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陲日本

．邊陲國家的自我認同與生存之道。
由「邊陲性」凸顯日本文化的特性，以「邊陲人」的心理狀態，探索「何謂日本人」。
處於地理學、地緣政治學的「邊陲」位置的日本，對日本人的特殊性具有深層的決定性作用。
．日本著名文化評論家內田樹代表作，被譽為「日本人論的金字塔」。
日本當代精神導師、腦科學權威養老孟司絕讚推薦。

右邊有「那個國家」，左邊則是「這個國家」，而我們處於他們之間的某個地方。唯有這樣，我們才能闡述自己的國家定位。唯有透過與他國的比較，我們才能談論自己。――內田樹

日本人是世界上最喜歡論述「自己國家特殊性」的民族，其國內以各種角度探討的「日本人論」多不勝數。日本人寫就的日本人論，多是面向國內，針對不了解日本國情的外國人所寫的不多，而本書即是專為外國朋友而寫，從地緣政治學的觀點揭示日本人獨特的民族觀及自我意識。
本書甫出版便成為日本年度暢銷書，被評為「日本人論的金字塔」。作者內田樹為日本著名的思想家與文化評論家，他從過去日本思想大家如丸山真男、澤庵禪師與養老孟司的論述中，重新提出「地緣政治學的邊陲性如何規範日本人的思維與行動」，即為本書命題。
過去日本人將中華文明當作世界中心，今日則視歐美文明為中心，無論在思想文化或政治經濟方面，日本人始終讓自己退居於邊陲之境。「邊陲民性格」已深刻地寫入了日本列島居民的民族同一性中，特徵就是「從起源處就落後了」、「自己不具有從零開始創造制度的能力」、「唯有透過與他國的比較，才能描繪自己國家的形象」。
即使經過明治維新的思想衝擊，日本人仍舊難以擺脫此一宿命――拚命地適應中心，卻無法自創中心。這種「對自身無能的自覺」、把外來知識奉為「正統」而貶低本土的現實，使得日本人的民族自尊心不斷被文化上「低人一等」的劣等感所糾纏。但相反地，也意味著對「學習」的強烈慾望。日本人似乎被賦予了一種民族才能，雖不擅長創新，但對於學習、模仿、改良卻非常在行。
作者內田樹以「大圖景」（big picture）式的全觀視野縱貫論述，再從「邊陲」視角來探討日本人國民性格的來源和形成歷程，及其對日本的政策制訂和制度設計的影響。透過「中心與邊陲」、「外來與本土」、「先進和原始」、「世界標準與當地原則」等空間遠近、開化遲速的對立為骨幹來「組織現實世界」，形成了日本人此時此刻的現實，欲從中重新找回自我定位，將是日本人不可迴避的國族課題。
※本書原書名：日本邊陲論

內田樹
日本思想家、文化評論家、武道家。一九五○年生於東京，東京大學文學部畢業，東京都立大學大學院人文科學研究科博士課程肄業。曾任神戶女學院大學文學部總和文化學科教授，現擔任該校名譽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法國現代思想、電影論、武道論等。著有《日本邊陲論》（獲二○一○年日本新書大賞第一名）、《當心村上春樹》、《老師了不起》、《下流志向》、《私家版．猶太文化論》（獲二○○六年小林秀雄賞）、《街頭媒體論》、《倒立日本論》（與養老孟司合著）等。

【推薦序】
推薦序／蔡增家 教授（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日本中心論，改變不了日本人的邊陲心態

有人說：地理位置形塑了一個國家的民族性格，這似乎是千古不變的歷史定律，也讓地理成為國家無法擺脫的政治「宿命」。

而抱持這種「地理宿命論」的人，常常會說：位處於寒冷北方的俄羅斯，因為長期與嚴峻的氣候搏鬥，形成不苟言笑的戰鬥民族，那是遊牧民族強悍不屈的表徵；然而，位在於列強環伺朝鮮半島的韓國，一直是中日俄大國相爭下的犧牲者，形成愛憎分明的恨文化，那是半島國家所無法擺脫的政治宿命。

這是從過去以來俄羅斯一直以擴大併吞領土，來滿足心理距離上的不安全感，而韓國卻存在著為了追求第一，以不擇手段來完成自身的大國夢。

另外，「地理宿命論」的人，也會說：位在於太平洋與亞洲大陸交接的台灣，因為看慣陸權及海權列強的送往迎來，形成多元包容的海洋文化，那是海洋國家特有樂天知命的樂觀心理；反觀，長期位處於亞洲大陸邊陲一角的日本，在日本海的天然屏障下，亞洲大陸的權力鬥爭，及半島的戰火綿延，似乎都與它無關，這形成一種既自卑又自大的島國文化，那是島國邊陲心理的最佳表徵。

這也是台灣從過去以來，一直習於外來政權的統治，而日本卻總是能夠以「旁觀者」的心態，來孕育出獨特的大和文化。

但，地理有時卻總是如此的捉弄人，它會讓地理中心淪為經濟的邊陲，而讓地理的邊陲，一躍成為經濟的中心，由此可見，地理的冷酷與無情。

例如，位在大陸與海洋中心的半島國家――韓國，應該可以善用自身的地理優勢，同時擷取大陸與海洋的經濟養分，讓自身一躍成為區域強權，但從現實面來看，韓國的近代史，卻有如一部被侵略的屈辱史，元朝的忽必略進攻日本要踏越朝鮮半島，日本進軍中國要先征服高麗王國，俄羅斯要進入太平洋則須先取得大韓民國，這讓韓國彷彿就如同大國刀俎下那塊柔軟的魚肉，也在強權勢力的政治劃分下，讓朝鮮半島成為一塊永久分裂的國家。

反觀，遠掛在亞洲大陸邊陲地帶的日本列島，在島國天然資源匱乏，以及距離經濟中心遙遠的劣勢下，應該會是一個經濟後進的國家，但從事實面來看，位處邊陲的地理優勢，卻讓日本免於亞洲大陸連年戰火的蹂躪，而日本海遙闊的地理天然屏障，也成為日本吸收大陸經濟文化的最佳過濾網，讓日本能夠輕易地擷取各國的長處，來補足自身制度上的不足，同時在島國的封閉性下，也確保大和民族的高度同質性，讓日本免於民族主義的政治分裂，在強權的「刻意」遺忘下，讓日本列島從明治維新以來，能夠在短時間之內，一躍成為亞洲的軍事與經濟強權。

只是，地理位置的中心與邊陲，真是一個國家所無法擺脫的政治宿命嗎？而「依賴理論」似乎再度強化了這種地理的意念與想像。

遙想在一九七○年代，來自巴西的社會學者卡多索（Fernado H. Cardoso），曾經以「中心―邊陲」的概念提出「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他以經濟強權的美國為中心，經濟後進的拉丁美洲國家為邊陲，中心國家以跨國公司為經濟手段，大量剝削邊陲國家低廉的勞力為生產工具，之後再將生產成品以高價輸入回邊陲國家，形成拉丁美洲長期對美國高度的經濟依賴，這讓鄰近美國的墨西哥，也不得不說出：墨西哥最大的地理劣勢，便是距離天堂太遠，但卻距離美國太近。

但，拉丁美洲的地理悲劇，似乎是無法套用在日本上，因為從過去以來，日本便把豐沃的亞洲大陸，當成是自己的天堂，而把鄰近的朝鮮半島，當成是進入中國的政治跳板，「中心」塑造中國與韓國成為近代史的悲劇，而「邊陲」反而成為日本無往不利的政治優勢。

只是，大家無法理解的是，日本如何利用地理的天然屏障，來過濾來自亞洲大陸的文化侵略，以保持「邊陲」的獨特優勢，讓自身成為亞洲的軍事強國？而在戰敗時，日本又如何擴大「邊陲」的概念，讓自身再度成為亞洲的「中心」？

內田樹這本《日本邊陲論》，便給了我們最佳的解答，他從意識、學習、思想及語言等四個面向，說明從過去到現在，日本是如何扭轉傳統地理中「中心」與「邊陲」的概念，既保存大和民族文化的獨特性，又發展出以政府為主導「發展國家論」的經濟成長模式。

日本人在表面上，也許從不承認自己是邊陲人，但在行為上，卻處處表現出對周圍漠不關心的邊陲人心態，這從日本人只希望自己成為「中等國家」的心態可以看出；而日本人也不時透過對外學習，來扭轉自身邊陲的處境，從明治維新時期，派出內閣大臣周遊列國學習英美法德俄各國新知的企圖心可以看出，而這種拋棄過去自我的學習效率之高，也令人咋舌。

那日本人究竟是如何善用自身的地理優勢，來讓自己成為亞洲的「中心」呢？內田認為有以下四種特性：

首先是把邊陲當成一種知識的過濾網，內田指出：日本人的學習，並非囫圇吞棗、漫無目的的學習，是具有功能性、工具性的學習，例如日本導入亞洲大陸的律令制度，但卻獨漏科舉及宦官制度，因為這兩者與日本的國風是相互違背的，而這時日本便會善用邊陲的地理優勢，假裝不知道有這種制度的存在，反正中間還隔著汪洋大海，這種學習機制，讓日本能夠學習國外新知，同時也適時保存日本傳統文化的精髓。

其次是透過技巧性的「無知」來扭轉自身的劣勢，例如在二次戰後，美國強加給與日本一部和平憲法，其中憲法第九條要讓日本不再具有軍事威脅性，而自衛隊則是要有效利用日本的軍事實力，面對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自相矛盾，日本卻選擇「停止思考」的無知策略，並把它歸咎於都是美國「強加」給日本的一種工具，而這種生存戰略，讓日本在外交政策上，能夠遊走於亞洲與美國之間，不但避免來自戰勝國的政治報復，也適時可以尋找時機再次進行國家正常化。

第三、是善用被害者的角色來重建軍事優勢，日本是當前世界上唯一受到原子彈襲擊的國家，因此，戰後日本政府便提出「不製造、不裝備、不引進」的「非核三原則」，但是美國為了自身的戰略利益，卻悄悄將裝備好的核武帶進日本港灣，日本雖然明知核武早已被帶進日本的事實，但卻以對外宣稱美軍在入港前，便已將核武解除的這種極不合理的方式，來將此事蒙混過去，而這可以讓日本在美國核保護傘下生存，也為日本將來重新成為核武大國，奠定穩固基礎。

最後是以擴大邊陲的方式來讓自身成為戰略的中心，日本雖然是亞洲的邊陲國家，但在明治維新之後，卻以「脫亞入歐」的方式，以亞洲白種人的論述，將地理界線延伸至歐美，而二次戰後，日本也再次以美日軍事同盟關係，以對美一邊倒的政策，將自身畫進美國亞洲戰略重心，這讓日本又再度成為抗衡共產勢力的「中心」，也成為美國在亞洲在平衡戰略上的重要一根槓桿，日本扭轉邊陲的功力，可見一斑。

當然，在日本的語言中，我們也處處可以看到日本處心積慮以「選擇性」使用，來讓邊陲成為中心，例如過去清末的洋務運動是強調「中體西用」的意識形態，但是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卻並未採取這種策略，利用平假名與片假名之間的區隔，把「真名」的地位拱手讓外來語言，而把本土語言視為一時、暫定的「假名」，而從日語的語言結構中，可以看出日本對於外來語中「強者」思想入侵的處理手法，似乎早已駕輕就熟。

地理邊陲，是一個無法改變的事實，就好像是中國與朝鮮，是日本搬不走的鄰居，如何與其和平共處，便成為日本從過去以來最重要的生存課題，而我們看到日本以陰奉陽違的方式，來取得對方的信任，之後再試著以不對稱的關係，來從中取得最大的利益，這是日本千古以來不變的生存戰略，就如同抬神轎，要選最輕的一邊，日本永遠是以借力使力的方式來扭轉自身的劣勢。

也因為身處於「邊陲」，讓日本能夠因禍得福，它可以在明治維新時期，遠離亞洲大陸的帝國主義入侵與割據，超英趕俄成為軍事大國，也可以在二次戰後，遠離美俄冷戰的軍事對抗，全力發展經濟而成為戰後的亞洲經濟大國。

只是，當前日本雖然在經濟上成為亞洲的中心，但這卻改不了日本人長久以來的邊陲心態，也改變不了日本身處於亞洲邊陲的地理事實。

推薦序 日本中心論，改變不了日本人的邊陲心態／蔡增家（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教授）
前言

I日本人是邊陲人？
「大敘事」的消失
東張西望的日本人
日本人為何無法像歐巴馬那樣演講
唯有透過與他國的比較，我們才能談論自己
用「我了解你」，當作戰鬥的手段
「受害者意識」的邏輯
「邊陲人」的心理狀態
對明治人而言「日本即中華」
當日本人不再是日本人時
那就邊陲到底吧！

II「學習」效率高的邊陲人
「美國的司馬遼太郎」
君之代與日之丸的根據
假借虎威的狐狸
從起源就遲了
閱讀《武士道》
開放而無防備的日本人
為何掃廁所是在修業
學習的精髓
《水戶黃門》的編劇藝術

III「機」的思想
必然存在遠方的睿智
天堂或地獄都無妨
「機」與「邊陲人的時間」
武道的「天下無敵」
何謂不樹敵的「我」
細膩地運用身體
「現有物」的「充分利用」
「學習力的劣化」
雖不理解，卻又理解
「不在世界中心」的前提

IV與日語共生的邊陲人
「僕」為何無法寫這本書？
「喂喂」所傳達的事
姿態高到不像話的人
日語的特性何在？
日語孕育了漫畫腦
「真名」與「假名」的使用區分
日本人的使命

結語
參考文獻

【內文試閱】
「邊陲人」的心理狀態

在此，我要嚴謹地為「邊陲」（日文：辺境）一詞下定義。「邊陲」是相對於「中華」的概念；「邊陲」的概念必須放在華夷秩序的宇宙中才有意義。
「中華皇帝」處於世界的中心，「王化」之光從該處往四方照耀。最近的地方，能夠充分沐浴在王化恩澤之下，稱為「王土」。稍微遠些、王化之光無法完全普照的邊境，是必須向中華帝國朝貢的「蕃國」，依地理位置分為「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再遠，王化之光就無法迄及了，那裡是陰暗的「化外」之境。從中心到邊緣，隨著文明程度遞減，也就越「陰暗」。居民們（在表述方式上）也越來接近禽獸。全世界都在這個同心圓式的宇宙規範之下。
華夷秩序的價值觀也體現在國名上。中華各個王朝都是一個字：秦、漢、隋、唐、宋、明、清，每個都是單名。相對地，四周的蕃國則以兩個字表示：匈奴、鮮卑、東胡、契丹、突厥、吐蕃等等。誠如各位所見，「奴」、「卑」、「胡」、「蕃」的前面都填上了有如化外魔境般豐富多采的漢字。
至於渤海、百濟、新羅、任那、日本之類，雖不至於是貶義詞，但就「國名是兩個字」的概念來看，可知仍被歸類在「夷」的範疇內。以此華夷秩序的位階而言，日本列島相當於東夷最偏遠之處。
而中華思想並非中國人獨有的宇宙觀，所有處於華夷的「夷」字之處者，也主動共享了這個宇宙觀。若沒建立把自己放在「邊陲」地位的習慣，該秩序就不會產生作用。
至少，日本列島長期以來都被中華皇帝視為朝貢國。朝貢國必須對皇帝行臣下之禮，交換條件是「國王」接受冊封（「冊封」意旨皇帝授予官位）。朝貢國範圍遼闊，有朝鮮、琉球、越南、呂宋島、暹羅、緬甸、巨港（中國古籍稱巴陵逢和舊港，位於印尼蘇門答臘島東部的城市）等國，遍及東亞和東南亞全境。
日本列島居民在那個被視為「東夷」的宇宙觀上首次署名同意，是距今大約一千八百年前的事。列島上的一個王者，針對自己確實支配這塊土地的事實，向中華皇帝尋求公開的認可，並且從皇帝那裡領受了該藩地自治區支配者爵位的封號，即名為卑彌呼的女王。
史書《三國志》的〈魏書‧東夷傳〉對倭人有大約兩千字的敘述，記載了彌生時代後期列島上的政治狀況。這是「邪馬台國」國名最早出現的史料。（或許當時的史家們在聽到對方自稱「YAMATO」時，為了音譯，便依據華夷秩序的命名規則，填上「邪馬」這兩個漢字吧）。根據這份史料可知：邪馬台國女王卑彌呼於西元二三九年朝貢魏帝，獲頒「親魏倭王」稱號，受魏帝正式的冊封。
日本列島居民登上世界史的最初事件，是獲魏帝認同其支配邊陲自治區的事實。在那之前，史實記載後漢光武帝曾授予「倭」王「漢倭奴國王」金印。該金印直到江戶時代才在福岡縣志賀島出土。研究顯示是西元五十七年之物。曾受封「漢朝屬國倭國，並獲頒一地方奴國國王封號」的歷史事實，我們卻幾乎無從知悉。
關於日本列島民族意識的發生，暫且可說：當此處最初的政治單位出現時，支配者的自我意識是實際掌理極東藩地的諸侯之一。換言之，列島的政治意識是從邊陲民的自我認識中出發的。
從後來與中國交涉的幾件史事，可看出我們政治意識深化與成熟的過程。首先，從聖德太子致書隋煬帝之「事件」，可窺見列島居民如何內化華夷秩序。
眾所周知，當時本國致書隋煬帝，以「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開頭。這種書寫方式是以「對等外交」為目標。史書記載，隋人讀後因對方無禮之至勃然大怒。想來聖德太子不大可能出於政治意圖，刻意挑釁隋朝，以引發外交危機。為學習先進文明，在太子派遣的遣隋使中，有諸多留學生與留學僧，可見他對於雙方文化水準的差距，有著十分的自覺，必然也熟悉外交文書之禮儀，知道中國只以接受臣屬國朝貢並賜予恩賞之規則與周邊諸國來往。因此，這種「對等」的表述，應該蘊含著某種「深意」。而那究竟是什麼？
在此，我想提出一個大膽的假設。我認為這是相當高明的外交手段，也就是佯裝不懂對方的通信規矩。假裝不懂對方的遊戲規則，「只取實利」，是日本人自那時起至今仍愛用的傳統外交戰略。
例如明治維新後，新政府透過對馬藩主告知李氏朝鮮，我國已改換政體之事。朝鮮對此並無回覆，他們以書寫有誤為由拒絕受理。據說，他們對於「本國日前因時勢驟變，政權統一歸奉皇室」此敘述中「皇室」的寫法甚感無禮。李氏朝鮮自太祖李成桂以來長達五世紀都接受明、清王朝的冊封，並且自稱「小中華」、「東方禮儀之國」，華夷秩序內化的程度相當深。從他們的角度來看，除了清朝皇帝以外，並不存在所謂的「皇」。不料比朝鮮半島更邊陲的藩地竟敢自稱「天皇」，失禮的程度令其瞠目結舌。
從「日出處天子」和「皇室」之例，我們可知日本和朝鮮對於華夷秩序的內化程度有相當大的差距。長久以來，朝鮮都將日本斥為「蠻夷」，其中一個原因是列島居民都是「鄉下人」，不懂華夷秩序的規則。（是真不知，還是佯裝不懂？）按理來說，應該對朝鮮老大哥表示相當敬意才對，偏偏我們怠忽於此。司馬遼太郎曾這樣寫道：

直白來說，李氏朝鮮自我定位為分家之王，對中國皇帝行本家之禮。地理上身處蕃國，但因信守儒教之故，思維模式也隸屬大中華的一部分。
正因如此，朝鮮儒教對華夷秩序的位階非常敏感。照此邏輯，日本當然必須是他們的蕃國，卻膽敢不對名為朝鮮的中華行朝貢之禮。如此，便歸結出日本無知之至的形式論觀點。

自古以來，朝鮮自恃文明，將日本貶為蠻族，但這並不是以歷史事實為基礎得到的結論。並非倭寇侵略沿岸部，豐臣秀吉入侵朝鮮，才讓這個評價固定下來，而是就宇宙論來說如此。換言之，只要日本列島被歸類在華夷秩序的「藩地」內，形式論上，一切行為都會被貼上「無知」的標籤。日本人想做的任何事情都會因為無知而被視為錯誤。這是在華夷秩序意識形態下不證自明的結論，而日本人也一直知道自己是被如此看待的。
列島是「遠在王化之光無法迄及的邊陲之地」。若要依中華風行事，會有各種繁瑣的「正式」規範，但因情報不通，不知怎麼做才得當的藉口就成立了。這是對誰用的藉口不得而知，反正只要「佯裝不知」，依我方好處自行其是便可。這一點倒可視為身處邊陲者才有的優點。
足利義滿在外交文書上自稱「日本國王」的「疏失」，也可解釋為在此語境下才有的思維。「日本國王」是日本列島支配者的稱號，理論上隸屬天皇管轄的官位（天皇是否會如此自稱是另外一回事），但足利將軍卻自稱為王。足利義滿「征夷大將軍」的稱號，在位階上意味他受天皇的委託，代管軍力，屬於軍事官僚。然而，為了與明朝通商貿易，自稱「日本國王」，這是一種假稱上位官階的「詐騙」行為。足利將軍身為天皇的部屬，卻詐稱「日本國王」，對明朝皇帝行「臣下之禮」。不論對天皇或明朝皇帝都是大逆不道的行徑。好比一個當課長的人佯稱自己是「社長」，跑去和客戶談生意。不知這是為了表達深切的敬意，還是把對方當白痴耍弄呢？當時，室町幕府是在怎樣的討論之下做出如此決定，我已無從推測，唯一可知的是他們「無意真心對中華皇帝行臣下之禮」。
德川將軍在應對朝鮮通信使時（間接來說，就是對中華皇帝），最初也自稱「日本國王」，中途一度改為「日本國大君」，後來又改回國王。政體本身絲毫未變，稱號卻改來改去；一下自稱日本列島國王，一下又改為其屬下。既令人費解，也對對方不敬。不過，日本人自己似乎無所謂（可能明知如此卻又故意）。
直到幕府末年為止，日本人確實不太在意面對外國人時國家元首是誰的問題（事實上也沒必要在意，因為一直處於鎖國狀態）。幕末時，長州藩和英國、法國、荷蘭、美國之間發生了下關戰爭（1863-64）。採取攘夷主義的長州藩在下關砲台轟炸航行中的外國船隻，激怒上述四國出動陸戰隊並且佔領砲台。當時的媾和條件包含三百萬美元的賠償金，但請款對象並非長州藩，而是德川幕府。幕府當然不願意支付這筆錢，但因形式上這是幕府履行朝廷命令，向諸藩提出攻擊「洋夷」的要求，因此，為了貫徹將軍即國王此一虛構身分，終究還是必須賠錢了事。（據說，後來幕府出了一半，剩餘的由明治政府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償還。）
同時期的一八六三年，薩摩藩與英國開戰。兩萬五千英鎊的賠償金最後也是幕府代墊的。薩英戰爭之所以發生，乃因薩摩藩士斬殺了橫越大名行進行列的英國商人，史稱「生麥事件」（1862），此時十萬元英鎊的賠款也是由幕府埋單。
我對這種時候幕府「不情不願地賠款」感到頗有興味。征夷大將軍自稱「國王」若有利可圖（確實有，因為可獨佔對外貿易），那就是一門「好買賣」。但假如得一直替人擦屁股，就變成「虧本生意」了。德川慶喜的「大政奉還」乾脆得令人好生意外。元首的身分「輕如鴻毛」，或許可說是親魏倭王以來的傳統吧！反正蕃國「東夷」之王究竟何許人也，對方也不太在意。既然如此，提出來的名字是誰都無關緊要，重要的是實利。（類似情形也發生在「版籍奉還」時。舊藩主們開開心心地拋棄了藩主稱號，改列華族，定居首都。這樣不但可免除操持國務的政治責任，還能獲得現金收入的保障。）
我的思維可能有些扭曲，但能否試著這樣想：接受華夷秩序「東夷」的定位，讓列島居民在政治與文化上得到自由發展的機會。朝鮮自詡「小中華」，因堅持必須要「完似本家」，故在政治制度與國風文化上未能發揮真正的原創性。相對地，王化之光無法迄及的日本列島，反而因此得到空間：用符合本土的方式去加工、發展文物制度（是否被允許我們不得而知，也許是自作主張）
例如，日本導入了中華本土的律令制度，卻獨漏科舉和宦官制度。但這並非對其適當性做過充分討論，只是感覺好像和「我們的家風」不合，故假裝不知道有該制度的存在。我們不特意去反對，也不武裝足以否定它的理論基礎，就只是佯裝不知而已，反正中間還隔著汪洋大海。
我認為，這種國際關係中微妙（大概來自潛意識）的「不嚴謹」，或許是身處邊陲的功勞之一。我們先在遠方擬定一個「世界的中心」，自我設定在邊陲，以確保宇宙秩序上的安全感。同時卻又翻轉此一劣勢，配合自身處境行事。有時我會認為：這種陽奉陰違的做法正是邊陲民顯著的精神特徵。日本在一九四五年戰敗後，逆勢操作這種「宇宙秩序的劣勢」，專注於追求自身的利益。這樣的生存戰略後來確實讓我們獲得歷史性的成功。
日本人在九條與自衛隊「矛盾」上採取的「思考停止」策略，也體現了這種狡詐智慧的一環。九條與自衛隊都是戰後美國「強加」給日本的東西。九條的目的是要讓日本不具軍事威脅，自衛隊則是為了有效利用日本的軍事力量，兩者都有助於美國的國家利益。因此，九條和自衛隊與美國國家政策毫無衝突。此二制度的政治意義是命令日本「成為一個非但在軍事上無害，甚至對其有益的國家」。換言之，就是迫使日本成為美國的軍事屬國。
對任何人來說，這都是再明確不過的訊息了，日本人卻刻意曲解成彼此矛盾的概念。改憲派與護憲派都掐著對方的脖子拚命爭辯，說九條與自衛隊無法兩立。至少就我所知，沒有任何政治人物提出這兩個制度毫無矛盾的見解。透過技巧化的無知：堅持美國這既合理又具一貫性的對日政策是「矛盾」的，讓日本得以在戰後長達六十五年的時間，都毋須面對自己其實是「美國軍事屬國」的創傷。
我認為這是一種狡猾的政治手段。但這並非偶然、單一事件，而是從「日出處天子」以來，邊陲人「佯裝不知」演技的變奏。我們做得到「那種事」，而且幾乎是出於潛意識就做出來了。
「非核三原則」也是典型的事例。政府提出「不製造，不裝備，不帶進」三項原則，美國軍艦卻無視於此，把裝備好的核武帶入日本港灣。日本政府卻用不合常理的理由將此事蒙混過去，宣稱美國在「入港前已將核武移除了」。無論政治人物、官員和媒體都很清楚核武「被帶進日本」的事實，卻一致地佯裝不知。只要表現出「日本是一個對美國言聽計從，很好騙的蠢國」，就化解了非核三原則與美國夾帶核武之間的「衝突」。一般人是不會這麼做的（與其說不會，其實是做不到）。我的意思是：任何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都無法「明知正在受騙，卻假裝不知道，以便將更棘手的問題往後推遲不用處理」。如此複雜糾結的技巧也只有日本人才做得到，其他國家是沒這個本事的。
非武裝中立論亦如是。歷史上從未有過以非武裝為國是來求生存的國家。但這種非現實性的政治策略，在日本國內卻獲得一定程度的支持，因為「缺乏世界常識」就能夠獲得立即的現實利益。（戰後六十五年間，我國軍人未曾在他國領土上殺過任何一個外國人，此一事實確實為日本帶來有形與無形的政治利益。）把「非現實」技巧化的「現實主義」，佯裝「無知」的「狡知」，確實是有可能的。重點是：幾乎能在潛意識中操作這些技巧的，除了日本國民以外還有誰？
相反地，若因某種理由需要舉國上下一致努力時，我們必會採用「怎麼可以一直當這種沒常識的土包子」、「我們竟然落後世界標準這麼多」的說法。而這種恫嚇之所以有效，乃因全體國民都有我們偏離世界標準的共識。日本人使用的「遁辭」和「檄文」只有結論不同，前半段都是一樣的。
每一次，我國都能根據自身處境的需要，在「身處華夷秩序邊陲」這個同樣的前提下，引導出全然相反的結論。
身為「邊陲民」是全日本人共有的前提，這是我們無法否定的事實。因為若要否定這個宇宙論，必須另行建構規模相同，能與之對峙的宇宙新秩序。但我們卻缺乏足以涵攝整個東亞世界、獨樹一格的宇宙論。無論過去或現在，日本人都不曾有過自己的宇宙論（而且未來恐怕也沒辦法）。
當然，這並非意味日本人不曾夜郎自大地說「我國才是世界的中心」（事實上還真有過多次），問題在於那只是逆轉中華思想的框架罷了。自稱「日本是光明的中心，中國和朝鮮等乃蒙昧蕃國」時，我們上下翻轉的，仍是原有華夷秩序的圖式。「皇化」之光從中心擴展到全亞洲的說法，依然是直接複製過往的敘事架構。從神功皇后的「三韓征伐」到日華事變，列島居民侵略朝鮮半島和中國大陸的次數不及備載，但並非因為我們另外建構了足以和中華思想抗衡的原創性宇宙論，每一次都仍是華夷秩序內部的事件而已。
例如，豐臣秀吉心懷壯舉，想藉李氏朝鮮「帶路」，進攻並殲滅明朝。他那侵略中華本土的軍事艦隊與「逐鹿中原」的圖像，規模確實宏偉壯大。豐臣秀吉心裡盤算著把明朝消滅，將後陽成天皇迎往北京，在那裡建立一個新的征服王朝。這個戰略本身和蒙古、女真或滿族過去的作為如出一轍。歷史上，邊陲人已有多次制霸中央的經驗。邊陲蕃族入侵中華建立王朝，再生華夷秩序的過程，就是華夷秩序的動態構造。因此，設若豐臣秀吉討伐明朝的行動成功了，也只是新誕生一個名為「日本族」的王朝而已；原本華夷秩序的宇宙論，仍絲毫不受動搖。
假如邊陲人真想超越中華思想，從華夷秩序的魔咒中解放出來，那麼，唯有創造一個異於「中心VS邊緣」敘事的新物語才行。但也並非全然原創的東西不可，「互為平等夥伴的合縱連橫關係」或「共享綱領之某種鬆散集團」都行，甚至，「強人領導的統合與救濟模式」也沒問題，凡人類史上曾用於集團統合的任何敘事型態皆可。總之，假如能建立自己的世界戰略，跳脫「中心與邊陲」的概念，日本列島的居民應該能從深刻內化的「邊陲人心理狀態」中解放才是。可惜我們終究做不到這一點，始終無法用異於「中心VS邊陲」的概念來論述我國的起源與使命。雖然，其間並非沒有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