蔣介石政權與歐美各國聯絡的重要海港，和重要物資的中轉貿易港口。1937年至1939年，香港的進出口貿易額由6,690萬英鎊增至6,930萬英鎊，其中走私額由侵華戰爭爆發前的5,000萬美元激增至戰爭爆發後的8,000萬美元。另外，還開通了重慶至香港的定期航線。重慶與香港之間關係之密切顯而易見，這點連觀察力敏銳的遊客都能覺察得到。柯林‧羅斯對此斷言道：“現已開通直飛重慶的航線，連結中國內尚未被日軍佔領的各地區的運輸很是完備。中國無視封鎖，仍然有相當部分的進口物資運送至香港，然後再轉運他處。”
為逃避戰火，逃難至香港的難民中較多是中國實業家。“多達50-60萬難民大多數流離失所，露宿街頭。但是，其中一小部分人是百萬富翁，他們為了保全財產，從中國各地移居香港，香港的財富也因此急劇增多。1939年11月香港《大公報》報導稱：“據中國銀行的消息，香港的百萬富翁已超過500人。據推測，擁有資產1億元以上的資本家3人，1,000萬元以上的30人，100萬資產以上的500人。富裕的難民中包括上海及廣東的工商業者，逃難至香港後重新展開自己的事業。”這些富人原在上海、南京經營企業，因戰爭無法維持下去，遂紛紛關閉工廠、銀行並移居香港，其中不乏浙江財閥的權勢人物。
逃難者中還有電影演員、文化界人士等。中國表演藝術界三大名角梅蘭芳、胡蝶和薛覺先也把活動舞台移到香港。為追求言論自由而逃亡到香港的知識分子，以香港為舞台展開了新的創作活動。在這個時期，香港出版了各式各樣良莠不齊的報紙及雜誌。雖然香港禁止反英言論，但只要繞開這一點，港督還是願意保證相對的言論自由。重慶蔣介石政權的各種對外機構也設置於香港，並出版如《大公報》、《國民公報》等隸屬國民政府的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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