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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傳（全四冊）

ISBN13：9789882370531
替代書名：Le Singe et Le Tigre：Mao, Un Destin Chinois
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作者：魯林(Alain Roux)
譯者：穆蕾
出版日：2017/09/01
裝訂／頁數：盒裝／1280頁
關鍵字：毛澤東傳（全四冊）、毛澤東、澤東、東傳、 Le、 Singe、 et、 Tigre、 Mao、 Un、 Destin、 Chinois、中國史料、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魯林（Alain Roux）、中文書、社會人文、史地、中國歷史、史料、大學出版品、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出版品、歷史地理、人物傳記、精選套書、學習用書、

中文圖書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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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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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為主，也有些猴氣，是為次。」
—毛澤東給江青的信（ 1966年7月8日）

以毛澤東著名的自喻「半虎半猴」為切入點，法國資深漢學家魯林（ Alain Roux）教授的這本紀念碑式傳記全面、詳實、公允地講述了毛澤東的一生。作者匯集數十年研究成果，根據大量已出版的相關資料及從未公開的史料，呈現了一個法國版本的關於毛澤東和中國革命的完整故事。

作為歷史學家，作者擱置對毛澤東的價值判斷，既尋求對毛及其行為動機的深刻理解，又秉筆直書他的失敗和陰暗。全書在嚴謹考證之上還原了大量生動史實及細節，並特別結合毛的詩詞作品分析其心理狀態，使毛澤東形象呈現出本應有的豐富與複雜：富有遠見、專斷狡猾、充滿詩意、殘酷無情⋯⋯在「偶像」和「怪物」之間，本書描繪了一個可信可感的毛澤東。

本書是法文版的完整譯本。這部巨著所呈現的不僅是毛不同尋常的一生，也是對當代中國跌宕曲折來路的全景式回顧。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說：毛澤東，是中國的一種命運。而這種命運，無疑仍深刻影響着中國的當下和未來。

作者簡介

魯林（Alain Roux），法國資深漢學家、歷史學教授，任教於巴黎第八大學（聖德尼大學）和國立東方語言與文化學院。1965年受邀到中國學習中文，數十年持續關注與研究中蘇革命、工人運動、領袖人物等。迄今共出版《蔣介石：毛澤東的勁敵》、《二十世紀的中國》、《瞿秋白傳》（合著）、《三十年代上海的工人運動》、《中國文化大革命》等九部法文著作。

序

相遇

繁體中文版序

1965年10月1日，我置身天安門廣場，身邊還有其他十幾位受邀到中國學習中文的法國學生。這一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紀念日，我期待着毛主席會在天安門城樓上出現。他沒有來。在歷史的幕後，文化大革命的悲劇已經開始了。

我就這樣錯過了與中國的第一次相遇。對許多西方青年而言，毛澤東代表的社會主義比晦暗的警察國家蘇聯更有生命力，但這個國家的真實狀況卻是，正有一場鬥爭隱匿在國家機器內。我也曾錯過其他與中國相識的良機。很多時候，我像其他西方人一樣，將對更公正、更自由世界的嚮往寄託在中國身上。馬可波羅說中國是一個充滿奇蹟的國家。18世紀，伏爾泰筆下的中國是一個由哲學家統治的王朝。

之後是西方蔑視中國，自負傲慢的時代：中國配不上她的過去，只好到西方侵略者這裏取經，西方價值觀被描繪成普世價值。如今，這些確定性已經讓位給質疑，中國再次成為一個謎。偉大的智者帕斯卡爾（Blaise Pascal）生活的時代恰逢滿清帝國開始沒落，他在《思想錄》中寫道1：「中國的歷史……我告訴你，有盲目的，也有明瞭的……中國晦澀難懂，但其中也能找得到清晰之處：去找出來吧！」。

有一個明智的建議，特別是在撰寫毛澤東這樣特殊的人物傳記時──這些人物打亂了國家的歷史，深遠地改變我們這個時代──寫作時要避免兩個誤區：着迷而盲目，或打倒偶像，把他塑造成一個怪物。作為歷史學家，我努力做到清晰觀察、建立事實、梳理事件的先後關係以及對人民生活的影響。我沒有尋求理解、贊同或辯護甚麼。我是歷史學家，不是法官。讀者會形成自己的意見，偉大舵手的固執使國家陷入饑荒或局部內戰時該如何評判指責，也是讀者的事。我不知道此次與中國讀者的相遇算不算成功。不過，我仍然感謝出版社和譯者讓我有這個機會。他們對自由思考和表達的尊重，使這次與真相的相遇得以實現。還原真相是對歷史學家最高的要求，這就是為甚麼我在書稿開頭引用了孔子離世幾百年後羅馬作家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éron）的箴言：「歷史不會撒謊，或者對真相保持沉默」2。

魯林（Alain Roux）

2017年3月10日於巴黎

書摘/試閱

第五章 毛澤東轉入地下（1927年7月–12月）

毛澤東到達武昌時，中共中央剛剛撤退到這裏，到處是一片災難的氛圍。6月23日，第一批蘇聯顧問已經乘火車離開漢口。鮑羅廷生病了，悶悶不樂。7月初，中央決定讓「共產黨部長」蘇兆征和譚平山辭職，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向中共建議將所有的農協和工會交給當地的國民黨黨部管理。

中國共產黨軟弱的策略

1927年7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在武昌召開緊急會議，專門討論湖南的情況。1會議由陳獨秀主持，其他與會者是李維漢、毛澤東、鄧中夏、蔡和森、周恩來、彭德懷和張國燾，和毛澤東一起到達武昌的湖南農民協會的負責人劉志勛受邀參加。蔡和森第一個發言。他認為最近長沙事態的發展是何鍵和唐生智之間衝突的結果。何鍵讓他的下屬許克祥去鎮壓革命運動。之後毛澤東在會上發言。他也認為馬日事變反映了何鍵「奪唐生智政權」的企圖：

長沙事件為何鍵奪唐生智政權。唐生智本欲拉我們反何，但見我們沒有力量，遂拉攏何鍵部下打何，但唐仍然需要我們，因為他的力量不足以既打何鍵又打許克祥。故唐不能打許克祥。雖然我們力量薄弱，應促成唐生智和何鍵分化。

十天前，毛澤東還想在湖南組織武裝起義反對唐生智，現在說出這樣的話來是多麼奇怪。也許毛澤東是擔心自己孤立無援吧。

接下來的討論也同樣模棱兩可。陳獨秀不僅想加劇何鍵和唐生智之間的分歧，還想「拉攏唐生智，消除汪精衞、鄧演達和張發奎的影響」──自蔣介石的政變以來，共產黨人要尋找一個「好將軍」，所以有了非常奇怪的想法，張國燾比較清醒，擔心唐生智「已經決心消滅共產黨，並與何鍵達成妥協」。會議決定支持唐生智，反對蔣介石，好像4月12日以來甚麼也沒有發生過。隨後，會議討論關於農民協會和可能設立的「農民自衞武裝」的問題。蔡和森認為他們應該轉入地下。李維漢不同意，因為據他介紹，叛亂的農民只不過是土匪而已。陳獨秀也許是因為斯大林6月1日建議創建共產黨軍隊的電報，堅持國民革命軍招兵時，農民協會的會員和自衞武裝可應徵加入，「為了保證這些新兵的階級本質和革命性，利用革命軍中所有政治部門內存在的共產黨員」，因為這樣可以「武裝」農民。除此之外，剩下的都是「空話」。

對此，毛澤東說，湖南的農民協會有兩種策略：第一，改成安撫軍合法存在，此條實難辦到。第二，此外尚有兩條路，一為上山，二為投入軍隊中去。2「上山可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

經過短暫的爭論，張國燾和陳獨秀似乎更傾向於加入正規軍和革命分子滲透進軍隊的方法。毛澤東再次發言：「不保存武力則將來一到事變我們即無辦法。」這是過去6個月他的思想變化中最具有決定性的想法，同時他也對中國共產黨軟弱的策略感到痛苦。

很快在革命陣營中爆發了所有人都擔憂的事：7月12日至15日，就像蔣介石3個月前一樣，汪精衞通過武漢當局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一系列決策，終止了國民黨與共產黨合作的政策，驅逐國民黨中的共產黨員。7月12日，何鍵的軍隊進入武漢，宣布戒嚴。他在湖北的部下和湖南的唐生智一同大肆逮捕並開始處決共產黨員。共產黨員躲藏起來或到張發奎的第二軍控制的地區尋求庇護。張發奎還沒有像他的同僚一樣採取行動。

羅易匆匆離開武漢。7月13日黎明，鮑羅廷偷偷到達廬山的牯嶺。3他建議由瞿秋白接替陳獨秀擔任中國共產黨負責人。4前一天，中共中央獲悉共產國際撤銷了陳獨秀的職務，陳獨秀很快辭職。他被認為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引導這一戰略的斯大林是不能犯錯的。中國共產黨人被要求撤出他們在武漢臨時政府的兩位部長，而共產黨員則接到指示，想留在國民黨內爭取舉行大會選舉出新的領導層。

新的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貝索．羅米那茲（Besso Lominadzé）5 7月23日達到武漢，他認為中國的形勢需要直接革命。這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深得許多共產黨領導人的贊同，他們想讓叛徒付出代價，並利用這個目的仍然保留在軍隊中的職位。7月下半月，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羅米那茲密鑼緊鼓地準備從張發奎的第二軍開始起義。張發奎的總部設在江西北部的南昌。駐軍司令朱德是中共黨員。這一起義必須用國民黨左派的名義，並打着他們的旗幟。這不是一場政變，而是一種提供軍事支持，重振革命的過程。

槍桿子裏面出政權

7月2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農民部簽署關於農民問題的第九號通告，6證實了這一點：共產黨員應該引導農民獲得武器，或者加入軍隊為以後的兵變做準備，或者加入傳統的自衞民兵組織──通告中提到「挨戶團」、「保衞團」和「聯莊會」──或者躲入山中，加入秘密社團或土匪。我們注意到關鍵的句子出自毛澤東之手：「一個革命的武裝是必不可少的」。8月初，毛澤東起草了中共中央給湘南的命令，7此時他試圖組成一個師的軍事單位，與湖南東南部汝城諸多反對唐生智的部隊會合。其中瀏陽和平江的郭亮手下有一千多農軍，8 5月份起義失敗後從海豐來了一小支農民部隊。

8月1日，8,000名南昌駐軍發動起義。9儘管斯大林提醒要謹慎，但譚平山、賀龍、郭沫若、惲代英以及周恩來宣布成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我們還看到一些缺席的人的名字，如鄧演達、孫中山遺孀宋慶齡、陳友仁以及張發奎。張發奎立即否認，並採取相應的軍事行動。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22個委員或候補委員發表聲明，譴責「新軍閥蔣介石、馮玉祥和唐生智」，並號召儘快召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結束右傾。在簽名者中我們發現毛澤東的名字，這是他最後一次作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發表意見。

這次準備不充分的起義很快就失敗了。被人數多得多的敵方追擊，起義武裝從8月3日開始往南撤退，9月底到達汕頭。剩下一萬三千人潰散，兩支一千人的小部隊分別到達彭湃領導的海陸豐地區，以及湖南、江西、廣東交界地區，在朱德和陳毅的率領下打游擊。

8月7日，羅米那茲和少數共產黨領導人試圖在起義尚未成為災難之前努力一把。他們聚集在漢口日租界裏，俄羅斯經濟顧問提供了寬敞的豪宅，為了安全起見，窗戶緊閉。22名代表，其中包括15名中央委員會成員，召開緊急會議，會議由瞿秋白和李維漢主持，選出了包括彭湃（未出席）、蔡和森在內的中央臨時政治局，毛澤東是候補委員。會議通過的決議批評了陳獨秀和譚平山的右傾投降主義，在革命的國民黨旗幟下準備起義，建立蘇維埃政權。在此背景下，新的領導人必須去湖南、湖北、江西和廣東這四個出現農民革命的省份，準備秋天的時候進行起義。秋天是傳統的收穫季節，起義的計劃已經制訂，在長江中部地區湖南和湖北的62個縣，35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按照「傳統農民起義」的方式進行。這些武裝行動導致在城市中出現一波針對官員和知名人士的恐怖暗殺。在湖南，起義軍於9月13日佔領南部的衡陽，西部的常德和北部的長沙。採取農村包圍城市的策略，並在長沙建立了一個革命政權，從而動搖了武漢政府。10

毛澤東政治思想決定性的轉折

毛澤東在本次緊急會議上發言。他的話值得我們注意，證實了自春天開始，他的政治觀念發生了決定性的轉折。11在評論羅米那茲「重要的」報告時，毛澤東首先談到國民黨問題。他認為這是共產黨一直未能解決的問題，因為共產黨總是認為國民黨不屬於自己，自己是國民黨內的陌生人：

當時大家的根本觀念都以為國民黨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後像新姑娘上花轎一樣勉強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終無當此房子主人的決心……過去群眾中有偶然不聽中央命令的抓住了國民黨的下級黨部，當了此房子的主人翁，但這是違反中央意思的。直到現在，才改變了策略，使工農群眾進國民黨去當主人。

顯然，毛澤東認為國民黨是中國共產黨的群眾組織，甚至是中國共產黨的另一個名字。其次是農民問題。雖然農民和一些黨員要革命，但黨的領導層不是這樣：

當我未到長沙之先1926年12月，對黨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決議無由反對，及到長沙後仍無法答覆此問題，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變了我的態度。我曾將我的意見在湖南作了一個報告，同時向中央也作了一個報告，但此報告在湖南生了影響，對中央則毫無影響。

黨中央甚至還有一些反對革命的嫌疑。「這個意見是農民指揮着我成立的。我素以為領袖同志的意見是對的，所以結果我未十分堅持我的意見。我的意見因他們說是不通於是也就沒有成立，於是黨的意見跟着許克祥走了。」

因此，黨中央像許克祥一樣，誇大了長沙暴動期間被起義農民損毀的軍官房屋的數量。

最後，毛澤東談到軍事問題：「從前我們罵中山專做軍事運動，我們則恰恰相反，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眾運動。」

然而，蔣介石和唐生智是拿槍桿子起家的。「現在雖已注意，但仍無堅決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動非軍事不可，此次會議應重視此問題，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堅強起來注意此問題。湖南這次失敗，可說完全由於書生主觀的錯誤，以後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

「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這句話伴隨着毛澤東的整個職業生涯，毛澤東用這句話結束了生命中的第一個階段。1919年，他滿懷激情地投入五四運動。在十多年的政治培訓中設想以「偉大的民眾大聯合」這種民主形式進行政治鬥爭。1925年，他把政治鬥爭從城市擴展到農村。政治鬥爭的形式是街頭遊行示威、罷工、請願、集會，佔領行政辦公室或知名人士的家，用語言和毛筆做武器。在這近十年間，毛澤東已被證明是一個出色的記者，一個優秀的辯手，甚至是機智和靈活的政治家。但是1927年春天，中國中部發生的針對農民運動的殘酷鎮壓改變了毛澤東的想法──從此他認為人民的暴力行為是必要的，必須應對有產者的暴力，不能讓他們壟斷武器。革命需要軍人，它必須依賴農民建立自己的軍隊，正如他7月20日寫的那樣，不再依賴「代表地主階級的反動軍官」。

毛澤東認為必須給最可能繼續革命的貧苦農民以土地，可以不惜任何代價，因為結果可以解釋手段。在這個春天，毛澤東已經開始籌劃每個村莊要逮捕和處死的土豪劣紳的指標：沒有任何證明這樣的鄉紳是否存在，但仍然必須找到。8月7日，毛澤東再次談到這個問題。12他建議應該沒收50畝以上的土地，並說：

小地主問題是土地問題的中心問題，困難的是在不沒收小地主土地，如此，則有許多沒有大地主的地方，農協則要停止工作，所以要根本取消地主制，對小地主應有一定的辦法，現在應解決小地主問題，如此方可以安民。自耕農問題，富農、中農的地權不同，農民要向富農進攻了，所以要確定方向。即這種背景下，我們必須讓農協有穀子可以磨，從富農那裏取得部分土地。

8月9日，羅米那茲在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第一次會議上任命毛澤東、彭公達和其他九人組成新的湖南領導班子。13根據蘇聯駐長沙領事馬也爾（Mayer）14的報告，羅米那茲認為湖南省委內沒有無產階級，其維護的是大地主的利益。因此，他委託澤東同志向這些「右傾機會主義」負責人解釋八七特別會議的決定。

因此毛澤東作為莫斯科的代言人，在鐵路工人的幫助下，於8月12日上午乘上一列開往長沙的貨運火車。他被任命為中共中央特派員，負責準備秋收起義。15幾天前，他拒絕了瞿秋白請他去上海中央機關工作的建議，說：「不願去大城市住高樓大廈，願到農村去，上山結交綠林朋友。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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