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裂解與再融合：中國模式與西方模式誰將勝出？

導言
當前的全球政治經濟格局，正處於新舊秩序交替的黎明破曉時分，也正處於科技大爆發對現有社會體制帶來顛覆性衝擊的文明蛻變前夕。舊的觀念、規範與體制，正出現運作失靈與不勝負荷的疲乏、凋零跡象；新的思維、秩序與模式正處於激盪、探索與醞釀階段，尚未破繭而出，因此全球經濟與人類社會正面臨五個巨大的不確定性：

第一，全球化的前景高度不確定。從二○一六年開始，西方社會反全球化運動與排外民粹主義風起雲湧，英國選擇脫歐，川普異軍突起，義大利反歐盟聯盟上台，西方已開發國家內部對自由貿易與經濟開放的社會共識已經全面鬆動，全球化引爆的政治兩極化衝突震盪，讓不少經濟研究機構紛紛提出警告，他們擔心世界經濟已經開始步入「逆全球化」（deglobalization）的通道，過去三十年高速前進的全球化即將出現逆轉。二○一九年底，突如其來的新冠病毒大流行，暴露了全球產業供應鏈缺乏應對突發大型災變的韌性，助長了經濟民族主義的聲浪，更讓全球經濟瞬間跌入一九二九年大蕭條以來最急遽的衰退，讓有些觀察家擔心這場庚子年大瘟疫將是壓倒全球化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第二，二戰後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之前景高度不確定。在川普主政下，美國外交政策加速轉向唯我獨尊的民族主義、專斷的單邊主義與貿易保護主義，向中國與歐盟發起貿易戰，並拒絕履行多項國際條約義務，拋棄維護國際秩序的責任，不惜讓許多過去美國帶頭建構的國際多邊體制失靈或陷入癱瘓。在最近爆發的這場百年來僅見的全球公衛危機中，川普政府不但未曾在全球抗疫行動中扮演任何建設性角色，反而在全球搶奪各國急需的醫療物質，還遷怒世衛組織並停止經費資助。川普變局讓許多國際觀察家擔憂，由於國際領導權青黃不接，戰後美國主導的所謂「自由國際秩序」恐難逃分崩離析的命運，這就是哈佛大學奈伊（Joseph Nye）教授所擔心的，世界經濟因領導真空危機而滑向「金德伯格陷阱」（Kindleberger Trap）。
第三，中美關係前景高度不確定。川普身邊的鷹派智囊正在逐步推升與中國（以及俄羅斯）的戰略對抗，試圖在美國社會掀起一場全面對抗中國威脅的麥卡錫主義式風潮，甚至擺出不惜對中國發動一場新冷戰的決心，最近為了掩飾川普抗疫不力而企圖嫁禍中國。這讓國際關係學者高度擔憂，因為如果中美之間戰略摩擦與對抗快速升級，雙邊關係將陷入傳統國際政治霸權爭鬥的零和遊戲，不但會嚴重衝擊全球與區域的和平與穩定，也會將世界經濟推向全面裂解的深淵。這就是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前院長艾利森（Graham Allison）所提醒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的歷史悲劇可能重演。
第四，中國在建構後西方世界秩序中的角色與擔當也存在高度不確定。以中國為首的新興市場國家，正成為全球經濟成長的新動力，也正以更大的力度要求改革全球治理機制，提出追求更民主、公平、包容與可持續的國際新經濟秩序的目標，中國國家領導人也提出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宏大願景，全力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為全球化開闢新路徑與注入新動力，並積極創建新的多邊合作機制與搭建全方位的多層次政策協調平台以深化南南經濟夥伴關係。一方面，這些正面發展在廣大的非西方世界激起了對全球經濟秩序重構的樂觀期待；另一方面，也引來西方國家的疑慮、抗拒與抵制，畢竟西方國家早已將自己位居世界秩序的核心，以及掌控普世價值標準的話語權，視為天經地義。西方國家的知識與政治菁英雖然對自己體制優越性的信心已經動搖，也不再提倡歷史終結論，但尚未存在與非西方新興國家平起平坐的心理準備，更談不上迎接多元文明而願意彼此尊重、相互借鑑。西方政治菁英傾向將中國所展現的制度自信與全球治理改革倡議，視為對西方核心利益的挑戰與威脅，並刻意把中國施展的新型軟實力刻意扭曲為﹁銳實力﹂。而在開發中世界也有不乏對西方中心秩序早已養成嚴重心理依賴或利益依附需求的社會菁英，對於中國宣導的社會主義價值觀、人類可持續發展願景與新型多邊合作倡議半信半疑，甚至盲目跟隨西方媒體妖魔化中國的論調起舞。
第五，對於人類社會如何駕馭科技革命的巨大潛力，充滿不確定性。量子物理、人工智慧、萬物聯網、綠色能源與生命科學正處於科技大爆發的前夕，新科技對現有的社會結構、物質供需關係，以及工業化社會的生產與交換模式，將帶來顛覆性的改變，涉及極為複雜的利益協調與分配、基本權利重新設定、社會分工模式變革，以及道德風險控管等制度創新議題。科技大爆發也將帶來棘手的社會變革路徑選擇難題。人類社會正處於歷史十字路口，我們也可能身不由己走上邪路，放縱壟斷性數位資本攫取支配新增生產力與主導社會秩序的絕對權力，並對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構成嚴重威脅。但我們也可能藉助科技革命的巨大賦能潛力，讓世界人口爆炸帶來的糧食、能源、水資源、疾病控制、生態挑戰與基本需求保障等問題迎刃而解，並有機會開啟通往分享經濟與共享社會的康莊大道。
這本小書就是我對令許多世人感到困惑的五個不確性的初步觀察、分析與思考。我的基本觀察是，當中國愈來愈接近恢復其於人類歷史舞台的中心地位時，面臨的挑戰必然愈大，戰略情勢也必然更險惡與複雜。「新冷戰」威脅、「債務陷阱」、「銳實力」等批評聲浪此起彼落。中國的理論、道路、制度與文化自信，宏大的「一帶一路」倡議，以及在G20架構下積極作為，完全超出美國菁英的預想，一時之間心理難以調適。在最近這場新冠病毒大感染危機中，西方已開發國家居然成為全球疫情集中爆發的震央；而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國家在應對疫情第一波爆發所展現的應變、控制、協調與調度能力，以及把確診病例與死亡人數成長曲線迅速而有效壓制下來的客觀紀錄，更是為西方社會菁英帶來巨大的心理震撼，他們對自身的體制與文化自信、自尊與優越感，遭遇到一次顛覆性的打擊。所以在疫情消退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政客與媒體必然掀起新一波對中國的詆毀與攻訐，西方媒體與智庫也會炒作「去中國化」的全球化這個議題。中國大陸需要審慎因應當前美國冷戰思維重現、戰略對抗升高，以及仇中情緒高漲，預估攀登頂峰的最後一段路程可能十分驚險。
儘管中美戰略對抗形勢可能日趨險惡，中國大陸領導人需要保持冷靜與戰略定力，我個人對全球戰略格局變化趨勢與中國面對的百年未有之變局，有五個基本判斷：
一、西方中心世界秩序開始式微，以中國為首的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人類歷史進入後西方中心時代，世界經濟重心快速移向亞洲，新興經濟體開始全面參與國際社會規則與標準制定，人類歷史回歸多元文明並舉的常態。在全球秩序重組歷史分水嶺的時刻，中國的角色最為關鍵，中國的國際擔當已經難以推卸，但仍須量力而為，在短期內仍須沉著應對新舊秩序並存及多元模式磨合的過渡期必然發生的局部震盪與戰略摩擦。
二、全球化的動力仍十分豐沛，已經在世界各地創造了眾多而廣大的利益攸關者，還有更多的潛在利益攸關者期待分享全球化的紅利。反全球化運動主要集中爆發於西方已開發國家，因此全球化的融合能量仍遠大於裂解能量；新冠病毒危機會引導全球產業布局的調整，並激發網路經濟的蓬勃發展，而不是全球化的全面倒退。過去三十年由美國主導的全球化模式已經難以為繼，全球化的路徑與規則需要調整，必須與包容性成長及社會可持續發展目標建立有機的連結。高度經濟對外開放需要相應的國際多邊體制以及社會保障體制，才能維持全球化的社會支持基礎。COVID-19 病毒大流行導致的嚴重經濟與社會衝擊，凸顯了當前全球治理機制以及各國社會風險管理體制均嚴重落後於經濟全球化，國際社會急需建構全球健康與公衛互助機制，來控制流行疾病的風險。過去長期由西方國家把持的全球治理機制已經僵固老化，需要新興市場國家參與改革，才能紓解反全球化的社會壓力，並有效回應當前人類社會共同面臨的生態失衡、地球暖化、流行疾病、人口爆炸、貧富懸殊等生存發展挑戰。
三、中國模式與美國模式有機會進行一場良性競爭，而模式競爭優勝劣敗的關鍵不僅僅在於哪一個體制可以在二十一世紀科技創新競賽中居於領先，也在於哪一個模式可以更靈活的掌握科技創新帶來的制度創新與社會變革機遇，可以更有效的去發掘這些新科技對社會的巨大潛在效益並駕馭其風險，可以更有效的利用人工智慧、大數據以及5G通訊，進行數位化社會風險管理。這很大一部分取決於政治體制是否能為社會治理、生產組織、經濟分工與合作模式、物質交換與分配機制的革命性演進，打造健康的生態環境。
四、美國放棄多邊主義與戰略收縮，正好為全球政治經濟秩序轉型帶來契機。全球社會正迫切需要超越新自由主義的窠臼，建立更符合對等與互惠原則的經濟交換與合作模式，一個更能統籌兼顧地球上絕大多數群體可持續性發展需要的全球貿易、貨幣與金融體制，一個更尊重文化與宗教多樣性及差異性的全球公共論述場域，一個更能體現「休戚與共」及「和而不同」理念的全球社會和平共處規範。亞洲國家可以先在自己的區域建構公共衛生共同體，以及更緊密的經濟共同體，退可以應付全球化裂解的風險，進可以審時度勢積極掌握參與全球秩序改造的歷史機遇。
五、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國推進全球化路徑與規則的修正，提供新型國際公共服務產品（公共財），引領全球治理機制改革，以及倡議人類命運共同體，最終將得到廣大非西方世界愈來愈積極的回應。歐亞大陸更緊密的經濟整合也可以為陷入停滯的西歐帶來經濟生機。而美國川普政府所展現的激進單邊主義以及超級流氓大國行徑，最終必將被廣大全球社會所唾棄，美國對中國發起經濟圍堵、科技封鎖，最終必然導致美國作繭自縛。中國思考新興大國全球責任與推進全球治理變革的最高指導思想應該是「天下為公，世界大同」，這是源於自己的文化傳承與數千年智慧的積累，也是孫中山先生一生倡議的最高理想；這既是中華文化嚮往的地球上多元文明和睦共處、互助合作的最高境界，也是中華民族追求全面復興並再度站立於先進文明之林的初衷。

西方需要修復鑲嵌自由主義
剛卸任不久的美國政治學會會長雷克（David Lake），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專家。他在二○一七年政治學會年會的主旨演講，特別針對川普主張的「美國優先」政策如何損傷美國國際領導地位的合法性，提出他的分析。他的重要結論之一是：美國要重振其國際領導地位，必須先從修補自由國際秩序的國內社會支持開始，其處方就是重建「鑲嵌式自由主義」。
「鑲嵌式自由主義」（embedded liberalism），是由曾擔任聯合國助理祕書長的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教授瑞吉（John Ruggie）所創，他用此概念來說明二戰後自由國際秩序的關鍵配套設計。這個配套的精髓，就是要透過國內的社會體制安排，來有效駕馭資本主義必然帶來的經濟不穩定，以及節制其破壞性與掠奪傾向，讓多數社會群體的生存與發展機會得到合理保障，以維護社會永續發展，並以此為二戰後美國建立的自由國際秩序，奠定牢固的社會支持基礎，也就是國際自由經濟秩序的國內合法性基礎。
從二戰結束到一九八○年代初，柴契爾與雷根推行「新自由主義革命」之前，有將近四十年時間，西方政治菁英都牢牢記取二十世紀前半葉，資本主義危機反覆出現的歷史教訓，並強烈感受到蘇聯社會主義體制對西方資本體制的威脅，必須設法維持社會內部階級關係的和諧，對此不敢掉以輕心。當時所有西方已開發國家都採用高累進所得稅與資本利得稅，並透過社會福利措施與財政移轉支付來平衡市場經濟的初次分配結果。
政府對勞動市場進行干預，訂定嚴格的勞動標準與受雇者權利，同時保障工會的集體談判與罷工權利。國家設置各種市場監管機制，保護消費大眾，節制托拉斯與不公平交易，並對共用事業普遍採取國有國營政策。各國也記取了一九二○年代的歷史教訓，對於金融危機採取嚴密的預防措施，實施強制性存款保險，在證券商、投資銀行與商業銀行之間高築防火牆。對於因市場開放與國際競爭受損的產業，採取各種救濟措施來對失業勞工提供扶持與轉業輔導。有將近四十年時間，資本主義的運行在西方國家受到層層節制，經濟自由主義被鑲嵌在保護弱勢群體的層層框架裡，所以稱為「鑲嵌式自由主義」。
西方已開發國家實行的「鑲嵌式自由主義」體制，也有相匹配的國際經濟秩序安排。西方國家逐步建立了有助於國際經濟合作與貿易成長的多邊體制，《布列敦森林協定》揚棄了缺乏彈性的黃金本位貨幣秩序，改實行以美元為本位的固定匯率制度，以美元與黃金維持固定兌換率為定錨，各國貨幣則對美元長期維持固定匯率，同時實施資本管制與外匯管制，嚴格控制匯率波動，更不允許外匯的投機性交易。
在「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的架構下，美國帶頭逐步推動多邊關稅減讓，實施有序的貿易自由化。當時GATT架構下的國際貿易規範，也允許各國保留足夠的防衛措施與調節工具，來緩衝自由貿易與跨境投資對各國的衝擊。有很長的時間，西方主要貿易大國有共識，必須將敏感產業（例如農業）排除在貿易自由化目標之外。二戰後的國際經濟遊戲規則，也僅僅在貨物貿易的範疇內推行自由化目標。勞動的跨國移動是嚴格管制的，允許外國直接投資（FDI）從事實體經濟活動，但嚴格管制資本帳的兌換，限制外國投資機構或自然人參與本國資本市場，而且所有國家都實施某種程度的外匯管制，所以根本不允許熱錢在各國資本市場流竄。這些措施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大幅限制與削弱資本家的移動自由，增強勞工階級與資本家的談判籌碼，企業主不得不與勞工階層及中產階級達成妥協，奠定二戰後西方社會福利國家體制的政治基礎。
但是過去三十多年，自從柴契爾與雷根推行「新自由主義」革命開始，小政府大市場的神話成為主流經濟思潮。各國政府在解除管制、減少干預，以及全盤自由化、市場化、私有化，與快速國際接軌的名義下，把許多二戰後實行的保護與平衡措施都逐一拆解了，國有資本全面退場，把各種稅制的累進原則逐一取消，也把資本跨境移動的限制取消，讓資本獲得在全球追逐最大回報的最大自由。
無可避免的，勞工階層普遍失去與資本家談判的籌碼，政府的財政基礎普遍惡化，社會福利體制不斷被削弱，弱勢群體被迫裸露在無情市場力量的支配下，直接承受經濟全球化帶來的社會風險與金融波動。最終導致跨國資本的支配力量凌駕於國家與社會之上，金融資本的投機需求凌駕於實體經濟的真實需求之上，具有全球壟斷地位的超級巨型跨國企業，更可繞過國家而直接制訂新的經濟遊戲規則，「鑲嵌自由主義」體制逐漸花果凋零，只有少數北歐國家還勉強維持其基本骨架。
如今，雷克提倡修復「鑲嵌自由主義」，誠可謂知易行難。資本家早已沒有祖國，並將自己享有的跨境自由移動、支配政策的權力、低稅環境與避稅機會，以及各種投資優惠條件，視為理所當然。除非西方國家還要經歷更嚴峻的經濟危機與更勁爆的社會衝突，才有可能重新啟動「鑲嵌自由主義」的制度安排。

國會山莊迎來不畏虎的初生之犢
雷克所期待的政治奇蹟，在二○一八年十一月的美國期中選舉，露出一線曙光。這次國會選舉對川普而言算是不小的挫折。民主黨重新奪回眾議院多數席位，意志堅強的加州女強人裴洛西（Nancy Pelosi）再次出任眾議員議長，她立刻在美墨邊境築牆預算議題上給川普總統下馬威，面對川普關閉聯邦政府的苦肉計絲毫不退讓。
這次選舉也有為數可觀的少數族裔第一次當選聯邦眾議員，其中最亮眼的國會新秀，是來自紐約市第十四選區的歐加修—寇蒂茲（Alexandria Ocasio-Cortez），她的當選具有世代交替與新時代開端的雙重意義。歐加修—寇蒂茲不僅是美國歷史上最年輕的女性國會議員，也是第一位代表紐約市皇后區（Queens）及布朗克斯區（Bronx）的拉丁裔國會議員。她在民主黨初選初試啼聲並一鳴驚人，原因是她在二○一八年六月的民主黨黨內初選時，打敗在該選區連任十屆的黨內大老克勞里（Joe Crowley）。這是一場史詩級的大衛與歌利亞之戰，因為克勞里有顯赫的政治資歷，龐大的競選團隊，更從紐約市金融業與地產業者那裡募集了數以百萬美元計的競選經費；歐加修—寇蒂茲只有二十九歲，身無分文，一年前還在酒吧打工養活自己，唯一的從政資歷就是擔任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階段的角逐者桑德斯參議員的競選志工。她拒絕任何企業的政治捐獻，與金主圍繞的克勞里成了鮮明的對比。
從歐加修—寇蒂茲抵達華府的那一天開始，就是全國媒體關注的焦點。她的社交媒體經常有超過兩百萬的追星粉絲。她在國會發起了淨化政治聯盟「全新國會」，加入的成員必須宣誓從此拒絕接受任何企業或金主的獻金。她標榜自己是民主社會主義的信徒，推崇北歐的民主社會主義體制。她高舉羅斯福的新政（New Deal）理念，推出「綠色新政」（Green New Deal）政綱，要求國會盡速立法讓美國在二○三五年前，將所有電力來源都轉換為清潔能源，她還帶領激情的支持者衝進議長裴洛西的辦公室，要求眾議院馬上把清潔能源法案排入議程。
在一個充斥著律師出身、男性與白人的國會殿堂裡，她是令民主黨資深同事頭疼的異類，她堅持拒絕政治獻金的立場更讓絕大多數國會議員心頭不快，因為他們的政治本能告訴他們，金錢是選舉政治最重要的元素，他們很難想像沒有金主簇擁的日子。
她大膽主張恢復「新政」時期的高級距累進所得稅制，至少要把最高所得級距的邊際稅率提高到百分之七十至八十。這個主張在美國兩黨的主流政治菁英看來簡直就是離經叛道，因為這些檯面上的政治人物，早已被盛行三十多年的新自由主義與新保守主義意識形態所綁架，這位不畏虎的初生之犢居然斗膽試圖以一己之力，把長期停頓在最右端點的政治鐘擺拉回左邊。
歐加修—寇蒂茲看似激進的稅制改革主張，馬上招致同黨資深議員的嘲弄，批評她不經一事不長一智，《華爾街日報》這些右派媒體更是鳴鼓而攻之。她不經意地激起一場美國輿論界難得一見的政策辯論，甚至讓上千位出席二○一九年冬季達沃斯論壇的全球企業界大佬，也感受到餘波蕩漾之威力。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也特別在《紐約時報》專欄評論中聲援她，克魯曼藉機推銷另外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戴蒙（Peter A. Diamond）的研究成果，這位享譽全球的公共財政專家，曾經與研究經濟不平等問題的權威學者賽茲（Emmanuel Saez）共同發表過最佳邊際稅率的理論模型估算，他們的結論是：在邊際效益遞減與競爭性市場的條件下，對最高所得者的最佳邊際稅率應該是百分之七十三。這個結論顯然惹怒了保守派，所以共和黨國會議員曾經全力阻止他擔任美國聯準會的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