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主義

影響美國社會與人文學科領域最普遍與最深遠的一股思潮，毫無疑問是「後殖民主義」，本書作者薩依德則為此思潮公認的兩位「先知」之一。
《東方主義》是薩依德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本書樹立了新基準，供人探討西方對阿拉伯世界與伊斯蘭世界的偏狹觀點。

後殖民論述經典
薩依德的《東方主義》於一九七八年出版，引起廣泛的迴響與不同立場的批評爭議，並陸續被翻譯為日文、德文、葡萄牙文、義大利文、土耳其文等版本。
薩依德的論述，其影響力甚至從中東、伊斯蘭世界到非洲、南亞、中南美洲等地，有如骨牌效應，成為文化論述的重要著作、後殖民主義思潮之經典，也影響了整個西方對東方的研究方向與思考態度。
《東方主義》是一本有關歐美如何看待中東、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的兩百年學術傳統的權力與想像的研究。
薩依德以葛蘭西的「文化霸權論」及傅柯的「知識／權力論」為其論述的基礎，將東方主義者在全球性的網絡中，所建構的西方殖民勢力對東方世界權力的支配、知識再生產之霸權架構、殖民與被殖民者、西方與東方之不對等權力關係及主奴式的霸權體系一一展演於前。
他進一步分析西方對伊斯蘭世界及近東研究的東方學文本與作者，主要內容從殖民的政治建制、東方學專家的學術生產事業、與有關文學創作和通俗報導方面，來釐清剖析西方對東方的東方化想像與現實東方的差異；同時，也分析了東方主義的遞變與歷史轉型，為東、西方多年來的文化交流做了鞭闢入裡的多元詮釋。

作者簡介

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

當代最具影響力的文學與文化評論大師、後殖民思潮先驅、也是一位特立獨行的集大成人物。薩依德1935年出生於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1950年代赴美國，取得哈佛大學博士，1963年起任教哥倫比亞大學英國文學與比較文學研究所，這位知名的巴裔美籍學者，也公認為是巴勒斯坦獨立運動在西方最雄辯的代言人。2003年9月25日薩依德因白血病逝世。
薩依德著作等身，尤以「中東三部曲」：《東方主義》（Orientalism）、《巴勒斯坦問題》（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遮蔽的伊斯蘭》（Covering Islam）開啟「東方學論述」場域，影響了整個西方對東方研究的思考與研究的方向。薩依德尚著有《世界、文本與批評者》（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薩依德的流亡者之書》（After the Last Sky）、《文化與帝國主義》（Culture and Imperialism）以及他的回憶錄《鄉關何處》（Out of Place）等書。

譯者簡介

王志弘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花蓮師範學院與世新大學兼任助理教授、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

王淑燕

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

莊雅仲

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美國杜克大學文化人類學系博士、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教授。

郭菀玲

台灣大學外文所碩士。

游美惠

美國猶他大學社會學博士、花蓮師範學院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副教授、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教授。

游常山

美國猶他大學教育碩士。

校訂者簡介

傅大為

清華大學歷史學研究所教授、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所榮譽教授。

廖炳惠

美國加州大學比較文學博士、清華大學外語系教授。

蔡源林

美國天普大學宗教學博士、南華大學比較宗教研究所助理教授、政治大學宗教所副教授。

〈2003年新版序〉後九一一的省思：為《東方主義》二十五週年版作◎薩依德

英文版相關評論
〈導讀1〉薩依德與《東方主義》◎蔡源林
〈導讀2〉西方眼中的東方◎廖炳惠
〈翻譯校訂序〉翻譯在東方◎傅大爲

緒論

Ⅰ東方主義的範圍

1認識東方
2想像的地理和其再現：東方化東方
3計畫
4危機

Ⅱ東方主義的結構與重構

1重畫疆界，重定議題，世俗化的宗教
2沙錫和雷南：理性人類學與語源實驗室
3東方住所和東方主義學術：辭語學與想像力兩大要點
4英、法兩國的不同朝聖之旅和朝聖者

Ⅲ當代的東方主義

1潛隱與明顯的東方主義
2類型、專業與看法：東方主義的世俗性
3現代英、法東方主義的極盛時期
4晚近發展面面觀

後記：為一九九五年版作

中英索引

【內文試閱】
〈2003年新版序〉
後九一一的省思：為《東方主義》二十五週年版作
╱薩依德（閻紀宇譯）

編按：《東方主義》自一九七八年問世以來，備受討論，迄今世界各地已有三十六種語言的譯本。在二○○三年的最新版本中，特別增訂為本書出版二十五週年而寫的新序，作者薩依德針對後九一一及美伊戰事激盪的新局勢，重申人文主義精神的要義。

九年之前，一九九四年的秋天，我正在為《東方主義》寫一篇後記，試圖澄清我自認說過或者未曾說過的話語。我要強調的不僅是此書自一九七八年出版以來引發的百家爭鳴，還包括像這樣一部論述「東方」諸般呈現的作品，是如何讓自身成為各種錯誤呈現與錯誤詮釋的繁衍溫床。今日情形雖然依舊，但我發現自己的感受與其說是惱怒，不如說是諷刺，這正顯示了年歲對我的影響；此外我的期許盼望與教育熱忱日漸低落，也是步入老態龍鍾的常見徵兆。最近我有兩位主要是知識上、同時也是政治與個人方面的導師―伊克巴．阿合馬（Eqbal Ahmad）與易卜拉欣．阿布―路高德（Ibrahim Abu-Lughod，本書的題贈對象之一）―相繼辭世，帶來了悲傷，失落與消沉，但也激起一股繼續前進的頑強意志。這並不是一種樂觀心態，而是對於正在進行且無窮無盡的解放與啟蒙過程，繼續保有信心：在我看來，這種過程為知識份子的天職指出了方向。
儘管如此，我還是覺得訝異，《東方主義》至今居然仍備受討論，而且迻譯為世界各地的三十六種語言。感謝我的摯友與同仁蓋比．彼得伯格（Gaby Peterberg，先前任教以色列的本古里昂大學〔Ben Gurion University〕，目前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教授的努力，《東方主義》終於有了希伯來文譯本，並在以色列讀者與學生之間引發熱烈的討論與爭議。此外，越南文譯本也在澳州方面的協助之下出版，我希望這麼說不致於太狂妄：中南半島的知識界似乎已打開空間，準備面對此書的諸多命題。無論如何，身為一位從未夢想到自己作品會如此風行的作者，我欣然得知：各界對我書中努力成果的興趣並未完全消失，尤其是在眾多殊異的「東方」地域。
當然，興趣並未消失的一部分原因在於，中東地區、阿拉伯人與伊斯蘭教至今仍激盪出巨大的變化、抗爭、論戰以及我振筆疾書的此刻正在進行的：戰爭。如同多年前我曾說過的，《東方主義》產生於基本上―甚至是激進地―擾攘動蕩的背景環境。我在回憶錄《鄉關何處》（Out of Place, 1999）中描繪了我成長過程歷經的幾個奇特與矛盾的世界，為我自己與讀者詳細記述影響我一生的巴勒斯坦、埃及與黎巴嫩的成長背景。但《鄉關何處》是非常個人化的記述，並未涉及我從一九六七年以阿戰爭以來的政治參與，在那場戰爭的餘波蕩漾（以色列軍隊至今仍佔領巴勒斯坦領土與戈蘭高地）之中，對我這一代阿拉伯人與美國人至關緊要的抗爭語彙與重大理念，似乎仍綿延不絕。然而我還是要再次強調，本書以及我在這方面的思想工作，大體上都要歸功於我的大學學者生涯才能夠實現。雖然經常遭人詬病，但美國的大學―尤其是在我執教的哥倫比亞大學―依然可以讓思想與研究以近乎烏托邦的方式進行，這種地方在美國已經所剩無幾。我從未教授過任何中東方面的課程，在學術訓練與實際事業中，我都是一個主要以歐美人文學術為本行的老師，一個現代比較文學專家。大學校園以及兩個世代以來，我與第一流學子以及優秀同仁共度的教育工作，使我能夠實現這本書中深思熟慮的分析研究；此書雖然與當下世事密切相關，但仍舊是一本論述文化、理念、歷史與權力的作品，而非中東政治的泛泛之論。我自寫作伊始就抱持這種想法，至今日依然凜然於心。
然而《東方主義》還是與當代歷史混亂的動態發展密切相關，因此我在書中強調，無論「東方」這個詞語抑或「西方」這個觀念，都不具備任何本體論層面的穩定性，兩者都是由人為的努力構成，是對於「他者」（the Other）的斷定與確認。這些最高層虛構容易受到操控，容易被集體熱情組織起來，事例在我們這個時代再明顯不過，鼓動恐懼、仇恨、憎惡、死灰復燃的自尊與傲慢―諸多涉及伊斯蘭教及阿拉伯人與「我們」西方人之間的壁壘分明―竟是規模非同小可的事業。《東方主義》開篇就是一段一九七五年對黎巴嫩內戰的描寫，那場內戰結束於一九九○年，但暴力與險惡的流血事件直至此時此刻仍未止息。我們看到奧斯陸和平進程的失敗，第二次巴勒斯坦起義抗暴（intifada）的爆發，約旦河西岸與迦薩走廊的巴勒斯坦人遭到以色列再度入侵之苦，以軍用Ｆ―16戰機與阿帕契（Apache）攻擊直昇機對付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目的是一種集體懲罰。自殺式炸彈攻擊行為全然展現其恐怖的破壞力，當然，最為血腥殘忍、猶如世紀末的事例就是九一一事件以及隨之而來的阿富汗戰爭與伊拉克戰爭。當我寫下這些字句的時候，英國與美國正在對伊拉克進行非法、未經授權的帝國主義侵略佔領行動，其後遺症將是大規模實質破壞、政治動亂以及日後層出不窮、難以想像的侵略行為。據說這一切結果都是肇因於所謂的文明衝突，永不休止，難以平息、無藥可救。但我不能苟同這種說法。
我真希望我能夠這麼說：美國各界對於中東地區、阿拉伯人與伊斯蘭教的了解已經有所進展；可嘆的是，實情並非如此。歐洲的情況似乎要好得多，原因不一而足。在美國，心態的日漸僵化、貶抑鄙夷的一概而論與沾沾自喜的陳腔濫調日益根深柢固、赤裸權力的宰制掌控，結合了對異議者與「他者」的簡化鄙視，這些現象與伊拉克圖書館及博物館的劫掠破壞事件若合符節，前呼後應。我們的領袖與其御用學者似乎無法理解，歷史不可能像塊黑板那樣一拭而淨，好讓「我們」在上面書寫自己的未來，並勉強那些劣等民族遵循我們自家的生活方式。常常聽到華盛頓或其他地方的高官談論如何改變中東的全貌，就好像古老社會與無數人民可以像罐子裡的花生一樣搖晃重組。不過這在「東方」是司空見慣的事，從十八世紀末葉拿破崙入侵埃及以來，這種半神話式的架構已經被建構與重建過無數次，背後主宰的強權透過一種知識的權宜形式來行使，斷定某種事物屬於東方的本質，因此我們必須對症下藥。在這樣的過程中，數不盡的歷史沉積―包括無數歷史事件與多采多姿的民族、語言、經驗與文化被一掃而空、視若無睹、棄置如沙堆，就如同巴格達圖書館與博物館的寶藏化為無意義的碎片。我的論點在於，歷史是由男男女女所塑造，正如同它可以被塗抹與重寫，總是帶有各式各樣的沉默與省略，強加的形態與逆來順受的扭曲，因此「我們的」東方也會讓「我們」佔有與指使。
我必須重申，其實我並沒有一個「真正的」東方可資論爭，然而我非常佩服那個地區人們的力量與才華，他們為自身的形象與前景而抗爭。阿拉伯人與穆斯林社會一直遭到規模龐大、處心積慮的攻擊，攻擊他們發展落後、缺乏民主、扼殺女性權益；但是我們忘記了，現代化、啟蒙與民主之類的觀念，絕不會像能不能在客廳找到復活節彩蛋一樣，是那麼簡單明瞭、普遍接納的觀念。貧乏的時事評論家以駭人的輕忽態度大談外交政策，他們沒有任何具生命力的觀念（也渾然不知真正的人們使用何種語言），卻虛構出一幅荒涼的場景，好讓美國強權建立一個自由市場「民主」的代用品模型，完全不懷疑這種計劃其實只存在於斯威夫特（Swift）的拉格多科學院（Academy of Lagado）。
我真正要主張的是，對於其他民族與其他時代的兩種知識有其差異：其一是來自以這些民族為出發點的理解、同情、謹慎研究與分析；另一種知識―如果它稱得上是知識―則是一項全面行動的環節之一，為一場自說自話、窮兵黷武、明目張膽的戰爭效勞。兩種意志之間畢竟存在深刻的歧異，前者是為了共同生存與擴大人文視野而去理解的意志，後者則是為了控制與外部統治而想主宰一切的意志。一場由一小撮非民選美國官員（他們都沒有服過兵役，因此被稱之為「小鷹派」）發動的帝國主義戰爭，對付一個民窮財盡的第三世界獨裁國家，理由完全是基於世界主宰、安全控制、稀有資源之類的意識形態，然而卻有一群背棄學術天職的東方主義者，協助這些美國官員掩飾其真正的意圖，在一旁煽風點火，並為他們找尋藉口，這的確是可列入歷史的一場知識界災難。對喬治．布希（George W. Bush）的五角大廈與國家安全會議最具影響力的人物，是伯納德．路易士（Bernard Lewis）、富厄德．阿賈米（Fouad Ajami）這類阿拉伯與伊斯蘭世界專家，他們協助美國鷹派人士設想出如此荒誕錯謬的景象：只有美國強權才能挽救阿拉伯心靈以及伊斯蘭世界數百年來的衰頹。今日美國各大書店充斥著低劣冗贅的著作，打上駭人聽聞的標題，諸如伊斯蘭與恐怖活動、揭發伊斯蘭真面目、阿拉伯的威脅與穆斯林的恐嚇，其作者都是些逞辯的政論家，號稱自身的知識與別人一樣是來自某些專家，這些專家據說能夠深入遙遠奇特的東方民族的內幕，而那些民族一直是插在「我們」肌膚上的可怕棘刺。與這類專業戰爭販子狼狽為奸的是美國全知全能的有線電視新聞網（CNN）與福斯電視網（Fox），眾多的福音與右派廣播節目主持人，不可勝數的小報甚至中等水平的新聞媒體，他們都是在反覆利用同一套無法證實的想像虛構以及無所不包的一概而論，只求能夠刺激「美國」起而對抗異國的魔鬼。
伊拉克雖然有其各種嚴重弊病與無惡不作的獨裁者（他的崛起有一部分要感謝美國二十年前的政策），但如果它是全世界頭號香蕉或柑橘出口國，那麼就肯定不會爆發戰爭；也不會有由不知所蹤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所引起的歇斯底里；不必將龐大的陸海空兵力運到七千哩外，去摧毀一個連受過良好教育的美國人都不太可能知道的國家，所有這一切都是訴諸「自由」之名。如果沒有一種條理井然的理念，認定那裡的人們和「我們」不一樣，拒絕接受「我們的」價值觀―這正是我在此書中論述的傳統東方主義者教條的核心―就不會有戰爭。 當年征服馬來西亞與印尼的荷蘭人；印度、兩河流域、埃及與西非的英國軍隊；中南半島與北非的法國軍隊，都曾招攬一群支薪的職業學者，而現在美國也有五角大廈與白宮豢養的顧問群；他們陳陳相因，賣弄同一套老生常譚、貶抑的刻板印象、為權力與暴力辯解的說辭（畢竟他們只聽得懂權力的語言）。如今這些美國顧問在伊拉克有許多同路人，他們是一大群民間包商與興致勃勃的企業家，從教科書的編寫、憲法的制定到伊拉克政治生態的改造與石油工業的私有化，都由這夥人包辦。每一個帝國在其官方論述中，都會聲稱它與歷史上其他帝國不同，它的處境特殊，它擔負著啟蒙、文明化、引進秩序與民主的使命，訴諸武力只是最不得已的手段。更令人難過的是，總有一群心甘情願的知識份子在一旁唱和，談論帝國的善意與利他精神來安撫人心，就好像告訴人們不要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毀滅、苦難與死亡，而這一切都是發生在最近一回的「文明化任務」（mission civilizatrice）之中。
美國對於這種帝國論述有一樁特殊貢獻，就是一套外交專有術語。你不必用阿拉伯語、波斯語甚至法語，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宣稱阿拉伯世界需要民主骨牌效應。那些咄咄逼人且無知得可憐的政策專家，對這世界的經驗只限於華府政壇，卻製造出一本又一本書籍來論述「恐怖主義」與自由主義，或者伊斯蘭教基本教義派思想與美國外交政策，或者歷史的終結，這一切都是要博取注意力與影響力，全然不顧事實真相或思想深度或真知灼見。作者只在意這些書看起來是否實用有效、旁徵博引，以及它能夠吸引哪些人上鉤。這類一言以蔽之的著作最惡質的地方在於：將人類最為緻密、充滿痛苦的受難經驗一掃而空。美國有句常用的鄙夷話語「你已經是歷史了」（you're history.），記憶與歷史過往在這句話中磨滅殆盡。
我的《東方主義》出版二十五年之後，再度引發一個問題：自從拿破崙兩個世紀前入侵埃及以來，現代帝國主義是否已然終結，還是仍在東方肆虐？阿拉伯人與穆斯林受到諄諄告誡：探討自身為何受害與念念不忘帝國的劫掠，其實只是在逃避當前的責任。你們失敗了，你們走錯路了，現代東方主義者如是說。這當然也是奈波爾（V. S. Naipaul）的文學業績所在：帝國的受害者只知怨天尤人，坐視自己的國家向下沉淪。然而這是對帝國侵略何等膚淺的思考，全然忽略了帝國對「劣等」人民與「臣民種族」世世代代生活的巨大扭曲，幾乎無法面對長年以來，帝國在巴勒斯坦人、剛果人、阿爾及利亞人或伊拉克人生活中的持續運作。我們正確地認知到，猶太人大屠殺（Holocaust）永遠改變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意識：但為何我們不能對帝國主義的所作所為以及東方主義持續至今的行徑，也從認知的層面脫胎換骨？先想一想自拿破崙伊始的歷史脈絡，順著東方研究興起與北非遭到佔領而延續，然後是越南、埃及與巴勒斯坦的類似歷程，以及整個二十世紀中在波斯灣、伊拉克、敘利亞、巴勒斯坦、阿富汗等地對石油與戰略控制的爭奪。再參照並觀反殖民民族主義的崛起，經過解放獨立的短暫時期，充斥著軍事政變、叛亂、內戰、宗教狂熱、非理性鬥爭，以及殘暴鎮壓碩果僅存的「原住民」的年代；每一個階段與年代都會針對他者而為自身製造出扭曲的知識、化約的形象與紛擾的爭議。
我在《東方主義》中的理念是要運用人文的判準來打開鬥爭的場域，引介一系列較詳盡的思想與分析，來取代爭議頻仍、不假思索的激憤，後者以各種標籤與你死我活的辯論來禁錮我們，其目標是要追求一種躍躍欲戰的集體認同，而不是相互理解與知識交流。我曾經稱自己的所作所為是「人文主義」（humanism），儘管有些繁複的後現代學派批評家對這個字眼嗤之以鼻，我還是堅持使用。我的「人文主義」首先意謂著嘗試解開從布萊克（Blake）筆下由心靈打造的枷鎖，如此一來，人才能夠讓心靈為了反省的理解與真誠的告白，進行歷史與理性的思考。進而言之，人文主義是由一種社群意識維繫，與其他的詮釋者、社會以及年代聲氣相通：因此嚴格而論，不存在所謂的孤立的人文主義者。 換言之，每一個領域彼此之間都緊密關連，世間發生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毫無依傍、不受外在影響。但令人沮喪的是，這種觀點越能夠得到文化批判研究的證實，它的影響力就越薄弱，而「伊斯蘭vs.西方」之類的簡化對立似乎也會征服更多的領域。
對於我們這種受到環境影響、實際過著伊斯蘭與西方的多元文化生活的人，長久以來我一直感覺到，我們身為學者與知識份子，擔負著特殊的知識與道德責任。我當然認為我們應該針對那些簡化的公式與抽象但具影響力的思想，加以複雜化並且 / 或者予以拆解，那些思想帶領心靈離棄真實具體的人類歷史與經驗，走入意識形態、形而上衝突與集體熱情的領域。這並不是說我們不能談論違反公義與苦難煎熬的議題，而是要強調我們在如此談論的時候，必須顧及歷史、文化與政治―經濟現實的豐富脈絡。我們扮演的角色是要擴大討論的場域，而不是依循佔優勢的威權來設定界線。過去三十五年來，我將一大部分時間投注於鼓吹巴勒斯坦人民應有民族自決的權利，但是我在這麼做的同時，一直力圖密切注意猶太人的生活境況，以及他們遭受的迫害凌虐與種族屠殺之苦。最重要的是，追求巴勒斯坦 / 以色列平等的抗爭必須導向一個人道目標―也就是和平共處―而不是變本加厲的壓迫與否定。可想而知，我指涉的東方主義與現代反猶太主義有共同的根源。是故獨立自主的知識份子一定要提出其他模式，來取代過度簡化侷限的模式，後者以相互的敵意為基礎，長久以來一直盛行於中東與其他地區。
現在我要討論一種另闢他途的模式，這種模式在我的著作中對我而言極為重要。身為一個以文學為專業的人文主義者，我的年歲已長，早在四十年前就接受過比較文學領域的訓練，其主導理念要追溯到十八世紀晚期與十九世紀初葉的德國。在那之前我還必須提及維科（Giambattista Vico）極具創造性的貢獻，這位出身義大利紐波利頓（Neopolitan）地區的哲學家與語文學家，其觀念預示並深刻影響了我將要討論的一系列德國思想家。他們屬於赫德（Herder）與伍爾夫（Wolf）的年代，後繼者有歌德、洪堡（Humboldt）、狄爾泰（Dilthey）、尼采、伽達瑪（Gadamer），最終則是二十世紀偉大的浪漫主義語文學家奧爾巴哈（Erich Auerbach）、史畢澤（Leo Spitzer）與庫丘斯（Ernst Robert Curtius）。對年輕的一代而言，「語文學」（philology）這個概念本身就深具老朽陳腐之感，但語文學其實是最基礎也最具創造力的一門詮釋性藝術。在我看來，最令人激賞的典範就是歌德對伊斯蘭教的廣泛興趣，特別是對於波斯詩人哈菲茲（Hafiz），這股高度熱情後來讓他寫下《西東詩集》（West-tlicher Diwan），並改變了他對「世界文學」（Weltliteratur）的想法，所謂「世界文學」是將世界上所有文學作品視為一個交響共鳴的整體，從理論上來看，它既能保持每部作品的個別性，又不會有見樹不見林之憾。
諷刺的是，隨著今日的全球化世界―透過某些我曾經談過的可悲方式―日趨緊密，我們可能正走向歌德在觀念上極力要避免的標準化與同質性。奧爾巴哈一九五一年發表的〈世界文學的語文學〉（"Philologie der Weltliteratur"）一文中正是如此認為，當時戰後時期剛剛開始，同時又即將進入冷戰時代。他的扛鼎之作《模擬》（Mimesis）於一九四六年在瑞士伯恩出版，但寫作時期正逢大戰方殷，奧爾巴哈以流亡者身分在伊斯坦堡教授拉丁系語言，他寫這本書是要作為一篇證言，彰顯西方文學上自荷馬，下至維吉妮亞．伍爾芙（Virginia Woolf），對於現實所表現的多樣性與具體性。然而讀者看過他一九五一年那篇文章之後會覺得，對奧爾巴哈而言，他那部偉大著作是悼念一個時代的輓歌；當其時，人們能夠透過語文學的角度，具體、敏感、直覺地詮釋文本，以深博學識與精通數種語言的能耐，來維繫歌德為理解伊斯蘭文學而倡導的理解方式。
對於語言和歷史的確實掌握有其必要，但並不足夠；就如同機械化地蒐羅事實並非透徹理解但丁這類作家的適當方法。想實踐奧爾巴哈與其前輩談論並嘗試的語文學理解方式，主要的條件就是讀者要感同身受且主觀地進入文本的生命之中，並從其時代與作者的角度來觀照。「世界文學」運用的語文學並不會疏離與敵視不同的時代與文化，而是要以寬闊胸襟與―如果這個字眼恰當―溫暖善意來發揚深厚的人文主義精神。如此一來，詮釋者的心靈會主動闢出一處空間，接納來自異國的「他者」。這種為陌生遙遠的作品創造性地闢出心靈空間，是詮釋者的語文學使命中最重要的一個面向。
上述這一切在德國顯然都遭到國家社會主義（National Socialism）的破壞摧殘。大戰之後，奧爾巴哈悲嘆指出，隨著觀念的標準化與節節高升的知識專業化，像他代表的這種追根究柢、孜孜不倦的語文學工作，實現的機會正與日俱減。更令人難過的是，一九五七年奧爾巴哈過世之後，人文研究的觀念與實踐無論是視野範圍抑或中心性（centrality）都日漸式微。奠基於檔案研究以及心靈普遍原則的書籍文化，過去曾經維繫人文主義作為一門歷史學科，如今也消失殆盡。今日我們的學生不再研讀文字的真正意義，反而經常被網際網路與大眾媒體上唾手可得的知識吸引分心。
更糟的是，教育正受到民族主義者與宗教正統派的威脅，他們經常透過大眾媒體散播理念，以不顧歷史、煽風點火的心態將焦點集中於遠方的電子戰爭，給予觀者一種外科手術般的精確感，事實上卻模糊了現代「乾淨」戰爭造成的恐怖痛苦與毀滅。一個未知的敵人遭到妖魔化，其「恐怖份子」的標籤能夠讓人們一直處於激動與憤怒的狀態，媒體影像在此一過程中吸引了太多的注意力，並且會在危機與不安的時刻受到利用，後九一一（post-9/11）時期就是如此。同時以美國人與阿拉伯人的身分發言的我，必須要求讀者不要低估這種簡化的世界觀，一小撮五角大廈文職菁英據以擬定美國對整個阿拉伯與伊斯蘭世界的政策；恐怖、先發制人的戰爭、獨斷獨行的政權更換―以膨脹到史無前例的軍事預算來支撐―是其主要概念，在媒體中受到了無止境且貧乏已極的辯論，媒體更自告奮勇，製造出一批為政府方針辯護的所謂「專家」。
奠基於「人類必須創造自身歷史」此一俗世觀念的反省、論辯、理性爭執與道德原則，已經被這些抽象觀念取代：頌揚美國人或西方人的異常優越、鄙視事件脈絡的相關性、對其他文化滿懷嘲諷輕蔑。或許你會質疑，我在人文主義詮釋與外交政策之間做了太多跳躍式論述；而且一個現代化的科技社會，加上一個擁有Ｆ―16噴射戰鬥機與網際網路的前所未見強權，到最後一定得由唐納德．倫斯斐（Donald Rumsfeld）與理查．裴爾（Richard Perle）這類令人生畏的技術―政策專家來掌舵。然而真正失落的是一種感受，對於人類生活的厚實內涵與相生相倚的感受，既不能簡化為一道公式，也不該視若敝屣。就連談論戰爭的語言都已非人性化到極點：「我們要長驅直入，剷除薩達姆，以乾淨的外科手術式攻擊摧毀他的軍隊，這將讓大家嘆為觀止。」一位女國會議員某天晚上在全國性電視節目上如是說。我覺得有一件事非常能夠說明，我們正生活在一個危機四伏的時刻：錢尼（Cheney）副總統在二○○二年八月二十六日發表強硬談話，談論攻打伊拉克的勢在必行，他只引述了一名中東事務「專家」的言論來支持美國對伊拉克採行軍事干預，此人是阿拉伯裔學者，以每晚計酬的方式擔任大眾媒體顧問，不斷發洩他對自己同胞的仇恨以及對出身背景的厭棄。這種「學者的背叛」（trahison des clercs）充分顯示出，真誠的人文主義會如何墮落為侵略主義與虛假的愛國精神。
上述是這場全球性論辯一邊陣營的情景，但在阿拉伯與穆斯林國家這邊，情況幾乎同等惡劣。正如盧拉．哈拉夫（Roula Khalaf）二○○二年九月四日在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上一篇精湛文章中所論，這個區域已經淪入一種輕率的反美心態，對美國社會實情的了解微不足道。由於各國政府對於美國對他們的政策無可奈何，因此他們將精力轉向鎮壓抑制自家的人民，造成怨恨、憤怒與無助的詛咒等全然無益於開放社會的結果；關於人類歷史與發展的俗世理念，也都屈服於失敗與挫折以及一種伊斯蘭教義，後者來自於教條的死背硬記，抹殺了其他可與之抗衡的俗世知識，無法在百家爭鳴的現代論述天地中進行理念的分析與交換。伊斯蘭教特異傳統「伊智提哈德」（ijtihad，個人詮釋）的逐漸消亡，是發生在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化浩劫之一，導致批判性思考以及對現代世界問題的個人探索消失無蹤，反而任由正統教派與僵化教條發號施令。
這倒並不是說文化世界已全面倒退，一邊是退向窮兵黷武的新東方主義，另一邊則是全然的排斥抗拒。最近在南非約翰尼斯堡召開的「聯合國世界高峰會」（United Nations World Summit）儘管有各種束縛掣肘，事實上已揭示了一個全球共同關懷的廣大領域，其細部運作涵蓋了環境、飢饉、先進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差距、醫療衛生、人權等事務，顯示一種令人欣慰的新群體正在浮現，而且使「四海一家」（one world）這個經常流於輕易的觀念具備了新的迫切性。儘管如此，我們仍必須承認，沒有人能夠了解我們這個全球化世界極為複雜的整體情況；雖然情形如此，但就如我一開始所說，這世界的各個部分確實都是相生相倚，不可能讓「孤立」有存在的機會。
總而言之，我現在想強調的是，以「美國」、「西方」、「伊斯蘭」等看似融匯貫通、實則不然的標題誤導人們，為實際上天差地別的無數個體虛構出集體的認同，人們對於這些簡化事實的可怕衝突，不能再坐視它們繼續保持強大，而必須與之對抗，大幅降低其邪惡的效力與動員的力量。我們仍然可以運用理性的詮釋技巧，這些技巧來自人文主義教育的遺澤，其內涵並不是要求人們回歸傳統價值或經典的濫情虔誠，而是俗世理性論述的積極實踐。俗世是一個歷史的世界，由人類所塑造。人類的行為要接受考察與分析，掌握、批判、影響與評斷都是理解的使命。最重要的是，批判性思考不能屈服於國家權力，屈服於要求我們加入行列、對抗某個既定敵人的命令。我們專注致力的目標不應該是人為製造的文明衝突，而是各個文化緩慢的共同運作，文化之間彼此重疊、互相因襲，其共存方式遠比任何零碎或虛矯的理解模式更有意趣。但是為了達到那種更廣闊的視野，我們需要的是時間以及耐性與存疑的探索，透過各個詮釋社群的信念來支撐，在一個要求立即行動與反應的世界，要維繫這些信念並非易事。
人文主義的核心是人類個體的行動與主體的直覺，而非既定的概念與現成的權威。文本必須被解讀為透過各種我所謂的世俗方式（worldly ways），產生並綿延於歷史領域之中的文本。但這絕不意謂無視於權力的存在，因為恰恰相反，我在書中想要彰顯的是：就連最深奧晦澀的研究，都不免帶有權力的影射與堆疊。
最後也最為重要的是，對於扭曲歷史的非人性作法與不公不義，我願意大膽推論，人文主義是我們唯一的而且是最終極的抵抗憑藉。今日電腦網路的民主領域欣欣向榮，令我們大受鼓舞激盪，這個領域對所有使用者開放的方式，幾代以前的暴君或正統教派難以想像。伊拉克戰爭開打之前遍及全球的示威活動，都要歸功於世界各地的另類社群，他們交流各種另類資訊，敏銳覺察環境、人權、自由主義等將我們在這顆小小行星上結為一體的脈動。儘管這世上有眾多的倫斯斐、賓拉登、夏隆與布希，以強大到難以置信的力量橫生阻擾，人類與人文主義對於啟蒙與解放的渴望，不會那麼容易受到拖延敷衍。我相信，在通往人類自由那條漫長崎嶇的道路上，《東方主義》將會盡一份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