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樣的中國史13：從變法到革命，顛覆帝制的時代－晚清

「中國史」是「臺灣史」的重要部分！
要回答臺灣怎麼來的，不能不理解中國歷史。

以歸零、新解的思維，扭轉你過去所讀的歷史印象
一套重新理解臺灣、理解中國、理解世界的書──
 
【本冊簡介】
晚清，或許對有些人來說，是與衰頹、騷亂、辱國、迷惘畫上同義詞的暗黑時代，也因史料紛雜而讓人難以親近。但在這本書中，作者用高度收束的線性描述，打造了一個讀史最迷人的世界：不是只當事實來讀，而是建立彼此間的連結，看到人事在個體或集體層次，會產生多少不同的因果關係。
此書罕見地從多個人物角度切入：慈禧太后、李鴻章、光緒皇帝、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由人物聯繫到置身其中的大局勢，勾畫出愈來愈清楚的晚清面貌：這是一個皇權扭曲、帝制失能的時代；這是一個圖強思維下「保皇」與「革命」衝撞的時代；這是一個民間主動、官方被動，官民勢力消長的時代；這是一個封疆大吏探索時局出路、中國實質分裂的時代；這是一個與世界迅速接軌、和傳統價值辯證的時代；這是一個爆發集體想像秩序運動的時代，在頹弱中，仍激昂、積極地看向未來！
 
【突破看點】 
◆深度解析慈禧角色造成的皇位皇權分離現象
◆從平行角度看日本同時間的變革與壯大
◆從康有為、梁啟超思路重新認識「戊戌變法」
◆孫中山「領導」革命的真相
◆中國歷史上少見的想像力發散時代：看晚清思想與晚清小說
 
【系列特色】（共13冊，陸續出版中）
◆這是為臺灣讀者而寫的中國通史──只看臺灣，不可能真正認識臺灣。從臺灣主體性出發，中國史是構成及解釋臺灣史的重要部分。
◆既是「一家之言」，又超越「一家之見」──楊照自比為「二手研究整合者」，站在前輩同輩學者的龐大學術基礎上，為讀者進行有意義的選擇，建立有意義的觀點。
◆全「新」的讀史方法──考古挖掘、敦煌文獻、大內檔案……，王國維、陳寅恪等開啟的新史學革命，以及中、臺、日和歐美學界的新研究成果，充分運用近百年新史料、新觀點，取代傳統舊說法。
◆用問題邀請讀者──探討歷史運作的深層邏輯，不只學What（歷史上發生了什麼），更要探究How and Why（這些事如何發生，為什麼會發生）。
◆點燃思考的靈光──從社會型態、民生經濟、食衣住行、文化思想的角度切入，關注歷史變化脈絡，自然而然引導獨立思辨的能力。
◆學習「活」的歷史──打破傳統帝王將相的「王朝史觀」，去除「中國同質性文化」的假設，改用「求異」的眼光，凸顯長久以來被忽視或誤讀的現象。
◆清奇的「說史」方式──既有平易酣暢的故事感，亦有歷史的現場感，更有啟迪思考的深度與廣度。
 
小野（作家）．祁立峰（《讀古文撞到鄉民》作者）．余遠炫（歷史專欄作家）．
果子離（作家）．胡川安（中央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張大春（作家）．張鐵志（作家）．黃益中（公民教師、《思辨》作者）．
詹宏志（PChome Online網路家庭董事長）．楊斯棓（方寸管顧首席顧問、醫師）．
蔡詩萍（作家、廣播電視主持人）．鄭俊德（「閱讀人」創辦人）．
陳一隆（臺中一中歷史教師）．陳婉麗（明道中學歷史教師）．曾冠喆（薇閣中學教師）．
黃春木（建國中學歷史教師）．蘇美月（高雄女中歷史教師）．黑貓老師（網路說書人）．
文化界、教育界 磅礡推薦
 
臺灣是臺灣，但唯有認識中國，臺灣才顯現更自在的位置。──蔡詩萍
這一系列的書，對於臺灣人了解自己「為什麼是現在的自己」非常重要。──小野
臺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臺灣是世界的一部分。了解臺灣，認識中國，才能立足世界。──楊斯棓
歷史是思辨的題材，楊照老師以臺灣為本，提供嶄新的視角。──黃益中
學院中的歷史過於艱深，普及的又著重帝王將相，無法給予知識上的啟發。幸好我們等到了楊照。──胡川安
這是一套非常適合高中師生共同閱讀的好書。──曾冠喆（薇閣中學教師）

楊照
本名李明駿，1963年生，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曾為哈佛大學史學博士候選人。
擅長將繁複的概念與厚重的知識，化為淺顯易懂的故事，寫作經常旁徵博引，在學院經典與新聞掌故間左右逢源，字裡行間洋溢人文精神，並流露其文學情懷。近年來累積大量評論文字，以公共態度探討公共議題，樹立公共知識份子的形象與標竿。
曾任《明日報》總主筆、遠流出版公司編輯部製作總監、臺北藝術大學兼任講師、《新新聞》週報總編輯、總主筆、副社長等職；現為「新匯流基金會」董事長， BRAVO FM91.3電台「閱讀音樂」、臺北電台「楊照說書」節目主持人，並固定在「誠品講堂」、「敏隆講堂」、「趨勢講堂」及「藝集講堂」開設長期課程。著有長篇小說、中短篇小說集、散文、文學文化評論集、現代經典細讀等著作數十冊。

我的朋友楊照，以十年時光，透過漫長的「民間講堂」，爬梳中國史的層層迷霧，最終要推出一套十三冊《不一樣的中國史》！我衷心期待，也誠心推薦。
楊照是臺灣典型「公共知識份子」，博雅多聞，見識恢宏，能見人所不及見，敢言人所不敢言。在「去中國化」的臺灣史論述風潮中，他標舉多角度、多面向，客觀理解中國史，才可撥雲見日，凸顯臺灣史的獨特性。這就是師承胡適之，不被人家牽著鼻子走的獨立思考，自由主義學風！
臺灣是臺灣，但唯有認識中國，臺灣才顯現更自在的位置。
──蔡詩萍（作家、廣播電視主持人）
 
我迫不及待地想要閲讀這一系列的書，也認為在此時此刻出版這一系列的書，對於臺灣人了解自己「為什麼是現在的自己」非常重要。記得三十年前陪伴兒子讀國中歷史時我非常焦慮，因為歷史課本中完全是刻板的，甚至帶有政治立場的中國史，臺灣幾乎是故事裡的路人甲，是不存在的。於是我決定矯正這樣的觀點，為兒子完成了一個「有臺灣」存在的歷史大表格。我本身也是在這樣的歷史敎育中長大，所以我的能力很有限，只能靠大量閲讀可以找到的臺灣史料。多年以後，我陸續讀過楊照寫的關於臺灣歷史的觀點，有很多的啓發，也更加相信，要了解臺灣的歷史，中國歷史絶對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拋開所有的政治論述和目的，中國史是臺灣史的一部分，這樣的說法是我最能接受的論點。想要了解臺灣，我們得先了解中國，這並不違背臺灣的主體性和尊嚴。
期待這一系列書籍的出版。
──小野（作家）
 
過去臺灣人所受的教育，總被教導「臺灣史是中國史的一部分」，近年則以「去中國化」一詞挑動眾人的敏感神經。其實「去中國化」並不是指揚棄漢字（揚棄漢字的是共產黨政權）或和中國有關的一切，「去中國化」去的是「奉中國為正朔，視臺灣為邊陲」的史觀。
臺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臺灣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國則是我們無法選擇的鄰居，我們不能閃避，甚至要深入了解，如此，才能用最高明的態度尋求相處之道。
了解臺灣，認識中國，才能立足世界。
──楊斯棓（方寸管顧首席顧問、醫師）
 
歷史是一條延續的長河，知道從哪裡來，才能找到方向往哪裡去。問題在於，歷史的詮釋權往往落在政治權力擁有者手上，由此建構的史觀，不僅單一而且偏狹，淪為政治服務的工具。偏偏執政者樂此不疲，古今中外比比皆是，生長在臺灣的我們，過去教科書裡所描述的中國史，自然也不例外。
歷史應該是思辨的題材，是啟迪人心的寶庫。楊照老師以臺灣為本，放眼中國千古歷史，提供嶄新的視角，給讀者重新省思，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黃益中（公民教師、《思辨》作者）
 
如果我們看鄰近的日本，長期以來對於中華文化的理解是相當深刻的，不管在學院或一般知識界都是如此。然而，長期以來，臺灣缺乏引路人帶我們走進中國歷史。
臺灣是多元文化融合的寶庫，中華文化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不管對於中國是何種態度，我們都要理解這個鄰居給我們的影響，透過歷史理解中華文化是一把很好的鑰匙。
然而，學院中的歷史過於艱深難懂，普及的又著重帝王將相的稗官野史，無法給予我們知識上的啟發。幸好我們等到楊照的這部通史，幫大家補了一堂不一樣的中國歷史課。
──胡川安（中央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在戰後幾代人的體制教育中，我們從未好好地認識中國史，而過去三十年來，當我們（正確地）典範轉移到臺灣史視角，更不重視中國歷史了。但誠如楊照所寫，要回答臺灣怎麼來的，不能不理解中國歷史。若能認識那漫長文明所留下的遺緒，如何作為一個外在力量與內在因素，影響或形塑了當下在臺灣的文化內涵與自我認同，我們才更能建立起新的主體身分。這個工作或許沒有人比楊照更適合，一位受過專業中國史學訓練又懂得跟大眾說故事的作家與民間學者。
──張鐵志（作家）
 
中國歷史淵遠流長、浩瀚紛繁，想要從中梳理，有時望而興嘆，不知從何讀起。楊照先生這一系列《不一樣的中國史》，則巧妙地找到了詮釋的角度與觀點，不僅思辨歷史的意義，也讓過去的歷史鮮明地活在當代。
讀歷史學智慧，歷史不是教科書上的教條文字，更需要理解與善解，挖掘它的價值。《不一樣的中國史》就是這樣的好書，值得探閱。
──余遠炫（歷史專欄作家）
 
有句話說：「歷史給人類最大的教訓，就是人類永遠無法從歷史當中獲得教訓。」
楊照老師以十年時間「說史」，匯集出百萬字篇幅的大作，訴說曾經輝煌帝王將相、熱鬧尋常百姓人家，儘管早已化為塵土，留下的典故依舊震耳欲聾。
──鄭俊德（「閱讀人」創辦人 ）
 
無論從文化傳承、地緣關係或全球視野來看，中國歷史的重要性一直存在，可惜因為過往糾葛及現勢衝突，中國歷史的價值逐漸在臺灣遭到忽略或誤解。
楊照新著《不一樣的中國史》系列逆勢而起，意義何在呢？
一、從臺灣主體性出發，展現對中國歷史的重新理解及詮釋。
二、重視意義脈絡的「通」，扭轉目前簡化、割裂中國歷史的學習方式。
三、統整海峽兩岸、日本及西方學術界跨學科研究成果，非一地、一家之見。
要真正認識臺灣，至少得連結中國史及東亞史脈絡來理解，楊照新著做了連結中國史的部分，但還沒結束，後勢值得期待。
──黃春木（建國中學歷史教師）
 
授課與學習方式的變革，這些年來在臺灣如火如荼地展開，然而有限的中學歷史課堂數，加上升學仍然是重要目標，歷史課的進行多半還是偏重於「歷史知識」的傳授與學習。至於課本上的「歷史知識」是如何產出的，通常也只是一句「歷史知識是史家研究的成果」簡略帶過，於是綜合各家研究成果的歷史課本內容就只是一堆看似有系統的知識堆疊。
讀《不一樣的中國史》，欣然看到史家梳理史料、比較推論的過程，在楊照老師的筆下生動展開，「歷史知識」有了活脫脫的生命歷程，而「製作歷史」的曲折和迷人，也讓史家們的經驗成了一部動人的精采人生。這真是一套好書！
──陳婉麗（明道中學歷史教師）
 
這是一套非常適合高中師生共同閱讀的好書。
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將高中歷史課程從過往的編年史編排，改為主題式的探究學習，雖然能啟發學生思考歷史事件的各個面向，但也可能讓學生忽略客觀事件的細節與結果。因此在課堂學習過後，若能選擇閱讀楊照先生這套《不一樣的中國史》，必能深化學生自身的文史素養，也能對臺灣、中國與世界的關係，更有時間縱深的理解，進而形成一套自我價值判斷的標準與主體性思考。
誠摯推薦給大家。
──曾冠喆（私立薇閣中學教師）

中國史是臺灣史的重要部分
 
歷史知識建立在兩項基本信念上，第一是相信人類的事物都是有來歷的，沒有什麼是天上掉下來或奇蹟所創造的；第二則是相信弄清楚事物的來歷很重要，大有助於我們分析理解現實，看清楚現實的種種糾結，進而對於未來變化能夠有所掌握，做出智慧、準確的決定。
歷史教育要有意義、有效果，必須回歸到這兩種信念來予以檢驗，看看是否能讓孩子體會、掌握歷史知識的作用。
不管當下現實的政治態度是什麼，站在歷史知識的立場上，沒有人能否認臺灣是有來歷的，不可能是開天闢地就存在，也不可能是什麼神力所創造的。因而歷史教育最根本該教的，就是「臺灣怎麼來的」。
要回答「臺灣怎麼來的」，必定預設了臺灣有其特殊性，和其他地方、其他國家不一樣，所以才需要從時間上溯源去找出之所以不一樣的理由。臺灣為什麼會有不一樣的文化？為什麼會有不一樣的社會？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政治制度與政治狀態？為什麼會和其他國家產生不同的關係？……
所謂以臺灣為本位的歷史教育，就是認真地、好好地回答這幾個彼此交錯纏結的大問題。那麼歷史教育的內容好不好，也就可以明確地用是否能引導孩子思考、解答這些問題來評斷了。
過去將臺灣歷史放在中國歷史裡，作為中國歷史一部分的結構，從這個標準上看，有著明白而嚴重的缺失，那就是忽略了臺灣複雜的形成過程，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臺灣從十七世紀就在東亞海域衝突爭奪中有了角色，中國之外的各種力量長期影響了臺灣。只從中國的角度，不看來自荷蘭、日本、美國等政治與文化作用，絕對不可能弄清楚臺灣的來歷。
但是，過去的錯誤不能用相反的方式來矯正。臺灣歷史不應該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然而中國歷史卻仍然是臺灣歷史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關鍵重點在調整如此的全體與部分關係，確認不該將臺灣史視為中國史的一部分，而該翻轉過來將中國史視為構成及解釋臺灣史的一部分。這樣調整之後，再來衡量中國史在如此新架構中該有的地位與分量。
不只是臺灣的社會與文化，從語言文字到親族組織原則到基本價值信念，和中國歷史有著太深、太緊密的連結；就連現實的政治與國際關係，去除了中國歷史變化因素，就無法理解了。硬是要降低中國歷史所占的比例分量，降低到一定程度，歷史就失去了解釋來歷和分析現實的基本作用了。
從歷史上必須被正視的事實是：中國文化的核心是歷史，保存歷史、重視歷史、訴諸歷史是中國最明顯、最特殊的文化性格。因而中國文化對臺灣產生過的影響作用，非得回到中國歷史上才能看得明白。
不理解中國史，拿掉了這部分，就不是完整的臺灣史。東亞史的多元結構無法提供關於臺灣來歷的根本說明，諸如：臺灣人所使用的語言文字、所信奉的宗教與遵行的儀式、內在的價值判斷優先順序、對於自我身分角色選擇認定的方式、意識深層模仿學習的角色模式……
歷史教育需要的是更符合臺灣特殊性的多元知識，但這多元仍需依照歷史事實分配比例，一味相信降低中國史比例就是對的，違背了歷史事實，也違背了歷史知識的根本標準。

前言：
「重新認識」中國歷史
 
１
 
錢穆（賓四）先生自學出身，沒有學歷，沒有師承，很長一段時間在小學教書，然而他認真閱讀並整理了古書中幾乎所有春秋、戰國的相關史料，寫成了《先秦諸子繫年》一書。之所以寫這樣一本考據大書，很重要的刺激來自於名譟一時的《古史辨》，錢穆認為以顧頡剛為首的這群學者，「疑古太過」，帶著先入為主的有色眼光看中國古代史料，處處尋覓偽造作假的痕跡，沒有平心靜氣、盡量客觀地做好查考比對文獻的基本工夫。工夫中的工夫，基本中的基本，是弄清楚這些被他們拿來「疑古辨偽」的材料究竟形成於什麼時代。他們不願做、不能做，以至於許多推論必定流於意氣、草率，於是錢穆便以一己之力從根做起，竟然將大部分史料精確排比到可以「編年」的程度。
很明顯地，《先秦諸子繫年》的成就直接打擊《古史辨》的可信度。當時任職燕京大學，在中國學術界意氣風發、引領風騷的顧頡剛讀了《先秦諸子繫年》，立刻理解體會了錢穆的用意。他的反應是什麼？他立刻推薦錢穆到廣州中山大學教書，也邀請錢穆為《燕京學報》寫稿。中山大學錢穆沒有去，倒是替《燕京學報》寫了〈劉向歆父子年譜〉，錢穆自己說：「此文不啻特與頡剛諍議，頡剛不介意，既刊余文，又特推薦余在燕京任教。」
這是個「民國傳奇」。裡面牽涉到那個時代學者對於知識學問的熱情執著，也牽涉到那個時代學者的真誠風範，還牽涉到那個時代學院重視學識高於重視學歷的開放氣氛。沒有學歷的錢穆在那樣的環境中，單純靠學問折服了潛在的論敵，因而得以進入當時的最高學府任教。
這傳奇還有後續。錢穆後來從燕京大學轉往北京大學，「中國通史」是當時政府規定的大學歷史系必修課，北大歷史系慣常的做法，是讓系裡每個老師輪流排課，將自己所擅長的時代或領域，濃縮在幾堂課中教授，用這種方式來構成「中國通史」課程。換句話說，大家理所當然認為「中國通史」就是由古至今不同斷代的中國歷史接續起來，頂多再加上一些跨時代的專史。
可是被派去「中國通史」課堂負責秦漢一段歷史的錢穆，不同意這項做法。他公開地對學生表達了質疑：不知道前面的老師說了什麼，也不知道後面的老師要說什麼，每個老師來給學生片片斷斷的知識，怎麼可能讓學生獲得貫通的中國史理解？學生被錢穆的質疑說服了，也是那個時代的精神，學生認為既然不合理就該要求改，系裡也同意既然批評反對得有道理就該改。
怎麼改？那就將「中國通史」整合起來，上學期由錢穆教，下學期則由系裡的中古史大學者陳寅恪教。這樣很好吧？問了錢穆，錢穆卻說不好，而且明白表示，他希望自己一個人教，而且有把握可以自己一個人教！
這是何等狂傲的態度？本來只是個小學教員，靠顧頡剛提拔才破格進到北大歷史系任職的錢穆，竟然敢排擠數不清精通多少種語言、已是中古史權威的大學者陳寅恪，自己一人獨攬教「中國通史」的工作。他憑什麼？他有資格嗎？
至少那個年代的北大歷史系覺得錢穆有資格，就依從他的意思，讓他自己一個人教「中國通史」。錢穆累積了在北大教「中國通史」的經驗，後來抗戰中隨「西南聯大」避居昆明時，埋首寫出了經典史著《國史大綱》。
 
２
 
由《國史大綱》的內容及寫法回推，我們可以明白錢穆堅持一個人教「中國通史」，以及北大歷史系接受讓他教的理由。那不是他的狂傲，毋寧是他對於什麼是「通史」，提出了當時系裡其他人沒想到的深刻認識。
用原來的方式教的，是「簡化版中國史」，不是「中國通史」。「中國通史」的關鍵，當然是在「通」字，而這個「通」字顯然來自太史公司馬遷的「通古今之變」。司馬遷的《史記》包納了上下兩千年的時代，如此漫長的時間中發生過那麼多的事，對於一個史家最大的挑戰，不在如何蒐集兩千年留下來的種種資料，而在如何從龐大的資料中進行有意義的選擇，從中間選擇什麼，又放棄什麼。
關鍵在於「有意義」。只是將所有材料排比出來，呈現的勢必是偶然的混亂。許多發生過的事，不巧沒有留下記錄資料；留下記錄資料可供後世考索了解的，往往瑣碎零散。更重要的，這些偶然記錄下來的人與事，彼此間有什麼關聯呢？如果記錄是偶然的，人與人、事與事之間也沒有什麼關聯，那麼知道過去發生了什麼事要做什麼？
史家的根本職責就在有意識地進行選擇，並且排比、串聯所選擇的史料。最簡單、最基本的串聯是因果解釋，從過去發生的事情中去挖掘、去探索「因為／所以」：前面有了這樣的現象，以至於後來有了那樣的發展；前面做了這樣的決定，導致後來有了那樣的結果。排出「因為／所以」來，歷史就不再是一堆混亂的現象與事件，人們閱讀歷史也就能夠藉此理解時間變化的法則，學習自然或人事因果的規律。
「通古今之變」，也就是要從規模上將歷史的因果解釋放到最大。之所以需要像《史記》那樣從文明初始寫到當今現實，正因為這是人類經驗的最大值，也就提供了從過往經驗中尋索出意義與智慧的最大可能性。我們能從古往今來的漫長時間中，找出什麼樣的貫通原則或普遍主題呢？還是從消化漫長時間中的種種記錄，我們得以回答什麼只有放進歷史裡才能回答的關鍵大問題呢？
這是司馬遷最早提出的「通古今之變」理想，這應該也是錢穆先生堅持一個人從頭到尾教「中國通史」的根本精神價值來源。「通史」之「通」，在於建立起一個有意義的觀點，幫助學生、讀者從中國歷史中看出一些特殊的貫通變化。這是眾多可能觀點的其中一個，藉由歷史的敘述與分析能夠盡量表達清楚，因而也必然是「一家之言」。不一樣的人研究歷史會看到、凸顯不同的重點，提出不同的解釋。如果是因不同時代、不同主題就換不同人從不同觀點來講，那麼追求一貫「通古今之變」的理想與精神就無處著落了。
 
３
 
這也是我明顯自不量力一個人講述、寫作一部中國歷史的勇氣來源。我要說的，是我所見到的中國歷史，從接近無窮多的歷史材料中，有意識、有原則地選擇出其中的一部分，講述如何認識中國歷史的一個故事。我說的，只是眾多中國歷史可能說法中的一個，有我如此訴說、如此建立「通古今之變」因果模式的道理。
這道理一言以蔽之，是「重新認識」。意思是我自覺針對已經有過中國歷史一定認識的讀者，透過學校教育、普遍閱讀甚至大眾傳媒，有了對中國歷史的一些基本常識、一些刻板印象。我試圖要做的，是邀請這樣的讀者來「重新認識」中國歷史，來檢驗一下你以為的中國歷史，和事實史料及史學研究所呈現的，中間有多大的差距。
也就是在選擇中國史敘述重點時，我會優先考慮那些史料或史學研究上相當扎實可信，卻和一般常識、刻板印象不相合甚至相違背的部分。這個立場所根據的，是過去百年來，「新史學」、西方史學諸方法被引進運用在研究中國歷史所累積的豐富成果。但很奇怪的，也很不幸的，這些精采、有趣、突破性的歷史知識與看法，卻遲遲沒有進入教育體系，沒有進入一般人的歷史常識中，以至於活在二十一世紀的大部分人對中國歷史的認識，竟然都還依循著一百多年前流通的傳統說法。「重新認識」的一個目的，就是用這些新發現、新研究成果，來修正、挑戰、取代傳統舊說法。
「重新認識」的另一個目的，是回到「為什麼學歷史」的態度問題上，提供不同的思考。學歷史到底在學什麼？是學一大堆人名、地名、年代，背誦下來在考試時答題用？這樣的歷史知識，一來根本隨時在網路上都能查得到，二來和我們的現實生活有什麼關聯？不然，是學用現代想法改編的古裝歷史故事、歷史戲劇嗎？這樣的歷史，固然有現實連結，方便我們投射感情入戲，然而對於我們了解過去、體會不同時代的特殊性，有什麼幫助呢？
在這套書中，我的一貫信念是，學歷史最重要的不是學What──歷史上發生了什麼，而是更要探究How and Why──去了解這些事是如何發生的、為什麼會發生。沒有What當然無從解釋How and Why，歷史不可能離開事實敘述只存在理論；然而歷史也不可以、不應該只停留在事實敘述上。只敘述事實，不解釋如何與為什麼，無論將事實說得再怎麼生動，畢竟無助於我們從歷史而認識人的行為多樣性，以及個體或集體的行為邏輯。
藉由訴說漫長的中國歷史，藉由同時探究歷史中的如何與為什麼，我希望一方面能幫助讀者梳理、思考今日當下這個文明、這個社會是如何形成的；另一方面能讓讀者確切感受到中國文明內在的多元樣貌。在時間之流裡，中國絕對不是單一不變的一塊，中國人、中國社會、中國文明曾經有過太多不一樣的變化。這些歷史上曾經存在的種種變貌，總和加起來才是中國。在沒有如實認識中國歷史的豐富變化之前，讓我們先別將任何關於中國的看法或說法視為理所當然。
 
４
 
這是一套一邊說中國歷史，一邊解釋歷史知識如何可能的書。我的用心是希望讀者不要只是被動地接受這些訊息，當作是斬釘截鐵的事實；而是能夠在閱讀中主動地參與，去好奇、去思考：我們怎麼能知道過去發生了什麼，又如何去評斷該相信什麼、懷疑什麼？歷史知識的來歷常常和歷史本身同樣曲折複雜，甚至更加曲折複雜。
這套書一共分成十三冊，能夠成書最主要是有「敏隆講堂」和「趨勢講堂」，讓我能夠兩度完整地講授中國通史課程，每一次的課程都前後橫跨五個年頭。換句話說，從二○○七年第一講開講算起，花了超過十年時間。十年備課、授課的過程中，大部分時間用於消化各式各樣的論文、專書，也就是關於中國歷史的研究，並努力吸收這些研究的發現與論點，盡量有機地編組進我的歷史敘述與討論中。明白地說，我將自己的角色設定為一個勤勞、忠實、不輕信、不妥協的二手研究整合者，而不是進入原始一手材料提出獨特成果的人。也只有放棄自己的原創研究衝動，虛心地站在前輩及同輩學者的龐大學術基礎上，才有可能處理中國通史題材，也才能找出一點點「通」的心得。
將近兩百萬字的篇幅，涵蓋從新石器時代到辛亥革命的時間範圍，這樣一套書，一定不可避免地含夾了許多錯誤。我只能期望能夠將單純知識事實上的「硬傷」降到最低，至於論理與解釋帶有疑義的部分就當作是「拋磚引玉」，請專家讀者不吝提出指正意見，得以將中國歷史的認識推到更廣且更深的境界。

序 中國史是臺灣史的重要部分
前言 「重新認識」中國歷史
第一講 慈禧太后與滿清皇權
01處理晚清歷史是減法、高度收束的
02民國史的歷史敘述與分析仍充滿爭議
03帝制成為理解傳統中國的核心主題
04清朝皇帝逐漸凸顯的滿洲種族特性
05慈禧政權造成皇位與皇權的實質分裂
06皇權不在皇帝身上，那能放在誰身上？
07權力真空下慈禧崛起的偶然因素
08祺祥政變與逼退恭親王的隱性政變
09重修圓明園，凸顯同治皇帝的昏庸
10如何以一個女人身分釀成全國性災禍？
 
第二講 日本與甲午戰爭帶來的震撼
01鎖國鬆禁，鴉片戰爭而來的天保和緩令
02日本成為中國處理西方事務的後遺症
03天皇不肯敕准背書，幕府陷入空前危機
04武士的被剝奪情緒與「尊王攘夷」
05從「禁門之變」到「薩長聯盟」
06倒幕內戰的臨界點與「大政奉還」
07「五條誓文」的核心共識與政體西化
08「和魂洋才」的主導作用與版籍奉還
09從鐵路、學校到銀行看「明治維新」
10以西方帝國主義式的侵奪對付朝鮮
11干涉朝鮮引發清朝和日本的正面衝突
12戰前對日本一無所知，戰後掀起日本熱
 
第三講 李鴻章與漢人封疆大吏
01《李鴻章全集》：清朝的重要事件縮影
02清政府最突出的特色就是沒有政策
03處理八國聯軍亂局的第一人及其策略
04放掉京官期待，投入曾國藩幕府
05淮軍崛起於太平軍和捻匪的雙重戰場
06學習西洋船堅炮利最堅定的主張者
07天津教案：李鴻章主導洋務的重要起點
08清末到民國政治骨幹，多出李鴻章幕下
09督辦北洋水師與朝廷內外分途現象
10沒有內政支援的外交與地方意識高漲
 
第四講 光緒皇帝與戊戌變法
01日本海軍中將致北洋水師提督的勸降信
02屢試不中的康有為與「公車上書」
03從強學會到官退民進的晚清潮流
04保國會宗旨與貴二代連結
05康有為痛陳：中國被瓜分的緊迫危機
06建議皇帝站到改革的第一線
07「有亡之實」下，重建一套內閣系統
08「明定國是詔」啟動戊戌變法
09以不次拔擢避過慈禧對人事權的監管
10辦學校到裁冗兵，皇帝的接連上諭
11由皇位發動而非皇權帶領的一場改革
12《戊戌政變記》中「事不可為」的憤怒
 
第五講 康有為、梁啟超與改革派困局
01康有為最大的特性來自於「排斥」
02古文經偽於劉歆，今文經改於孔子
03出亡日本，廣搜日本書而讀的梁啟超
04體認僑界力量與康梁師生的分歧
05飲冰室主人在檀香山的保皇活動
06革命派與保皇派的外援拉鋸
07合法性與前瞻性都不夠的勤王之役
08康、梁的思想衝突：自由與保教
09連大弟子都強烈反對的《大同書》
10先啟蒙再救國，還是先救國再啟蒙？
 
第六講 義和團、八國聯軍與清廷的變化
01義和團：一件荒謬近乎瘋狂的突發事件
02曹州教案與德國占膠州灣的遠因
03民可用、團應撫、匪必剿，卻團匪難分
04毓賢縱容，袁世凱打壓，拳匪入直隸
05載字輩宗親崛起，權力內化與洗牌
06扶清滅洋、神術可用，北京陷入武裝
07殺人放火現場，慈禧向十一國同時宣戰
08炮轟使館的荒唐戲碼和皇權淪陷
09為什麼清朝沒有亡於八國聯軍？
10定調拳匪叛亂和「門戶開放」原則
11舊政權弔詭陷阱與集體的想像秩序運動
 
第七講 孫中山與中國社會的騷亂
01缺乏中立語言，從歷史認識國父的困難
02僑居地情結，由馬來西亞說起
03在海外僑鄉變成了祖國夢想的化身
04南方的英國經驗，上萬言書的道路轉折
05為起義後援的興中會與「革命家」身分
06倫敦蒙難，海外領導地位的另一關鍵
07 選擇日本作為革命行動的主要盟友
08海外的聲望帶來國內的合作變化
09惠州起義與中國社會的革命夢幻
10同盟會：革命團體紛起後的聯盟
11一個有辦法進行外交折衝協商的總統
 
第八講 江河日下的中國經濟
01中國是西方列強的「次殖民地」
02永不加賦、小國寡民的長期影響
03機器紡紗織布，土布無從與洋布競爭
04自然經濟成分下降，貨幣經濟成分上升
05社會勞動力倚幫會，金融業務力靠錢莊
06借錢給清廷是高獲利低風險的好生意
07投資中國比投資殖民地來得划算
08利權奉送，三國干涉還遼的連串後遺症
09列強的投資重點，清朝的借款還款
10中華民國不是一個從零開始的國家
11國家破產下，一場政治社會文化大實驗場
 
第九講 晚清小說與晚清思想
01扭折西方經驗，安放進中國傳統架構中
02《海國圖志》是藥丸，《聖武記》是糖衣
03《校邠廬抗議》的號復古、實改革
04從薛福成到王韜的洋務和變法概念
05歷史退化論：今日的西方是古代的中國
06反駁「中國先睡後醒」的非拒斥態度
07《瀛海論》：將老祖宗的發明學回來
08兩部《危言》，增強學習西方合法性
09《天演論》的震撼，國家總體強度的自覺
10要創造新的人民，先創造對的小說
11反映現實、帶有譴責態度的晚清小說
12各種現代想像、未來想像的集中處
 
第十講 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01北洋軍：從水師艦隊到新建陸軍
02青年人進軍隊求取前途的高度動機
03「排滿主義」在新軍燎原
04將幣制借款和鐵路借款綁在一起
05抽租的川漢鐵路與「鐵路國有」反彈
06四川保路風潮帶動的社會情緒
07武昌起義和湖北軍政府的帶頭效應
08失望的皇族內閣，虛弱的新軍掌控
09袁世凱的盤算：維持清廷和革命黨均勢
10南北議和與動員逼宮，帝國體制終結
11民國史最大主題：帝制瓦解後的努力摸索

《不一樣的中國史13：從變法到革命，顛覆帝制的時代——晚清》內文試閱

「和魂洋才」的主導作用與版籍奉還

受到西方強烈衝擊，敗於西方的武力，對於西方產生忌憚與恐懼之感，在這方面，日本和中國有著同樣的經驗。不過接下來在引進西方事物，尤其制度與思想方面，日本就和中國大不相同，在接受的速度上比中國快得多了。

根本的理由之一，是天皇與幕府的二元政體既帶來了巨大的恐慌與疑惑，卻也提供了較為寬廣的調整運作空間。一個既有的政權在西方強大衝擊下迅速瓦解，但還有天皇制可以作為後盾，一方面不至於立刻陷入失序狀態，另一方面又有懲於幕府的徹底失敗，產生了必須全盤改革的強烈危機感。而且天皇原本並沒有權力，在實質權力上是空的，也就沒有那麼多必須被掃除的既得利益勢力，使得改革推動容易多了。在這裡，既沒有發生政權瓦解後的社會脫序，實質上又能在政治領域中得以從頭來過。

日本改革中出現的主導觀念是「和魂洋才」，強調新一代的日本人應該保有日本靈魂，然後積極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能。這樣的口號乍看之下和約略同時期在中國喊得響亮的口號「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非常類似，然而仔細比對這兩個觀念、兩種口號的強調重點，卻能察覺到很不一樣的作用。

「和魂洋才」重點在於以「和魂」來保證日本人不會因為學了「洋才」就忘本成為洋人。把握內在的靈魂不迷失，那就可以放膽去學習西方。而如何保證「和魂」之存在？這樣的精神信仰層次問題，很早就被高度政治化，凸顯「神道」和「天皇制」為日本獨一無二的特徵，所以只要保持對天皇的信仰，就是維持住「和魂」。如此抬高了天皇的地位，但同時也解放了當時日本人模仿、引進西方文化的自由。

這說明了日本人為什麼能快速改頭換面，從服飾到住屋到政治運作都激切地模仿西方；也說明了半個多世紀後，當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為什麼「保留天皇制」會是那麼重要的議題。因為他們已經習慣以信奉天皇為「和魂」的表現，沒有了天皇，不只是單純失去政治與權力中心而已，而是會讓大部分的日本人突然失落了樹建自我的根底。沒有天皇制，他們就不知道自己是誰，集體的精神核心在哪裡了。

反觀「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在中國成為區分、限制引進西方文化的標準。一切和「體」有關的，從思想到禮儀到政治制度，都必須維持中國傳統，只有在此之外的其他技術，才適合從西方引進。

明治時期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文明開化」運動。在政治方面，由最大的四個藩國（薩摩藩、長州藩、土佐藩、肥前藩）帶頭，於明治二年進行了實質取消封建制度的「版籍奉還」。原本每一位藩主底下都有屬民，現在他們放棄對這些屬民的統治權，將記錄他們人身與土地的資料還給天皇，象徵將所有的人民從封建枷鎖中解放出來，讓他們都成為天皇的子民。

四大藩帶頭，其他較小的藩主沒有條件不跟進。四大藩在天皇朝廷有他們的影響力，就將收回來的人民與土地，編成八府、二十六縣與二百六十二藩，對於這些藩主（大名）就派他們擔任原先領地的地方首長（藩知事）。所以一時的現實情況是，舊藩主不會有被剝除權力與財源的感覺，自己仍然能夠統御原來的人民，還多得到天皇新賜封的貴族身分。

不過新的貴族身分沒有土地與財富，而新的地方行政制度中，朝廷有權隨時撤換地方首長。到了明治四年七月，為了讓政令歸一能夠名實相符，更進一步執行「廢藩置縣」，將舊藩主強行遷居東京，地方改設為三府、三百零一縣，十一月再完成撤廢合併，成為三府、七十二縣。封建至此徹底瓦解，中央握有可以貫徹到地方的行政實權。（摘自第二講「日本與甲午戰爭帶來的震撼」）

清政府最突出的特色就是沒有政策

認真地說，李鴻章留下來的兩千八百萬字，當然和梁啟超、胡適留下來的文集內容不一樣，雖然都是以他的名義交出去給皇帝看、給相關單位看、給朋友或敵人看，但真正出於他自己手筆的比例恐怕不高。長期以來，在他身邊圍繞著眾多幕客，這些幕僚、下屬負責幫他草擬文書內容，經他過目之後，甚至也幫他抄寫成篇。

必須有這麼多的幕客幫忙寫這麼多的文字內容，又可以從另一面映照出當時大清帝國官僚系統的根本問題。和現代政治體系運作相比，清朝政府最突出的特色、最突出的欠缺就是——沒有政策。

今天任何一個政府要執行政務，首先一定得要擬定政策，才能讓上上下下有所依循。不管是以「五年經建計畫」或「國政諮言」或「黨代表大會決議」等各種方式表現，那都是宣告政府所做的決定，既是對人民的交代，也是對官僚組織的要求、推動。

仔細看一下李鴻章龐大的奏摺和書信，對比之下就能明白，為什麼清廷在巨變中無法運轉，更不可能像日本那樣進行改革？清朝有由上而下的權威，卻沒有由上而下的行政體系。意思是皇帝和朝廷當然高高在上，但皇帝和朝廷卻很少決定要做什麼事。

為什麼會有那麼多奏摺？因為基本上皇帝、皇權是被動地等在那裡，聖旨、聖諭主要是回應臣下的報告與請求的。要做什麼事，都由臣下提出，而擁有最高權力、位居中心的人，只負責表示同意或不同意。皇帝不同意，那就當然不能做；就算皇帝同意了，也只同意奏摺中提到的具體事務，而不是訂定為原則性的方向或政策目標，讓官僚體系能夠遵行推動。

各級官員都有他們的職權範圍，只能在職權內提意見、提要求，他們沒有權力可以自己做決定，也沒有權利在職權外提要求。於是大大小小的事都必須上奏，得到皇帝同意或不同意的判斷。這種情況在光緒朝變得更嚴重。皇權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她卻不可能擁有皇位，她的身分必然使得她對於朝廷以外發生的事比一般皇帝要來得隔閡、疏遠，在行使皇權時就更被動。

李鴻章留下諸多奏章，因為那麼多事都和他有關，每件事他都必須問，必須尋求同意。政治運作上不只沒有充分授權，而且缺乏由上而下的明確指示。遇到如此激烈變革的時局，清朝的政治體制格外無法應對。

只有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的「百日維新」中，在康有為等人協助下，親政的光緒皇帝集中在短時間內發布了眾多命令，那是極少有的由上而下積極領導的局面。但也正因為這種做法違背了皇權的長期行使方式，讓這段轉折變化如此短命。

另一方面，李鴻章留下的巨量書信，大部分都不是朋友之間請客酬答的，其實際功用往往是聯繫和協調官僚系統中的不同部門。要推動一件事，可能需要先上呈五份奏章，終於取得上頭同意，然後必須再來來回回寫十幾封信，給相關單位的主事者交代、叮囑。一切溝通的主體停留在人與人之間，缺乏有效的部門與部門間的合作模式，這樣的政治管理當然非常沒效率。（摘自第三講「李鴻章與漢人封疆大吏」）

先啟蒙再救國，還是先救國再啟蒙？

保皇會無論在海外還是國內，都沒有自己的勢力，必須依靠僑社和會黨的既有資源。然而僑社和會黨同情改革派，卻和「保皇」、支持光緒皇帝沒有直接關係。於是康有為「保皇」的目的與所動員的手段快速分離，在勤王之役失敗後就很難再有什麼作為。

一九○一年，梁啟超經過遊歷檀香山、新加坡、澳洲等地，又回到日本，重拾離開前所從事的工作——寫作與辦報。他從《時務報》到《清議報》，此時又辦了《新民叢報》。他一直在寫文章，一直在辦報，但《新民叢報》有著很不一樣的新階段意義。

辦《清議報》是為了聚攏同志，尤其要聯絡僑社，引導僑社的思想。到了辦《新民叢報》，他的用心重點放到了「新民」上，開始有意識地進行長期的啟蒙工程。沒有任何人比梁啟超更適合或更擅長於這樣的啟蒙覺醒工作。他頭腦清楚，能夠快速地吸收並消化新知，更重要的，他有著具備高度感染力的修辭與說服風格。

他開始用心撰寫「新民說」系列文章，針對一般中國讀者，提供他認為現代國民所需要的基本常識，以理解現代世界與現代社會。《新民叢報》引起很大的迴響，梁啟超的文章到處流傳，甚至產生了流行的「新民叢報體」，那是一種介於文言與白話之間最新潮的文體。

到這時候，梁啟超確切脫離了康有為，走出一條自己的道路，而且很快地就超越了康有為。那是兩種意義下的「超越」——在名聲與影響力上超越了康有為；更在西化與自由追求的態度上超越了康有為。從一個保皇派的次級人物，轉身成為提倡以啟蒙進行改革的首要領導者。

於是由梁啟超所代表的改革派，就和革命派有著不同的競爭關係。雙方仍然留有當時搶奪僑社資源留下來的齟齬，而此時的路線差異更轉化為啟蒙與救國的選擇。改革派視為最重要的，是引進現代知識對民眾進行改造；革命派要的，卻是盡快推翻滿清、建立共和，以求不被列強瓜分亡國。

梁啟超以他那種排山倒海的文字氣勢，證明喚醒民眾、創造新國民是可能的。然而孫中山所帶領的革命派卻著眼於列強愈來愈無情的侵略行為，顯現中國已經落入孫中山所謂的「次殖民」不堪狀況，等不及去啟發民眾了。一邊是先啟蒙再救國，啟蒙才能救國；另一邊則是先救國再啟蒙，不救國就連啟蒙的機會都沒有。

孫中山的主張是無論用什麼手段，都應該先將共和或民國建立起來。即使運用的是沒有現代知識更缺乏民主觀念的會黨，出於反滿情緒而推翻了清朝，只要取而代之的是共和政體，那麼共和本身便是最大的啟蒙影響力量。他要立即革命，甚至為此而逆轉傳統「知易行難」的說法，建立「知難行易」的理論。去做相對容易，要知道為什麼這樣做的道理比較難；一個人會走路了，卻要另外花很大工夫才能了解走路行進的原理。

革命事業就是「知難行易」的實現——先做了再說，先將滿清推翻了再來向民眾解釋道理。

從一個角度看，革命的確突然就成功了，在還沒有通盤準備的情況下，清朝就垮了，才會由孫中山當上中華民國的第一任臨時大總統。然而換另一個角度看，沒有啟蒙基礎的條件下，新建立的中華民國亂象叢生，跌跌撞撞了一、二十年，甚至無法維持一個能運作的政治體系。

啟蒙或救國孰先孰後的爭執，不可能有簡單清楚的答案，這個問題綿延困擾了民國建立之後所有關心中國前途的人。大部分的人都在這兩者之間游移變動。一方面憂心中國人民如此無知、落後，少了啟蒙的過程，絕對無從構成一個強大的國家；另一方面也憂心啟蒙進度緩慢，需要漫長卻難以等待的時間，還沒等到啟蒙的堅實結果，中國就先滅亡了。

啟蒙與救國到後來不只是兩種路線，還強化成為兩種意識形態，彼此間有時和諧並行，有時緊張衝突；有時這方被壓下去，有時那方被消音。看待二十世紀中國現代史的一種方式，就是去追索、整理這兩種意識形態的互動情況，而其開端起點，可以溯及梁啟超和孫中山的「改革—革命」陣營的對立競爭。（摘自第五講「康有為、梁啟超與改革派困局」）

《海國圖志》是藥丸，《聖武記》是糖衣

一八四二年（道光二十二年）出現了一本題材新穎的書——魏源的《海國圖志》，明白地昭告，在中國人熟悉的「天下」之外，另有廣大的「海國」，即海外之國。魏源在書中表示，之所以需要了解「海國」，是為了「師夷之長技以制夷」。這是「天下觀」的一項重大讓步，承認海外的這些「夷國」有值得中國學習的「長技」。

進而魏源羅列出「夷之長技」，即海國之人最擅長的：第一是戰艦，第二是火器，第三是練兵。明顯是從鴉片戰爭中留下的清楚印象。

不過經常被忽略的是《海國圖志》有一部奇怪的姊妹作，叫做《聖武記》，寫的是清朝開國的歷史。這兩本書是如何連結起來的？原來魏源要將外國的「長技」放進一個他認為當時中國讀者比較能接受的脈絡中，所以特別寫了清朝的立國過程，顯現自身王朝是長於軍事武功的，以此對比出西方這三項重點長處格外值得學習，另外也顯示出清朝有條件可以吸收這樣的能力。

《海國圖志》的內容具有高度啟蒙意義，然而《海國圖志》與《聖武記》同時出版，其思想史的意義更不容忽視。這無疑示範了清朝後期在面對西方壓力時的基本思想態度，讓我們明瞭，學習西方可不是一顆能夠輕鬆吞得進去的藥丸，上面總是必須裹上一定的糖衣，找出為中國人保有自信、緩和自卑感的方法。

《海國圖志》出版二十年後，到了一八六一年（咸豐十一年），有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馮桂芬曾經是李鴻章的幕客，在李鴻章身邊甚有影響力。他寫的這本書，書名上的「抗議」二字，不是我們今天語言中通用的意思，指的是一種高舉、高聲張揚的議論。名為「抗議」，是為了凸顯這份意見迫切需要獲得大家的注意與重視。

他所高舉的議論，有一部分明白反對魏源。馮桂芬批評魏源本質上是個「縱橫家」，當他主張「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時，抱持的是一種高度功利算計的態度，和戰國時的蘇秦、張儀他們是一樣的。

馮桂芬不採取這種功利算計觀點，要從更根本的價值上指出西方的優點。他總括成四句話：人無棄材，地無遺利，君民不隔，名實必符。

西方人實事求是，不像中國人有那麼多空話、虛名，很多事情在表面說過好像就沒事了，不能認真追究真實狀況。在西方即使一般人的意見，也可以和國君有效地溝通，沒有絕然的隔閡。西方積極發展經濟，充分利用生產所得，沒有遺漏浪費。最重要的，西方重視培育與運用人才，讓人得以發揮才能上的作用。

這當然比魏源所說的戰艦、火器、練兵，呈現出對於西方更全面的認識，以及更高度的推崇。那麼為了讓人們願意接受西方的優勢領先，馮桂芬也必須給予更甜的糖衣。

他選擇的糖衣放在如何趕上西方長處的方式上。要能夠人無棄材、地無餘利、君民不隔、名實必符，最好的辦法倒不是去模仿、抄襲西方人現在的制度，毋寧應該要「復古」。

我們是中國人，在中國古代老祖宗那裡，本來就達到過人無棄材、地無餘利、君民不隔、名實必符的境界。是後人不肖，遺忘了老祖宗的做法，隨便亂改，又失去了正確的態度，才導致今天落後於西方人。我們只要「復古」，就能趕上西方。（摘自第九講「晚清小說與晚清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