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簡介
書法史上轟動一時、影響深遠的“蘭亭論辨”至今仍有追問:天下*一行書《蘭亭序》文本真偽?《蘭亭序》是否為東晉王羲之模仿西晉石崇《金谷詩序》而作?《蘭亭序》真跡問世傳說紛紜,究竟哪一種更接近歷史真相?
*名王羲之研究專家、*名書法家祁小春教授就“蘭亭學”中的諸多“懸案”,窮盡文獻,嚴謹考釋,層層推衍,一一響應《蘭亭序》問世傳說、版本流變、內容真偽等問題。本書深受“京都學派”啟發,作者從文獻學的角度重新*面考釋、徹底檢證《蘭亭序》及其相關資料,再一次響應了書法藝術史上轟動一時且影響深遠的“蘭亭論辨”。
作者簡介
祁小春,號柳齋,1961年生於江蘇南京。現為中國人民大學藝術學院教授、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兼學術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邀訪教授;哈爾濱師範大學美術學院博士生導師;中山大學哲學系兼職教授;(日本)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客座研究員,教育部高等學校藝術理論類專業教學指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曾任廣州美術學院中國畫學院副院長、教授、書法系主任。*名王羲之研究專家,出版有學術專著八部,發表論文六十餘篇。
名人/編輯推薦
天下*一行書《蘭亭序》文本真偽?
《蘭亭序》是否為東晉王羲之模仿西晉石崇《金谷詩序》而作?
*名王羲之研究專家、*名書法家祁小春教授
窮盡文獻,嚴謹考釋,層層推衍,一一響應
《蘭亭序》問世傳說、版本流變、內容真偽等“蘭亭學”懸案
本書深受“京都學派”熏陶
從文獻學的角度重新*面考釋、徹*檢證《蘭亭序》
既響應了藝術史上轟動一時、影響深遠的“蘭亭論辨”
又系統考察了《蘭亭序》的諸多歷史懸案
目次
緒論:關於《蘭亭序》的研究方法
檢證《蘭亭序》記述文獻
(一)關於《蘭亭序》記述文獻
(二)記述資料的檢證
(三)《蘭亭序》“真跡”的傳聞
檢證《蘭亭序》的文本文獻
(一)《蘭亭序》與《臨何敘》的關係
(二)《蘭亭序》的文章
《蘭亭序》的“攬”字與六朝士族的避諱
問題的提起
關於避諱字“攬”
(三)關於避諱改字的方法
(四)關於幾個特殊例子的說明
(五)小結
第四章 《蘭亭序》為何未被《文選》收錄
(一)《蘭亭序》未被 《文選》采錄原因的各種推測
(二)《文選》不采錄原因的另一種推測
第五章《蘭亭序》能不能“悲”
(一)漢魏兩晉南北朝文學中的“悲哀”情緒
(二)王羲之尺牘文中訴悲道哀現象
關於“李文田跋汪中舊藏《定武蘭亭》”的蹤跡及其相關問題
(一)關於李跋的蹤跡
(二)由李跋引發的“抄襲”疑問
《蘭亭序》雜記
(一)《蘭亭序》中的改動塗乙現象
(二)“天朗氣清”是否用詞不當?
(三)“雖無絲竹管弦之盛”的深意何在
後記
書摘/試閱
第五章
《蘭亭序》能不能“悲”
在今本《蘭亭序》文中,有一段表現悲觀情緒的文字。即從“夫人之相與”至“悲夫”一段,凡百六十七字。此為《世說新語·企羨篇》三劉注引王羲之《臨河序》中所無,遂成為《蘭亭序》真偽爭論的一個焦點。由於這一段文字的內容相當悲觀,與《臨河序》和蘭亭集會參加者所作的蘭亭詩相比,在情緒基調上顯得不相和諧,因此有人推測此一段文字乃為後人附加。因為《蘭亭序》文中有這樣一段涉嫌“悲”的文字內容,早在宋代就有人作為《文選》不收錄的理由提出來了。近代主張此觀點者為郭沫若,他在《由王謝墓志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一文中,是將此段文字作為證明《蘭亭序》為偽作的證據提出來的。郭文發表以後,贊同郭氏觀點的論文遂相繼出現。
眾所周知,最先提出《蘭亭序》中“部分偽作”說者,是清末李文田,他根據《蘭亭序》書體、與《金谷詩序》體例比較及《世說新語》劉孝標注引文方法等三點加以質疑。郭論則又在李說基礎之上,增加了這一悲觀情緒說(略稱“悲觀說”),並據以證明《蘭亭序》在內容方面也很不自然,懷疑乃為後人添加的偽文。
關於《蘭亭序》的真偽問題,以上有專文已經討論,在此不贅論。需要說明的是,在此只是願借《蘭亭序》中的訴悲現象,作為考察此現象的切入點,意在探究自後漢至魏晉以來,中國文學史上客觀存在的訴悲現象的本質,兼證郭氏的“悲觀說”之不能成立。由於郭論已經超出《蘭亭序》真偽範疇,牽涉到王羲之性格評價以及魏晉文學特質等重大問題,因此需要予以詳論辯之。為了便於參考,茲將郭氏文中有關悲觀論的部分節錄:“……至於《蘭亭序》所增添的‘夫人之相與’以下一大段,一百六十七字,實在是大有問題。王羲之是和他的朋友子侄等於三月三日遊春,大家高高興興地在飲酒賦詩。……一點也沒有悲觀的氣息。……就這兩首詩(王羲之蘭亭詩)看來,絲毫也看不出有悲觀的氣氛,……即使說樂極可以生悲,詩與文也可以不必一致,但《蘭亭序》卻悲得太沒有道理。既沒有新亭對泣諸君子的‘山河之異’之感,更不適合乎王羲之的性格。……王羲之的性格是相當倔強的,《晉書》本傳說他‘以骨鯁稱’。他是以憂國憂民的志士自居的。……王羲之的性格就是這樣倔強自負,他決不至於像傳世《蘭亭序》中所說的那樣,為了‘修短隨化,終期於盡’而‘悲夫’‘痛哉’起來。”
在郭氏看來,王羲之等人在蘭亭盛會這樣一個歡快時刻,怎麼會突然悲傷起來了呢?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而且認為王羲之的性格,亦應與“悲哀”情緒無緣。郭氏此說存在明顯的主觀片面性。誠然,欲探討《蘭亭序》文中所表達的悲觀思想,必須結合當時的哲學、思想、宗教、生活等各個方面的歷史背景,作綜合性的考察,這樣才能得到比較客觀的結論,但本論不擬在這些方面展開討論。這是因為:
第一,關於哲學、思想、宗教、生活等方面,迄今為止已有很多相關研究成果問世,若無新的見解,則沒有贅論之必要。
第二,就文學方面而言,與《蘭亭序》相關的研究成果不可謂不多,但大部分的論述僅限於一些固定論題的討論,如上文討論的《蘭亭序》為何未被《文選》收錄等問題,而對於《蘭亭序》作品本身,尤其是“悲哀”情緒問題,則很少見有專門的討論。
有鑒於此,本文專從文學史的角度,就此問題予以論證。
(一)漢魏兩晉南北朝文學中的“悲哀”情緒
《蘭亭序》不僅是一篇曲水宴會的文字記錄或詩文集序,也是一篇文學作品。據《世說新語》企羨篇三記“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己敵石崇,甚有欣色”,可知王羲之是把它當文學作品看待的,故聞有人拿它與《金谷詩序》比,喜悅不已。既然《蘭亭序》屬文學作品,那麼就應該將其置諸漢魏兩晉南北朝文學中,探討其中的“悲哀”情緒。首先,我們簡單考察一下文學作品中傾訴“悲哀”現象。
在中國古代文學中,以“悲哀”為主旋律的最早作品應屬《楚辭》。屈原(約前340—約前277)遭到貶謫,在《離騷》等作品中寄托了對楚國命運的憂慮、傾訴了自身遭遇的悲嘆。正如他詠嘆的“長太息以掩泣兮,哀民生之多艱”那樣,“悲哀”之情貫穿於整個作品之中。屈原除了《離騷》外,在其他的作品中也頻繁出現嘆悲吟哀的詞句,如《遠遊》“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凄而增悲”等之類,悲哀之情無處不有。任何時代都有屈原這樣人生遭遇的人物,而屈原將哀恨之情以文學的形式作了傾吐。漢代司馬遷(前145—約前87)基於自己的不幸遭遇,有感於屈原的命運,在《報任少卿書》中發出了“屈原放逐,乃賦《離騷》”的感嘆。這些對後世士大夫文人的人生觀及其文學作品均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如果說屈原的“悲哀”還有不少令人積極向上的悲壯色彩的話,那麼到了宋玉時,其氣魄明顯減弱。宋玉作品中寄托的那種憂愁感傷之情,發自個人生活感受,與現實社會關聯不大。如《楚辭·九辨》中所言的“中惻之凄愴兮,長太息而增欷”“悲哉秋之為氣也”之類。盡管如此,其中“悲哀”的主旋律並未發生變化。總之,《楚辭》較之於上古的民間文學《詩經》等,“悲哀”的傾向十分顯著,以至於最終發展成為後世文人士大夫文學中的一支主流,對中國文學發生了深遠影響。唐柳冕(?—805)在《與徐給事論文書》中說“自屈宋以降,為文者本於哀艷,務於恢誕,亡於比興,失古義矣”b,誠為的論。屈、宋這類吟詠個人感傷細膩的“悲哀”之作,從此以後就成為中國文人士大夫文學作品的一個永恒主題。
西漢時期,盡管偶爾也出現過一些像漢高祖劉邦(前256—前195)《大風歌》那種氣勢雄壯的作品,但不久之後,如漢武帝劉徹(前156—前87)《秋風歌》的“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奈老何”之類感哀情懷就將之替代並占據了主導地位。縱觀兩漢辭賦及《樂府》,此類抒發感哀情懷者,比比皆是。漢末至魏晉時期,文學作品表達“悲哀”情感十分盛行,“悲哀”就像一曲不變的詠嘆調,不斷地被人們歌賦吟詠。
那麼,這種現象的產生以及持續不衰的背景和原因何在呢?
伴隨著生死問題而盛行的悲哀情緒
《蘭亭序》中有“悲哀”情感不足為怪,因為在當時的文學作品中,議論“生死”問題的文字很常見,而且這不是一個孤立現象,應與漢末魏晉時期的哲學、宗教以及思想密切相關。在那個時代,“生死”問題是一個非常切實的人生課題,所以特別為人們所關心和議論。而對於文人來說,這又正好是一個文學上的新命題,故很自然地將其反映在當世的文學作品之中。關於《蘭亭序》所發的“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那一番議論,不論是否出自假托,其所流露出來的情緒,與當時的文學、思想界的氛圍相符。漢末以來,文學內容多與“生死”問題掛鉤,兩者結下了不解之緣。以下來看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文學作品。
《文選》所收“古詩十九首”中有:
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飆塵。
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
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
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
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
從上不難看出,作品內容中引人注目的就是對生與死的感嘆,充滿了悲觀色彩。三國時代著名的文學代表人物的作品中,也同樣如此。例如:
曹丕(187—226)的《善哉行》:
人生如寄,多憂何為。
曹植(192—232)的《送應氏》:
天地終無極,人命若朝霜。
曹植《贈白馬王彪》:
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自顧非金石,咄嗟令人悲。
孔融(153—208)《雜詩》:
人生有何常,但悲年歲暮。
王粲(177-217)《七哀詩·荊蠻非我鄉》:
絲桐感人情,為我發悲音。羈旅無終極,憂思壯難任。
阮籍(210-263)《詠懷》詩云:
朝為媚少年,夕莫成丑老。人生若塵露,天道邈攸攸。
按,南朝梁鐘嶸(約468-518)《詩品》曾謂“晉太尉劉琨,晉中郎劉湛詩,源出於王粲。善為凄戾之詞,自有清拔之氣。”他說王粲的作品直接影響到晉人。即使性格慷慨達觀的一世英杰曹操(155-220)亦在《短歌行》中詠嘆道: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
詩中感嘆的人生若朝露,去日苦多之類的悲情,與上引作品相比,其旨趣並無不同。這些作品的內容一般都涉及諸如人生無常,生命短促,人是何等脆弱之類的議論,它反映了那個時代人們對生死問題的重視。“悲哀”之情是魏晉時期文學中的一個重要主題。南朝文學理論家劉勰(約465-520)以“辭不離於哀思”c,歸納曹操《苦寒行》和曹丕《燕歌行》等詩的特點,是很有見地的。
晉代詩文中議論“生死”的風氣更熾,悲觀色彩也愈加濃厚,到了凡為文字必陳悲訴哀的程度。試舉幾例如下:
陸機(261-303)《長歌行》:
茲物茍難停,吾壽安得延。
陸機《門有車馬行》:
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長。慷慨惟平生,俯仰獨悲傷。
劉琨(271-318)《重贈盧湛》:
時哉不我語,去乎若浮云。
謝安(320-385)《與士遁書》:
人生如寄,頃風流得意之事,怠為都盡。
郭璞(276-324)《遊仙詩》:
借問蜉蝣輩,寧如龜鶴年。
陶淵明(365-427)《飲酒二十首》:
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
類似例子舉不勝舉。魏晉是佛、道兩大宗教並行大盛的時代,宗教的因素無疑對“生死”問題的討論起到了極為強大的促進作用,因而再度喚起了士人對人生永恒主題的強烈關注,並以各種方式感嘆生命的短暫,表達對死亡的恐懼。為了緩解生活中存在的煩惱和恐懼,文人士大夫飲酒、服藥以致佯狂以逃避現實。他們也通過文學作品排遣悲傷情緒,尋求慰藉。在漢末魏晉時期的詩文中,悲、哀、傷、痛的情感流露隨處可見。在這種風氣的影響之下,有些作者賦詩作文時,即使未感悲哀,也要強說悲哀,照例敷衍,訴悲言哀,如同時調。
其實文學作品不論古今,在任何時代都有喜、怒、哀、樂,故“悲哀”本來就是必不可少的一個要素。但是,若無真情、無悲無痛而故作呻吟之狀,則是矯揉造作。漢魏兩晉的多數作品追求所謂“以悲為樂”“垂涕為貴”的表現效果,是中國文學史上的奇特現象。那麼文學中的尚悲情結又是如何產生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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