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的接受：社會科學的視角（簡體書）

《潔淨與危險》作者又一力作，深入社會肌理，重思風險問題。
風險感知在何種程度上是私人化的？
眼前的世界是危險還是安全？
新風險裹挾新名詞而來，而舊風險也並未消退，面臨前所未有之挑戰，人類去往何處？

本書聚焦於風險的社會科學視角以期帶來啟發。當今人類社會似乎面臨著前所未有之挑戰，新的風險挾新的名詞而來，而舊的風險也並未消退。此時，我們更需要重思風險問題。為什麼某些風險會更為突出？公眾對風險的認知僅僅是個體的看法還是受到了社會文化的塑造？瑪麗道格拉斯批判了經濟學、心理學等學科看待風險的偏見，認為並不存在一種科學中立的風險觀念。懷著對於個體和社會認知的關切，她運用跨文化比較來探究人們對風險的感知與選擇是如何被社會建構的。同時她也關注風險的規責問題，試圖揭示風險的道德意涵。

作者簡介：
瑪麗·道格拉斯（Mary Douglas），英國著名人類學家、社會理論家，代表作包括《潔淨與危險》《自然象徵》《風險的接受：社會科學的視角》等。她也是最早對工業社會風險感興趣的人類學家之一。她的框架名為“文化理論”，解釋了人們為何害怕不同的風險，並將他們的行為與他們所屬群體的文化聯繫起來。

譯者簡介：
熊暢，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研究興趣：風險、金融化、制度。

這種將風險視為一種社會構建現象的觀點，是對風險分析既有研究的一種創造性的、令人耳目一新的補充。
——《自然》雜誌
作者提出“風險認知的文化理論”，認為人們對危險的抱怨不應該被視為表面問題。我們必須進一步研究，去發現什麼形式的社會組織正在被捍衛或被攻擊。
——《紐約時報》
精彩絕倫的作品，影響深遠，讀起來令人愉悅。
——阿馬蒂亞·森，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目 錄


導 言1

第一章 風險可接受性中的道德議題

貧窮者風險益盛22
後代的權利25
向道德原則致敬27

第二章 一個新分支學科的誕生

風險的定義42
公眾的風險意識44
風險–收益47
批判“風險–收益”50
批判生態學方法52
自世界的行動者模式內部看風險規避54
自然原因56
應對57

第三章 風險感知

自我豁免63
記憶研究65
教育的缺陷66
原始思維70
歸因理論72
價值綜合征74
基礎性方法76
選擇性注意81

第四章 選擇與風險

聖彼得堡遊戲93
風險的五年探索期：在新效用框架下95
阿萊悖論98
複雜性104
社會階級的冒險106

第五章 自然風險

災害研究111
好奇心的社會控制115
合理性結構122
職業忠誠123
督查機構129

第六章 可信度

顯著性133
風險轉移135
感知疾病139
賭博140
合理傷亡141
犯罪受害者142
謠言143

第七章 尋求風險與“安全第一”

啟發法158
人生機遇的感知162
文化行為建模163

第八章 制度約束

關注不幸171
規模效應173
感知的制度約束177
道德承諾180

第九章 編碼風險

宇宙陰謀在中非195

參考文獻203

致 謝221

自然原因

自然原因與人為原因之間的界限總是在分配責任的社會過程中不斷被劃定。這一界限也因此永遠處於爭議之中，波瀾起伏、毫不穩定，反映著當前的文化偏見。首席法官羅斯·伊麗莎白·伯德（Rose Elizabeth Bird）最近抗議說，面對允許土地所有者“僅僅對大自然放任自流”就能逃避所有責任的規則，“我們應當摒棄人為條件與自然條件之間的區別……因為這規則蘊含著不公”。正是基於這種規則，馬布裡一家擁有土地的公司以不能對所有自然災害負責為由，拒絕承擔山體滑坡損毀房屋的責任（《洛杉磯時報》，1981年12月21日）。“正如上帝之作為與人類之作為於概念上是相互結合的，意圖、意外與事件之間的這些區別也是如此”（Kates，1977：56）。伯頓、凱茨和懷特（Burton，Kates，and White，1978）一直認為“危險，從定義來看，是種人類現象”。費斯科霍夫等人（Fischhoff et al.，1978）也如此認為，不過，這麼說可比將它考慮進後續分析中要容易得多。

即使危險被定義為“無力應對的事情”，這也仍然是處於行動者模式下。不過這個定義至少將物理原因和物理後果這二者與理性主體的應對能力銜接起來。這更接近感知理論，因為它允許從關於應對手段的預期中，生髮出危險性的質（quality），況且，對思考風險可接受性來說，感知理論是必需的。

自我豁免

國家產品安全委員會（National Commission on Product Safety）的經驗表明，消費者情願在價格上稍加節約，也不願多花一點點錢來提升安全性。熟悉感似乎給了生活在洪泛平原上的農民（White，1952）、煙民以及交通道上的行人和司機信心；那些生活在核電站附近的人比其他人更不擔心輻射的危險（Guedeney and Mendel，1973）；工程師和機械師也往往對自己的技術過於自信（Slovic，Fischhoff，and Lichtenstein，1981）。在一些高風險職業中，收益增強了人們的自信心和熟悉度（Lee，1981）。不過，熟悉感也常常在以另一種方式起作用（Slovic，Fischhoff，and Lichtenstein，1980）。

在日常生活中，最常見的危險往往被忽視。而在概率標尺的另一端，最罕見、低概率的危險也總是被淡化。將這些傾向放到一起來看，個體似乎切斷了他對極有可能發生的風險的感知，這使他眼前的世界看上去比實際的更加安全；同時，個體也切斷了他對低概率風險的興趣，遙遠的危險隨之消失不見。對於具有良好生存適應能力的物種來說，忽略低概率事件似乎是非常合理的策略。對所有低概率的災難一視同仁不僅會分散注意力，甚至會導致危險的對於焦點的喪失。從物種生存的角度看，如果自我豁免意識能讓人在危險中保持冷靜、勇於嘗試，不因失敗的跡象而失衡，那麼這種意識也是適應性的。這無疑是人類心理學和動物心理學之間一個有趣的區別。也許，一些有關社會行為演化的問題可以分解成兩個可檢驗的命題――信心的社會來源，以及過度自信對人類的巧妙影響。

是時候正式檢驗一下人類了，看起來他們並不擅長理性思考，記憶力也很薄弱且不穩定。

記憶研究

記憶研究高度依賴語言，但人類的記憶和認知很大程度上獨立於言語而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在動物實驗室中開展的眾多與人類失憶症相對應的實驗，大部分都以失敗告終；納達爾（Nadel，1980）認為，這可能是因為人類的記憶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和語言相關聯。人類對危險的部分反應根植於我們的動物本性中。這就是與人類的風險感知有關的心理學知識尚處於初級階段的原因之一。此外，人類記憶研究也表明，我們不能通過研究記憶的弱點來研究人類的認知。就像伊麗莎白·洛夫特斯的著作《記憶》（1980）那樣，它更多談及的是我們為什麼會遺忘，而不是我們如何記憶。後者似乎明顯是任意的。

就人類的記憶而言，事物的存儲與檢索取決於人們對注意力的控制，而注意力又取決於社交信號（social signals）和社會壓力，因此這意味著，問題已經轉向正確的方向，關注個人對社會經驗的編碼。

心理學家建議那些知道風險究竟是什麼的人把注意力放在與普羅大眾進行更好的溝通上。然而，通常那些明智的建議，比如這個例子中的風險教育，並未取得振奮人心的成績。

感知疾病

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對風險的感知和對疾病的感知很相似，可能都受到應對能力、責任感和互惠性的標準化感知的直接控制。在家人與鄰居之間應該與誰商議？應該選誰做內科醫生？後者的權威和可信度從何而來？在醫學社會學中可以找到一些相關研究探討編碼這些問題的社會過程。採納病人角色的個體會發現自己是一個治療集體的成員，並且自己獲得的建議取決於該集體的網絡特性（network characteristics）（Boswell，1969；Henderson，1935；Jantzen，1978；Fox，1980）。

最頑固的賭徒拒絕接受冒險的指責，他們堅持認為自己玩的不是運氣而是技巧。

賭博

比起賭贏的金額，賭徒們聲稱他們更重視賭友的技巧。英國的研究也表明，經常參與各種幾率遊戲的玩家宣稱成功的秘訣在於技巧而不是運氣（Downes，1976；Zola，1964）。

一個人越孤立，他的社交網絡就越脆弱和分散，他的決定就越不會受到公眾審查，他所能接受的風險標準也就越能夠由自己來設定。但是，只要有社群存在，風險的可接受標準就要經歷辯論，並在社會上得到確立。這項活動構成了定義社群的基礎。

一個社群會利用它共有的、積累的經驗來確定哪些可預知的損失最有可能發生，哪些可能的損失最為有害，以及哪些損害可以預防。社群還構建了行動者的世界模型，以及判斷不同結果是嚴重還是微不足道的價值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