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城市？

共同生活的空間條件：《什麼是城市？》序
黃冠閔 （中研院文哲所）

西方哲學起於希臘，而早期希臘各城邦散佈在愛琴海周邊，各自有獨立的神祇崇拜，外邦人的異質性標示著宗教、政治的身分差異。相對地，脫離城邦的流放則是一種致命的懲罰，一旦脫離身分歸屬的城市，信仰的、生活的歸屬也被剝奪。伊底帕斯被驅逐出底比斯城，流放到柯林斯城，便是希臘悲劇的城市背景。蘇格拉底被控的罪名，雖是不敬神明，其實，等同叛國。蘇格拉底在雅典城邦所遭受的待遇是柏拉圖哲學的核心要素，對城邦存在與秩序的思考，牽動著知識、個人信念、世界觀的形成。希臘世界中城市與邦國在概念上是不可分的，城市差異也是文化差異，雅典經常以斯巴達為對比，不同城邦的政治體制也幾乎勾畫了後世政治制度的雛形，由此可見，城市觸發哲學思考的意義也極為重大。在周代城邦中，「國」的概念也是城市。孟子所謂「國人皆曰賢」、「國人皆曰可殺」，其中「國人」的「國」也是建立在此城邦的政治和社會基礎上。墨家的和平主義主張「非攻」，但也提供了防守城池的軍事技術，《墨子》中〈備城門〉以下數篇所陳述的都是要塞城市、都城的防禦，彰顯了城市的軍事意義，當然也觸及戰爭與和平的孿生關係。

現代意義的公民社會起自「市民社會」的概念，原本「市民」和「公民」兩詞並無分別，但隨著西方現代政治理論的發展，公民權逐漸脫離原本市民社會的城市意涵，自由民的意義也擴充。黑格爾的法哲學將市民社會視為進入國家階段的前一個環節，實際上把國家主權跟公民權分開；而由於城與邦在概念上分離，城市的問題不再混同於國家問題。城市若體現著市民社會，那麼，社群共同體、社會性的問題成為現代城市所必須面對的首要問題，那就是，在共通基礎上尋求共同生活的可能性。

經過民族國家的洗禮，在兩次世界大戰後，世界秩序隨著技術資本主義重新改組，歷史過程衝擊著城市的思考。在全球化浪潮後，似乎國界藩籬降低，然而，隨著關稅壁壘以及新冠肺炎的疫情蔓延，又使得關閉邊境成為防疫策略。俄國普欽入侵烏克蘭，其戰略目標的首都基輔是第一波包圍的決戰點，幾個瀕臨黑海的大城市也是重要戰略要塞。在這種準戰爭緊迫狀態鄰近每一個人的時代裡，城市的政治、軍事、經濟、公衛問題彼此交疊，反映著城市治理、主權象徵、經濟核心等等條件，不僅僅現代性的歷史過程影響著每個人的生活品質，而且都市化規模和型態所造成的影響不亞於國家本身的治理。早期現代化的城鄉差別問題，幾乎已經變換了面貌。如果都市計畫代表著都市治理的實踐想像，那麼，這類計畫在哪種程度反映著公民社會的理念，又如何牽動著公民日常生活的實踐？這便是此書出版背後的基本提問。

在城鄉差異的思考中，帶有人工與自然的對比，一方面，毫無疑問，城市的人工意味無可泯除，但另一方面，鄉村的農業活動卻也無法避免人工性，更何況，大量地栽種、豢養，乃至生物技術的介入，這都無法單純用人工與自然的二分法所能涵蓋。城市的存在無法只停留在人類本身，人工性有賴於重新思考自然的角色。城市意味著人類的大量聚集，揭示著人們共同生活的實際狀況，但卻未必是理想狀態。原本邊界清楚的城牆早已消失，隨著大量移入的外來人口，一個城市如何界定它的外邦人？在幾乎每個人都有流徙經驗的城市中，用來界定身分的本鄉或他方大概已經難以圈定異鄉人的情態。如此一來，烏托邦或是「異托邦」的意義搖撼了城市的空間思考。如果說權力集中的支配條件可以套用在殖民的解說上，那麼，與其說城市以類殖民、內殖民的方式支配著周邊的鄉村，倒不如說，城市本身已經在被包圍的情況下被外邦人所殖民。這樣的反轉不表示辯證法的顛倒，而是提示我們，在公民社會的建立途程上，人類如何集體共同生活仍然是巨大的挑戰。更何況，這種共同生活包含著其它物種的存在。

除此之外，城市的人工建設隱含著不可忽視的物質性和技術性，在地理疆域上構築的城市，用技術力整編和支配支撐生命活動的物質。水源、風向、空氣品質、沙塵都是城市治理的物質條件，再加上現代技術物所設置的工廠、購物中心、辦公大樓、運輸設備等等，這些決定著人們在城市場景中如何呼吸、移動、工作、娛樂，也藉此形塑自己，這時，城市場景就是個人的展演舞台。但如何面對空間正義的要求，卻是權力、技術力、物質力交錯的課題。都市景觀不再是美醜判斷的問題而已，更是感性生活中身體感在各種細節中的無盡協商。想要健康地、良好地在城市中生活著，不就是行住坐臥、吃喝玩樂這些小事的總和嗎？這些被稱之為「文化」的事務回過頭來形塑了城市的面貌，那麼，必須問的就是，什麼樣的生命力在塑造著城市的風景？

《什麼是城市？》這本書提供了一個法國觀點下典型的西方論述，精要地點出如何哲學地思考「城市」。選擇翻譯這一本書來出版，也算是一個宣言。在當代公民社會裡，城市不只受限於治理的技術性問題，它涉及更根本的生活及思考方式。帶入哲學思考的深度，也正是為了面對城市生活本身的豐富性。讀者可以順著書中四章的分別論述，思考文明和文化、居住和都市計畫、建築意義解讀、政治實踐的四種向度，也可從兩個關鍵文本的解析認識到貫穿在西方歷史中的城市哲學。在理論和概念術語之間，也閃動著作者的實踐關懷。

對我們來說，公民社會的生活實踐中，不可能在「城市」這一議題上缺席。即使傳統上有隱遁山林、田園的藝術想像，但也有「大隱隱於市」的另類實踐。既入世又出世，大概就是城市生活的當代寫照。不過，公民社會的城市條件包含著各種差異，既有穿越傳統而立身於當代的歷史性，也有橫跨各種傳統的必要，更需要有跨越各種領域的思考彈性，這也是世間生活本身的要求。城市的哲學思考必須面對此時此刻世間生活的空間特徵。

建築和居住之間的緊張關係

當我們失去定居城市的習慣，城市就會變得使人處處陌生。有時候居民定居在城市裡的可能性會遭到剝奪。為了說明這個矛盾，需要重提海德格（Heidegger）在建築和居住之間所設下的明確區別。建築是屬於專業的工藝，但終歸只是一種方法，而居住才是目的，因為它是關於人類本身作為存在於世上的生活方式：「居住因此在所有的情況裡將 決定一切建築物的目的。居住和建築彼此是處在一個由方法到目的的關係裡。」當然，我們人類得 建造我們打算生活在其中的世界。但建築物全體並不因此就構成一個「我們的家」。就像海德格說的：「今日的住處甚至配備完善，便利實際生活，價格親民，不僅露天、透光且向陽：但這些住宅就其本身能夠向我們保證發生了一種居住行為嗎？」居住不僅意思是選定住所，也是圍繞一個中心參照點來安排世界，使得一個產生意義的空間燦然展現，使我們合意協同發光展現，使地方變成相遇的空間：周遭的環境於是變成一個以人為中心的熟悉環境。因為人的環境不是一個冷漠對待每位可能分派在其中之人的空間，而是反映它原初的意義：人的環境位於中心，且這個中心產生意義湧現的起點，不外乎就是人自己和其他人的往來聯繫。因此就產生了，有關我們在世間的居住，一種無法侷限在空間中所取消之距離的密切關係。住所只把人的安置當作客體性身體來加以考量，而空間的居住則是純淨身體基於其聯覺和運動感覺的功能。居住限制人的主體性身體。按照其目的是切割和區隔的分析原則，組織化空間被一各部分均圍繞肉身化的肉身人格的吸引力而自行合成的空間所替換：這個人類化身征服了人們有時想將它添加進去的分散化空間。我們在此重新發現到一個適合人的空間是有關依據自身的身體來鋪展一個環境，而非只是將它當作儲存空間。因此，住宅反映的是使用，而不是單純計畫的功能性。

城市是由依據預先設想之計畫而建造的建築物所組成，但這些建築物都必定符合使用，而這些使用並非隨意形成。從那時起，建築師所竭力達成之目的和未必與這目的相符的居民習慣之間，總是會突然出現一種緊張關係。問題不僅僅是在設計師和使用者之間總是可能出現落差，更是一個在設想製 作人造物所要求的抽象化層次和當人造物包含在「事物本性」的脈絡化之間所產生的裂隙。「建築」必須以通過抽象化的迂迴為前提：蜜蜂和建築師之間的根本區別在於，前者依循生命本能，而不會為他將要建造的事物制定預先的計畫。建築一棟房屋則是依照模型的引導來執行而且必須與其符合一致。作為經過深思熟慮之構想的這個模型必須自始至終引導建築工程而且要先於工程執行的實際過程。這個構想不只是一個住在設計師腦中的主觀心智圖像而已。與私密經驗相去甚遠，一個經過思考具有計畫的構想就已包含了客觀性的某種形式，甚至包含設計原稿或電腦三維視覺成像所容許的物質化試驗。就如同柏拉圖已經強調過的，製造床的工匠並不是單純看著另一張床來製作，而是看著床的理型：建築的人也是一樣。計畫具有一種永久性，它賦予計畫相對於實現過程本身一個懸於上空的存在。城市因此顯得像是多重物化的成果，也就是在物質事物中對模型化計畫進行的翻譯。甚至連使用的材料都並非單純像某些自然果實能夠成為的那樣表現出來：它們本身都已經過構思且精心製作，以至於它們總是某種對自然施作之暴力的結果。因此人類世界的種種人為方法和產生並應用它們的人類而言具備一種相對的獨立性，一種讓它們經得起使用者快速消耗的實在「客觀性」。

它們以那樣的方式甚至為人類生活提供某種穩定性的保障。就像漢娜．鄂蘭所說的：「除非人類和自然之間的世界有一種恆常的運動，否則不會有客觀性。」在城市裡，屋頂和鴿子形成的建築缺口征服了自然天空：鋸齒狀的幾何輪廓圍住這原始自然的崇高存在，似乎從此它就只能透過零散的分割面來傳達其無邊無際。甚至於有時候，從車站、通道或像皇宮殿的大玻璃看出去，這些原始天空顯得無能為力。但既然建築工程呈現出一種普羅米修斯的特徵，它就無法以改造自然作為藉口來忽略這個由應用所構成的「第二自然」本身經過的歷史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