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住時代：打造社區共融生活的合作住宅

公民該有的居住選擇，國家應有的社會想像！
一群人行動，從建商和投機客手中奪回居住權！！

╱╱╱ 居住運動再起！行動與論述並行 ╲╲╲

✓理念、實踐、機制、未來，四大主題一次擺開
✓數十種不同合作住宅嶄新模式，且囊括多個城市治理創新及民間互助網絡機制
✓New全彩圖文，豐富的小檔案、手繪插畫、名詞解釋box滿滿吸收！
✓中文版獨家收錄前言、後記接台灣地氣！

1989年，數萬民眾夜宿街頭抗議高房價！2021年，無殼蝸牛依舊無殼？
居住正義、房市改革、租屋市場透明化……遲遲不來，不如挽袖自主起造！

臺灣購屋市場的「高房價」已是人盡皆知卻又無能為力的結構性問題；租屋市場不僅嚴重供不應求，長期的管制不力及資訊不對等則形成缺乏保障的「租屋黑市」。現實逼迫人們只能在買不起或租不好間抉擇，特定群體的安居權益往往無法被滿足。難道買／租之外，沒有第三種選擇了嗎？我們是否有機會參與打造住宅的過程？如何才能創造更具共融性、經濟可負擔的居住環境？

當今社會快速變遷，家庭結構改變，高齡化、家戶小型化、孤獨化產生新居住需求；高房價下青年世代亦重新思考產權和居住的意義，浮現群體價值、共享經濟、社區營造等新居住價值。呼應越來越嚴峻的住居課題，多樣化的合作住宅正有其發展潛力。

你想知道………

跨世代混齡共居的樣態及其永續性嗎？
租客也可以團結起來對抗縉紳化嗎？
無家者、難民、障礙者等居住弱勢如何翻轉能動性？
同志如何挑戰主流家庭結構、融入鄰里建立新社區？
新市鎮、區域開發、都市設計如何應用合作住宅發動社會創新？
長期地上權、理念徵選、優先承購權、社區土地信託怎麼操作？
公民社會究竟可以自主長出什麼樣的變革力量？
臺灣有沒有可能成就合作住宅？發展現況為何？

本書逆向產權置上的價值觀，奪回住宅生產的自主權，跟誰住、如何居？重構社群連結同時滾動社區永續。《互住時代》呈現了共融家園的多元輪廓，也揭示擘劃藍圖與克服困難的可行方法，借鏡他山之石重點更在導回臺灣現場落實。總括一句，「決心」要做最關鍵，接下來行動就是我們的事了，合作住起來！

【作者簡介】
id 22創造性永續協會
方孟珂、拉瑞莎‧茨維特科娃 主編

id22以柏林為基地，推動各種創新的地方、社區倡議計畫，至今已執行數百個方案。每個方案就像是小小的實驗室，研究各種創新的都市另類行動，因此也稱為「城市實驗室」（eXperimentcity）的計畫。城市實驗室重視自發性的空地與建物再利用，例如生態建築、另類文化中心或社區農耕計畫，使閒置空間透過市民社會的巧思，創造出各種都市空間營造的新方法。

【推動出版】
OURs都市改革組織

臺灣第一個以空間政策倡議、實質環境改造為主軸的非營利組織，長期關注土地、住宅、都市開發、歷史保存等議題。自2011年起，積極投入住宅政策改革推動，特別是在社會住宅的推動落實上，扮演關鍵性的角色。2018年起，後續規劃以「合作住宅」作為下階段工作重點，期透過系列性的理念推廣、社會串聯、政策與立法遊說等方式，與志同道合者齊力打造合作共居之願景。

【譯者簡介】

詹竣傑
OURs都市改革組織辦公室主任，長期參與住宅政策研議與撰寫相關文章。來自迪化街百年的中產家庭，自己相信「革命的孩子都出身於要被革命的階級家庭」。要改變大富翁般產權至上的都市發展邏輯，唯有從「居住」政策下手，才有機會進行社會溝通和滾動改變。

詹品丞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主要研究關注萬華舊城區，曾與「都市聚落與地景研究室」參與蟾蜍山煥民新村保存行動、大安森林公園及周邊環境之人文地景變遷等研究案。

林偉
基隆市嘻哈文化推廣協會理事長，經營「媽媽樂Motherfunk工作室」結合嘻哈藝術形式與社區營造行動；也是饒舌音樂創作者、嘻哈文化研究人員、規劃設計師，時常翻譯一些音樂、建築或反帝國主義相關文章引介不同的見解。

名人聯名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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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秉怡（崔媽媽基金會執行長）
林洲民（建築師）
呱吉（臺北市市議員）
周于萱（台灣青年勞動九五聯盟副理事長）
紀惠容（國家人權委員會委員）
徐燕興（基隆市都市發展處處長）
張金鶚（清華大學榮譽講座教授）
黃國昌（律師）
康旻杰（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所副教授）
曾旭正（臺南藝術大學建築研究所教授）
曾光宗（中原大學建築系教授）
彭桂枝（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理事主席）
廖雲章（天下雜誌「獨立評論＠天下」總監）
鄭麗君（青平台基金會董事長）
羅惠珍（《巴黎不出售》作者）
（依姓氏筆畫排序）

合作住宅推動聯盟真心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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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共融住宅直面變動中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的挑戰

文／方孟珂（Michael LaFond），id22創造性永續協會執行長、拉瑞莎‧茨維特科娃（Larisa Tsvetkova），id22創造性永續協會董事會成員

對於我們所處的時代而言，多元性與共融性的議題既是重大的挑戰，同時也是機會。當生活方式多樣化，家庭結構、工作和通勤模式不斷變遷，我們對於城市及住宅的需求也在改變。後工業化的都市正轉向國際化與全球化，許多區域正面臨老化、孤獨化和社會隔閡等現象，同時還有大量的人口選擇不婚或是各種形式的同居。世界各地的人們也因為不同的原因遷徙，除了經濟能力較佳者外，其他則可能是為了求得溫飽，或出自戰亂、鎮壓或飢荒等因素；生物多樣性驟減所肇始的生態危機，同樣迫使大規模的人口必須另尋安居所在。

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多樣性跟我們的關係，是該珍惜的機會？還是須解決的問題？在這樣的討論下，我們意識到住宅的重要性，因為它同時承載著共融與排除的雙重性。

近年來，自主居住（self-determined housing）的權利逐漸受到矚目，舉例來說，聯合國在二ＯＯ六年通過了《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九年後，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頒布的《可持續性住宅憲章》（The Geneva UN Charter on Sustainable Housing）同樣強調應提供更多關於共融性、參與式住宅的選項。自主居住的權利在什麼程度上讓所有人享有？人們有機會選擇住在哪裡？如何住以及跟誰住？這些問題皆需要探討住宅的共融性。同時，也包括其他另類住宅社區，像是養生村、身心障礙者的機構型住家、難民庇護所，以及為獨居者設計的小型社區。

社區住宅（community housing）的形式長期受到共融與排除的社會經濟力量交互影響。作為早期的自我組織（self-organized）倡議團體，掘地派（The Diggers）可追溯自一六四Ｏ年代英國的圈地運動，此一著名的土地私有化歷程，大面積的土地搭起了圍籬，變成獨佔私有，不再屬於公有（commons），更不屬於平民。因此，掘地派在鄉野間發展地盤，並在法律規範之外的土地種植，抵制了私有化一段時間。其後，長達四個世紀之久，歐洲的倡議者仍持續在處理類似的問題，也就是自組團體的種種限制和機會，以及他們如何獲得欠缺的土地資源。

由歷史上來說，當大量的人口無法在住宅市場上找到合適的住所，以市民社會為基礎的住宅改革運動就會現身。合作社出現於一八ＯＯ年代，當時正逢歐洲國家的工業化時期；而公社、佔屋以及自助計畫（self-help projects）則在一九六Ｏ與七Ｏ年代學運脈絡下興起；本書探討的合作住宅，尤其是北歐及其他歐陸、北美等地的案例，亦是從一九七Ｏ年代開始發展至今。

今日，全球大都市已深陷另一個危機：高漲的地價、地租以及似乎難以掌控的縉紳化。幸好，尚有自組住宅計畫持續實驗各種共融性策略，例如強化住宅的可負擔程度等。另值得進一步探究的重要課題是，各種社會階層是不是都有機會入住這類住宅？而非僅限於受過完好教育的中產階級家庭。

共融合作住宅：為何要？如何做？

合作住宅（CoHousing）一詞，與社區導向（community-led）、協作住宅（collaborative Housing）緊密關聯，是由凱瑟琳‧麥卡曼（Kathryn McCamant）和查爾斯‧杜雷特（Charles Durrett）這兩位美國建築師在受到全球首個現代合作住宅（Bofællesskab，丹麥語中意指生活社區、生活社群）計畫──位於哥本哈根近郊的蘇德姆社區（Sættedammen）啟發後，於一九八Ｏ年代提出推廣至北美。迄今，合作住宅這個詞彙涵蓋面向寬廣，凡是強調自我組織經營與具有社區取向的住宅形式等，都含括進來。其對應的是高度的自決，對參與社區事務的興趣，並追求長遠的永續經營。

合作住宅的核心是合作與參與，其中，居民與社群是最關鍵的驅動力。

坊間常見將合作住宅描述為另類的住宅計畫，通常是指相對於主流的另類生活形式。然隨著城市日趨分殊與昂貴，「另類」一詞已失去其過往進步意涵。合作住宅其目標並非是要與眾不同，而是尋求合宜且更富有魅力的生活方式。即便這些模式在大部分城市的理解有限，也沒有獲得完整的政策支援，但這類住宅仍持續在全球吸引目光。

發展合作住宅的動機有非常多，以下列出部分：

●對社區生活的追尋，選擇以交流的方式與鄰居一起合作，而不是孤獨地居住在冰冷的圍牆中。
●找尋適合個人生活形式的住宅，打造住處成為相對於住宅市場上標準化公寓的另類選項。
●對於自我組織和直接民主有濃厚興趣，並時常保持生活的創意，願意參與社區事務、管理自己所擁有的地方。
●在社福體制不彰與單身城市（cities of singles）興起的時代下，鼓勵互助與自助。
●透過自助及個人投注的時間精力，節省住房的開銷。
●避免投機轉賣、重視跟鄰居合作而非競爭的方式，達成長期穩定的居住。

合作住宅帶來的一系列的機會與挑戰，有些跟建築、空間與技術方面相關，但最關鍵的無非是經濟、社會和文化的層面：人們會如何自我組織起來？如何一起做決定？對於住宅的態度為何？我想，所有人都兼具共融及排外的面向，在個人空間的層級，絕大多數人都是喜歡待在能關起門來放鬆、睡覺並做自己的地方。但人們究竟需要或想要多少隱私或獨佔空間呢？人們非得要完整擁有自己的住宅所坐落的土地，或甚至架起圍籬禁止不受歡迎的人接近嗎？我們想要多少的共享和社區生活？定期跟鄰居們共煮共食是件有趣的事嗎？如果對房地產所有權與經濟團結（economic solidarity）採用合作社甚至是公社的處理方式將會如何？

這些問題，對於想要自己決定生活與住宅的樣貌，以及關心周遭社會和環境的人來說非常重要。以社區生活為基礎的住宅會隨著其所處的社會一起演進，並回應或抵抗變動中的社會政治狀態，像是強勢的新自由主義，一個傾向個體化、商業化與商品化的世界。

＊＊＊

柏林，性感之城的現實

柏林這座城市號稱擁有最多樣的自我組織住宅社區，在過去數十年間，陸續出現約五百處這樣的地方。此關乎其獨特的市民社會發展脈絡，例如佔屋運動、反對迫遷行動、跨世代的居住合作社等等，從而造就城市的可及與可負擔，即使多數計畫沒有地方政府的援助也逐一落實。

一九九五年後，柏林一度住宅供給過剩，導致政府疏於投入可負擔住宅計畫；然而，過去十年，柏林則跟其他歐洲城市一樣，面對住宅短缺以及縉紳化的問題。源於特殊的歷史和自我組織的文化，柏林數十年來累積了大量的合作住宅經驗，不只讓住宅供給的數量快速增加，也孕育出新的由下而上、高度關注可負擔性與可及性目標的居住結構。最後，柏林也得向其他城市學習，例如地方政府之間的合作，發展以共融住宅為目標的市有住宅公司和社會機構，就這些面向而言，其他歐洲城市正位居領先。

歐洲其他地區的蓬勃開展

除了柏林，像是蘇黎世、維也納、斯德哥爾摩和哥本哈根這些中歐與北歐城市，都具有持續發展合作住宅的底蘊。在德語系國家，住宅合作社提供勞工合宜且可負擔的居所；在瑞典，合作住宅採用更具效率並公平的方式分配家戶工作。公社與共享公寓則在歐洲的大型都會區出現，為核心家庭及個體消費戶提供更多居住的選項。

歐洲的合作住宅運動不斷地多元開展，時至今日，在學術上仍未有精確定義。要發展此類住宅，並沒有單一的模式與特定的策略，而比較像是在一個範圍內採用各種取徑。當歐洲城市出現更多的案例，關注合作住宅的交流網絡也會逐漸成形，伴隨著更多的研究，一切終將水到渠成。

許多城市，例如奧地利維也納和德國慕尼黑，正在透過制度性的協助，打造完善體系，有效地供給合作住宅。其他像瑞典的馬爾摩及比利時的布魯塞爾也積極地支持合作住宅的興辦，並開始跟許多社會住宅協會合作；德國的圖賓根則早已經採用自我組織住宅作為地區發展的主要工具。這些來自各地的發展取徑，藉由各式已知的、計畫中的策略，為我們展示永續性、共融合作住宅的廣闊前景。

關於這本書

本書所述的實踐案例及描繪的機制策略，是歐洲合作住宅總體格局發展網絡的一部分，包括社區導向、協作、合作社等不同發展取徑，在共融性的目標下，闡釋合作住宅面對的機會和挑戰。期藉此，為嚮往、研究乃至投身共融合作住宅的夥伴，供給資訊及靈感的養分。

具體內容上，實踐案例涉及七個歐洲城市裡十一種不同合作住宅的新模式，區分合作社及其他興辦主體，演示如何處理可負擔、民眾參與與社會共融等當代議題。機制策略方面，則分為城市治理創新（由上而下）和民間互助網絡（由下而上），逐一針對不同行動者角色、所有權與組織形式，以及各種政策（長期地上權、理念徵選等），闡述多樣化的發展模式，勾勒出如何提供非營利導向的可及性住宅（accessible housing）和地區發展願景。書末，我們也蒐集了各式的聯絡資訊及相關資源，鼓勵讀者們接洽地方或國際上的諮詢顧問。

最後，但同樣重要的關鍵思考面向，乃回顧共融合作住宅的正當性與必要性，並透過〈通往共融合作住宅的十二道指引〉一文探問綜之：如何合作地多元共處，並藉由規劃及興建實踐共融？

我們希望這本書收錄的理念與案例能啟發更多的創新住宅方案及執行策略。

中文版序　共融住宅及專用住宅的角力史
編者序　以共融住宅直面變動中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的挑戰
前言　共融合作住宅作為打造韌性城市的基石

理念 IDEA
共融及社會凝聚力，是營造社區和鄰里關係的資源
自主生活卻只能獨居在家？會想辦法則萬事可達

實踐 PRACTICE

【合作社】
一起居住、一起工作、一起綠活──「史普利費爾德」，柏林
瑞士住宅合作社的嶄新實踐──「不只是居住」，蘇黎世
社會融合與混齡共生──「生活感」&「藝術生活」，達姆斯塔特
創造明日多元住宅群的機會──「凡巴赫利」，伯恩
老屋新生，扭轉縉紳化──「史瑞茨基街44號」，柏林
尋常小日子，圍繞好鄰居──「每日打開共好」，柏林

【其他興辦主體】
為他／她自己還有身邊事都盡點力──「酷兒之家」，維也納
學生與無家者彼此互助，共組家園──「文齊司特之間」，維也納
不論先來後到，共同扎根此地──「庇護之屋」，柏林
一座海納訪客的社會雕塑──「大都會飯店」，奧格斯堡
居無礙、造生活──「共融公寓」，科隆

機制 MECHANISM

【由上而下，城市治理創新】
製造共融，促進合作──合作住宅、市政府、市有住宅公司與民間團體
房／地不合一──辯證土地使用的公共性
城市權，做得到！──長期地上權、理念徵選及優先承購權
城市郊區與中心的協奏曲──來自索菲伊隆合作社的經驗
共融所有人的前瞻新市鎮──「北弗雷漢姆」，慕尼黑
在圖賓根供應永續住宅──理念徵選、固定價格釋出土地
再探圖賓根──不只是住宅，以公共利益回應政策問題

【由下而上，民間互助網絡】
為下一個社群！居住經濟的循環共同體──「反投機共同居住聯盟」
發展共有共治的明日城市──「布魯塞爾社區土地信託」
市民社會建設合作之城的試金石──「統計之家」
建構合作社的資源網絡──「自由合作社」

未來 FUTURE

提升住宅政策的正當性與必要性
迎向共融合作住宅的挑戰和願景
通往共融合作住宅的十二項指引
後記　邁向「共融」：臺灣推動合作住宅的切入點

參考資料 INFORMATION
作者群、合作夥伴、資源及聯繫方式

共融合作住宅作為打造韌性城市的基石（前言摘錄）

文／康旻杰

當臺灣進入COVID-19疫情的日常防範，都市集居的安全距離刻畫著鄰里間更無奈的疏離。我好奇各類型集合住宅的管理機制如何回應疫情的衝擊，而社區導向的住宅模式是否提供了值得借鏡的經驗？於是跟柏林的本書主筆方孟珂通了視訊，想了解德國當地的合作住宅在疫情蔓延下如何調適。

他直言，「合作住宅是面對全球性危機時，最能展現社區韌性的住宅典範，無論是疫情、金融風暴、或極端氣候皆然。」這個韌性（resilience）的基礎，來自被有意識規劃設計出來的空間配置和社會關係，以及基於互助協作、民主參與、自主管理的原則，從平日的社區往來與生活實踐建立認同，即使經歷災害或危局，也能迅速自我恢復。

但面對空前嚴峻的高傳染性疾病，合作住宅作為一種延伸家庭的組成，承受的現實考驗猶甚於一般家庭。方孟珂用「拼貼家庭」（patchwork family）描述合作住宅包容差異的特質，卻也反映了不同文化和社會背景成員在疫情下同居共生、但個體生活脈絡相對發散複雜的處境，必須依賴彼此更深的信任及相互扶持，以維續社區日常。

原生家庭的關係建立在血緣的依存，拼貼家庭則是自主選擇、共同承諾的生活夥伴。正因信任的基礎始於自覺自願的互助與合作，而非血緣的理所當然，合作住宅更得以在危機中發揮網絡延展並相互照顧的機制，為染疫者或隔離者提供必要的支援，也為封閉期間長期宅在室內的夥伴創造人際往來的社交機會。尤其對原本孤單度日、及被住宅市場甚或公民社會排除的邊陲弱勢，疫情蔓延無疑雪上加霜，合作住宅大家庭的接納和共融，則適時撐開了最人性而非機構性的庇護。

大疫之年，合作住宅尤顯出社區韌性及支持網絡

COVID-19疫情對人類社會造成的身心影響及創傷難以評估，但目前已經有研究逐步針對不同地理區域或居住環境進行調查分析，其中也包括了隔離／社交距離對合作住宅空間社會的衝擊，乃至疫情期間合作住宅居民的真實經驗和感受。Giorgi et al.（2021）即廣泛利用問卷取樣美國、加拿大、紐澳、西班牙、英國各地區合作住宅的案例，以了解此非常時期社區公共空間（communal space）的轉適方式、和不同性別居民對合作住宅與一般住宅的比較評析。結果顯示，百分之八十三的女性及百分之六十二的男性滿意自己選擇合作住宅的決定，更有百分之八十八的女性及百分之六十六的男性認為比傳統住宅社區居民幸運，在疫情肆虐的當下能夠跟合作住宅大家庭同甘共苦。如此高比例的正面肯定，是對合作住宅最直接的鼓舞，也照見了未來住宅的社會轉型趨勢。

對許多原本獨居的長者，這種家庭的感受降低了寂寞孤獨所引起的焦慮和沮喪，且讓他們自覺是猶能積極投身日常公共事務的付出者，而非仰賴社會福利輸送的接受者。或對單親家庭而言，合作住宅可能發展出「同村共養」的作用，減輕單獨教養的負擔之外，更能從跨世代、跨族裔、跨階級的多元家庭光譜理解真實社會的面貌，進而視他者為家人。對有特殊身心需求的家戶，合作住宅則從規劃初始就護守這些家庭成員，並刻意量身打造無障礙環境及友善的分享空間。甚至有合作住宅特別融入安寧病房的照顧，只為讓生命最終階段享有完整的尊嚴。

以多元共融之名，避免變成新孤島

但合作住宅其實有各種樣態與意向（intention），也不乏以合作住宅之名，卻依附在私有產權高房價的資本結構下，化身為排他性更高的門禁社區島嶼。如同許多將合作住宅視為空間社會轉型契機的夥伴，方孟珂因而強調其中多元共融的價值，及以開放和共享為基礎的住宅文化，避免合作住宅被過度菁英化，或掉入大衛‧哈維（David Harvey）所謂的、具明顯排他性的中產社區主義陷阱（communitarian trap, 2001）。許多人加入合作住宅是因務實的人生選擇，且不介意參與和分擔更多社區運作的公共事務；但有更多人相信經由拼貼家庭多元差異的合作與互助，才能實踐更具社會公平及政治解放的意向。

西雅圖著名的同性戀街區國會山莊（Capitol Hill）曾經驕傲地懸掛著一道布幡，「我們不「容忍」多樣性，我們歡慶它！」（We do not tolerate diversity, we celebrate it!）張揚的街道宣言，昭示了清晰的集體意向。《互住時代》書中的合作住宅經驗也凸顯了共融作為城市及住宅基本價值，已經不只是「另類」（alternative）的選擇，而是反映了城市人口組成的本質，以及同時兼顧獨立自主和海納百川的住宅文化，更激勵邊陲社群之間打開藩籬、相互支援的社會連動。正如一書引介的維也納「酷兒之家」，既是不同性取向的彩虹家庭安身之所，更安頓了住宅市場中最弱勢的酷兒難民跟低收入戶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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匍匐勇往永續城市第三條路

臺灣自二Ｏ一Ｏ年底《住宅法》公布後，啟動了社會住宅大量興建且陸續完工使用，但營運模式仍不脫有限租期內的一般大樓物業管理；而因其單元數量還不足供應需求，加上市場住宅稅制不夠健全，新增的社會住宅總量並無法有效降低高不可攀的房地產門檻，總體住宅政策始終看不到市場房地產與機構社會住宅以外的選項。合作住宅類型的意向性社區開始浮出地表，但單從尋找合適且可負擔的土地、或可再利用的閒置房舍就須耗費極大的時間和行政成本，所謂住宅的第三條路真是既難又遠，如果還加上共融的規劃前提，似乎將更遙不可及。

但共融不該只是政府引領的政策修辭，反而更應是市民社會自發形成的基本人權價值。本土正在醞釀的合作住宅案例，其實多少帶有共融的企圖。例如主張「利他」概念的常樂苑住宅公用合作社、或為銀髮及自閉症孩童打造友善住宅環境「雙老家園」的新北市友善住宅公用合作社，甚至融合原蟾蜍山非正式聚落住戶的生態村想像，都是未來值得期待的範型。這些民間的努力，有賴整體政策、住宅合作社制度、土地產權釋出、融資等政府機制的調整，政府應認知共融的社會及社區韌性本就是打造韌性城市最關鍵的基石，因而必須為住宅第三條路的基礎工程鋪路。

與方孟珂對話後，想到曾在他親自跟夥伴共同打造的「史普利費爾德」合作住宅體驗到自決自治下的強烈鄰里感。產權臨水岸的開放空間經所有居民決議後，無條件提供公眾使用，沿著河邊小道漫步，不到一分鐘距離便可走到大小帳篷拼湊、意向性更為自由激進的「帳篷區」喝在地啤酒。合作住宅與非正式帳篷聚落邊界模糊且相處融洽，兩種不同的意向性社區無縫接軌，並同時對城市開放。這是屬於城市整體的共融命題，卻又是自在舒服的生活社區和都市藍綠帶。投入規劃營運的時間及人力成本一定不低，但長遠來看，或才是真正邁向永續城市的平凡之路。

一起居住、一起工作、一起綠活──「史普利費爾德」，柏林

位於史普利河（Spree River）畔的「史普利費爾德合作社」，是歷經持續發展而成的先鋒案例。其所處的米特區（Mitte），早期是農地、工業用地，戰後成為緊鄰前東柏林軍事邊界的無人區。柏林圍牆倒塌開放後，河岸空間率先吸引許多佔屋者與音樂俱樂部進駐。其後，當國際房地產投資客看上這裡時，開發項目受到當地市民團體抵抗。

為了找尋另類的開發選項，倡議者開始在當地公共空間展開多種形式的生活、工作與園藝方案。經由參與者的努力，他們從聯邦政府購得用地，伴隨著城市建設緩慢開展，在沒有任何補助條件下興建「史普利費爾德」社區。

自二Ｏ一一年起，「史普利費爾德」社區就是都市更新地區的一部分，並且以再都市化與改善史普利河岸對外的連結為目標。

在「史普利費爾德合作社」啟動之前，當地已有「史普利河岸友善推廣社團」（Spreeacker Initiative to life），以實驗性的方式運作。他們邀請當地居民關注該場域議題並發展各種田園、文化和教育專案。伴隨社區建設完成，進而成立了「史普利河岸協會」，此非營利組織的使命是促進合作社與社區、地方政府之間長久的協力合作，以共同設計並管理無車地帶（car-free grounds）與新興的公共河岸通路。

這樣的空間與組織概念是透過有雄心的集體討論過程而來，他們有意識地讓許多項目保持開放，來成就更高度的彈性與可調適性（adaptability）。這過程當然絕非平順，例如就「是否准許私人擁有產權」，成員之間便產生爭論。

＊＊＊

「史普利費爾德」是具有多種混合使用方式的嶄新鄰里社區。合作住宅的原則體現在公共空間的使用中，透過社區活動辦理（如農園、慶典）及共同生活簇群自我營運子項目；更大的共有空間則提供合作社或公眾使用，並在共同工作空間打造與周圍社區更多的連結。

此外，「史普利費爾德」也同時與附近的單位合作，例如霍爾茨馬克特文化中心（Holzmarkt cultural center）、德國建築中心（German Architectural Center）、帳篷區（Teepee Land）非正式聚落等。

＊＊＊

「史普利費爾德」為三棟獨立的八層樓建築，具社區共識的居民居住其中。該建物是公共可及性、共同空間與被動式建築設計三者結合的代表。

在地面層，有意識地避免配置私有戶，並以社區與商業空間的方式來替代，像是多功能空間（Option space）、工作坊、共同工作空間與日間照護中心。所有房間皆可無障礙通行，公寓內也都幾乎全屬於高齡友善或適合輪椅通行。多樣化的平面配置創造了各有殊異的生活風格。相較一般住宅形式，也提出不同的居住類型：從四到二十一個人不等，由個人私密空間與共同廚房、共同客廳形成小簇群。

每棟建物都有大型的社區屋頂平臺與較小型的共有空間，此外亦有三間訪客套房可供合作社使用。其空間的設計，以符合各種需求的變動為原則：像在二Ｏ一五年，就有兩間小型的公有空間改裝成為難民的新居所。

＊＊＊

公共可及的河岸跟混合使用的田園促進共融的實踐。住宅、工作與鄰里空間之間的交織，從辦公空間與日間照顧的使用過程得以映照，無論是在地人或合作社成員都參與了整個社區的運作。

共融被特意安排在居住區的概念之中，自規劃初始，每棟建物的一樓層都被留作與社會團體合作，藉以達到共融性。除此之外，百分之二十的居住面積特地以降低合作社持股比例的方式，使存款較微薄的住戶能夠負擔。此一社會共融的目標，是在合作社決定讓成員們認購社股（membership shares），來負擔興辦成本的百分之五十的狀況下達成的。

最終，部分房間出租給非會員，並為身障者們創立了一個輪椅友善的共享公寓團體。透過合作社的貸款保證，已成功讓二十個原本不符資格的家戶成功申請貸款，部份的共享公寓也實行對財務有困難家庭的分期付款，超過百分之二十的住戶，便是經由這樣的財務互助團結機制才能進來。總歸而言，這個計畫企圖嘗試更廣泛且多樣化的共融性，例如藉由組織結構、財務金融與空間開放性來實現。

＊＊＊

蘇菲．薛夫勒（Sophie Schöffler），「史普利費爾德」居民

我想搬出去找自己的家，但要找到一間無障礙公寓實在不容易。當「史普利費爾德」找尋共享公寓的夥伴，對我來說是個機會，我最後也成功找到兩位能一起生活的年輕女士。當然，並非一切事情都能如心所願：像是大樓的門就太重了，連結的通道也並非真的適合輪椅通行。另外，我真心希望史普利河岸能採用方便輪椅親近的方式設計。但在其他人的協助下，我仍可以在這裡獨立生活。我感覺到自己是社區的一份子，且受到鄰居們的歡迎。

克里斯坦‧舍寧（Christian Schöningh）、安潔莉卡‧德瑞雪（Angelika Drescher），「史普利費爾德」居民兼計畫主持人

我們確信像「史普利費爾德」這類都市混合型態住宅由合作社來開發管理最為適合。為什麼呢？因為就長遠看來，這是能達到民主且穩定的方法！我們希望能保持靈活度與開放度──不論在空間型態或實質經營內容皆然！

落成後的社區，對於住戶及周邊的鄰里而言，具可及性、可持續性以及充滿樂趣。我們「過得很好」（doing good），並想好好享受我們的人生，這與住宅和生活的品質息息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