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普宜‧百年科儀：嗇色園黃大仙祠儀式研究

‧黃大仙祠
享有盛名、人皆知曉的著名宮觀
‧儀式傳統
準確翔實的嗇色園科儀整理
‧學術研究
兩位知名學者連袂，極有價值的宗教研究文本

嗇色園科儀傳統，承傳自西樵普慶壇。經融匯《道藏》及《廣成儀制》等道教科儀典籍，化繁存菁，獨出機杼，最終演變成兼融全真及正一派特點的當代道教科儀。

譚偉倫
於加拿大麥克馬斯特大學（McMaster University）取得碩士、博士學位，主修中國佛教，研究方向包括：中國佛教、中國密宗、中國南部佛道儀式、地方宗教與傳統社會，等等。
曾任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系主任（2014—2020）、香港特別行政區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第五輪卓越學科領域計劃（中國社會的歷史人類學研究2010—2017）共同研究員，現為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曾多次獲香港特別行政區研究資助局優配研究金支持計劃資助，用田野調查方法研究中國東南部的地方社會與民俗，研究成果主要以民族誌方式發表於勞格文(John Lagerwey) 教授主編的《客家傳統社會叢書》（共30冊）。發表論文總計六十五篇、會議論文七十餘篇。

林振源
於法國高等研究學院（EPHE）取得博士學位，主修道教，師從勞格文（John Lagerwey）教授。現為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助理教授兼華人宗教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包括：道教史、道教儀式、華人宗教與地方社會。
曾主持「道與法：歷史與當代地方道教研究」、「當代中國道教口述歷史研究（1949—2016）」、「地方道教的傳播與流變：以臺灣、中國東南、星馬為中心」等研究計畫，主要結合傳統歷史文獻與田野調查方法，進行歷史與當代地方道教、民間宗教與地方社會研究。
研究成果包括編著《臨水百人修行錄》、《道法縱橫：歷史與當代地方道教》、《濟安宮志》、《五福宮志》、《優遊於歷史與田野之道：勞格文教授榮休紀念譯集》，即將出版《道法二門》等專著。發表論文二十餘篇、會議論文五十餘篇。

這是一本在「不安時代」完成的道教科儀書籍，也是一本田野調查及研究地方宮觀科儀的書籍。在過去數年，香港社會籠罩在疫症與不安的陰霾之下。本人門下的弟子、會員及職員等，原計劃於本園一百周年紀慶（2021年）時，敦請道教科儀的專家學者出版一本介紹本園普宜壇一百年來的科儀簡介書籍。但是，碰上突如其來的劇變，把所有計劃都打亂了。諸如原本打算來港拍攝及研究本園普宜壇科儀的林振源教授不能親身前來，只能靠身處香港的譚偉倫教授來錄影拍攝、做調查及訪談等工作。
藉著此書的出版，本人順便把我所了解的一些普宜壇科儀歷史源流等問題，爬疏了一下，以期把本壇的百年科儀歷史簡略概括地呈現讀者眼前。本壇科儀的起源，可追溯至1899年的廣州花埭「普濟壇」及1901年南海稔崗的「普慶壇」，還有後來（1921年）在九龍竹園村創壇的「普宜壇」等不同的時期。而此書的內容重點，主要在於闡述本園這一百年間於竹園村建壇（普宜壇）的一段科儀歷史。
本書作者考鏡源流，辨章學術，尤其對於本人擔任監院以後所編製的科本以及黃大仙信俗的科儀，作了較仔細的考察。我想，道教科儀主要濫觴於古先民們的祭祀、祈福等活動，經過長期的積累、變革，世代相傳，才演變成今天的道教科儀。而本港的道教科儀與上述同理，也是經過先輩道侶的不斷努力、實踐與播道，才有今天的楷模。據本人考究園內的文獻，本園自創壇起已沿用《赤松黃大仙師寶懺》，有關此懺本之成書年期應為「1899至1901年」，最明顯的是經內的〈五字真經〉（「寶鏡人心樂」）有「蓮花山始下，菩嶺普濟前，花間添稔地，招集眾群賢……」有關此寶懺經本的探究，本人早年已有涉獵，但礙於資料的欠缺，經內還有很多的疑團，有待往後學者再去發掘了。此寶懺於香港的經壇亦有流傳有別於本壇的其他版本。至於經書之版本，或現世之先後，或坊間修改自何版本等疑問，則難以一一考究清楚。本園的《寶懺》乃傳承自前壇（普慶壇）所編輯的《三寶明經》內之《黃赤松大仙真經》，而其他道壇的經本，應該是以多元的傳播途徑，在廣東及香港等地流傳。所以，後來於本地流行的《赤松黃大仙師寶懺》乃是源自《黃大仙真經》，再經往後道侶所編輯而成科本。記得於十多年前，本人在修訂此《寶懺》時，曾將經內〈五字真經〉原有經文內的「蓮花山始下，菩嶺普濟前，花間添稔地，招集眾群賢，當人最要善，行為切勿偏」這幾句，因應「普宜壇」在港建壇的情況，有感於仙師賜予之靈應，遂應師意，更改為：「花間添稔地，普宜集群賢，香江顯聖道，濟世嗇色園，為人當行善，積德免災愆。」前經文提及「蓮花山始下」，所指的是陳啟東等人，當年「扶鸞遣興」而仙師臨壇濟世始於「蓮花山大嶺村」。現存之「大嶺村」，其村屋外之「門官壇暨土地神位（旺相堂）」，奉祀「年月招財童子（牌左一）都天至富財帛星君（二）門官土地福德正神（中）三田和合樟柳榆菴（四）日時進寶仙官（五）」，當中的「都天至富財帛星君」正是本園百年來皆奉祀之神明，也見證了民俗信仰之傳承。村內紀念館門前的說明牌，記載了黃大仙「乩緣」於廣東的源起。由此可知，前壇普濟壇及隨後的普慶壇皆以「扶乩」建壇濟世，為弟子及道侶化解疑惑、趨吉避凶或勸善教化的。
有關本園前壇的科儀傳承，據文獻資料等記載，皆集中以梁仁菴為代表之「普慶壇」。據梁仁菴之孫梁本澤所著作的《金華風貌》所記載：普慶壇於1901年在南海稔崗（西樵山）建壇。據八十年代中期，本園尋根之旅所拍攝的遺址和文物照片等看來，普慶壇的宮觀建築、裝潢等，確是極具規模。至於科儀等方面，也具備了一定的基礎。從現存的部分遺址文物、法器、經櫃、擔箱、經本及符籙，猜測當時已能舉辦法會或替善信進行法事服務了。而本園的藏經閣現時收藏之很多的經本、文獻等，皆是早年印製自普慶壇的。而據老道之憶及，普慶壇發展至興盛時，已很重視科儀實踐，於日常宗教事務外，更制訂了祭祀等壇規，除春秋二祭外，亦有「海勝益善會」之成立，撿葬水上浮屍等義行，又進行「超拔亡靈」等法會及儀式。普慶壇除了請羅浮山宮觀道長來承壇啟建法會儀式外，更有派遣壇內弟子親往羅浮山等地方拜師學道，學習道教經懺儀範。有關普慶壇科儀等史料，壇內的老道們皆有複述與紀錄，如流傳至今的《普慶幽科》是一明證。有關《普慶幽科》，後來於1921年成壇的「嗇色園普宜壇」，也沿用前壇科本，此經本也修訂為《普宜幽科》，直至後來（約五十年代後期）普宜壇弟子引進了《先天斛食濟煉幽科》後，才漸漸地不再採用了。現細看前輩道長林邊覺於《普宜幽科》封面的一段文字說明，便可知普宜壇初期科儀的一些情況：
林宜邊覺將此本幽科內改編禪腔共四拾餘種，加載工尺丁板，特留此公開，以備幽台時二手之用。如道友欲學者，請就地抄錄，切勿移往別處，以保公有。若有不明者，可徑詢邊覺，願當義務指導，務達完備止也。
由林邊覺道長的兩段題記（另一題記參看註釋），正正道出了嗇色園普宜壇創壇初期十多年所舉辦的醮會、法事（如：建醮開光及奠土超幽科儀〔1921〕、風災超幽法會〔1922〕、萬善緣法會〔1924至1926〕、盂蘭勝會及附薦先靈），皆是從舊壇（普慶壇）請來科本經懺，並派道長赴港協助。往後更有把「西樵腔口」改為香港當時流行的「禪腔」等，從中可見其傳承與改革科儀的痕跡。當中更有道長前往廣州等地請經、學習。
此外，再看一段早年普宜壇道長抄寫經本的文字，此經為《關聖帝君寶懺》（或稱《武帝寶懺》），是嗇色園弟子於癸亥年抄寫傳誦的。寶懺經書之後跋有：
武帝保安懺文乃張道人子房乩撰，經坊向無印行，各壇所藏均是鈔本，草率錯漏在所不免。辛酉同人等創壇於香港九龍嗇色園內，崇奉 黃赤松先師兼奉 關聖帝君，每逢聖誕，恭誠禮懺，素著顯靈。苟無善本，懺文不足以昭誠敬用，特繕寫七部藏之壇內，以垂久遠。璜以俗務叢集之身，鮮有暇晷，日寫數頁，二十餘日而始成，非敢告勞，特留以待梓，云爾。民國十二年六月中浣南海謝錫璜謹識，林惠民校對，謝家基釘裝。
這裡，謝錫璜（裁覺）道長把本園早期科儀草創期的情況記錄了下來，有關此經於何時、何地及何人扶乩所得，已經難以考究。而上文提及的張子房（張良）道人，據本人所知，早期扶乩有此神明降壇確為常態。文中亦可反映香港開埠之初，於道壇經本書籍的傳播情況，此經在本壇抄寫後，到現時很多的道壇仍在沿用著此經本。
回顧本園普宜壇於科儀方面，除了早年的前壇道長前來協助，以及指導弟子抄經學習外，還有四十年代中期加入本園的麥幸（繼覺），繼而出現所謂「四大經師」，及至九十年代本人接手管理園務，才持續地把黃大仙祠的科儀傳承下去。我想，麥幸道長對於本壇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據曾是本港道壇四大經師之一的羅恩錫道長於《濟煉幽科》此一經書的序言所憶述，現時本港道壇流行的《先天斛食濟煉幽科》等經本，最初是麥幸承傳自茶山慶雲洞的鄭希甫道長，而羅恩錫亦是跟麥幸道長所學。又，據羅恩錫道長的弟子透露：五十年代後，香港經壇開始冒起傳習《先天斛食濟煉幽科》（後文簡稱：《先天》），而當中的侯寶垣道長，早年曾跟隨釋家（釋達平師傅）學習「釋家（唱）腔口」，直至後來七十年代，由其將此經發揚光大。又據熟識侯寶垣道長的弟子們所說，侯道長及同時期的鄧九宜等，皆學懂了演法《先天》科儀，且沒有正式跟從師父學習，有說他們是「無師自通」的。翻查歷史，他們來香港後，曾到西環的「雲泉仙館」，在此認識了麥幸、羅恩錫、釋達平師傅等。亦因此推測：早期的侯寶垣道長確曾跟「平師傅」等演法「廣東釋家幽科」，侯道長之「腔口」亦因而保留有當時「釋家」的韻味。現今的道侶們在聽取侯道長的唱經錄音帶後，均表示無論是主科之「白文」等方面，皆可從中找到釋家的「宣、表、鐃、藏」等腔口。以上是香港經壇的一段鮮為人知的科儀歷史。
另，有說另一承傳的鄧九宜道長於主科的「白文」等方面，亦有其自己一套獨特的唱法，加上鄧道長唱經時或附帶有他的「順德口音」，這與侯寶垣道長的，又是另一種不同的演繹。近世代，香港青松觀版本的「幽科腔韻」已逐漸形成。這與早期香港道壇的唱腔（包括嗇色園等），皆帶有當時羅浮山及西樵山的道韻有關。而當年香港的道壇，除了南海麥幸道長及廣州陳淮道長等外，傳承的唱腔亦有相似的地方，如本園過去之（六十年代前的道韻）《普宜幽科》便是。據同道之分析，往後的香港道壇，由於香港青松觀的壯大，以及侯道長的用心培訓女高功、女經生，加上同時期的鄧九宜道長（亦是青松觀弟子）到處去傳經、教授，因而現時道壇的科儀、經懺，甚至負責傳授科儀的道長，大都或多或少受過他們的影響。而除了以上兩大人物（侯寶垣、鄧九宜）外，當年「萬德至善社」自陳淮道長後，多年前由一位曾出家的道長老蕃蓮出任其經懺導師，她的唱腔據說與侯寶垣道長是非常相近的。以上為香港道壇經懺腔口所傳承的歷史概況，藉撰寫此序的機會，讓後起之同門弟子也了解一些。
有關麥幸道長對本園的貢獻，現在再補充一些。據羅恩錫於其著作所述，除了他獲麥幸傳承外，園內的弟子梁本澤、潘可賢兩位道長亦曾跟麥幸學習《濟煉幽科》。這亦使羅恩錫道長，成為香港的「醮師王」。當年，他與梁本澤、潘可賢及吳耀東，被譽為香港經壇的「四大經師」。亦因這些原因，也促使本園的《普宜幽科》走向沒落了。加上如上文提及由於本園道長提倡「禪腔」改「道腔」的呼籲，同道們便爭相去學習《先天》，以期望有自家（道家）特色的道教科儀。
再看本書，書中有關本園科儀的研究，實在發揮了一個「承先啟後」的作用，既為我園弟子提供了很多詳實之史料，亦使日後園內的科儀傳承，有了根本的資料。作者以本土（港）道教科儀源頭而入，進而探討本園科儀之「三教（儒釋道）」內容特色及承傳黃大仙信俗等儀式內容。我想，本港道壇其科儀之歷史源頭，皆與廣東地區有著血脈相連的關係。而本園享有「香港四大廟宇」（嗇色園、上環文武廟、沙田車公廟及佛堂門天后廟）之首，由前期之科儀，已佔有重要地位。書的開章首篇乃作者對本園科儀歷史背景的簡介及導讀；繼而對有關香港「黃大仙之研究成果」作一回顧與介紹；進而把嗇色園普宜壇科儀歷史及改革後的科儀作深入的探究；其後把部分的嗇色園科儀與道教科儀作一簡述與選析；最後，作者交代了此書的研究成果及存在的一些科儀歷史問題，以便讀者作更深入之探討。
有關本人近二十多年來在園內的改革、建設，以及對於普宜壇科儀的承傳，更多的是本人特意把過去的一些「陋習」及一些缺乏規範的壇規、壇儀及威儀，進行改革、重新編製，當中的依據主要是參考道教典籍，並因應香港本土信仰、習俗而滋生了一些新的儀制，創建了園內一些新的殿堂及擺設。舉如在「硬件」方面，從「山門」始的「銅麒麟」擺設、大型銅鑄五供擺設、石獅、平臺牌樓（選用佛山石灣瓷窰燒製之「八仙」神獸）、銅獅、龜鶴擺設、王靈官殿設立、太歲元辰殿設立、藥王殿、月老及佳偶天成神像、財神宮、碧霞殿及黃大仙信俗文化館等。至於「軟件」方面，本人亦因應殿堂的增設，而相應編製了十多項的科儀，同時把原有的科儀經本等進行修訂，舉如：太歲元辰殿的上表祈福儀式、太歲元辰殿之化表科儀、王靈官寶誕科儀、財神宮貼金箔儀式、黑虎玄壇趙元帥寶誕科儀、天仙聖母碧霞元君寶誕科儀等等。此外，本人亦因應本地繁雜的民間節日、風俗習慣等，而編製了多項的科儀、儀式，如：道教婚禮、皈依冠巾證盟科儀（皈依入道）、遣喪發靷、黃大仙師上契結緣儀式、萬世師表孔聖先師啟蒙開筆禮、七夕結良緣祈福科儀。再者，在弘揚傳統文化、道教文化及民間習俗方面，本人亦將道教科儀融入至民間的習俗活動，如本港開埠以來首辦之「廟會」、大仙出巡、新春頭炷香的派風車、派門神卡、財神卡等活動，皆是迎合善信日常來廟感受傳統神誕熱鬧、新春行運等心理願望。
總而言之，本書以普宜壇的科儀歷史、文獻及田野調查等方法為導引，既為香港的道教科儀研究開拓了新視野，更為本港的非遺文化補充了豐盛材料，從而促使本土民俗文化與道教科儀文化之融合更加密切。感謝兩位作者（譚教授及林教授）的辛勤付出！至於其他有關本園科儀的深入探究，則留待往後的有緣人了。是為序。

嗇色園黃大仙祠監院 李耀輝（義覺）
壬寅年臘月於悟道堂監院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