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帝國的衰亡(電子書)

廖敏淑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葉文心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東亞所前所長
──專文導讀
呂妙芬 中研院近史所前所長
涂豐恩 《故事》創辦人
──聯合推薦

魏斐德可以被稱為過去三十年中最好的近代中國史學家。
──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美國著名漢學家
魏斐德以本書為十七到二十世紀的中國史，提出一套系統性的詮釋，美國的清史研究因本書而全面改觀。
──羅威廉（William Rowe），美國霍普金斯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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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非西力衝擊，中國帝制可以永存？
武昌起義是孫中山領導的革命行動，
還是各項社會因素激起的意外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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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於一九七五年出版，為魏斐德早年的作品，同時是近代中國史研究的經典代表作。出版至今一直被美國多所大學作為中國歷史課程的基本教材，其研究成果不僅公允地提示大清帝國必走向衰亡的社會脈絡，也超越了當時西方漢學界中盛行之「衝擊－反應」的西方中心論觀點。
作者認為，在鴉片戰爭之前的中國，絕不是停滯不變。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固然對中國帶來刺激，然而中國本身的各股社會力量，才是促成辛亥革命成功、清廷傾覆、帝制結束的主要因素。尤其清廷在一九○一年後所作的軍事、政治、經濟，以及教育改革，諷刺地加速了菁英群體政治意識的形成；如此所產生的後果，對清朝的傾覆而言，遠較孫中山等革命黨人於同時期內所從事的活動，來得更有貢獻。
因此本書一開場，先以農民、仕紳、商人在明清社會的生活型態和社群發展，來定調當時民間普遍存在的矛盾和活力的來源；接著逐步從王朝興衰、民族更迭的角度，推到清盛世的來臨；之後再交錯注入清代民間社會運動發展，和外力入侵的動因，來觀察帝國由盛而衰的轉折，及至崩潰的過程，對帝制中國的衰亡作了全方位的剖析。

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 1937-2006）
1959年畢業於哈佛大學，主修歐洲史及文學；大學畢業後，轉作中國研究，先後於劍橋大學及巴黎高等政治學院進修，並曾到台灣進行研究工作。返美後投入知名漢學家列文森門下，於1965年取得柏克萊大學遠東史博士學位。曾任加州柏克萊大學歷史系教授、東亞研究院院長，上海研究中心創始人，美國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會長等職。他通曉多國語言，熟悉歐洲年鑑學派、社會史觀，研究中國史時致力觀察世界脈絡，強調著史要有全局性、全球性的大視野，與史景遷、孔復禮並稱「中國史三傑」。主要著作有：《大門口的陌生人》、《洪業：滿清外來政權如何君臨中國》、《歷史與意志》、《特攻教父》等書。

廖彥博
政治大學歷史系碩士，美國維吉尼亞大學歷史系博士班。曾經參與國史館《二二八事件辭典》條目撰寫，目前同時從事翻譯與著述。著有《蔣氏家族生活祕史》（合著）、《三國和你想得不一樣》、《愛新覺羅．玄燁》、《一本就懂中國史》、《止痛療傷》（合著）、《悲歡離合四十年》（合著）；譯有《中國將稱霸21世紀嗎？》、《謊言的年代》、《OK正傳》、《驚悚大師希區考克》、《鱸鰻變律師》、《中國的靈魂》、《世紀中國》等書。

【名人談魏斐德及本書】

在我看來，魏斐德是一個抒情詩人和祕密活動份子的迷人混合體。他寫的最好的書在每個角度都含義深刻，無論在長度上還是在精神上，充滿著意外，承轉著情感。──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美國著名漢學家

魏斐德以本書為十七到二十世紀的中國史，提出一套系統性的詮釋，美國的清史研究因本書而全面改觀。──羅威廉（William Rowe），美國霍普金斯大學教授

魏斐德的作品中沒有絕對的「中國中心觀」或「西方中心觀」，在他全球化、大視野的研究中，無論是內部的變化還是外部的因素都是十分重要。──周錫瑞（Joseph Esherick），美國聖地牙哥大學中國研究中心教授，魏斐德大弟子

不妨把魏斐德比作那樣一種武功高手：年輕時顯山露水，年齡越大功夫越高反而韜光養晦。──李歐梵，文化評論家

魏斐德對中國史與中國人物的研究成果，拓展了學界的視野，他對近代中國的群眾運動、祕密結社、外夷入侵、社會混亂、帝制崩潰以至毛澤東思想，都有精湛獨到的看法。──林博文，知名專欄作家

魏斐德的分析指向了世界史研究中最迷人的問題，即制度模式與其大環境，特別是國際環境之間的關係。──艾森斯塔特（Shmuel N. Eisenstadt），世界知名社會學家

你和中國一起老去，長廊貫穿春秋，大門口的陌生人，正砸響門環。──北島，詩人，獻詩〈青燈〉致魏斐德教授之部分詩文

導讀一 兩個意義上的承先啟後∕廖敏淑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導讀二 漢學家魏斐德的歷史貢獻∕葉文心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東亞所前所長

緒論
第一章 農民
第二章 仕紳
第三章 商人
第四章 朝代循環
第五章 滿族興起
第六章 清初與盛清之世
第七章 西方入侵
第八章 外患與內亂
第九章 中興與自強的幻影
第十章 維新與反動
第十一章 天命已盡
致謝

譯後記 氣魄恢宏的晚清交響史詩
參考書目
注釋

清朝的覆亡，最初看來似乎是由一個瞬間自發的暴力行為所造成的。陰謀者的槍和劍，具體化形成像一九一一年的武昌起義這樣隨時都會爆發的事件。但是，一場革命並不只是區區一個瞬間，或是一次事件。革命必須經過長期持續的過程，在這當中還伴隨、圍繞著具體的政治破壞行為。如果和上述這些大背景脫鉤，單一的事件就會失去它終極的意義。實際上，籌劃革命者後來的行動，有時候會因為非出自本意的後果，而違背其初衷；而我們甚至好奇：革命分子是否有權將他們的所作所為，稱作是一場革命。
初衷與後果之間的分歧和差異，不只是學術界會關切。一個革命政權必須為自己植入新的歷史根源，以使政權合法，因此於對於革命事業的詮釋，竟然可以事關一個政權的存亡絕續，可說是毫不誇張。這種情形在中國尤其如此：帝制政府在一九一一年的垮台，隨之而來的不僅是政治秩序的土崩瓦解，更摧毀了作為制度支柱的傳統。後繼而起的政府因此必須創造一段新的過去，新的歷史，以便建立統治的合法性，同時也需要製造革命遺產，好留傳後世，就例如創造出像「國父」孫中山這樣舉足輕重的領袖人物。

國民黨版本的辛亥革命
中國國民黨人業已建構出他們的辛亥革命史論述。根據他們的黨史，在孫中山這位民族領導者出現之前，漢人忍受異族（滿洲人）統治，足有兩百五十年之久。孫出生於廣東，在夏威夷和香港受教育，表面上以行醫為業，但是他真正的目標，是要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在一八九四年，孫中山創立了祕密組織「興中會」，在世界各地的華僑聚居地發展組織，之後在一八九五年—透過中國內地祕密會社的連繫，發動了首次起義。隔年，他在倫敦遭到清廷使館密探的綁架，在僥倖得脫之後，便全心投入於革命理論的研究當中。後來他逐步發展出一套自己的政治哲學：即為民族、民權、民生主義所構成的三民主義。同時，他也制定了一套中國革命戰略：首先是推翻統治的專制王朝，接著由勝利的革命黨進行「訓政」，教導人民行使政治權力。在一九○五年，流亡海外的中國激進革命分子成立「中國同盟會」。孫中山的這些構想，加上他在華南發起的多次起義，使他成為領導同盟會的不二人選。接下來的六年之間，同盟會在廣東、雲南、湖南、浙江謀畫，並且發起一連串的起事，而以一九一一年四月的廣州起義為革命進展的最高潮，在該役中，犧牲了許多志士寶貴的性命。雖然這些起義都以失敗告終，孫中山業已確立他在革命事業中的前驅地位，持續招徠追隨者，與他共謀大業。
終於，其中一次起事成功了。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在華中地區的武昌，革命黨人的起事激起了反朝廷的兵變，革命風潮迅速蔓延全國。孫中山很快就透過他在上海的總部，掌握了全盤局勢，他在該地被推選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大總統。到了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一日，清朝覆亡。但是，這時北方仍然在前直隸總督袁世凱的控制之下。孫中山為了顧全大局、維護國家統一，慨然辭去肇建伊始的民國總統之職，由袁氏接任。
不幸的，袁世凱最終被證明是反動派頭子，他在革命黨人於一九一三年試圖推翻他的政府時，
派兵鎮壓他們。孫中山再一次必須流亡海外。但是在接下來的七年間，他組織了新的國民黨，據有廣州，並且開始準備北伐，在進步的治理之下統一全中國。現在袁世凱已死，但是軍閥餘孽還盤據著首都，並且自相爭鬥、犧牲中國的主權，換取帝國主義者的貸款。孫了解，他需要盟友以摧毀這些軍頭，因此邀請共產黨人合組統一戰線，並且讓中共加入國民黨。這些中共黨人接受了他的邀請，但是因為他們持續暗中圖謀共產革命，最終背叛了孫的事業。孫中山在一九二五年病逝之前明白了這一切，但是他為了業已開展的北伐計畫，不得不維持國共合作的聯盟局面。這個政策在他死後，由他原來的軍事幕僚蔣介石繼承下來。蔣接管了國民黨，為實現孫中山統一中國的理想，而在一九二六年發動北伐。儘管中共與蔣在一九二七年決裂，蔣總司令還是在一九二八年將全國統一在國民黨的旗幟之下，並且在新的首都南京治理中國，一直到抗戰爆發。

國民黨革命史觀的矛盾
這套國民黨版本的辛亥革命論述，以及接下來的發展，是設計來使蔣介石繼承國民黨內的權力地位正當化。蔣被認為是國民黨總裁的不二人選，因為他實現了孫中山的遺志發動北伐，成為革命創始者的合法繼承人。因為如此，孫中山在革命運動中的地位，就必須高於其他參與者。在這種情形下，辛亥革命於是被編造成完全是孫一手造成，民國肇建也是他個人的成果。
然而，如果對「國父」以及辛亥革命作更進一步的觀察，就立即能夠發現許多矛盾之處。孫中山不但和內地的祕密會社關係非常薄弱，他本人也只參加過一次起事。一九○五年成立的同盟會很快就四分五裂，而到了一九○八年，同盟會在東京的總部已經與人在印尼的孫失去連絡。這場於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爆發的關鍵武昌起義，是下層士兵和統帶軍、士官所聯手發動的譁變，和孫中山沒有任何連繫。事實上，當革命爆發之際，孫本人正在美國科羅拉多州的丹佛市。得悉起義消息以後，他直接由美國轉赴歐洲，面對西方列強諸國，以革命最主要的領導人自居。孫在上海獲選為臨時大總統則是妥協之下的選擇，因為在當時，湖北新軍將領黎元洪和湖南籍革命領袖黃興互爭總統一職，已成僵局。同盟會只在十八行省當中之一擁有實權，這就是孫的故鄉廣東，革命黨人在那裡發起多次反清起事，他的革命組織在那裡也最為強大。可是，即使在粵省一地，同盟會也很快就將地盤丟給孫的對手陳炯明，因為陳得到了商人和改革派仕紳的支持。
儘管孫中山在一九二○年代的革命運動中，無庸置疑的具有最高權威，但是，正如上述這些矛盾所顯示的，如果說他在辛亥革命當中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將會是一種嚴重的扭曲。甚且，現在也有很好的理由能夠質疑，推翻清朝根本就不是一項長期布局，計畫完善的革命性雷霆一擊。相反的，辛亥革命可以看成是各省紛紛脫離中央所導致的結果，這些主要省分（除了一省例外）都由新軍的軍官，或是省諮議局的仕紳所領導。所以舊秩序的傾覆，可說是由一八五○年代，為了因應內憂外患所發展起來的過程之最後結果：地方武力的發展，農村經理階層的興起，在地方政府中仕紳政治影響力的延伸等因素。革命在思想上受到激進知識分子的啟迪，而革命的起事（儘管頗多失誤），則因為表露出深刻的社會動盪而顯得重要。但是清朝的滅亡，實在是十九世紀中崛起的新菁英所導致的後果。實際上，正是清廷在一九○一年後所作的軍事、政治、經濟，以及教育改革，諷刺地加速了菁英群體政治意識的形成；如此所產生的後果，對清朝的傾覆而言，遠較孫中山等革命黨人於同時期內所從事的活動，來得更有貢獻。

軍事現代化及其後果
改革所帶來意料之外的後果，當中最顯著的，莫過於清廷在十九世紀後期，延續自強運動而來的軍事現代化改革。在一八九六年，即日本於甲午一戰獲勝後，盛宣懷就曾建議，以三十萬普魯士操典的各省團練新軍，替代原來八十萬的傳統綠營部隊。光緒皇帝之後下詔成立兩支新軍部隊：一是「自強軍」，由總督張之洞統率，以十三個營在南京組成；另外一支是七千人的「新建陸軍」，以直隸省為基地，歸袁世凱統領。兩支部隊都著西式軍服、配備西式武器（尤其是毛瑟槍），張之洞的自強軍，還由三十五位德國軍官進行操練。
慈禧皇太后此時雖然已經歸政於皇上，但是為了制衡新建陸軍，立刻就命令榮祿節制直隸所有朝廷部隊。榮祿稍後組織了一支按德國軍法操練的先鋒隊，歸甲午戰爭中作戰英勇的聶士成統領。袁世凱後來之所以在戊戌政變時背叛維新黨人，仍然效忠於慈禧，有部分就是因為榮祿在兵力上占了壓倒性優勢的緣故。
慈禧的政變代表滿洲皇族親貴重新控制了朝廷，他們也很快將手伸進軍事部門裡面去。皇太
后重掌大政之後，改組北方各軍，將袁世凱的新建陸軍併入榮祿統領的六萬名「武衛軍」當中。袁部雖然改稱為武衛右軍，仍歸袁氏指揮。不過，朝廷卻因此而確保了對華北軍事力量的掌控。
八國聯軍於一九○○年進攻北京，使朝廷的軍事力量遭受重創。戰爭爆發後不久，南方各主要督撫如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等人，私下和外人協商停戰（即《東南互保章程》），承諾保障帝國主義者在租界和條約口岸的權益。稍後被任命為山東巡撫的袁世凱，也奉行這一協議，忽視慈禧要他加快備戰的指令。結果是榮祿旗下各軍，在聯軍頭一波大舉猛攻時首當其衝。提督聶士成於一九○○年七月九日戰死於天津南郊，參戰的武衛軍，實力大為削弱。另一方面，袁世凱所部由於未曾開赴戰場，因而毫髮無傷，得以在戰後保存建制。
在皇太后於一九○一年決定展開制度改革之後，袁世凱麾下的軍事力量便開始得到擴充，他所統領的兵員，很快就達到三萬之眾。像他前任的李鴻章一樣，袁世凱得益於清政府自衛的決心。他的北洋軍所部軍官，主要都是日本軍校留學生，朝廷還贊助北洋武備學堂的設立。而且，專責改組部隊的練兵處，受到軍機處的支持，於一九○三年十二月設立。這個機構由袁世凱和軍機滿大臣鐵良共同主持，軍費由各省的稅收挹注，從而使袁麾下的部隊在一九○四年（同年底，日、俄為了爭奪滿洲和朝鮮而開戰）時，擴充了一倍。到此時，袁的轄下有六萬訓練精良、薪餉充足的士兵聽候號令，讓他因此成為北方軍事的領袖人物。
對於朝廷的官員來說，袁世凱在直隸省稱霸，使得一個老問題又浮出檯面。自從太平天國動亂以來，漢人的地方督撫如曾國藩、李鴻章及張之洞等人，在軍事上都自成局面，現在看來，袁世凱又將要步上他們的後塵。這些地方大員的權力，原來受到順治和康熙皇帝在十七世紀晚期所設下的制衡體系的牽制，這個機制依靠八旗統兵將領，使權力平衡的天秤傾向對朝廷有利的這一邊。可是自滿清入關以來，滿人菁英日漸失去種族認同，而八旗兵在平定內亂與外患時，業已證明完全無法派上用場。不過，朝廷即使失去了一項制衡漢人的重要武器，它卻因為自身日漸的漢化，反而贏得了漢族士大夫在文化上的忠誠。事實上，滿族菁英們此時已經十分認同漢人的文化保守主義立場，導致西方軍事科技的學習，都由較不採取排外態度的漢人官員（例如李鴻章、袁世凱）所把持。然而，到了一九○二年，皇太后的諸多改革新政，讓這批滿洲親貴相信：他們需要趕上潮流、因應時代。貴族紛紛出國考察，而皇室諸王則選中普魯士貴族作為他們仿效的對象。在接下來的八年間，當滿人組織禁衛軍，由留學德國，和德國貴族聯姻的親貴蔭昌來統領時，朝廷對於能夠恢復祖宗在議政王大臣會議時的武勇，深寄厚望，同時也期待這批滿洲親貴，能夠像德國貴族軍官那樣，主導全國的軍事事務。
鐵良，這位袁世凱的前政治盟友，受命執行這項政策。滿洲人力圖恢復對所謂「北洋軍」的控制，當一九○六年，練兵處併入新成立的陸軍部時，袁部轄下的六個鎮（師）被分去四個。袁世凱靠著皇太后的幫助，討回了兩個鎮；但是隨著慈禧健康的日益惡化，袁在朝廷中的地位也愈來愈艱困。他的失勢，可以很清楚的從一九○七年，他被任命為軍機大臣一事上面看出來：實際上這是明升暗降，有效的剝奪了他剩餘的兵權。皇太后在隔年過世，更使他在政治上少了重要的靠山。看起來，滿洲諸親貴在這場爭奪北方軍事指揮權的鬥爭裡已經獲勝。
但是，他們的勝利只是鏡花水月一場空。首先，以滿族親貴掌兵，只招致了漢人的疑忌和怨
憎。這群親貴脫下儒家長袍，配掛德國式的肩章，希望能夠重振他們身上的勇武貴族之風。可是，為了達成這個目的，他們卻付出了失去漢人臣工們文化上效忠的代價，並且不幸地讓朝廷蒙上了重滿輕漢的污點。其次，鐵良和稍後的蔭昌，都沒能正確的認識到：袁世凱的權力基礎和之前的李鴻章、張之洞略有不同。袁氏與他們之間，確實有諸多相似之處：和李鴻章一樣，袁世凱無法自外於朝廷，另成格局，而必須仰賴他個人與朝中重臣的結盟，來保障他在地方上的軍事專擅局面。但是，和之前這批督撫不同，袁世凱所依靠的，是他已經訓練、培養出一批純粹的新軍事菁英。幾年下來，他的北洋武備學堂已經栽培出數百名軍官，這批人自認是他的人馬，對他個人唯命是從。
曾國藩和李鴻章的軍隊，都以文人領兵，是根據上下從屬的忠誠關係組織起來的，每位軍官只從屬於他的直轄長官。袁世凱的軍隊則不然：部隊裡的幹部們並未受儒家處上、待友的道德準則薰陶，而是被教育要不分階級地對最高統帥袁世凱效忠。而身為職業軍官，他們擁有特殊技能，因此有別於傳統官員。在另一方面，曾國藩的幕友們，當年都期待著獲得官職任命，因此對於既有體制，就和對其恩庇者一樣效忠。而儘管袁世凱手下許多軍官，後來都出任北洋政府的官職，他們卻不把軍事生涯看作是轉作文職的踏腳石。受到軍校教育經驗的影響，從軍對他們來說是生涯的職業，而克盡職責則優先於效忠這個正在衰頹的政治體制。這種職業獨立性，讓袁部的軍官們就長期來說，遠不如忠誠堅貞的儒家官員來得可靠，但是在袁氏升任軍機大臣的這幾年內，這批幹部仍然聽從他的驅策。這些官員（如徐世昌等人）被安插在北方各個重要位置上，等到一九一一年、革命爆發之時，他們聽令於袁世凱，很快就採取行動。

財政困難
袁世凱並未擁有能夠宰制全國的軍事實力。其他的新軍單位在中國各地訓練、屯駐，這些部隊的文職長官是各省的巡撫，在二十世紀前十年間，他們侵奪了愈來愈多原來屬於中央政府的軍事、財政職能。各省財政的自主，尤其讓朝廷難以支付皇太后所發起的野心勃勃改革計畫。雖然中央政府的總支出，在一九○○年到一九一○年間成長了兩倍，稅收總額卻維持不變。
清廷此時有四項主要收入：每年土地稅約一億又兩百萬兩銀子，關稅三千三百萬，鹽運專賣營收四千五百萬及像鴉片貨物稅這類的釐金，約兩千一百萬。雖然土地稅只在北京的總收入中占了百分之三十五，政府的徵稅系統卻甚無效率，低階仕紳包攬稅收的情形也無所不在，導致稅率無法提升。其他主要進項—關稅和鹽稅收入，都用來作為保證金，償還過去二十年間所累積下來的龐大戰爭賠款。還有一項可能動用的內部收入，是各省的釐金。可是，當中央政府於一九○九年，授權內閣度支部審計並且徵收這筆稅收時，各省抗令不繳，該部毫無辦法。剩下的唯一資金來源卻在海外。清政府轉向列強各國求助，以現有的貧乏收入作為償還擔保，簽訂貸款合同。對朝廷來說，此刻除了向外貸款，已經別無他法來籌措軍事、經濟事業長期的資金需要。然而採取這樣的政策，使得各省影響力日漸上升的仕紳，和朝廷之間的緊張關係更為加劇。
在一八六○年到一九○○年這段時間裡，由高等功名、官員、知名文人組成的在京仕紳，更深入的介入其原籍省分的事務當中。正如他們曉得如何以低階仕紳作為鄉村事務的經理人，仕紳們也發展出一套包含地方水利會、慈善會和租賃事業在內的複雜行政架構。十九世紀的九○年代，多位有名望的仕紳起來領導維新派的學會，並且在公眾事業的經理、地方學堂、學校的課程改革，以及像開礦或紡織工業之類的企業事務當中，扮演更活躍的角色。仕紳日漸精通於理財，相對於京師狹窄的傳統官僚利益，他們的在地政治意識大為擴展。換言之，上層仕紳感覺到，各省的省會比起在北京的中央機構，更適合從事政治活動的競逐，這樣的趨勢日漸普遍。清朝在二十世紀前十年之間的改革措施，將傳統仕紳和一個羽翼初成的資產階級，在現代經濟企業中結合在一起，加速了地方學制的改革，從而助長了仕紳政治在地化的局面。

（摘自第十一章　天命已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