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現代主義與史學研究(修訂二版)

中央研究院副院長黃進興院士

【後現代主義與史學研究】全新改版

在二十世紀後現代主義的浪潮下

西方傳統史學節節敗退、面貌全非

　與之相應的是逐步興起的後現代史學新論

西方史家如何回應這場後現代主義的挑戰？

★詮釋「後現代主義」與「歷史學」的史學研究集大成者

★中央研究院副院長──黃進興院士後現代史學研究精華

★一部梳理西方史家如何回應後現代主義浪潮的經典之作

十九世紀是西方史家的黃金年代，史學網羅各個領域，是各個學科的重要泉源，而以科學史學著稱的蘭克史學，更是當時史學界的核心。然而，當二十世紀的後現代主義來襲時，史學界的形勢驟變，轉而成為眾學科的「附庸」；後現代學者宣稱的「歷史之死」宛如喪鐘般，迴盪於史學界中。 

「後現代主義」是何方神聖？歷史學如何受到後現代主義影響？

◎傳統史學的蛻變──後現代主義下西方史家的回應

二十世紀下半葉，發軔於建築、藝術等領域的後現代主義席捲史學界，本以為只是學術史上尋常的新舊交替，後現代主義卻是要全盤否定史學的存在！換句話說，在後現代主義者的眼中，講求史實的西方傳統史學將不復存在，甚至認為「歷史」不過是史家的語言遊戲。面對後現代主義的挑戰，西方史家如何應對？

書中即以西方史家對後現代主義的回應為核心，闡述在「歷史之死」的後現代主義環境下，西方傳統史家如何抵禦後現代主義，並從中吸取理論、化為自用，為歷史學拓展出不一樣的道路。比如被視為後現代史學發源的海頓．懷特(Hayden White)，又或是有著「後現代史學祭酒」之名的傅柯(Michel Foucauli)。

在西方史家的奮鬥之下，熔後現代主義與歷史學的「後現代史學」問世，它逐漸脫去蘭克史學以來的實證史學，接納虛構的歷史。看似為史學開拓了新領域，卻也令史學陷入真實與虛構的拉扯之中。

因此，本書試圖檢討後現代主義對史學的影響，並梳理西方史家在這場衝擊之下，如何熔後現代主義與史學研究為一體、拓展史學新道路，帶領讀者一探後現代主義與歷史學之間的羈絆與聯繫。

◎中國近代史學──「新史學」的誕生與來自西方史學的危機

除談論西方史家與後現代主義的關聯外，本書亦兼顧中文讀者的閱讀背景，從中參以中國史學議題，並援引西方史家的理論概念，為讀者梳理中國近代史學的轉變。

在清末變局之下，標榜著「經世致用」的中國傳統史學受到極大的打擊，正當眾學者手足無措時，梁啟超以「新史學」為名號開史學改革之先，引入十九世紀西方史學中的「實證主義」，以史料為史學、改革中國治史方式。本以為能繼續地順利承繼西方史學，然西方史學界在十九、二世紀時同樣陷入「歷史主義危機」中，再加上以史料為核心的治史改革，使中國傳統史學從正統學門，逐漸流於單一的「史料學」。在此種情景之下，中國史學該如何發展呢？

黃進興

中央研究院副院長、院士。
研究中國近世思想史、宗教文化史、西方史學理論，著有《歷史主義與歷史理論》、《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聖賢與聖徒》、《從理學到倫理學》、《學人側影》等書，著作有英文、日文、韓文等多語譯文。

修訂二版序

  據出版社告知，拙作擬再版，故要求略加修訂。以下則就本書的際遇，略書數語。拙作繁體字版原刊行於臺北2006年；兩年後，北京三聯書店復發行簡體字版；不意竟獲彼岸前輩學者謬讚，謂拙作「對這些學者的理論及其影響的論述，不是停留在表面，而是直透根底，國內學界總體上無出其右者。」蓋乃不虞之譽。 

或許緣此之故，對岸標竿學誌──《歷史研究》方邀請我撰述〈後現代代主義與中國新史學的碰撞〉(2013)一文。按西方學風瞬息萬變，常令局外人目眩神移。曾幾何時，後現在主義的思潮從風吹草偃之姿，逐漸平息，甚或部分已消融為主流意識，而視為當然爾。拙作的評價則不免毀譽參半。從甫刊行，即受到少數前輩學者的側目，認為後生小子逐風競異，殊不可取。另方面，我之前的導師陶晉生院士，則勉勵有加，鼓勵我寫成英文，因為我的表達方式，概念性太鮮明，並不太適合中文歷史學界閱讀。但是由於精力有限，我並沒有進行這項工作。

取而代之，則是2015年應臺灣師範大學，及2016年北京大學之邀，發表了〈歷史的轉向：二十世紀晚期人文科學歷史意識的再興〉，上述兩篇論文最後均收入近作《歷史的轉向：現代史學的破與立》（香港中文大學，2021、臺北允晨公司，2022）之中。有興趣的讀者容可取閱，其中的變化則不再贅述。

總之，鑑於數十年學風的變遷，個人有項心得與觀察，可與讀者分享。縱使探討固有的史學，取資異文化作為參照系，往往令人一新耳目，啟發良多。 

回溯我的史學涉獵始自《歷史主義與歷史理論》(1992)，終迄《歷史的轉向》(2021)，加上本書(2006)，恰構成個人史學探討的三部曲，投入時間綿延逾四十年，經歷了不同史學浪潮的起伏。於今回顧，不失為極具樂趣的智識之旅，敝帚自珍，但願與本國史學工作者共勉之。又拙作再版訂正，承蒙林易澄博士協助以及陳盈靜女士的訂正，謹此一併致謝。

黃進興謹誌於南港中央研究院 

2022年11月1日  

「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 係世紀末西方文化的一個殊相。它包羅萬千，且無雅俗之分；在學術上，更跨越各個領域，是故要賦予一個簡單的定義，並非易事。

按「後現代主義」較早見諸文學與建築評論。惟觀之後續的發展，卻非該領域可以矩矱。基本上，「後現代主義」為衍發性的概念(evolvingconcept)。時序上，發軔於上一世紀50 年代的建築、藝術與文學的評論，1960 年代則在思想與哲學園地發榮滋長，1970 年代以降，便席捲社會科學；而作為一門古老的學問，史學則殿其後，方受波及。

正由於各個學科的開展，前後不一，「後現代主義」的意涵遂無時無地在遞變，以致甚難捉摸。即使就較早的發祥地而言，建築與文學的步調並不齊一，甚至有南轅北轍的現象。例如：建築係由形式轉向裝飾與敘事，但文學卻趨向純粹的形式主義。之所以有如此的歧異，追根究柢在於各個領域所認定的「現代主義」(modernism)，頗有出入，導致繼起者「後現代主義」竟有不同的面貌。

本來學術史裡頭，典範更迭、新舊交替原非新鮮事，而「江山代有才人出」更是司空見慣。惟「後現代主義」的出現，卻迥異於先例。它志不在修正或取代前身，而是要全盤否定該學門存在的根由。這些後現代小子競相宣布：「藝術之死」、「文學之死」、「哲學之死」，史學雖一時負嵎頑抗，終究難逃噩運。舉其例：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 於1969 年刊行了《知識考古學》(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該時的書評者立謂「敲響了歷史的喪鐘。」似乎唯恐天下不亂。而後現代主義者動輒招致「歷史殺手」的惡名，恆是實情。

其實，已逝的過去(the past) 何嘗有死生可言，這些後現代主義者主要意謂傳統意義下的史學業已不存；他們堅稱逝者如斯，歷史的符碼無復負載真實的過去， 史學道破了只是擬像(simulacra) 或語言遊戲罷了。遵此，史家所使用的語言取代了歷史的事實，驟成史學首要考察的課題。若此「語言的轉向」(the linguistic turn)，不禁令人掛心作為學術訓練的實證史學是否氣數已盡？

史家對後現代理論的反應， 最典型莫若艾爾頓(G. R. Elton, 1921-1994)。他堅守「史料至上」的觀點，而對時下的理論（尤其後現代理論）加以冷嘲熱諷，至謂馬克思主義(Marxism) 與解構論(deconstruction) 的結合彷彿「伏特加(vodka) 摻入迷幻藥(LSD)」，一發不可收拾。他並把傅柯、德希達(Jacques Derrida, 1930-2004) 等人歸類為「理論販子」(theory­mongers)，對懷特(Hayden White, 1928-2018) 亦不假辭色。艾氏原以維護正統史學自居，他之所以義憤填膺是可理解的。他且堅信後現代理論宛如時尚，可預言的：若非倏忽隨風飄逝，即被另個極端的流行所取代；但史家必須學有所本（史料批評），切不可捨本逐末，為之目眩神搖。

義籍微觀史家(microhistorian) 京士堡(Carlo Ginzburg, 1939- ) 尤力挺實證史學，直斥德希達的學說為「廉價的虛無主義」(cheap nihilism)；他認為任何形式的懷疑論只會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甚不值史家一顧。老牌史家史東(Lawrence Stone, 1919-1999) 亦呼籲史家應並肩作戰，對抗日益囂張的「理性逆流」。但他們的奔走，並未能抵擋後現代主義的侵襲；反而因為聚光效應，後現代史學有愈演愈烈之勢。這由後現代的用辭充斥了坊間的史學論文可見一斑；舉其例：「文本」（text，巴特）取代了「作品」(work)，「論述」（話語）（discourse，傅柯）取代了「解釋」(explanation)，「空間」(space) 或「場景」(occasion) 取代了「時間」(time)，「間斷性」(discontinuity) 取代了「連續性」(continuity)，「解構」（deconstruction，德希達）取代了「結構」(structure)，「修辭」（rhetoric，懷特）取代了「論證」(argument)，「書寫」（writing，德希達）取代了「闡釋」(interpretation)，諸如此類，不勝枚舉。最後竟連原處邊陲地帶的中國史、臺灣史皆受波及。

總之，激情的吶喊，並無法取代理性的思維。史家若不想隨波逐流，亦不想坐困愁城，猶得冷靜面對後現代主義嚴峻的挑戰，方不致進退失據，籌措無方。以下則嘗試選取若干與史學相關的後現代主義者，擬先略加疏解，再評估其優劣得失，期得正視後現代主義，並稍作回應。

循此，下文擬先檢討傅柯。傅氏兼有理論與實踐的長材，素被目為後現代史學的標竿人物，其影響居高不下。其次，則擬欲討論懷特。懷氏的歷史語藝學(poetics)，為「歷史若文學」扳回一城，不但改變了傳統史著的評估標準，尚且道出寫作風格，方是史學優劣的喫緊處。該章純由「史學」的角度，以評介懷特的功過得失。另方面，第六章則改從「歷史哲學」的觀點，重新勾勒懷特如何催生「敘事式歷史哲學」(narrative philosophy ofhistory)，以解消傳統「分析式歷史哲學」(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的命題，並成為新時代歷史哲學的表率。此外，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 的「作者之死」，則拋出迥異於往昔的資料或史實的閱讀角度，令人為之側目。無獨有偶地，德希達的「解構」及「書寫」概念，進而摧毀了「史源中心觀點」，試圖建立嶄新的歷史進路。

本書末章則對後現代史學做一個提綱挈領的報告，希冀上述的反思可涵蓋後現代史學的動向，並掌握其精神。最終的附錄部分，則是供出個人關懷後現代史學的底蘊，但願所謂的「雙重危機」並非無的放矢，故作聳人聽聞之辭。末了， 必須稍作說明， 本書的篇章每取蘭克史學(Rankeanhistoriography) 破題，著眼點即是：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 素被目為現代史學的奠基者，其所招致的影響至被媲美為史學上的「哥白尼革命」(Copernican revolution) 。自蘭克以下，近代史學雖幾經翻轉，惟直迄二十世紀中葉， 力倡觀念史學的柯林烏(R. G. Collingwood, 1889-1943) 猶懼其「陰魂未散」，不敢掉以輕心。而後現代史學亦常援蘭克史學為對照面，職是之故，必須預作交代，方能求本探源，彈無虛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