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權的祭典：傳統中國的帝王崇拜

廖宜方

臺北淡水人，1973年生。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博士，自2011年任職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著有《圖解台灣史》、《唐代的母子關係》，《唐代的歷史記憶》。譯有《金錢城市》。

序

李仁淵（中研院史語所助研究員）

廖宜方先生的新書《王權的祭典》是近年難得的長時段歷史論著，討論的主題是中國歷史上皇帝對前朝帝王的崇祀。歷代皇帝如何看待前朝的帝王、如何形成對前朝帝王的祭典，乃至到後來有「歷代帝王廟」的設置。這樣的轉變過程有什麼意義，與歷代王權的性質有什麼樣的關聯，是本書所要探討的問題。

由於研究方向的緣故，我對儀式、祭典與廟也很有興趣，然而我自認較接近村落，而一向不太敢靠近帝國。讀到這本以王權祭典為主題的著作，自然想到的是帝國與村落的映對。這樣的映對有幾分道理。有一種說法是村落許多制度、儀式可追溯到帝國中央。無論是以由上而下的教化、滲透，或是由下而上的挪用、引入來構想「國—家」兩者的關聯，這樣的互動讓差異甚大的各地村落可在一種比較鬆散、有彈性的框架底下維持某種程度的共同性。但如果要從這樣的前提開展下去，除了中間複雜的各種機制需要詳細考察、各地差異有待梳理與詮釋外，有一點很大限制是，村落的研究者了解村落的運作邏輯，但未必了解帝國中央；反之亦然，帝國的研究者也未必了解底層社會的模樣。從不同時代、視角的研究來反省自己關心的問題，或許便是彼此的研究對彼此的價值所在。

當走進一個村落，特別是華南宗族組織發展後的單姓村，我們會特別留意村落中一些或可當作為「聖地」的空間：宮廟、墳塋與祠堂。這三個分別對應著神、鬼、祖先的空間，之所以可以當作聖地或有幾個理由：它們是村莊中與人界以外之世界交界的地點；它們是許多祭典、儀式舉行的場所；它們也是集體歷史記憶所繫之地。當然還有其他這樣的地點，像是某棵有靈的老樹、某位先祖的住居，或是某個社群過去重要事件（如死傷多人的戰役或瘟疫）發生的地點。宮廟、墳塋與祠堂與之不同的是，這三個場所更規制化，更與經久累積的文化規則、慣習結合在一起。老樹可成宮廟、住居可成祠堂、葬地可成墳塋，然當村落中的社群有意識地締造出宮廟、墳塋與祠堂等空間時，他們也藉著運作這些有歷史、有地理普及性的規則與慣習，與一個更大的、想像中的整體建立起連繫。

走到這些聖地，我們需要思考的是：社群為何需要這樣的空間，這樣的空間對他們有甚麼意義？這些空間形成的歷史過程是什麼，從以前到現在，這些空間又是怎樣與其所對應的社群（未必是同一批人）產生關聯？有哪些儀式，儀式的形式與內容從何而來，用怎麼樣的傳統去填充它們？在不同時代有哪些變化，社群中的不同個體是否與這些空間有一樣的關係？如果用比較籠統的話來概括，我們可以說村落裡的聖地與儀式，提供了社群成員跨越時間的連結，造就了整合時間與空間的紐帶。歷史研究者的挑戰之一，就是追溯這些看似恆久不變之聖地與儀式的形成過程，從中了解社群本身的歷史變化。

如果我們將觀測過去的透鏡倍率往上調，從微觀的村莊到帝國整體，我們同樣也可以觀察帝國權力核心所布置的各種聖地與儀式。作為帝國最高統治者、權力的核心，翻開明清會典，可看到各種以皇帝為中心的祭典：祭天、祭先祖、祭文武廟（雖然後來只留下孔子）等等。這些祭拜的對象有些似乎理所當然，如做為天子的皇帝祭天。但細思之下，則有更多問題：要如何祭拜抽象的天？在什麼地點（天壇還是泰山）？皇帝要以怎麼樣的角色面對「天」？尤其當皇帝的權力來源為天所授，祭天的各種細節與解釋，實則關乎於皇權的基礎是什麼。在村落中村民也拜天公或其他代表天的神祇，然而無論是否被人（神）格化，村民與天公的關係較為清楚：天是萬物的主宰，而我們是祂的子民。但對皇帝來說，與天的關係關乎到自己的身分是否成立，是否為「天下」的統治者，因此祭天的儀式對皇帝有非凡的意義，也被歷代皇帝所重視。

相較來說，本書的主題「歷代帝王」是一個很特殊甚至曖昧的祭拜對象。為什麼天下的統治者需要祭拜前代的君主？有些上古帝王的確已經「神化」，但作為人界的君主不是神，是歷史中的人物。如果祭拜神明目的是為了請求保護庇佑，歷代帝王顯然不能作到這一點。況且，許多受祭的帝王儘管是開朝君主，但他們的統治，至少在現任帝王之際都已經滅亡了。他們並沒辦法福佑子孫，讓後世永保基業。

歷代帝王在血緣上也不是現任皇帝的祖先。祭拜祖先很重要，沒有祖先，就沒有現在繼承自祖先的基業，對皇帝來說即是天下。子孫亦希望得到祖先的庇佑，讓這些基業可以永遠延續，不會中斷或落入外人之手。因此，祭拜祖先相當於是藉由一再提醒祖先的存在，合理化現存手上掌握的產業與身分，並預期這些產業與身分繼續留給後人。如同村民強調搬來此處的開基祖，同時是在宣示久居此地的入住權。皇帝對本朝開國君王的尊崇也是在強調繼承者此刻的正當性。正因為我是延續開朝聖王的統緒，對祖先的尊崇也就是對我的尊崇。

歷代帝王雖不是皇帝血緣上的祖先，但在追溯譜系這點上，卻與祭祖或可相比擬。在村落中較發達的祠堂，我們可以看到先祖的譜系分成幾個不同的層次。宋明以來，一般平民祭祖已不限於四代、五代，許多祠堂奉祀的是從此身向上追溯，到較有記述的開基祖。開基祖再往上，則是各家族各憑本事。常見的是與附近區域同姓、有較完整譜系者相連，而層層相連上推的結果，最後追溯到的早期祖先常是在中原的同姓名臣、大儒、君主，乃至神話中的人物。如同李姓追溯到老子、楊姓追溯到楊震，許多姓氏最後都是黃帝的後代。

皇帝對歷代君主的祭祀與這樣的操作有類似的地方，只不過是「同姓」的條件改為「天下的統治者」。除了追溯自己的譜系之外，對歷代君王的祭祀可說是將自家譜系與歷代天下統治者的譜系連結起來，躋身為歷史上掌有天命的一員。本書聚焦的幾位對此特別有興趣的君王，從王莽、拓跋宏、李治與李隆基、趙匡胤、朱元璋、胤禛與弘曆等，不是各朝開國之君，就是各朝大盛之主。對於身分低微或外族而奪得大位的皇帝來說，既然自己是開國的那個主，沒有辦法以繼承祖業來合理化自己掌握天下的事實，替代的方法或許就是將自己這個世系連結到歷史上曾有天命的統治者身上。儘管不是血緣上的繼承者，也是天命的繼承者。當村落中有宗族成員興起，考中科舉或事業有成，而展開修譜、建祠的工作之際，將自己的開基祖連結到血緣關聯不確定的歷史名人、中原君主時，也是在進行類似的工作，重新定位自己家族在歷史與文化圈中的位置。

以本書開頭的王莽來說。王莽以禪讓的方式得到帝位，如果秦朝不被承認的話，他所取代的是以皇帝頭銜來統治的第一個帝國，可說是空前的天命轉移。面對這樣皇權的和平移轉，王莽借用了許多儒家思想資源使程序更「正當」。除了稱自己與上古聖王有血緣關聯外，王莽藉由優待前朝王室後代與崇奉上古帝王，建立一套帝王譜系。他援引古典中周人擊敗商人後分封黃帝、堯、舜、夏、商後裔的記載（儘管這可能是封建體制下現實的考量），以及劉邦遣人看守秦始皇及齊、楚等君王陵墓的史實，但將整套制度更系統化。對分封哪些帝王之後，以及各帝王之後的等差，都有細緻的安排，並將伊尹、皋陶、周公、孔子等輔佐帝王的「賢人」也納進去。在王莽的設計底下，帝王與賢相之後都為我所封、受我政權的華冠後，我也自然成了這個統緒的一部分。

同樣的，本書所特別聚焦的君主，如出身低微而統一天下的趙匡胤與朱元璋、身為「外族」的拓跋宏、胤禛與弘曆（或許也可以包括胡漢融合的唐代君主），在完就大業後亦都嘗試重新建立與歷代君主譜系的關聯，強化其功業與天命的連結。然而如本書所展現的，在不同歷史情境底下，不同時代的君主有各種不同的目的、發明不同方式。從各個君主所做的改變，可以看到當時對王權有哪些不同的考慮、王權的性質有什麼不同。本書的章節便依序詳述這些君王帶來的變化。不僅是歷史條件，各個皇帝的個人特質、皇帝與臣屬等人的互動，都顯現在這些變化當中。

如果以後見之明的角度看，從新朝到清朝對歷代帝王崇祀的變化，似乎可以分成兩個大方向來觀察。首先是誰該列入受當今皇帝祭祀的行列當中，其次是如何祭祀他們。

村落的家長、有識之士或外來的知識者在建構家族上代的譜系，選擇將哪位傳說或事實的人物寫入族譜或擺在祠堂內，作為家族崇拜的對象，往往反映了當時理想的宗族樣貌：地位尊貴的大臣、對國家有功的將領、品德高尚的士大夫、整列的同姓進士，或僅僅從中原南下的避害者。身為他們的後代，子孫們也繼承並分享了這些特質。對皇帝來說，誰是該被崇敬的歷代帝王，也反映了理想的帝王形象、理想的王權是什麼。

在王莽的時代，周、漢兩前朝，以及經典中的上古聖王，構成了基本的名單，然而秦代則被排除在外。對後來的皇帝來說，又累積了更多「前朝」，哪些「前朝」的哪些君主可以放在名單內就有更多考慮。各個朝代的「開基主」，即開朝的第一位君主，似乎是合理的選擇，但哪些朝代才算是正統就未必有一致的意見。重新取得「天下」的隋唐與宋代皇帝，要考慮的是所謂分裂時期的眾多政權要如何處理。一如書中所說，許多皇帝在控制北方中原地區後趕著要建立祭典，其所納入的也多半是控制北方的政權。對一些國祚甚短，或是在某些情況下被批評為得國不正的朝代，是否值得當朝的君主奉祀，常常有不同意見，而這些意見也反映出不同時期對王權與正統的看法。如秦朝是否納入，便意見不一；而開創制度、極力將自己正當化的王莽，很諷刺地在後世往往被排除。另外「異族」建立的征服王朝是否進入奉祀，在宋、明、清也有不同態度。本書第二個主角拓跋宏雖然一心尊崇古代聖王，但未必被後世所承認；遼、金、元等北方民族建立的基業，是否應該納入譜系之中，甚至同一個朝代的不同時期都會有不同意見。而元代與清代等從內亞入主中原的政權，各個統治者選擇祭祀哪些中原君主，同樣也值得玩味。

其次，評判個別帝王功業、決定是否奉祀的標準也會有所變化。三皇五帝與上古聖王體系的建構或許跟區域神話系統的整合有關，但應從伏羲、黃帝，還是女媧算起？其後眾多王朝的眾多領導者，亦不是因為曾經登上帝位就一視同仁。幼殤或昏庸者或許應該剔除，然除此之外應該如何評價？此譜系建造之始，支撐的是儒家思想，隨著當權者與儒者的距離，以及儒家本身的變化，特別是宋代以來理學的興起，對理想的帝王有不同意見。對前代理想帝王的標準反映的也是對當代帝王對自己的定位，以及不同時代的君臣、君民關係。注重武功還是品德、開疆拓土還是養民生息、功業還是道統，決定了萬神殿中成員的排列。刻意的選取、遺漏與廣攝，背後或許都有深意。

與決定成員同時進行的，是如何建立與前代帝王的關聯。換句話說，即採行怎麼樣的儀式，在哪裡與怎麼進行。儀式進行方式決定了祭者與受祭者的相對關係，其內容可以是祈佑、讚頌、呈獻或撫鎮。在本書中更清楚呈現的是場地的變化。從封爵後代、保護前代帝王陵墓、行旅謁陵、制度化的定期陵祭，以及後來在陵墓或肇基之地建廟，最終在國都興建了歷代帝王廟而有集中固定的祭典。可以對照的是，民間對家族祖先的祭祀，自宋到明亦有從墓祭到祠祭的發展。也就是早期在祖墳祭祖，自宋元開始，民間亦開始注重家族墓地的昭穆排列。明代以來祠堂日益普及，各種禮書與類書教導民眾神主牌的格式與祖先牌位的排序原則，祭祖的儀式在祠堂以更規制的形式進行，讓祠堂成為宗族公共事務的中心。

高聳宏偉的王陵是王權永垂久遠的象徵，但若王朝並未如所預期的永世長存，前代巨大的聖地不免顯得曖昧，或者淹沒於蔓草荒煙。從現世的象徵到歷史的遺跡，當代的君王要喚醒過去的輝煌，締結為當今盛世的先聲、相互輝映時，恐怕沒有比帝王陵寢更適合的場所。然而隨著歷代帝王的祭典的規制化，從陵墓到祠廟、從前朝聖地到當代國都的演變，也有值得深究的意義。如同從祖墳到祖祠，「祖先」象徵從與祖先肉體直接相連的墳塋到更抽象化的神主牌，意味著容許更多儀式性的操作。傳說中的與文字上的先祖可以化身神主牌，與自身可追溯源頭的祖先並列；不在一地的群體，其祖先可以化身牌位，依照禮制或現實需求排序。當歷代帝王的祭祀從陵寢到在陵寢上立廟，最後再到集中國都，同樣的也是將這些帝王們化為更可以操作的符號，並且更進一步地從其原來的聖地拔出，統歸到當今王權底下的廟宇空間當中，以至於到清朝中葉後突破百人的集體住宅。聖地當然還是有神聖的意義，如黃帝陵或曲阜孔林，然而集中在中央的祭典展現的是更集中的王權、更專制的皇帝與更有野心的帝國。不是皇帝去謁見各地歷代帝王的墳陵，而是將歷代帝王及其代表的天下道統，收歸於新政權的政治核心。

在現今的學術生產與評鑑的制度底下，題目小而深的論文比專書更有「效率」，而跨越如此長時段的專書更日益罕見。長時段的著作可以讓讀者視野投向長期的變化，思考更大的問題。這些大問題也可以幫助讀者藉著跨文化而跨地域的比較，反省原先的認知，如本書的討論便在不少地方比較了日本的情形。相信讀了本書，讀者下次經過中正紀念堂、遊覽慈湖、中山陵，乃至看到電視上清宮劇對「前朝」帝王形象塑造的熱衷，看待總統府、忠烈祠等建築的態度，或是哪個官員遙祭黃陵或祭祀鄭成功的新聞時，對不同時代、不同政治態度之下處理這些符號的方式，會有更多新鮮的想法。

對我來說，本書讓我注意到的是村莊與帝國主宰勢力建立譜系的努力。這種努力牽涉到的是對歷史的重視，以及以歷史來合理化當代主宰狀態的嘗試。藉由製造文字、儀式與神聖空間，反覆操作的是強調過去與現在的連結，以主宰者締造的譜系與歷史來做為其權力正當性的憑藉。無論是帝國還是村莊，這些保存過去、展演過去的宮廟、墳塋與祠堂，成為群體公共性的重要節點，並且在帝國晚期更加組織、規制化。抽象一點來說，譜系在現實上的運用可說是一種「歷史心性」（historicity）的展現。然而這種「歷史心性」是否是特定文化下的產物、是否真的古今皆然、如何成為特定階層有效的工具，以及在現代社會中是否仍形塑人群與組織的行止，或許是帝國與村莊的研究者都可以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圖表目次
序／李仁淵
謝辭
體例

楔子
第一章　皇帝的客人：王莽與王者的後裔
一、歷代帝王的名單
二、王者後裔的身分和禮遇
三、儒生的信念與勢力
四、結語
第二章　華夏的歷史空間：拓跋宏的旅程
一、文化的競爭
二、文明的歷史、遺跡與他界
三、王都之旅
四、結語
第三章　失落的王陵：楊廣和李世民的感傷
一、隋唐帝國兩位君主的巧合
二、歷代王陵的轉化
三、歷代王陵在後世的變遷
四、結語
第四章　王權的公關：許敬宗和褚無量的操作
一、歷代帝王祭祀的誕生
二、皇帝的旅行、教養與形象
三、從特典到常規
四、結語
第五章　起源、序列和體系：李隆基對王權歷史的構圖
一、皇室的起源：老子
二、統治的起源：三皇
三、國家的起源：開國之君
四、王權的序列
五、國家祭典的體系
六、結語
第六章　趙匡胤的戰爭、祭典與國土
一、十世紀的王陵
二、盛世典禮的再現
三、歷代王陵的維護
四、王陵名單的缺席者
五、王陵地點的正確性
六、王陵的建廟
七、結語
第七章　朱熹的「道統」：批判帝王與功業
一、「功臣」的榮耀
二、孔廟地位的變化
三、「道統」的批判
四、結語
第八章　朱元璋、朱厚熜與歷代帝王廟的建立
一、「道統」的危機
二、朱元璋的開創
三、朱厚熜的變革
四、結語
第九章　愛新覺羅氏與「中華統緒」的建構
一、福臨的挑戰和焦慮
二、玄燁與歷代帝王廟的擴充
三、胤禛和他面臨的質疑
四、弘曆及其對王權歷史的新詮釋
五、結語
終曲

後記
徵引書目
索引

楔子（摘錄）

1785年，中國，北京

3月31日清晨，清王朝的皇帝愛新覺羅弘曆（1711-1799，乾隆）離開皇宮，一行人先向南、再折向西，從紫禁城西南側的西華門出城，目的地是約三公里外的歷代帝王廟。這一天是他向歷代帝王獻祭的日子。

這不是他第一次赴帝王廟親自參拜，但這一年對他來說，意義非凡：弘曆七十四歲，即皇帝位滿五十年。為了慶祝這件大事，過去一個多月以來，陸續舉行了好幾項盛大的典禮和活動，包括祭告各地的山川和歷代王陵。在這一系列的祭典中，弘曆親自來到歷代帝王廟，想向中國歷代的君主表白自己統治天下和臣民的感想。

位在北京城西門內的歷代帝王廟，始建於1532年，至此已有兩百五十年的歷史。當時的統治者是漢人，但廟宇落成才過百年，明王朝就在1644年被弘曆的祖先取代。來自滿洲的女真人，繼受了前朝的許多制度和政治文化，歷代帝王廟是其中一項。明王朝開國之君朱元璋的神主，也由弘曆的曾祖父下令送入這間廟宇，正式成為「歷代帝王」的一員。這是歷代帝王廟始建以來，首度遭遇政權鼎革的變局。在此之前百多年間，帝王廟的祀典只是國家典禮的慣例行事，但入主中國的新統治者對這間廟宇有著新鮮感。滿洲人遷都北京後的第一位皇帝，在1657年親自赴廟向中國歷代帝王致意。這是北京的歷代帝王廟落成以來第二次皇帝駕臨，下一次在十八世紀，行禮者是弘曆的父親。正是在這個世紀，這座廟宇才煥發出新的光芒與作用。

年過七十的弘曆對歷代帝王廟並不陌生。五十年來他一共五次親自獻祭行禮，其他年度則派遣官員代表皇帝致祭。這是他最常親自行禮的祭典之一，除了最重要的祭天和祭祖之外，就屬孔廟和歷代帝王廟了。當他進入帝王廟所在的景德街，通過高聳的牌樓之下，已有許多官員在等候。皇帝的車駕在廟門前的影壁之外停下，而不是大門之前——這是弘曆的父親首度親祭之後訂下的規矩。影壁是樹立在中國傳統建築大門之外的屏障或牆面，讓經過的人無法窺視門內的景象。這項規定意在彰顯皇帝對歷代帝王的敬意：即使貴為當今天子，也必須和其他人一樣，尊重歷代帝王。因為在平常日子，影壁和大門之間的空地，即便官員都必須下馬牽行，或繞道從影壁之外通過。廟門兩側各立一座石碑，碑上以滿、漢、蒙、回、藏和托忒（蒙古文的一種）六種文字，告示「官員人等至此下馬」。

弘曆從座車下來，進入廟門，先在事前搭建的帷帳內洗手、更換禮服。在大殿的院落之前，還有一道門。大殿和院門上懸掛的匾額沿用自兩百五十年前的名稱：「景德崇聖」。弘曆步入這第二道門後，景德崇聖殿就進入眼簾。這是一棟面闊九間、寬約五十公尺的大殿。正面的間數是傳統中國衡量建築規模的尺度，在明清時代只有最高等級的皇家建築才能達到這個上限，十六世紀始建時就已經確立了帝王廟的規格。相形之下，北京國學孔廟的大成殿只有七間。不過，弘曆即位的第二年就下令為大成殿的屋頂更換成黃色的琉璃瓦——這是清王朝皇家專用的裝飾與顏色。過了二十五年，他才為景德崇聖殿也換上黃色的琉璃瓦。殿前的廣場上，輔導行禮的官員和表演音樂、舞蹈的人員都已經就位，等待皇帝進行最關鍵的儀式：上香和奉獻酒食。

當弘曆踏入供奉歷代帝王的聖殿，殿內的桌案上安放了一百八十八個神牌。這個數量之大空前絕後。百多年前，弘曆的曾祖父致敬的歷代帝王只有二十五位。到了十八世紀，弘曆的祖父死前下令大幅放寬入祀的標準，讓供奉的帝王突破百位數，之後陸續增減，而最後一次發生在去年，從此再也沒有增加或減少。弘曆對自己的新規劃，深具信心：「萬世之後，入廟而祀者，孰不憬然而思，惕然而懼耶？」7弘曆相信，千百年後進入歷代帝王廟的統治者必能體會他的深意，自我警惕，思考統治的道理。（參見圖楔3）但四年之後，世界的另一端就爆發了法國大革命；又過了四年，英國首度派遣使節團前往中國。這個年邁的老人如今知道自己將走上人生的終點，但掌握莫大權力的他卻絲毫無法察覺世界的動向。民主的浪潮將在百多年後結束了滿清的王朝與中國的帝制，歷代帝王廟連帶失去價值、地位與意義。

聖殿

本書的主題，旨在探討弘曆的這項行為：當權的統治者，向本朝之前的歷代帝王獻祭、致意。聖殿是供奉各代帝王的地方，歷代帝王廟只是其中一種類型。都城的歷代帝王廟集中了不只一位的君主，其他類型的聖殿或只向單一的帝王獻祭。有的聖殿由皇帝獨占、其他人不得擅入，有些則歡迎當地民眾入內參拜。不論哪一種，這些地方都是華夏歷史上的王者被追思、紀念的記憶所繫之地。

北京歷代帝王廟從始建到帝制結束，雖然有近四百年的歷史，但不是第一座集中紀念歷代帝王的聖殿。最早有這個想法的皇帝是十四世紀的朱元璋，他在南京稱帝後的第六年，決定在都城建廟，向歷代帝王致意。這個念頭，開創了一個延續超過五百年的傳統。不過，當他的兒子遷都北京，許多國家祭典都跟著皇帝轉移到新的都城舉行。但是，歷代帝王廟仍留在南京，並未異地重建。經過了一百五十年，另一位個性強烈、意志堅定的皇帝朱厚熜才在北京建廟，讓歷代帝王廟再度與王朝的都城、當權的皇帝重疊，從此延續到帝制時代的結束。

其實，弘曆還有另一個禮敬王者的場所，位在紫禁城內部的「傳心殿」。這座聖殿的規模比歷代帝王廟小，供奉的對象只有十一位。相較於歷代帝王廟中龐大、混雜了道德與成就高低懸殊的近兩百位王者，弘曆在傳心殿致意的對象則是王權的歷史上最早與最偉大的聖君：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和周文王、武王，以及周公和孔子。這些聖王統治的智慧定義了王權的哲理，由周公和孔子繼承，傳遞給後世。弘曆在他執政的第六十年，特別親自到這座聖殿獻祭，作為他告別皇位的步驟之一。

弘曆在登基的第五十年和六十年，特別前往歷代帝王廟和傳心殿，都不是向個別的君主致敬，而是帝王的整體和當中最偉大的一群人。這兩座殿堂都是王權的表徵，在即位五十、六十週年的時間點上，沒有比這更好的慶祝之地。弘曆的禮拜並非單純表達對歷代帝王的敬意，他身為王權的繼承者對歷史上的前輩特別有感受。這不是幽幽思古的情懷，歷代帝王廟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初始倡議建廟的人是皇帝，皇帝也是獻祭的主體，祭祀的對象則是他的前輩。所有這一切都涉及王權。除非皇帝授權代表，沒有官員有資格到此祭拜，一般人恐怕更不被容許踏入這塊王權的聖地。

朱元璋創建的不只是一座匯集眾多帝王的聖殿，歷代帝王廟也是王權的禁地，普通的一般官民不得隨意擅入。但這種集中性與封閉性不是十四世紀以前的面貌。再早四百年的另一位開國之君趙匡胤，對於歷代帝王如何與國家、社會結合（或隔離），則有完全不同的規劃。971年，他在分散各地的三十八處歷代王陵，為墓中的君主建廟，並且開放民眾參拜。這些被認為了不起的君主都擁有個別的專屬廟宇，獲得國家的尊榮和民眾的景仰。

其實，民眾參拜歷代的君王並不是新鮮事，但由皇帝主動建廟供民眾祝禱，則是十世紀的新產物，過去非常少見，而且沒有這麼大的規模。在此之前，崇拜帝王的神廟，主要是由民眾自發建立和維繫。這個現象的起源比帝制更早。早在西元前三世紀秦漢帝國建立之前，上古聖君、賢王的傳說已經四處流傳，因應各地不同的狀況而成長（或消滅）。在這些神話擴散、紮根的地方，最成功的結果是形成了信仰，民眾自發為那些他們感到景仰或畏懼的君主，建立廟宇，祈求福祐和安寧。這種立基於民間信仰的神廟，並非本書探討的對象。本書關注的是那些掌權的統治者為了權力而建造廟宇，這些廟宇如何成為聖地，皇帝如何在國家典禮的層次上，榮耀歷代的帝王。

還有一種王者的聖殿也不在本書的討論中，即宗廟（太廟）。宗廟是國家奉祀皇室祖先的地方，這些祖先通常就是王朝的君主。宗廟是王朝都城最核心的建築物，因為那是王權的根源，皇帝必須誓死守護的對象。每個王朝都有自己的宗廟，但這座聖殿也註定隨王朝的終結而消失。本書關注的不是當權的皇帝如何崇拜自己的祖先，而是他如何將本朝以前的歷代帝王，納入當朝的國家祭典，讓自己的權力與歷史上的王權產生連結。

王陵

弘曆即位五十週年，不只親自赴歷代帝王廟致意，早在正月元日、祭告祖先之後，他下令全國各地官員向各省的歷代帝王陵墓獻祭，讓鬼神一同分享他的喜慶。歷代王陵與歷代帝王廟不同：前者超過四十處、分布廣達數省。歷代帝王廟供奉的一百八十八位帝王，其中只有不到四分之一同時享有祭陵的禮遇。

歷代王陵納入國家祭典，也是由朱元璋一手奠定。在他之後，國家和皇室每遇重大的事件或活動，尤其每一個皇帝即位，都會派人向歷代王陵報告。歷代王陵與王權產生這麼緊密的關係，其實是明清時代的新現象，過去並非如此。在整個帝制時代，新君即位一定要向祖先報告，地點就在宗廟，或祖先的陵墓。畢竟王朝的統治權直接從開國之君和先王傳承下來。但朱元璋和十四世紀以後的統治者認為，統治權力的淵源不應以本朝為限，必須向上追溯。歷代王陵從此成為皇帝即位典禮的一部分，弘曆也在他登基五十週年時派遣使者致意。

不論是都城的帝王廟或各地的王陵，致敬的對象都是歷代帝王。在世界史上，君主制的時代非常漫長，但其實大多是由一個又一個王朝組成。每個王朝當然最重視自己家族的君主，儘管重視的程度與方式有別。至於本朝之前的王朝或王族，往往不受掌權者特別的關注。像明清中國這樣為前朝、為歷代的王者立廟、祭陵，並不多見。帝制時代的中國，當權者對歷代帝王的祭典、記憶與紀念，有其獨特之處。本書即嘗試探討這個特殊的現象。

十四世紀的朱元璋制定這兩個祭典時，有一項重大的差異：都城的帝王廟是全新的建築，各地的王陵則歷史悠久，有些已經超過千百年、甚至更久。中國上古、中古的王陵如何經歷了千百年時間的考驗，竟然還能在近代早期，重新登上王權的舞臺？朱元璋如何找出這些陵墓？這些陵墓難道沒有在漫長的歲月中損毀？沒有從記憶和地景中消失？

王陵並不容易消失，即使破敗也依然懾人。在君主制的時代，王陵無疑是權勢的象徵。王朝在勢力鼎盛之際，往往動員巨大的物資與人力，將埋葬統治者的陵墓，打造成宏偉的「奇觀」，比如埃及的金字塔、日本的「古墳」，還有中國的秦始皇陵，無不以其浩大的規模，彰顯強大的權力，引起世人的敬畏與驚嘆。但在王朝衰頹和滅亡之後，這些王陵往往失去守護，幾乎難逃被盜掘、荒蕪與殘破的命運。中國各朝的王陵，都在王朝失勢後隨即遭遇軍閥、盜賊的發掘與破壞。在漫長的時間，由於人口的增加及其生計的需求，更面臨土地開發的壓力。這些過去的、被褻瀆的王陵，為何還受到朱元璋的重視？
中國的王陵有不少是在平原上堆土、累積而成高大的土丘，構成突出的景觀。巨大的墳丘彰顯了王權的力量，但淪為廢墟的王陵也引來對權力的感嘆、質疑與嘲諷。破敗的王陵有損王權的體面與威嚴。如果王陵的形貌不是如此張揚、難以視而不見，後世的皇帝可能也無須設法維護。實際上，世界史上有些統治者的墓葬非常低調，並非所有的王陵都像中國的墳丘墓如此搶眼。基督教普及後，歐洲各國的君王安葬在教堂裡；明治維新之前、信仰佛教的日本天皇死後則火化，埋骨於寺院。但中國的王陵不曾依附於特定的宗教場所，始終是王權的象徵。

本書並非想要探討中國王陵的建造與維護、被盜與衰敗的歷史，而是想述說這些荒廢的王陵如何復振。本書各篇章將論及歷代王陵在後世王朝的新發展：如何獲得維護，從「廢墟」一步步轉變成受保護的「遺址」，被賦予新的意義、成為「遺產」，甚至構成新的景觀。後起的王朝、新開國的王者如何看待這些權力的陳跡，如何重新安排人力和資源，企圖扼止歷代王陵的頹勢。這項努力最早見於五世紀末，此後唐、宋、明、清各王朝都制定了相關政策。其中以十世紀的趙匡胤最為積極，他派遣官員訪查，找出七十九座王陵，並在其中三十八座規劃、修建華麗的廟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