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文教與史家筆法（簡體書）

本書基於對司馬遷《史記》的閱讀和思考，作者董成龍在多年潛心閱讀經典的基礎上，整理出一條貫穿三皇五帝至漢朝的立朝與立教線索，根據這條線索，又反觀司馬遷的史家筆法及其背後的心法。
司馬遷繼《春秋》之志而作《史記》，申明周秦之變與秦漢之變，敘事貫穿立朝與立教兩大問題。立教是確立官奉學說、改正朔（年的起始月和月的起始日），要害在立德。立朝而不立教，則無法導民以德，延綿政權。漢朝立朝以來，高祖沿用秦制秦德（水德），惠呂無違高祖確立的漢朝祖制，雖行黃老之術卻不依黃帝（土德）為國朝敲定土德；中經漢文帝劉恒（前203-前157）、漢景帝劉啟（前188-前141）意欲改弦更張，遭遇立朝權臣捍衛祖制，未能成行；終於漢武帝確立代秦而起的漢朝新德（土德）。與此同時，在儒生建議下，漢朝不再沿用秦制顓頊曆，改用太初曆，重啟歷史紀元。改德與太初曆創制（天人之際），加之由黃老之術而獨尊儒術（君臣關係）的官學調整，共同構成立教時刻。

董成龍，法學博士，現為北京外國語大學歷史學院講師、碩士生導師，主攻政治思想史，聚焦中世紀之後的立國與立教。主編“世界史與古典傳統”譯叢，編譯著作《大學與博雅教育》、《德性與權力》。代表作品: 《清民變局中的政治儒生與國運情懷》、《共和與君主》、《梁漱溟的“建國運動”》、《立教時刻的史家筆法》等論文，《排他性共和主義與非君主制共和國》等譯文。

1.劉小楓寫長篇序言解讀、推薦此書。
2.本書基於對司馬遷《史記》的文本細讀，以“立朝”、“立教”為綱，張開史家“筆法”、“心法”之目。
3. 本書提供了《史記》的另一種閱讀方式和思考路徑。

後 記
洪邁（1123―1202）指出秦、隋二朝被後世詬病，未必因為它們太過不堪，還有一層原因，是它們緊隨其後的漢朝和唐朝都“享國久長”，相較之下，顯得秦、隋這兩個朝代很糟糕（《容齋隨筆·秦隋之惡》）。長短比較，固然有其道理；但更重要的差異或許在於秦、隋兩朝都是紛繁戰局的終結者，完成了立朝的事業，原本承載了歷史寄託，卻迅速重蹈覆轍，留待它們身後的漢、唐兩朝才完成立教的事業。如饒宗頤先生（1917―2018）所示，正統之“正”（立教）比“統”（立朝）更重要，無奈歷代正統論大多著眼於“統”。
漢朝一改黃老之學與漢初祖制，轉向以法立國、以儒文明的政制安排；唐朝一改以往的進身之制，開創科舉，以制度化的方式將士子身心收入斛中。漢、唐在經學和制度兩方面的事業拓展，為此後直至今日的中國文教事業提供了核心要素，雖然經學及其制度已經被打散，但一些義理已經化作日用而不知的生活要素。文教事業這三重面向，不可不察。
1936年，毛澤東經過長征到達陝北，創作了《沁園春·雪》，感歎江山多嬌，回望中古君主，“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毛澤東評點了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和元太祖五人，指出了他們的缺陷，無疑都指向文教問題。馮至先生（1905―1993）曾詩雲：“我們走過的城市、山川，都化成了我們的生命”（《我們站立在高高的山巔》）。無怪乎，經歷過漫長中世紀和二十世紀數次大革命的我們，面對文教的故事並不陌生。
猶太人面臨著“保國”、“保種”、“保教”的問題；晚清先進士人面臨前所未有的變局，也提出了同樣的問題，看來在思考國是上，猶太人問題和中國人問題在這三個層面相遇：國、種和教。“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構詞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從這三個層面來講的（“人民”作為一種“教”來自於馬克思《論猶太人問題》中所呈現的解放全人類的教義）。中國近代以來遭遇的這三個層面的問題，延綿至今。這本小書就是在這一思想脈衝下完成的。
數年前，我在業師邱立波先生指導下完成一篇小文，當時落筆總結說全文皆是邱師學思之注腳，今日這本小書當然也沒有逃出邱師為我規範的學人心性和問題意識；原來今日的思考早在數年前邱師為我講解班馬異同時就已埋下伏筆。本書還在擴充時，邱師的《禮法與國體：兩漢政治的歷史與經驗》問世（中央編譯出版社，2018年），不禁感慨師徒學緣殊勝。業師許振洲先生行無為之教正是無違我業已確立的學問品性，時至今日方知當時許師是在潛移默化地讓我習練收束之功，可惜而今才理解這番良苦用心；他早年研究法家，可惜我不通法語，無法閱讀他用法語撰寫的《中國法家的統治藝術》（L’Art de la Politique chez les Légistes Chinois，1995），許師晚近研究共和國史的一身工夫，我也未能吸收一二，否則這本小書可能會有另外的境界。
劉小楓先生讓我見識到成德者如何提攜年輕後學，本書大綱正是在小楓先生的點撥下才得以成型，若沒有小楓先生的鼓勵，這本小書也斷不能成。十七年前，小楓先生曾以述為作，撰文《司馬遷是政治哲學家？》（載《二十一世紀》，2001年2月），十七年過去了，不知道司馬遷研究的路線有沒有受此影響而引發轉變；十七年後的今日，這本小書若能呼應那篇文章則是莫大之幸――畢竟，這本小書的許多觀點背後都是小楓先生的“幽靈”（當然，文責自負）。這些年，若沒有幾位賢師相伴，真不知道該如何度過。
在本書大綱以《立教時刻的史家筆法》刊發（載《天府新論》，2018年第2期）前後，劉訓練先生、任鋒先生和唐文明先生都曾提供無私的幫助，為我最終完成這部小書增添了信心。婁林兄和顧枝鷹兄為本書正標題提供了漂亮的拉丁文和希臘文翻譯。從定稿到問世，若沒有彭文曼編輯的辛勤勞動，本書也無法這麼快問世。謹此一併致謝。
本書力圖以司馬遷“成一家之言”的當代觀察貫通“天人之際”和“古今之變”的理解，當然也因此始終存在將司馬遷看小的危險和疑慮。全書除引言外，共六章，其中四章都分別有三節篇幅，唯有論黃帝一章僅兩節，論武帝一章則占四節，顯然是武帝一章偷走了黃帝的一節。關於《史記》五部分的篇章安排，本書也提供了某種思考，穿插在書中，留待細心的讀者挖掘。
修改書稿的夜深時分，曾經一度翻讀北島的《時間的玫瑰》，用讀詩的意境來消解讀史的疲乏，其中寫到俄國詩人涅克拉索夫（1821―1878）的一句詩：“我淚水涔涔，卻不是為了個人的不幸。”這不也正是司馬遷下筆時幾度哽咽的獨白嗎？所謂“情深而文明”（《禮記·樂記》，《史記·樂書》）的文教理想，怎能不為之神往？
下筆至此，想到幾年前編譯的一本小冊子，其中一句話令我至今難忘――哈欽斯（Robert Hutchins，1899―1977）曾經說：“一個沒有經驗又未開化的強國，會是世界和平的一大威脅……未開化的政治權力是危險的，未開化的閒暇是墮落的，也會是危險的”（《大學與博雅教育》，華夏出版社，2015年）。
本成果受北京外國語大學一流學科建設科研項目資助。這本以專著面貌問世的小書，著實是一篇關於《史記》的讀書報告。
寫作本書，原不在研究計劃之列，可謂迷失了正路。
為了記下閱讀文字、探尋幽暗的摸索過程，前後又花費了近一年時間將心海中的瑣思排列組合，落成文字。2017年夏秋之際，輾轉于貴陽花溪與樂山峨眉山之間，初創草稿；2018年驚蟄書稿始成，又經春分、大暑，往返于京津寧路上，我在行將奔赴長春淨月潭之前成稿。從西南到東北，書中所記，當然可以看到時代的印記，也有個人的顛簸，不免有生疏淺陋之處。
“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說得恐怕不只是應當注意逝者的喪葬之禮，還在於如何對待故事和傳統及作為它們承載者的古人和古書。走進兩千年前《史記》幽暗昏惑的文字森林，有了這本小書作為紀念。但在研討立國與立教這一問題線索上，許多思考並未因此結束，反倒剛剛開始。

董成龍
2018年8月7日
戊戌年立秋定稿于魏公村

目 錄
何謂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劉小楓）

第一章 引言：閱讀司馬遷

第二章 黃帝為首：紀元與土德
一、五帝之首
二、修德振兵

第三章 秦亡漢興：秦制與黃老
一、周秦之際：文敝峻法
二、漢朝祖制：秦德秦制
三、惠呂順守：黃老之術

第四章 黃老之學：人世與刑名
一、老子的人世論
二、黃老的刑名說
三、陰謀：修德與逆德

第五章 文景之治：無為而有為
一、漢家重定
二、改德變法
三、德位之辯

第六章 武帝立教：“且戰且學仙”
一、文學風教
二、儒生酷吏
三、推恩削藩
四、封禪改德

第七章 史遷之志：立教與古今之變
一、欲與仁義
二、時與世
三、復古更化

主要參考文獻
索引
後記

《史記》的記事，雖然從黃帝開始，歷經夏、商、周三代，最後落腳到漢武帝當朝，然而數千年歷史畢於一冊，一定會有詳略分配，不會無的放矢。司馬遷就講，神農氏以前的人世太久遠了，太久遠就無法詳談，必定要簡略些。既然如此，黃帝是取而代之的新君主，黃帝以後的人世是不是就要詳細寫了？他又說，殷朝以前的故事也很久遠，這樣一來，五帝和夏、殷兩朝的事都沒法詳談，就只能從周朝開始多寫點了。司馬遷寫到周厲王（前904―前828）時，“未嘗不廢書而歎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之所以停下來感慨萬千，就在於周秦之變正要從周厲王和周幽王（？―前771）算起，而周幽王和周厲王之前的往事太久遠了，那麼周幽王、周厲王之後呢？“厲、幽之後，王室缺，侯伯強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周厲王出逃後，周公姬旦、召公姬奭執掌朝政，即周召共和（《十二諸侯年表》正是從周召共和寫起，收束於孔子）；周幽王被犬戎殺害之後，周朝都城東遷，“秦始列為諸侯”（《史記·宋微子世家》）。
最後，鋪墊了那麼久，司馬遷終於坦白，五帝、三王的事都太久遠了，那重點顯然就是秦、漢兩朝了――既然如此，為什麼還非要寫作五帝、三王之事？對於司馬遷而言，占比不多未必就不重要，五帝、三王的鋪墊提供了一種已經一去不復返的政治規範，如果不記，就意味著忘記了這個規範，沒有規範的政治那還了得？“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孟子·告子上》），既要寫五帝、三王，又要寫秦、漢兩朝，所以要有一個貫通其中的主線，那就是兩大古今之變：周秦之變和秦漢之變。
這兩大古今之變，貫穿著立朝與立教兩條線索。其中，黃帝是五帝之首，即立朝事業之首；繼之而起的第二帝顓頊是黃帝之孫，“治氣以教化”，即立教事業之首。 司馬遷關心立朝，則以黃帝為首，關心立教，則能卒章明志（《太史公自序》一開篇就從顓頊談起）。《史記》中秦漢之際尤其是漢朝立朝以來六十餘年的敘事，皆由立朝與立教貫穿，散見於全書各處，“正名實，不可不察也”（《史記·太史公自序》）。
周朝末年，王道衰微，“禮廢樂壞”，“道術將為天下裂”（《莊子·天下》），朝政與教化分離。縱然如子夏這般孔門高弟還會“出見紛華盛麗而說（悅）”，何況中人以下的普通人？“漸漬於失教，被服于成俗”（《史記·禮書》）。秦朝終結戰國時代，代周而起，以法術治國，但二世而亡，窮其智與力，竟不能捍衛國朝。周朝末年和秦朝末年頻頻有德性討論，其實是在問立朝之後的立教問題，如果不能提供新的教化，國朝如何真正立得起來？“民無信不立”（《論語·顏淵》）。
孔子述而不作其實是以述為作，司馬遷的《史記》是效法孔夫子的《春秋》。他曾提及，孔子編次《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成為了歷史作品的典範，此後的《左氏春秋》、《鐸氏微》、《虞氏春秋》和《呂氏春秋》都從《春秋》出發。荀子、孟子、韓非子都是如此，漢朝的張蒼、董仲舒也是從《春秋》中推演大義（《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既然如此，司馬遷還要效法孔子《春秋》，一方面是接續這種致敬的傳統，另一方面也是在指斥推演《春秋》傳統中普遍存在的問題，要別開生面，另立新說――否則何必再添一部作品？
此外，孔子也講：“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既然司馬遷以《尚書·堯典》為原型，依據改制學說，開創了“八書”的體例，“關鍵在於漢家改制”， 那麼，司馬遷的立教之意可見一斑。司馬遷也講到開創國朝基業的“受命帝王”和穩固壯大國朝的“繼體守文之君”（《史記·外戚世家》），前者就是立朝者，後者是在國朝的有機體內綿延不絕的立教者，“持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史記·春申君列傳》）。董仲舒也有類似的考慮，他說道“王者必受命而後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天下”（《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也是在說“受命帝王”和“繼體守文”這兩種君主。
立朝是建立新政權，立教則是確立新的社會和新的人，論定是非，立教時刻來臨之前的國朝實際處在是非未定或懸而未決的時刻。論定是非，貌似容易，因為做抉擇似乎並不難，但艱難的是要決策者承擔抉擇之後的後果，所以楊朱行至十字路口竟然哭泣（“楊朱泣于逵路”）！秦朝提供了立朝的原型，漢朝提供了立教的原型。若要討論秦、漢以來的中國歷史，以及由此出發而來的當代中國，可能要回到這兩個原型。漢宣帝劉詢（前91―前49）在位期間，王吉提到當時仍然是“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所以他要移風易俗，讓“六合同風，九州共貫”（《漢書·王吉傳》）。 看來立教並非一勞永逸，而是永遠在路上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