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與人：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

病菌，是塑造人類歷史的推手，
槍砲、鋼鐵也擋不住這股力量！

「瘧疾」的兇暴，使莊嚴的朝聖之旅，化成疫病的溫床；
「霍亂」的版圖，藉交通便利的無國界化，再展新勢力；
「禽流感」的威脅，迫使高密度畜養的經濟方式，面臨挑戰；

生活在樹上的靈長類遠祖，因跳蚤和體蝨而搔癢不已；初踏上地面的人類祖先，由於大草原瀰漫的昏睡症而病懨懨；開始農耕的文明社群，遭血吸蟲症削弱了整體生產力；歐亞間的經濟貿易，致使天花悄悄跟著商旅隊伍進入新地域；蒙古大軍勢如破竹，將鼠疫散布歐亞大陸；西方帝國靠著無心傳染的天花，達成了殖民野心；工業革命帶來的交通躍進，更是讓全球成為疾病大鎔爐。

麥克尼爾以編年的手法，從史前時代至本世紀前半，詳實探討傳染病如何肆虐歐洲、亞洲、非洲等文明發源地，而這些疾病又如何形塑不同文明的特色。《瘟疫與人》為讀者揭示一幕幕條分縷析、鉅細靡遺的傳染病與文明交融史。二十一世紀的我們，是否能靠著現代公共衛生技術，而讓文明不再受傳染病影響呢？《瘟疫與人》一書中有最好的解答！

媒體推薦

讀過《瘟疫與人》，就會從此改變看待世界歷史的觀點。
──《紐約書評》

《瘟疫與人》有著深奧微妙的內容，強而有力的分析。
──《華盛頓星報》

《瘟疫與人》是令人屏息之作。
──《國家觀察者報》

具有原創性的非凡之作……讀完《瘟疫與人》絕對會收穫匪淺，麥克尼爾的苦工沒有白下。
──《華盛頓郵報》

《瘟疫與人》是麥克尼爾繼《西方的興起》之後，又一輝煌的著作。他以恢宏的規模，將生態、人口與政治、文化整合起來，堪稱論點精采且挑戰性高的學術成就。
──《柯克斯評論》（The Kirkus Reviews）

《瘟疫與人》是一本引人入勝的書，作者強調的是一般歷史書裡不常探討的事件。讀者一旦開卷閱讀，將愛不釋手……本書值得立即推薦給大眾。
──《坦帕論壇時報》（Tampa Tribune-Times）

洞見深遠……《瘟疫與人》兼具原創性與刺激性，肯定會激起一陣波瀾。
──《出版人週刊》

《瘟疫與人》是才氣縱衡的一本書。
──《克利夫蘭日報》

麥克尼爾在《瘟疫與人》中，非常有說服力的論證了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巨大衝擊，是非常精采的歷史推論。
──《進步》月刊

作者在本書中展現驚人的學識涵養……《瘟疫與人》的寫作手法純熟……它勢必吸引廣大的群眾。
──《綺色佳日報》

《瘟疫與人》用引人入勝的史例，提出極為出色又具有十足挑戰性的論述。
──《紐約》雜誌

這是兼具重要性與原創性，又精心研究的作品。
──《圖書館雜誌》

《瘟疫與人》這本書令人無可抗拒。
──《波士頓週日先鋒報》

麥克尼爾在《瘟疫與人》中，用大量累積的證據，論述疾病在人類歷史上，扮演常見的關鍵角色。
──《巴頓魯治倡導報》（Baton Rouge Sunday Advocate）

《瘟疫與人》對於世界歷史有著極具吸引力的新解讀。
──《舊金山觀察家報》

麥克尼爾做了一件值得讚賞的事，對於人們忽略的傳染病與流行病，他提供了數量驚人的細節。
──《芝加哥日報》

《瘟疫與人》鉅細靡遺的內容，為我們提供了洞見，看透疾病這種自然災禍，如何在長遠的歷史中大幅消滅世界人口。
──《納奇茲民主報》（Natchez Democrat）

傑出歷史學家的創新研究……對於歷史事件專業的重新解讀，加上科學細節的支持，麥克尼爾提出了非常強力的論點。
──《美國圖書館協會書單》

啟蒙人心……《瘟疫與人》絕對值得推薦閱讀。
──《大湍城日報》（Grand Rapids Press）

麥克尼爾以熟練的學術風格，提出了大量證據，指出疾病在人類活動中扮演中心角色，進而影響了人類歷史的進展。
──《每日新聞》

《瘟疫與人》是首屈一指的重要著作，一部道地的革命性著作。
──《紐約客》

看待歷史的嶄新觀點，我從《瘟疫與人》中受益匪淺。
──威爾‧杜蘭特（Will Durant），美國作家兼歷史學家，普立茲非小說獎得主。

《瘟疫與人》提出了非常創新，也極具挑戰性的歷史概念，令人閱讀時欲罷不能。這本書企圖引起轟動，而它也的確辦到了！
──哈里森‧梳士巴利（Harrison Salisbury），美國記者，普立茲國際報導獎得主。


得獎紀錄
聯合報讀書人版每週新書金榜推薦
中國時報開卷版一週好書推薦
誠品書店「誠品選書」

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著
1947年於康乃爾大學博士畢業後，即任教於芝加哥大學，教職生涯長達四十年。麥克尼爾的史學著作產量豐富，目前翻譯成繁體中文的作品有《世界史》、《威尼斯共和國的故事》、《歐洲歷史的塑造》、與兒子勞勃・麥克尼爾（Robert McNeill）合著的作品《文明之網》，以及《瘟疫與人》。
麥克尼爾向來擅長以分析眼光，細數宏大歷史長河中的點點滴滴。他的《西方的興起》曾榮獲1964年美國國家圖書獎。《瘟疫與人》是麥克尼爾融合流行病學史與人類文明史的代表作，受這種新史觀影響的著名作品，即有《槍砲、病菌與鋼鐵》。
麥克尼爾於1996年獲頒歐洲重要的獎項──伊拉斯謨獎（Erasmus Prize），以表彰他在世界史上的貢獻；2009年榮獲美國人文獎章。麥克尼爾於2016年7月8日逝世，享壽九十八歲。

陳建仁／審訂
出生於香蕉王國的高雄縣旗山鎮，在家排行老七，個性爽朗、樂觀，喜歡大自然。畢業於台灣大學動物系、公共衛生研究所碩士班、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流行病學研究所博士班，專攻人類遺傳及遺傳流行病學。曾任台灣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所長、流行病學研究所創所所長、公共衛生學院院長、行政院衛生署署長、行政院國科會主委、中央研究院副院長。現為中華民國第14屆副總統。曾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教育部國家講座、中央研究院院士、總統科學獎、世界科學院院士、行政院傑出科技貢獻獎等。在國際著名學術期刊發表論文六百餘篇，著有《流行病學》、《流行病學原理與方法》等書。

【再版導讀】宏觀的疾病文明史 / 李尚仁
長年任教於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加拿大裔歷史學者麥克尼爾 （William H. McNeill），於2016年7月8日以九十八歲高齡逝世。他的經典名著《瘟疫與人》中譯本在同一年度再版，可說是台灣對這位重要歷史學者極佳的致敬與紀念。麥克尼爾被視為是目前十分熱門的「世界史」（world history）研究領域的先驅，成名作是出版於1963年的《西方的興起》，該書的主標題或許會讓人以為麥克尼爾談的是「西方」的歷史，其實他討論的是數千年來人類各種文明的互動，以及西方如何於短短五百年間在此過程中興起。麥克尼爾另一本世界史名著是1982年出版的《權力的追求》（The Pursuit of Power），討論軍事與科技如何影響權力關係與人類社會。
《瘟疫與人》的內容更廣泛、企圖心也更大。表面看來該書探討的是疾病史，而此類研究早已有之，畢竟傳染病的暴發常會對歷史有重大影響。例如斑疹傷寒對遠征俄國的拿破崙大軍造成巨大傷害，或是中世紀晚期的瘟疫對歐洲封建制度的衝擊。然而，《瘟疫與人》處理的範圍遠超過個別事件、疫情與疾病，而企圖討論史前時期直到現代疾病如何影響人類的歷史。
簡潔原理看疾病史
儘管涉及的範圍龐大，《瘟疫與人》的基本解釋原理卻相當簡單，它建立於簡單的免疫學與疾病地理學觀念。簡而言之，人群接觸到來自不同環境的新病原時，常會因為缺乏免疫力而導致嚴重疫情與大量死亡。這種接觸可能是因為人群遷徙到新的環境，也可能是外來的人群或病媒將新的病原引入。接觸過微生物而仍存活者，則會產生一定的免疫力，當病原與免疫力達成平衡後，該疾病往往成為當地的風土病，尤其是兒童疾病，其殺傷力大減。
溫暖潮濕的熱帶森林，致病微生物種類多於寒冷乾燥的溫帶地區；擁擠城市的傳染病多於地廣人稀的鄉間；農業耕作和畜牧也會帶來更多的傳染病。除了病菌這類微型寄生物之外，人們還常常面臨榨取其勞動果實的巨型寄生物，像是統治者、征服者與殖民者等等。本書從這些基本原理出發，來探討生態、疾病與人類歷史的關係；從史前時代到現在的人類歷史，就是微型寄生物、巨型寄生物以及被寄生者之間的互動過程與結果。
《瘟疫與人》是生態史與環境史的重要經典，但它不是唯一的先驅。麥克尼爾自承在寫作《西方的興起》時，注意到一個奇特的現象：為何為數甚少的西班牙冒險家，能夠擊敗印加與阿茲特克等大帝國，進而征服美洲？許多證據顯示，其實是美洲原住民對西班牙人帶來的傳染病缺乏免疫力，遭到疫情嚴重打擊，而讓野心家有機可乘。麥克尼爾並不是頭一個研究此一課題的學者，美國歷史學家克羅斯比（Alfred W. Crosby, Jr.）稍早在1972年出版的《哥倫布大交換》，就是探討此一主題的生態史名著。
但《瘟疫與人》更進一步，試圖以生態因素解釋許多看似難解的歷史現象，像是玄奧的宗教教義。例如，相對於中國入世的儒教，印度的佛教和印度教之所以教導人棄絕塵世，是由於印度溫暖的環境具有更多的傳染病，致使生產力低的人民在應付國家的稅賦之後，資源所剩無幾，因此發展出貶低物質世界的宗教。他還推測印度種姓制度的產生，是因為北方征服者為避免染上南方部落民族身上的寄生蟲病，所發展出的接觸禁忌。有趣的是，麥克尼爾在書中也否定過去疾病史常有的看法，像是梅毒是哥倫布的船隊從新大陸帶到歐洲的說法。
學界多方檢視
《瘟疫與人》一出版就廣受好評，學界大多讚賞其宏觀視野與大膽綜述所帶來的啟發。然而，如此充滿驚人之論的著作必然會引起批評，尤其是史料的使用與推論必遭到嚴格檢視。具有醫師資格，也專研疾病史與疾病地理學的著名醫學史學者艾克納希特（Erwin Ackerknecht, 1906-1988），就稱《瘟疫與人》為「科幻小說」。英國醫學史學者阿諾（David Arnold）1996年出版的《自然的問題》（The Problem of Nature）一書就宣稱，麥克尼爾對於黑死病與蒙古帝國擴張之間的解釋，具有高度臆測性質。阿諾提出許多的質疑，例如鼠疫真的是起源於中國雲南？會不會在十四世紀時中亞的老鼠就已經帶有鼠疫桿菌了？鼠疫真的是借助蒙古大軍傳播的嗎？會不會是氣候變遷導致帶菌的老鼠從原棲地出走，而使得人類與牠們接觸的機會大為增加？
此外，中國史籍關於疫病的記載大多十分簡略，在1330年代與1340年代大量發生的疫病，真的是鼠疫？還是其他傳染病？這種對於將現代醫學知識套用於過去史料的批評，在1990年代的醫學史學界達到高峰。學者懷疑能否透過史料記載，對過去的疾病進行「回顧診斷」，畢竟古代人對疾病的認知與描述和現代醫學大不相同，而古代醫者所信奉的體液說等醫學理論，也和現代細菌學大異其趣。除非有好的遺體標本，否則今天的學者也沒辦法對古代病人做細菌學檢驗，怎能光憑文字記載就斷定當時的人罹患的是何種疾病，甚至進而做出各種令人嘖嘖稱奇的歷史推論？

歷史經典瑕不掩瑜
不過，正如任教於牛津大學的著名醫學史學者哈里森（Mark Harrison）所指出，學者如果採取這樣徹底的懷疑態度，認為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文化所描述記載的疾病，絕對無法對應到今天的疾病分類，那麼就不可能進行任何長時段、大地理範圍的疾病史研究，更遑論進行跨文化的比較研究。
換句話說，要不要做回溯診斷以及進行疾病生態史的推論，需要看探討的是何種議題而定。如果學者追問的是社會文化與醫學理論，如何影響對疾病的認識與治療，那當然不需要借助現代醫學來做回溯診斷。但如果要宏觀了解生態、經濟與長時程歷史的關係，在某種程度上，透過現代科學知識來揣摩當時的疾病種類，仍舊是無可避免的。在《疾病與現代世界》（Disease and the Modern World）這本書中，哈里森強調執著於這樣的爭論是沒有益處的，疾病史的研究應該要「百花齊放」。
《瘟疫與人》這樣的經典，影響力有時會出現在出乎意料的地方。法國學者拉圖（Bruno Latour）往往被視為是對科學與科技有著激進看法的前衛思想家，他有時也被某些人批評為極端相對主義者。然而，麥克尼爾在《瘟疫與人》書中，將微生物與人類帝國比喻為微型寄生物與巨型寄生物，以吞食消化來比喻族群與文明的征服、消長乃至滅絕，此種看法成為拉圖的《巴斯德的實驗室》一書的靈感來源之一，不只多次加以引用，而且還大為讚賞。
麥克尼爾以同樣的視野看待微型寄生物與巨型寄生物，正符合拉圖將人類與非人類（微生物、動植物、機械甚至整個地球）都當成網絡中的行動者的理論觀點。強調科學推論的環境決定論與前衛的相對主義建構論，在此出現奇特的交會，這也許就是麥克尼爾的史學想像，展現於《瘟疫與人》的奇特魅力。
家學淵源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麥克尼爾一家祖孫三代都是歷史學者。他的父親約翰・麥克尼爾（John McNeill）是長老會牧師，也是研究基督教史的學者。他的兒子約翰・勞勃・麥克尼爾（John Robert McNeill）是目前仍很活躍的傑出歷史學者，和乃父一樣專攻世界史與環境史，著有《太陽底下的新鮮事》，更和父親合寫了《文明之網》。這兩本書在台灣都已有中譯本出版。勞勃・麥克尼爾在史學上克紹箕裘，甚至在父親成名的疾病環境史研究領域也發光發熱，他在2010年出版的《蚊子帝國》（Mosquito Empires），探討歐洲殖民加勒比海區域以來，黃熱病與瘧疾等病媒蚊傳播的熱帶疾病，以及該區域頻繁發生的戰事，如何塑造此地的歷史。此書出版以來獲得學界極大的好評，讚譽不斷。《蚊子帝國》的卓越成就，或許正說明了《瘟疫與人》所開拓的研究途徑，在更細膩的分析方式下，仍可帶來豐碩的史學成果。（本文作者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緣起】史學家的漏網之魚
大約二十年前，為了撰寫《西方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West）一書，我曾閱讀西班牙人征服墨西哥的這段歷史，以充實相關的知識。眾所周知，當時柯爾特斯（Hernando Cortez）只帶了六百名不到的隨從，就征服了擁有數百萬人的阿茲特克帝國。這麼一小撮人怎麼可能戰勝人口眾多的帝國呢？這究竟是如何發生的？
那些常見的解釋似乎都不夠充分。即使蒙提祖馬（Montezuma）和他的夥伴在剛開始時，錯把西班牙人視為天神，但沒多久，他們就從經驗中獲得實情了。或許在第一回合交手時，馬匹和火藥令土著既驚且怕。然而，在武裝衝突後，馬匹的血肉之軀以及西班牙人所舞弄的原始槍炮，自然會暴露出它們的極限。當然，柯爾特斯有辦法號召墨西哥境內多支印地安民族，合力對抗阿茲特克帝國，是勝利的重要因素之一，但那些印地安盟邦要不是有理由認定柯爾特斯會贏，是不會選擇站在西班牙人這一邊的。
事實上，這則奇特的墨西哥征服記，只是更大謎團中的一部分（隨後不久，在南美洲又發生同樣驚人的歷史：皮薩羅征服印加帝國）。能夠漂洋過海來到新大陸的西班牙人並不多，但是他們卻能成功的把文化傳播給為數極眾的美洲印第安人。然而，單憑歐洲文明固有的魅力，以及西班牙人所精通的科技優勢，似乎仍不足以解釋，為何印地安人會如此大規模的叛離歷史悠久的傳統生活方式及信仰。
譬如，為何墨西哥及祕魯的古老宗教會消失得這般徹底？村民對於庇蔭他們農田無數年代的神明和祭典，為何不再虔誠了？縱然在西方傳教士的心目中，這是因為基督教的真理是如此明晰，因此根本無需解釋為何能成功轉變數百萬印地安人的信仰；但來自傳教士的宣教以及基督教本身的吸引力，似乎也不足以解釋這一切。
一窺疾病角色
在柯爾特斯征服史的諸多解釋中，有一項不經意的說法（我已記不得它的出處了），為上述問題提供了一則解答。在審慎思考這個答案以及它背後的涵義後，我的新假說變得愈來愈有可能，且愈來愈有分量了。因為，就在阿茲特克人把柯爾特斯及其手下逐出墨西哥城的那晚，天花傳染病正在城中肆虐、蔓延。那位率隊攻打西班牙人的阿茲特克將領也死於那場「悲傷之夜」（noche trista，這是後來西班牙人對這場疫病的稱呼）。這場致命傳染病釀成的癱瘓效應正足以解釋，為何阿茲特克人當時並未乘勝追擊潰敗的西班牙人，反而讓對手有時間、有機會喘息及重整，進而聯合其他印地安族人來包圍墨西哥城，贏得最後的勝利。
再者，像這樣「只殺死印地安人，而西班牙人卻毫髮無損的傳染病」，在心理方面的暗示也很值得考量。這種差別的遭遇，當時只能用超自然力來解釋，而在這場戰爭中，哪一方受天神的庇護也是無庸置疑的。在西班牙人信奉的神展示了卓越的神力之後，環繞著印地安神祇所建立的宗教、祭師與生活方式，再也無法維持下去。難怪，印地安人會如此溫順的接受基督教，向西班牙人俯首稱臣。上帝顯然偏袒西班牙人，而且此後每一場從歐洲（不久後又加上非洲）引進的傳染病大暴發，都不斷的重複這種教訓。
這類一面倒向侵犯印第安人的傳染病，提供了門路，以理解西班牙人如何在軍事及文化上，輕鬆的征服美洲。然而，這個假說立刻引發了其他問題：西班牙人是何時且如何獲得這種染病經驗，使他們能在新大陸無往不利？為何印第安人不具有能消滅西班牙人的地方疾病？只要試著回答這些問題，很快就會開始發現迄今仍被忽略的史學領域：即人類與傳染病交鋒的歷史，以及每當舊有疾病的疆界被打破，使得新傳染病入侵某個對它缺乏免疫力的民族時，所帶來的深遠影響。
從這個角度來看，人類歷史也提供了許多十六、十七世紀發生在美洲的類似事件紀錄。本書的重點即在描繪這類致命接觸的主軸。我的結論將令讀者大吃一驚，因為在傳統歷史中備受冷落的事件，卻占據我論點中的樞紐地位。主要原因在於，負責篩檢人類在歷史上存活紀錄的學者，對於各種疾病模式可能產生的重大變化，缺乏敏銳的洞察力。

史學家忽略了傳染病
「從未遇過的傳染病襲擊人類族群時，會發生的慘劇」這類重大事件，歐洲歷史確實記錄了幾樁。十四世紀的黑死病可以算是最主要的代表，其次是十九世紀的霍亂大流行，後者破壞性雖然沒有那麼大，但卻是比較近代且記載較完備的案例。然而，歷史學家從來不把這些案例，視作重大傳染病暴發這種大型事件，因為這類與新疾病慘烈交手的早期案例，被深深的埋藏在過去，那時的紀錄殘缺不全，使得事件的規模和意義都輕易的遭到後人忽略。
在評鑑古代典籍時，史學家自然會受限於他們個人對傳染病的體驗。由於現代人已歷經過各種疾病，對於許多熟悉的傳染病，都練就出相當程度的免疫力，因此總能很快的鎮壓住一般的疫病流行；訓練有素的史學家，生活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不由得會把疫病造成重大傷亡的所有論點，都當成誇大之辭。
事實上，從前的史學家之所以沒能適度看重這整個主題，基本原因是在於他們不了解「疾病在普遍具有罹病經驗的族群中暴發流行」與「同樣的疾病在缺乏免疫力的族群中蔓延」間的重大差別。史學家若預設在現代醫學出現之前，所有傳染病的模式，都和歐洲地區的傳染病模式大同小異，那麼疫病流行自然就沒什麼好提的，因此，史學家也傾向採用隨興的方式，把這類資料輕描淡寫過去，正如我在柯爾特斯的勝利中所閱讀到的一樣。
於是，流行病史成為古文物研究者的領地，他們興致勃勃的抄抄寫寫，記下一堆基本上沒什麼意義的數據，就只因為這些資料剛好就在手邊。不過，還是有黑死病以及其他幾個流行病例，都是在軍營內突然暴發疫病，因而扭轉了軍情，有時甚至決定了戰爭的勝敗。像這類插曲當然不可能遭人遺忘，但是它們所帶有的不可預測性，卻令史學家深感不自在。我們都希望人類歷史的軌跡有理可循，而史學家為了迎合大眾需求，通常也特別強調歷史中可計算、可定義而且多半也能控制的因素。然而，當疫病在戰時（或和平時期）成為決定歷史的關鍵因子時，這份解析歷史的努力恐怕徒勞無功。因此史學家總是低調處理這類重要的疫病事件。
當然，有一些圈外人會扮演提出異議的角色，例如美國細菌學家靳塞（Hans Zinsser），蒐集了一堆足以說明疾病的確舉足輕重的例子。因此，靳塞那本讀來令人津津有味的著作《老鼠、蝨子與歷史》（Rats, Lice and History）中，指出斑疹傷寒大流行，如何經常破壞國王與武士的錦囊妙計。
但這類書籍並未嘗試把疾病史擺進人類歷史中更重大的場景。這類書籍和其他書籍一樣，還是把偶爾暴發的疫病慘案，視為突發且無法預期的事件，這在本質上已超出史學詮釋的範圍，因此無法引起詮釋歷史的專業歷史學者的興趣。
本書藉由揭示各種疾病傳播的模式如何影響遠古與現代人類的歷史，想把流行病史帶入歷史詮釋的領域。我所做的諸多猜測及推論都仍在試探階段。我提出的這些論點，還有待精通各種難懂語言的專家，細心審視經典古籍，來加以確認或是糾正。像這類的學院派研究工作，往往需要寫成論文，做為「箭靶」，看是否經得起考驗。我提出的想法和猜測，應該合乎上述的要求，同時還能吸引讀者的注意力，使他們關心人類歷史諸多舊觀念之間所存在的重要鴻溝。
除了我必須提出的細節內容外，想必大家都會認同「進一步了解人類社群在自然平衡中不斷變遷的地位」，應該成為我們解析歷史的一部分，而且也沒有人能懷疑，傳染病在過去及現在都扮演關鍵性的角色。
「寄生」無所不在
在開始說故事之前，有幾項關於寄生、疾病、瘟疫的論點以及相關的觀念，或許有助於避免讓讀者弄混。
對於所有生物而言，疾病和寄生現象都是無所不在的。某生物從另一方生物身上成功取得食物，對後者（宿主來說），等於一場惡性感染或疾病。所有動物都依靠其他生物為食物來源，人類也不例外。覓食問題以及人類社群在覓食上的各種招式，充斥在經濟史中。反倒是「避免成為其他生物的食物」這方面的問題，比較少見，大體是因為人類早在相當遠古的時代，就已經不畏懼大型掠食者，例如獅子或野狼。話雖如此，我們或許還是可以把大部分人類的生命，視為一場介於「病菌的微寄生」以及「大型天敵的巨寄生」之間的危險平衡；而所謂的大型天敵，主要是其他的人類。
微寄生物（microparasite）指的是微小的寄生物（病毒、細菌或是多細胞生物），它們能在人體組織中，找到維生所需的食物來源。有些微寄生物會引發急性疾病，結果不是很快的把宿主殺死，就是在宿主體內引發免疫反應，讓自己被宿主殺死。偶爾這類致病的生物不知怎的，進入特殊宿主的體內，使宿主成為帶原者，有能力感染其他人，自己卻不生病；另外還有一些微寄生物，有辦法和它們的人類宿主，達成比較穩定的平衡關係。這類感染無疑也會吸走宿主體內的部分能量，但是它們的存在並不會妨礙宿主的正常功能。
巨寄生物（macroparasite）也展現出類似的多樣性。有些會立即致命，例如，當獅子、野狼在吃人或是吃其他動物時，勢必會令宿主立即喪命；有些巨寄生物則容許宿主無限期（indefinitely）的存活。
早在遠古時代，從事狩獵的人類，其技巧和威力便已超越了他們的動物天敵。人類於是竄上了食物鏈的頂端，從此不再那麼容易被大型掠食動物吞噬。然而從那之後，有好長一段時間，「互相殘殺」幾乎是兩相鄰部落的互動特色。這使得成功的人類狩獵者，真正躍上和獅群、狼群同等級的地位。
接著，當生產食物成為某些人類社群的生活方式後，另一種新版本的巨寄生方式也跟著出現。征服者可以從生產者手中取走食物，供自己消耗，因此對於生產者而言，征服者便成為另一種型態的寄生物了。尤其是在土地富饒的地區，甚至證明了人類社會可以發展出相當穩定的巨寄生模式。
摘自 緣起〈史學家的漏網之魚〉

再版導讀　宏觀的疾病文明史　李尚仁
導讀　古往今來話傳染病史　陳建仁

緣起　史學家的漏網之魚
第1章　狩獵族群的行蹤
第2章　古文明世界的疾苦
第3章　歐亞疾病大鎔爐
第4章　蒙古帝國打通路徑
第5章　闖入美洲新世界　
第6章　近代醫學大放異彩

附錄　中國流行病史
作者誌謝
名詞注釋

【內文試閱】古籍中少不了瘟神
然而，文字證據還是能清楚的證明，流行性疾病的確曾在古代中東地區出現過。在巴比倫的《吉爾伽美什史詩》（Epic of Gilgamesh）所提及的災難中，曾把河水氾濫描述為「瘟疫之神造訪」，另一本年代相仿的埃及古籍（西元前2000年），也曾把對法老王的敬畏，拿來和某個瘟疫年時對疾病之神的敬畏相提並論。
在中國也一樣，根據最古老的可辨識文字（約西元前十三世紀）中，顯露出當時的人們對傳染性流行病已相當熟悉。古代河南安陽的統治者曾經問道：「今年是否為疾年，又有幾許人喪命？」於是，他的卜卦專家便把這個問題，以現代學者能讀懂的文字型式，記錄在羊的肩胛骨上，以便在祭典時，向神明尋求答案。《聖經》的文字記載，雖然年代要晚了許多，但是其中可能保存了可追溯到差不多同個時期的口傳歷史。因此，在〈出埃及記〉中所描述的埃及疫病，可能真的有歷史根據。其中曾經提到，摩西為埃及招來的疫病是「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成了起泡的瘡」，不只如此，單單一個晚上，某種致命的災難降臨埃及的長子、長女，使得「無一家不死一個人的」。
我們也可以把上帝懲罰非利士人（Philistines）扣押約櫃、上帝對大衛罪孽的懲罰（若《聖經》所言屬實，即把一百三十萬名以色列、猶太壯丁中的八萬人殺死），又或者耶和華使者造訪，一夜之間「在亞述營中殺了十八萬五千人」〔迫使亞述王辛那赫里布（Sennacherib）自猶太撤軍，沒能拿下耶路撒冷城〕等等事件，視為流行病的造訪。
根據這些章節，這群舊約《聖經》的作者，在西元前1000年到西元前500年間，把這些文章寫成當時的格式時，就已經相當了解突然暴發致命疾病的可能性，而且還把這類流行病解釋為上帝的懲罰。現代譯者都習慣用「plague」這個字來形容大規模的傳染疫病，因為歐洲持續受到這股致命威力的疾病侵擾，直到十八世紀才定出淋巴腺鼠疫（bubonic plague，即黑死病）這個名詞。不過，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假設古代那些流行病，也是淋巴腺鼠疫的大暴發。任何一種熟悉的文明性傳染病，不論是經由呼吸道傳染（如麻疹、天花或感冒），或是經由消化道（如霍亂和痢疾），都可能造成《聖經》裡那種突然暴發的大規模死亡。
因此，我們能推論，在西元前500年之前，古代中東人民相當熟悉這類傳染病，而且傳染病在降低人口密度以及影響戰事方面，必定曾經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這類疾病的蹂躪，顯然還不足以規律的摧毀軍隊，或是讓人口數低於建立帝國所需的標準。否則，亞述及波斯帝國，就不可能在西元前第九到第五世紀期間，如此興盛。接著還能推論，那些吸引《聖經》作者注意的流行疾病，無論在嚴重程度或頻率上，都還不足以徹底摧毀文明社會的架構。
換句話說，從致病生物的觀點來看，當時他們正要和人類宿主達成相互容忍的適應。動物的病媒庫（就像鼠疫的例子），當然也可能在兩次傳染病暴發事件之間，扮演保存致病原的重要角色。但是，古代中東地區的人口，絕對多得足以支撐現代兒童疾病的始祖，成為後續傳染模式的基礎。
在幾個主要的人口及社群中心，擁有建立長期人類感染鏈的良機，其中某些疾病很可能因此而變成常見的兒童疾病，顯現出今日我們所熟悉的模式。於是，流行病暴發主要還是發生在偏遠地區，因為在那些地方，人口密度還不足以長期支持傳染病，但是偶發狀況（通常與軍事活動有關）卻可能突然引爆一場傳染病，強烈的程度，足以對人民生命造成慘重影響，進而引起飽學教士及學者的注意，並在《聖經》中提及這類事件。
假使這些推論正確，在古代中東地區，文明傳染病的興起時間，只比灌溉農業的傳染病與宿主族群取得平衡的時間稍微晚一點。在西元前500年左右，中東這處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中心，而且也是世上最大的人口集中地之一，不啻提供了最適當的時間和機會，讓微寄生以及巨寄生平衡，能在鄉村和城市生活規範的條件下，達到穩定狀態。
更特別的是，由於現存最早提到流行性疾病的文獻，可以回溯到大約西元前2000年，因此從那時到西元前500年，便有足夠長的時間，能讓傳染病在文明化且人口密集的古代中東地區，建立起穩定的模式。
相反的，在較偏遠的次要地區，則顯得較不穩定，這類地區包括三大不同的天然環境：黃河流域沖積平原、恆河流域的季風帶以及地中海沿岸。它們和中東地區比起來，都算是相當近代才支撐起文明社會的架構。因此，在西元前500年，這些地區的生態平衡依舊不安定，而且我們有理由相信，這些地方的疾病模式，也遠不如中東地區來得固定。
想證明生態的不穩定性，首先可以由相對的大量人口成長看出端倪，而在西元前500年前後，上述幾個地區都出現了這種現象。人口成長的證據雖然只是間接的，但是可信度卻一點兒也不差。要是人口數目不曾大規模提升，這些文明所占有的領地，是不可能擴張得如此厲害。再者，上述每個案例中，人口成長還會隨著農耕的精良技術而調適，同時，各個巨寄生政治和文化結構上的適度複雜化，使得各文明在後續歷史中，獲得持久且獨樹一幟的風格。
稅金與地租的雙重寄生
在遠東地區，耕種黃河流域沖積平原的農人，大約是在西元前600年之後，有了真正的進展。這些進展包括，把農業區由早期中國農業大本營的半乾旱黃土區，向外擴張，並且把主要作物由小米改為稻米。要把廣大的沖積平原，轉換成一片片連綿不斷的稻田，而且每塊稻田都必須定期灌溉，勢必得投入大量人力從事築堤、排水、挖渠以及開墾沼澤、濕地等工程。此外，整個農作區域為了預防河水氾濫，還必須築一道規模龐大又巧妙的防氾工事，來控制滾滾騷動的黃河。
這條水域是全世界地質活動最旺盛的河流之一。最近（以地質時間標準而言），它併吞了其他流系的一些重要支流，因此它的主流流經黃土區域時，會沖下大量黃土，逐年將河道愈切愈深。接下來，當飽含黃土的河水來到幾近平坦的沖積平原時，水流變緩，造成黃河上游大量侵蝕土壤，但下游卻大量沉積土壤。結果，黃河在沖積平原上的河床，迅速的節節高升。
當人們開始利用人工築堤，來防範水流時，就碰上麻煩了。當然，堤防可以配合河床沉積的淤泥，每年築高一點兒。但造成的後果是，不久後這條大河就會從高出周邊土地的肥沃沖積平原流出，奔騰入海。要把黃河留在堤防內，需要大量人力才辦得到，因為任何一道小水流只要在堤防上找著出路，假使沒有及時被人發現而加以圍堵的話，不久就會增長為強烈的激流，甚至只要幾小時就足以在堤防上撕裂出大缺口；一旦大缺口出現，整條河流就會從人工河床中溢出，為自個兒尋找一條新的、地勢更低的水道。這條大河曾經多次變遷水道達數百公里之遠，湧流進黃土高原的北部（如同現在的位置）或南部。黃河在地質上的不穩定性愈演愈烈，但這並非人為活動所造成；而黃河需要經過一段地質時間，才能與它的水流取得穩定的調適。
另外一項影響古代中國生態平衡的因素，則比較接近人類的時間尺度。例如在政治層面，因為種植稻田而增廣的食物來源，供養了敵對王侯間的戰事達數百年之久，直到西元前221年，一位征服者平定了整個黃河流域沖積平原，以及黃河南、北兩岸接壤的大塊領域。又經過一陣短暫的內戰後，漢朝於西元前202年取得政權，並且至少在名義上統治了全中國，直到西元221年為止。
帝國統治當局，可能是藉由減低長期戰爭時的農人賦稅，來確保帝國的內部和平。不過，漢朝的和平也意味著，儘管當時人們對種稻（或小米）的農夫有著雙重巨寄生，大體上仍相安無事。因為私有地主所抽的地租，以及上繳王朝的稅金，全都來自同一批農夫，顯然兩者是競爭的。然而，他們同時也充分的相互支援。他們的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因為事實上，王朝裡的官僚，通常也是由地主階層徵召而來的。
深植儒家思想
然而，在巨寄生平衡中還有另外一個有力因素，開始出現在古代的中國。就在中國地主聯合起來向農民需索之際，一套截然不同的觀念和行為理念，也同時在地主以及官員階層中生根發芽，也就是「儒家思想」。在王朝官員和私有地主間傳播儒家文化，會在他們心中營造出「禁止濫用或擴張權力」的道德觀。這造成的重要影響是：向農民強索的物資限度必須合乎傳統，也不能超過農民的負擔。
結果，到了漢武帝時代（西元前140年至西元前87年），在中國社會內部，農人和直接寄生在他們身上的兩個社會階層之間，達成相當穩定且長期的平衡。這種平衡一直延續下來，雖然曾經歷某些變革，但是從來沒有真正破壞過結構，直到二十世紀。
整體說來，我們能確定，地主及收租官員的需索，雖然沉重，但仍然能讓中國農民生產並留下自個兒所需的基本糧食，否則中國人口在黃河沖積平原及鄰近地區，就不可能出現緩慢、大規模的成長，並南移到長江流域地區；而中國農民也不可能替傳統中國的壯麗文化和帝國架構，提供不斷擴張的根基（雖說其中也曾經歷數不清的挫折）。
現存文獻無法讓我們精準的追蹤中國古代文明發展的腳步。然而，中國南方的開發，卻一直遲到漢朝結束之後才開始。換句話說，從真正開始馴服黃河流域沖積平原，到長江谷地也進行類似的開發之間，約相隔了一千年之久。
乍看之下，中國開墾現今南方地區的腳步，可能緩慢的令人驚訝。政治、軍事方面的障礙並不是主要原因。南方地區也很適合農業移墾，因為溫和的氣候有著較長的生長季，而豐沛的雨量，更是排除了在北方時，經常無法灌溉土地的乾旱危機。
再者，長江由西邊山麓流出之際，曾行經許多湖泊，這也意味著不會出現棘手的大量沉積物，來填塞長江流經的低窪處，所以黃河最頭痛的河床淤積問題，長江一點也不用擔心；南方的堤岸以及人工渠道，也不像在北方有著極大壓力。簡單的說，黃河流域在歷史上的那些技術性災難，在此統統不見了。
摘自 第3章〈歐亞疾病大鎔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