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到可以死：對生命，你是要順其自然，還是控制到死？

【導讀】老到可以死了，是一項成就，還有任性而為的神清氣爽／許菁芳

前言
第一章　中年叛逆
第二章　羞辱儀式
第三章　科學的粉飾
第四章　練爆身體
第五章　正念瘋
第六章　社會脈絡中的死亡
第七章　衝突與和諧的戰爭
第八章　細胞叛變
第九章　微小心智
第十章　「成功的老化」
第十一章　自我的發明
第十二章　放下自我，享受生活
致謝
註釋

第六章　社會脈絡中的死亡（摘錄）

很多染上二十世紀晚期健康「狂熱」的人，即便他們運動、注意飲食、不抽菸而且飲酒有節制，還是死了。引領我接受健身文化的女性連鎖健身房老闆露西兒．羅伯茲（Lucille Roberts），五十九歲時，很沒道理地死於肺癌，儘管她「自稱是個運動狂」，而且《紐約時報雜誌》報導說她「連一根炸薯條都不碰，更別說抽一根菸了」。魯賓晚年致力於嘗試所有據稱有益健康的飲食風尚、治療和冥想系統，五十六歲違規穿越洛杉磯的威爾希爾大道（Wilshire Boulevard），兩個禮拜後傷重不治。要是這趨勢繼續下去，每個參與健身文化的人──還有每個不那麼做的人──總有一天都會死。
這些死亡案例有的著實令人震驚。《預防》（Prevention）雜誌創辦人，也是有機食品的早期提倡者傑羅姆．羅德爾（Jerome Rodale），在錄《迪克．卡維特脫口秀》（The Dick Cavett Show）時，因心臟病發作享年七十二──羅德爾的死令人更加難忘，因為他曾在鏡頭之外宣稱「決定要活到一百歲」。暢銷書《路跑全集》作者費克斯相信他可以靠著每天跑步十英里，以及克制自己基本上只吃義大利麵、沙拉和水果構成的飲食，智勝當初讓他父親英年早逝的心臟問題。但他在一九八四年被發現死在佛蒙特州的路旁，死時年僅五十二。暢銷書《抗衰老，更年輕》（Younger Next Year: Live Strong, Fit, and Sexy──Until You’re 80 and Beyond）作者之一亨利．S．洛奇（Henry S. Lodge）二○一七年以仍算年輕的五十八歲死於胰臟癌。他的共同作者克里斯．克羅利（Chris Crowley）在一篇訃聞中寫道：

我想人們會質疑：他的早逝難道不會削弱書中的假設？不會，一點也不會。我們總是說，我們提倡的生活方式──也是亨利嚴格遵守的生活方式──在種種好處之外，還會降低死於癌症和心臟疾病的五成風險，但並非徹底消滅。你可能運氣不佳，「滑雪撞上樹」或「腦袋瓜裡長了顆橘子」，誠如（我們的）書所說的。

讓知情者更惶恐的是洛克斐勒基金會主席諾爾斯的英年早逝，他就是後來被稱為健康「個人責任說」宣言的頒布者。多數疾病都是自找的，他主張疾病是「貪吃、酗酒、疏忽駕駛、濫交和吸菸」，以及其他不良選擇的後果。「健康是一種『權利』的觀念，」他寫道，「應該被個人有道德義務維持自身健康的觀念取代。」但他在五十二歲死於胰臟癌，導致一名醫師評論家說「顯然健康出問題，不總是我們的錯」。
即便如此，我們認定任何早逝者都該接受某種生物道德解剖：她抽菸嗎？酗酒嗎？吃太多脂肪、太少纖維嗎？換句話說，她的死是不是自己造成的？當兩位英國藝人大衛．鮑伊（David Bowie）和艾倫．瑞克曼（Alan Rickman）雙雙在二○一六年年初因美國主要報紙報導的「癌症」而過世，部分讀者抱怨訃聞有責任透露他們死於何種癌症。表面上，這些資訊有助於促進對相關癌症的「疾病意識」，就像福特夫人坦承確診罹患乳癌，幫助乳癌去汙名化。這麼做毫無疑問也會引發對死者「生活方式」的指指點點。大衛．鮑伊在世時若沒抽菸，還會死嗎？──但我們也該指出，六十九歲已經算是還不錯的壽命了。
蘋果共同創辦人賈伯斯二○一一年死於胰臟癌一事持續引發熱議。他對食物相當挑剔，只吃裸食純素的食物，特別是水果，即便醫生建議他吃高蛋白和脂肪的飲食幫助補償胰臟功能衰竭，他也拒絕偏離裸食純素的路線。他的辦公室冰箱擺滿了Odwalla即飲果昔；他試圖對非純素的同事傳教還因此惹惱他們，傳記作家華特．艾薩克森（Walter Isaacson）指出：

有一次和蓮花軟體（Lotus Software）的董事長米奇．卡普爾（Mitch Kapor）用餐時，賈伯斯震驚地看著卡普爾在他的麵包上塗奶油，然後問說，「你難道沒聽過血清膽固醇嗎？」卡普爾回覆，「我和你做個交易。你不要來評論我的飲食習慣，我也不談論你的個性。」

純素主義的捍衛者辯稱，他的癌症可能源自偶爾會吃蛋白質（有人說他吃過一次鰻魚壽司），或年輕時修電腦接觸到了有毒金屬。然而，我們可以說，殺死他的是果食主義的飲食：從新陳代謝的角度來說，水果組成的飲食等同糖果組成的飲食，只不過他吃下肚的是果糖而不是葡萄糖，導致胰腺被迫持續產生更多胰島素。至於個性問題──近乎躁狂抑鬱的情緒波動──若說是頻繁的低血糖導致也不過分。附帶一提，六十七歲的卡普爾在我寫作此書時仍舊健在。
同樣地，只要發揮點創意（或不良意圖），幾乎任何死亡都可以怪罪於逝者的某些失敗或過錯。費克斯跑步首次感到胸痛和緊繃的時候，肯定沒有「聽他身體的話」；要是魯賓不那麼自顧自的，他也許會在過馬路前看看左右來車。人類的腦袋大概就是會這樣運作，總之每當有壞事發生或有人去世，我們就想尋求解釋，而且偏好一個包含有意識行動者的解釋，譬如神明或精靈、惡人或忌妒的泛泛之交，甚至是死者本人。我們看偵探小說不是想看清宇宙毫無意義，而是想知道，只要有充分資訊，一切都有它的道理。
當品行和罪孽程度各不相同的數十萬人遭遇大規模災難，通常需要強大的超自然解釋。歐洲歷史上最令人困惑的災難之一，是一七五五年將里斯本夷為平地的大地震。第一震發生在諸聖節的清晨，摧毀許多城裡的建築。地震之後，三十九英尺高的海嘯橫掃滿是發了狂的地震生還者的街道，而後民宅的壁爐又因人們上教堂做禮拜無人看管，引發通天大火。總共算起來，喪命者介於三萬到六萬之間，估計範圍之寬鬆，反映人們無意計算死者數量的事實。
有一場更早的城市浩劫發生在公元七九年，維蘇威火山爆發的熔岩將羅馬龐貝城活埋，但卻沒有引起任何說教，可能因為當時流行的神祇不是人們的道德典範。朱庇特、朱諾和萬神殿的眾神虛榮、善變，而且往往對人類的苦難毫不在乎。但到了十八世紀時，異教的眾神全被單一的一神信仰神祇取代，這個神不僅全能，而且全善。這是個棘手的組合，也是「神義論」（theodicy）神學難題的根源：如果主是至善的，祂怎麼會讓壞事發生？虔信者急著斷言，若祂將里斯本夷為平地，肯定是因為里斯本作惡多端。這可能也是符合現實的評斷，一名史學家表示，在大地震前，里斯本的女修道院通常也充當妓院──不過，大教堂和當地宗教裁判所總部也跟著罪惡淵藪之地倒塌、焚毀，使這道德報應說變得有點複雜。
史學家亦看出里斯本大地震有美好的一面：它促使新的知識時代到來，也就是啟蒙時代。虔信者辯論在這個應致力於禱告和懺悔的時候，是否值得花力氣重建上帝明顯意圖摧毀的城市，法國哲學家伏爾泰（Voltaire）發表了一篇長詩，否定了世上有善神的觀念：

你能歸罪襁褓嬰孩
讓母親的乳房流血嗎？
墮落里斯本的傷風敗俗比巴黎
更多，充滿感官逸樂的巴黎？
倫敦的驕奢淫逸少了嗎，
在奢侈享樂為王道的倫敦？

伏爾泰在自家實驗室裡涉獵了化學和物理學，他主張地震是「自然因素」（natural causes）的結果，透過耐性觀察終能理解。板塊構造理論直到二十世紀才興起，人們至此終於得知星球的表面是不穩定的，是由一塊塊會移動的拼圖組成。但伏爾泰的貢獻在於證實一七五五年大地震的屍橫遍野並無道德教訓在其中。那是一場意外。
然而，在里斯本大地震及隨之而來的哲學辯論過去將近三百年後，我們又重操舊業，剖析起毀滅死者的道德缺陷。他們是不是忽視重要的宗教儀式和禁令，替換成當代的剖析則變成，他們是不是有抽菸和吃肥滋滋的肉？我們能從他們的生與死，學到哪些幫助我們不要重蹈覆轍的教訓？
十八世紀和二十一世紀的知識基礎之間，無疑有顯著差異：我們的祖先假設人類面對嚴苛又全能的上帝時手足無措，上帝可能突然間隨意殺死成千上萬人，但在今日的預設立場中，人類幾乎無所不能。我們可以，起碼自認為可以，從細胞和化學的角度理解疾病生成的原因，因此應該能夠透過遵循醫學立下的規矩避免生病：拒菸、運動、接受例行性醫療篩檢，以及只吃時下觀念認為健康的食物。任何沒照著做的人，形同自己找死。或者換個說法，如今每個人的死亡，都能被理解為自殺。
開明的評論者不贊同這個觀點，認為那是某種形式的「責怪受害者」。在《疾病的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s）裡，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反對對疾病做暴虐的說教，指出疾病越來越被描繪成一種個人的問題。她說，人們學到要「注意口腹之欲。妥善照顧自己。不能放自己自由」。她指出，就連沒有明顯生活方式關聯的乳癌，也能被歸罪於一種「癌症性格」（cancer personality），有時被定義為心裡藏著壓抑的憤怒，這樣的人大概可尋求心理治療的幫助。即便主要的乳癌倡議團體也沒對可能的環境致癌物，或激素代替療法等致癌醫療體系多做評論。一九九八年的英國官方健康「綠皮書」總結，「就看個人要不要選擇改變自己的行為，過更健康的生活。」
當富人竭誠服從最新的健康生活規定──在日常生活中增添全穀物和健身時間──不那麼富裕的人，多數時候被困在舒服、不健康的舊生活泥淖中，繼續抽著菸，享受他們的平價美食。窮人和勞工階級抗拒健康風潮有一些很明顯的理由：健身房會員資格並不便宜；「健康食品」通常比「垃圾食物」花錢。隨著階級分道揚鑣，認為下層階級刻意過得不健康的新刻板印象，迅速和他們都是大字不識幾個的粗人的舊刻板印象混在一起。我在為提高最低工資做倡議時就親身見識過。富裕的聽眾可能同情藍領工人微薄的低薪，但他們往往想要知道「為什麼這些人不好好照顧自己」，譬如為什麼他們要抽菸和吃速食？對窮人的關心通常帶有一絲批評。
還有蔑視。英國名廚傑米．奧立佛（Jamie Oliver）在二○○○年代自告奮勇，決定改變大眾的飲食習慣，首先從學校營養午餐做起。他用通常會出現在稍高檔餐廳的菜單品項（譬如新鮮葉菜和烤雞），取代披薩與漢堡。但這個實驗失敗得一塌糊塗。在美國和英國，學童們把健康的新營養午餐丟進垃圾桶，不然就是一腳踩扁它。母親們從學校柵欄遞漢堡給她們的孩子。行政人員抱怨新餐點大幅超出預算；營養學家指出餐點的卡路里嚴重不足。奧立佛反駁說，人們應該了解一般「垃圾食物」透過化學加工，提供鹽、糖和脂肪的成癮組合。不過，他下戰帖之前根本沒事先研究當地人的飲食習慣，而且似乎沒花心思考慮如何有創意地改良那些飲食習慣，大概也是落得如此下場的原因之一。在西維吉尼亞州，他當著眾人的面，說一名地方媽媽平常給她四個孩子吃的食物會「害死」他們，讓對方哭了出來，也讓父母們自此和他疏遠。
吃錯食物當然可能會有不幸的後果。但什麼是「錯的」食物？在一九八○和九○年代，有教養的各個階級全面抵制脂肪，提倡低脂飲食，記者蓋瑞．陶布斯（Gary Taubes）論稱低脂飲食替「肥胖的流行」鋪路，因為人們為追求健康放棄了乳酪塊，卻改吃低脂甜點。指稱膳食脂肪和健康不佳有關聯的證據向來不太站得住腳，但階級偏見勝過證據：富含脂肪的油膩食物是窮苦無知粗人的食物；社會地位比較優越的人只吃乾巴巴的義大利脆餅和脫脂牛奶。其他營養素也隨著醫學見解的轉變，一下被追捧，一下又變得過時：事實證明高膳食膽固醇，像是牡蠣裡的膽固醇，其實不是個問題，而且醫生已不再推薦年過四十的女性吃鈣片。越來越多人視糖和精緻碳水化合物為主要健康殺手，譬如漢堡的麵包。若你吃漢堡薯條配大杯含糖飲料，大概過兩個小時，等到高糖效應退去之後就會餓了。餓了之後若吃更多漢堡薯條配大杯含糖飲料，你的血糖可能會永久性地升高，導致我們所謂的糖尿病。
速食被認為是無知者的食物，被貼上特別的譴責印記。電影工作者摩根．史柏路克（Morgan Spurlock）刻意一個月三餐都吃麥當勞，並記錄自己體重增加二十四磅和膽固醇飆升的過程，拍出了著名的《麥胖報告》（Super Size Me）。我也曾因便宜易飽而吃過好幾個禮拜的速食，但這沒有對我造成可察覺的不良影響。不過，我必須特別指出，我是有選擇性地吃速食，不碰薯條和含糖飲料，但吃雙倍的蛋白質。後來某著名食物作家就速食的主題電訪我，我一開口就提到了我的最愛（溫蒂漢堡［Wendy’s］和大力水手炸雞［Popeyes］），但他覺得所有速食店都沒差。他想要的是對速食這個飲食分類的評論。對我而言，這像是問我對餐廳有什麼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