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藏台灣史02：台灣原住民史

本書特色：

◎ 前國史館館長張炎憲教授規畫，新台灣和平基金會協力推動，玉山社編印完成的《典藏台灣史》第二冊。
◎ 第一本台灣原住民史總論。
◎ 以時間和區域發展為主軸，突破針對單一部族、單一事件的限制，述說從史前到戰後，不同階段的原住民發展和治理。
◎ 避免以漢人作為歷史書寫主題的侷限，看見台灣史另一個面向。

內容簡介：

台灣的原住民，在語言文化、人群分布與網絡連結上，和太平洋海域上眾多島嶼一樣，都是南島語族（Austronesian Lingustic Family）的一支。他們的祖先，大約在距今7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早期，已經在台灣住居。他們分散在溪流下游到河口或海岸地區，建立小型聚落，並逐漸朝平原內部、淺山丘陵或東部地區移動，形成更廣泛的分布，慢慢發展出具有在地特色的社會文化。

然而，當台灣以Formosa之名，捲入世界經濟體系，原住民作為本島主人的時代，便逐漸消逝，再也不能復返。

當新宗教隨著傳教士到來、當國家力量介入既有的治理規範、當部族因遷徙而開拓新領地……由外在至內在的變化，如何影響台灣原住民的生活？台灣被納入國家的管轄後，不同的政權與統治策略，又帶給原住民什麼樣的衝擊？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詹素娟，著眼於台灣史脈絡中的原住民族群體，書寫了這部貫串各時代的原住民族變遷史。從不同時期的稱呼，到族群遷徙、生活變化的相關研究，她試圖用更寬廣的視野，描述台灣原住民族漫長而豐富的歷史發展。

全套共七冊的《典藏台灣史》是以全面性觀點，論述史前到當代的一套台灣史鉅作。

我們常說：「立足台灣，放眼世界。」然而，立足台灣，除了看見當下與未來，更要回溯過去，瞭解前人如何在這片土地落地生根、汲取多元文化養分，而以拼勁和不服輸的精神，一起成就台灣。

本書系套書集結了劉益昌、詹素娟、林偉盛、溫振華、戴寶村、林呈蓉、何義麟、蔡錦堂、李筱峰、薛化元等重要的台灣史學者之力，在台灣主體性的前提下，統整多年研究成果，建構屬於我們這一代台灣人的台灣史。

詹素娟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專長領域為原住民史、族群史、區域研究與史學理論。
相關論著甚多，如〈從「山胞」到「民族」：臺灣原住民的身分認定與族群意識變遷（1945-2000）〉、〈國家的空間建構：以日治時期的賽夏族為例〉，並編有《舊文獻‧新發現：台灣原住民歷史文獻解讀》、《山海尋跡：臺灣原住民族文獻選介》等書。

總序
建構台灣主體性的歷史論述《典藏台灣史》這一套書的撰寫計畫，是由新台灣和平基金會贊助，在前國史館館長張炎憲教授的主導下推動的。炎憲學長生前一直持續關注推動台灣史普及化工作，更主張由台灣人自己書寫具有台灣主體性觀點的台灣史，因此，在思考這套書的內容時，便希望由台灣史相關領域的研究者執筆，在台灣主體性的前提下，導進晚進的研究成果，促進台灣社會對台灣歷史的瞭解。特別是讀者透過對台灣歷史的認識，可以強化對台灣的認同、提升台灣意識。根據我的瞭解，他早在2000年之前，就希望可以進行此一奠基在學術研究成果的教育推廣工作。為此，他取得辜寬敏董事長的支持，找了台灣史各個領域的研究者共同推動。但是，炎憲學長所徵詢的台灣史學界的朋友，當時多處於過度動員的狀態，學術研究、教學和社會服務工作都十分吃緊，一時之間無法有成果產出。 2000年政黨輪替之後，炎憲學長擔任國史館館長，不僅公務冗忙，而且致力於體制內對台灣史研究的支持工作，推動民主憲政及二二八事件史料的蒐集、出版，特別是主催二二八事件的責任歸屬研究。而在陳水扁總統的大力支持下，白色恐怖檔案的取得，獲得一定突破的狀況下，又接著進行白色恐怖史料的編纂和研究工作。為此，炎憲學長又積極尋找學術界的朋友共同投入，大家的時間更加吃緊，前述台灣史的普及工作也不得已暫緩下來。 2008年之後，炎憲學長希望透過學術社團和社會支持，推動台灣主體性的歷史研究、推廣工作。因此，他擔任台灣教授協會會長，在重新擔任台灣歷史學會理事長期間，也繼續找台灣史學界的朋友一起投入，並出版了不少成果。而原本未能完成的《典藏台灣史》工作，也在辜寬敏董事長的支持，以及吳榮義董事長協助推動下，再次組成團隊，展開此套書的編纂工作。炎憲學長生前持續展開此一計畫的規劃、執行工作。而且與團隊朋友們聚會討論這套書的內容，並找陳美蓉協助行政聯繫的工作。四年前張教授赴美國進行口述歷史期間不幸過世時，整套書的構想已經成形。根據炎憲學長的構想，包含第一冊「史前人群與文化」是由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劉益昌教授負責撰稿，而第二冊「台灣原住民史」由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詹素娟教授負責撰稿，第三冊「大航海時代」則由暨南大學歷史系林偉盛教授負責撰稿，第四冊「漢人社會的形成」則是由長榮大學台研所溫振華教授及政治大學台史所的戴寶村教授負責撰稿，第五冊「19世紀強權競逐下的台灣」則是由淡江大學歷史系林呈蓉教授負責撰稿，第六冊「台灣人的日本時代」則是由國立台北教育大學何義麟教授以及台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的蔡錦堂教授負責撰稿，第七冊「戰後台灣史」炎憲學長除了親自參與撰稿工作，也找我一起參與，同時準備在章節確認完畢後，再請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文所的李筱峰教授一同參與撰稿工作。相較於過去在強人威權體制時期，台灣史被迫成為禁忌，隨著台灣自由化、民主化的改革，經歷抗爭、建立的台灣史終能成為學術領域的學科。但是，過去長期政治禁忌的陰影並未完全散去，歷史工作者對於歷史教育的內涵，距離正常化仍有相當的距離。其中，除了為數可觀不願正視台灣歷史主體性的看法之外，也有的學者試圖在台灣史領域去「政治」，不僅迴避政治轉型之後對過去歷史再評價的工作，有的人更主張歷史教育去「政治史」，不願處理具有現實意義的歷史課題。不過，如果從歷史學者耳熟能詳的E.H.Carr或是Benedetto Croce對歷史知識的切入，無論是前者的「歷史是歷史家與事實之間不斷交互作用的過程，是現在與過去持續無終止的對話」，或是後者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都指出了歷史的一個重要特色：歷史的書寫不可忽視當代價值的重要性。在台灣已經名列自由國家之際，根據自由、民主、法治的價值做出與不民主時代不同的歷史評價，在某種意義上，正是歷史時空特色的體現。另一方面，在民主時代，注意人民生活層面的歷史，或是注重文化史與生活史的面向，也是歷史書寫不可忽視的課題。然而，只強調文化生活而摒棄政治的作法，實際上是不利於歷史脈絡的掌握，也不利於做出歷史的解釋。因為台灣住民所生存、存在的歷史時空的環境，包括在現實的制度規範或是國家運作的狀態，以及台灣與國際、外界互動的情形，透過這樣的歷史脈絡才能有助於了解所謂人民的歷史。根據炎憲學長構想的全書架構，除了強調台灣主體性的觀點外，台灣與世界的脈動，貫穿了《典藏台灣史》各本的內容，從第一冊「史前人群與文化」直到第七冊「戰後台灣史」。而正視不同時代的政治體制或政策對台灣的影響，也是《典藏台灣史》書寫的特色。炎憲學長過世後，為了延續他的遺志，各位撰稿教授同意繼續推動此一工作，並在新台灣和平基金會繼續的支持下，而有這套書的完成，並承蒙玉山社的支持使得本書得以陸續順利出版，這是特別必須感謝的。期待這本書的出版，可以促進台灣史研究的普及化與強化社會的台灣意識，也可以告慰炎憲學長在天之靈。主編 薛化元 2018年9月24日

總序 建構台灣主體性的歷史論述
前言
第一章 島嶼臺灣的原住民族
第一節 南島語大家庭
第二節 17世紀外人的認識
第三節 原住民族分類史
第二章 平埔族群的國家經驗
第一節 以「社」為治
第二節 對抗或合作──國家治理的強化
第三節 土地流失與劃界政治
第三章 島內大遷徙
第一節 來宜蘭‧去花東
第二節 前進埔里
第三節 國境之南‧後山新鄉
第四章 改宗基督教
第一節 崇信聖母──萬金天主堂
第二節 敬拜上帝的熟番部落
第三節 偕牧師與噶瑪蘭
第五章 從界外樂土到國家遭逢
第一節 秀姑巒溪口的阿美族社會
第二節 「開山撫番」與重大衝突
第六章 帝國的凝視
第一節 日本人的調查與認識
第二節 形塑「蕃地」
第三節 人口概況
第七章 夾縫中的「帝國臣民」
第一節 「熟蕃」治理
第二節 「平地蕃」的特殊處境
第八章 「蕃地」統治
第一節 「理蕃」面面觀
第二節 山地交易
第三節 「蕃人保留地」的形成
第九章 對抗與轉折
第一節 重大歷史事件
第二節 後霧社事件的治理
第十章 殖民現代性下的善與惡
第一節 近代原住民教育
第二節 青年團與菁英養成
第三節 戰爭時期的軍事動員
第十一章 「民國」的「國民」
第一節 接收關鍵期
第二節 「山地行政」的展開
第三節 身分差異與族別變化
第十二章 從封鎖到開放
第一節 山地控管
第二節 保留地政策與土地問題
第十三章 外力衝擊與社會變化
第一節 基督宗教與原住民
第二節 都市原住民
第三節 「原運」的發生與影響

第二節 17世紀外人的認識

壹、 美麗的原住民

然而， 當島嶼台灣在大航海時代以Formosa 之名浮現世界舞台，島上住民也在意願無法自主下捲入世界經濟體系，終於成為中華帝國、西方列強與日本勢力三者相互爭衡奪取的資源寶地。亦即，自1624 年荷蘭東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VOC）從澎湖轉進大員、1628 年西班牙人登島佔據雞籠、淡水後，原住民族作為本島主人的時代，逐漸消逝，再也不能復返。儘管如此，我們如想一窺17 世紀中期台灣原住民的狀態，也不得不仰賴當時外來者的調查與書寫，並藉由殖民接觸過程的歷史，對原住民當時的村落、人口與社會文化，稍作理解。

最早具體描述台灣原住民的文獻，是明代文人陳第撰述於1603（明萬曆31）年的〈東番記〉；當時，任福建浯嶼把總沈有容正奉命討伐侵擾東南沿海地區的海賊，陳第追隨來台，而留下這份以台南赤崁一帶西拉雅族社會文化為主要內容的紀錄。

到了1623 年，原以澎湖為據地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在福建巡撫南居易的武力驅逐下，派遣兩位商務員參訪西拉雅族的蕭壠社（今台南市佳里區），寫下對當時原住民村落生活的觀察。1624 年，東印度公司進據大員後，曾在新港社（今台南市新市區）長期傳道的荷蘭駐台首任宣教師干治士（Georgius Candidius），則書寫了一份著名的報吿，內容以新港社的生活描述為主，成為後人認識台南地區原住民的重要民族誌材料。

與此同時，1620 年代進佔北台灣淡水、雞籠一帶的西班牙人，對當地原住民也有相關紀錄；其中，以Jacinto Esquivel 神父對淡水、雞籠、宜蘭，甚至花蓮一帶的描述，最為知名與重要。Esquivel 神父將西班牙轄下原住民村落，依空間分布與在地稱謂分為三個省區，即淡水河流域的「淡水」、蘭陽平原的「噶瑪蘭」、花蓮地區的「哆囉滿」。而對地緣最為鄰近的東北角三貂社，北海岸的大雞籠、金包里地區，台北盆地內部與淡水河左右兩岸的村落，都有詳盡的描述。

讓西班牙人印象最深刻的文化現象，即是以大雞籠、金包里、三貂社為主體的馬賽人，他們的生計活動與社會行為。Esquivel 神父這樣描述：大雞籠社有4 至5 個村子，約有600 人，多是手工藝匠，不務農，像遊牧民族或「生理人」（Sangleys，「生意人」的福佬話發音）一樣，行走於這村到那村，為村人修理房子、弓箭、衣服和手斧。金包裡社有2、3個村落，因為地近大屯山的硫磺礦，擅長採集與交易硫磺。

貳、 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調查與記錄

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VOC）基於治理之便，也對台灣原住民村落進行空間劃分，這就是因應地方會議的擧辦、對村落進行的戶口調查與地理分區。

一、 地方會議的舉行

地方會議，是東印度公司一年一度對原住民村落傳達政策、行使權力的場合。它的形成，始自1636 年2 月因公司擊潰麻豆社、確立在台灣南部地區原住民村落間的地位後，召集歸順村落，為擧行確認和約儀式而召開的聚會。1641 年4 月，公司為了向歸順村落通吿新任長官就職，同時讓他們對新長官重新宣示服從，於是邀集村落代表擧行了所謂「王家會議」，並在現場讓長官仲裁村落之間的糾紛，以強化統治者的威信，這在日後也成為會議的要項。所以，公司一般視1641年為擧行地方會議的第一屆。

1644 年，為了再次宣示新長官到職，公司召集各村代表，擧行「地方會議」；自此以後到1659 年，公司每年都召開地方會議，直到1660 年因傳聞國姓爺部隊襲台才中止，先後共召開了17 次。

1644 年的另一項發展，是這一年的地方會議，依村落代表所屬的地理位置分為南、北二部，分日擧行。1645 年起，分出淡水集會區；1652 年起，東台灣分出，成立東部集會區。這些會議雖大多年年擧行，但受到傳染病的疫情影響，有時也會暫停；後續分出的淡水、東部集會區，擧辦次數相對也少。

參加北路地方會議的村落， 有台南一帶的新港、蕭壠、麻豆與大武壠等村。不久， 加入通行虎尾壠語（Favorlanghs）的雲嘉、彰化地區村落群，與通行「山地語」（Berghs）的達邦、簡仔霧等中央山地的村落群。1645 年起，由於大肚王（Quataongh）的歸順，陸續加入通行大肚語或拍瀑拉語的中部村落群；甚至連今南投日月潭一帶的水沙連村落群也遠道前來。

南路地方會議的成員，主要以屏東平原、日後稱為「鳳山八社」的村落群，以及恒春半島上荷蘭人視為「瑯嶠君主」的領導家族與「瑯嶠十八社」等村落群。淡水地方會議的參與村落，範圍涵蓋北海岸、台北盆地各村，以及西海岸八里到苗栗的村落，桃園一帶的龜崙人，蘭陽平原的噶瑪蘭村落群。

東部地方會議，係以台東卑南社為中心組成，參加的除了台東一帶以卑南語為主的村落，還包括海岸地帶的阿美族、排灣族村落，與來自花東縱谷南段的村落。

二、荷蘭人的權力展示

在一年一度的地方會議上，公司藉由規模盛大的排場、精心設計的儀式，讓代表村落參加的首長震攝於台灣長官的威儀，進而感受到公司的強大；同時，長官也展示公開懲處罪
犯的權力，裁決村落之間的各式紛爭，以突顯公司的絕對地位。面對這些陣仗，與會的村落代表，很難不產生彼強我弱的相對低位感。

在會議中，村落首長還要將公司發給、鑲著VOC三個金屬縮寫字母的藤杖繳回，再由公司重新任命、授予。這根與村落首長職務連結的權杖，代表權力的來源是公司；若有必要，
公司可以中斷取回，如此或可強化公司對首長的管控力。這些展演與位階關係的強調，對村落首長究竟產生多少實質上的影響，我們不得而知。但從公司每年召開會議、眾村落首
長行禮如儀，加上公司多次武力征伐的嚇阻，多層次的治理技術，說明荷蘭人的少數統治，還是發揮了成效。

至於開會時使用的語言，可說是現場多重口譯的古代版。長官自然以荷蘭語發言，但現場會以參加村落中主要群體的共通語即席翻譯，如新港語、虎尾壠語、山地語，或南路的
馬卡道語、排灣語、魯凱語等。當然，原住民世界中的顯要人物⸺如大肚王、瑯嶠君主等，也會得到特別待遇。

儘管如今已無法重回地方會議擧行時的現場，但可以想像當時那種多族、多語交織的場合，是如何盛大與熱烈啊！

二、 人口的估算

東印度公司對原住民村落多次進行的人口與家戶調查，早期在瞭解村落的武力狀況，因此多關注成年男子的人數。但隨著公司對原住民統治的日趨穩定，以及年度貢賦的徵收必須以村落戶口作為計算基準，調查方式開始制度化。不只如此，參加地方會議的歸順村落，也必須向大會提出報吿，說明一年來村落的概況；自然，其中也包括村落的戶口情形。

在公司的檔案文獻中，現在存有1647、1648、1650、1652、1654、1655、1656 等七個年度的歸順村落、家戶與人口數調查資料；由此可以推知當時荷蘭人所知的台灣原住民人口概況，大約是6-7 萬人。但我們必須謹記，這些村落的數量，只反映當時與荷蘭人有接觸或公司視為歸順的村落，不含未接觸或敵對的村落；而村落數的波動，亦說明有些地區的村落有移動、合併或廢棄的現象。種種因素，導致這些數據的參考値也會受到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