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日日：一段成為西藏人的旅程(電子書)

本書簡介
流亡半世紀，落地不生根，一心渴求歸返在山那頭的家鄉
這是藏人的生命故事，也映照出我們每個人的存在

「喜馬拉雅山的那一邊，西藏就像一座大監獄。我唯一能為他們做的是，不讓世人遺忘他們。」——第十四世達賴喇嘛

「唯有我們真正的懷念、銘記和堅持，才有可能讓火焰中的犧牲者，在每一天回到我們中間。」——唯色

「流亡是一系列沒有名字、沒有脈絡的肖像照。這些照片基本上都是沒有解釋文字、無名無姓和啞口不語的。」——薩依德（Edward W. Said）

「不讓妳傷心的人類學，就不值得從事。」——貝哈（Ruth Behar）

「我討厭一切企圖挖掘並回返自身的事物，但我們都在這道路上。」——鄧湘漪

這是一本關於跨國移動、邊界身分、離散情感、地下經濟、山城隱匿、悲壯自焚及歸屬困境的「流亡之書」。書中的主角是自中國大藏區翻山越嶺、飽經霜雪、長途跋涉至印度尋求庇護的流亡難民。這些流離故事的起點得回溯到半個世紀前。
1959年，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在中國共產黨的暴力壓迫下，逃離西藏，流亡印度。1962年，在面對身後六百萬藏族同胞仍身陷絕望苦境，而眼前近十萬出亡追隨者前途茫茫之際，年輕的達賴喇嘛寫下《我的土地，我的人民》，以流亡者之聲向全世界告白，述說西藏的真實遭遇。如今過了五十餘載，世人是否還記掛著西藏人的苦難延續？
在中國境內流亡的藏族女作家唯色見證了拉薩的動盪巨變，以勇氣之筆一字一句銘刻紀錄家鄉藏人的生命境遇，這是喜馬拉雅山那頭的血淚故事。與此同時，在山這頭的印度流亡藏人於流離歲月中經歷了艱苦的生存掙扎，此為《流亡日日：一段成為西藏人的旅程》所試圖捕捉描摹的。
作者鄧湘漪帶著最大的溫柔、真誠、謙卑和勇氣，進入印度藏人屯墾區從事田野調查。她不直接高舉人權大旗，也不吶喊訴諸國際正義，而是匍匐穿梭在流亡者的日常生活中，開鑿被遮蔽禁錮的幽微情感，體察各種隱而未顯的思緒。她就像當地人一樣，繞塔、轉山、禮拜、吃藏式食物、置身謠言紛飛中、與形單影隻的離愁共苦、為年輕族人的早逝同悲。在田野的實踐現場淬鍊多年，累積無數挫敗、創傷和反省，最終凝結成這部流亡民族誌。
鄧湘漪筆下的無身分黑戶、跳機西方者、人權運動者、黯然還俗者、邊境走私者、自焚明志者，在在體現出豐富多元的存活姿態與生命重量。然而，最引人同感共鳴的是，「日日流亡」的不只是藏人，田野工作者本身也是如此；「一段成為西藏人的旅程」不單指涉屯墾區難民在異鄉形塑藏式生活的經歷，也是研究者學習成為當地人（going native）的生命歷程。在自我揭露的反身寫作中，書寫對象與書寫者之間的界限逐漸消融，而帶著柔軟的閱讀同理心進入藏人屯墾區的日常紋理，「我們」與「他們」之間的文化隔閡也將消弭於無形。

本書特色
內附印度藏人屯墾區的日常照片，讀者可藉此一瞥流亡者如何隔著險峻高山、背向西藏家鄉，建立起彷若故土的藏式生活，在異鄉山腰細細回味著故鄉高原的每一日。

【Misfits書系】
游擊文化的創始書系。聚焦於各種底層、邊緣、非主流、格格不入的個人或群體的生命記事。取材自民族誌、生命史、報導文學、陰性書寫、人文研究、社科調查等。書系精神為不渲染浮誇悲歌、不消費廉價溫情、不製造刻板印象、不鞏固傲慢偏見，但求揭露隱蔽、翻轉污名、傳達喑啞者的聲音、體現各種活著的姿態。最終讓人明白，故事的書寫者、故事裡的主人翁，乃至故事的閱讀者，在生命旅程中都可能是misfit。

鄧湘漪

參與國際發展工作二十年有餘，以貼身在場的蹲踞姿勢，參與東南亞、南亞、非洲、南太平洋國家，以及台灣原住民地區災難重建之實踐行動與學術研究。近十年來，關注西藏議題，並投入印度流亡藏人屯墾區的田野工作。奠基於過往苦難現場實踐經驗的挫敗、創傷及反省，一路走來，試圖追尋以更加溫柔、合宜的觀點理解他人、自身和這個世界。自我的身體與精神世界擺盪於各種有形、無形邊界之間，在政治國界與族群身分疆界之上，思索人存在的道德面貌。作為一個投身族群情感流動研究的學術邊緣人，西藏民族的流亡生活映照的正是自我生存形式的殘缺，而我們總冀求著拾遺補憾。

★凝視漂泊．共感推薦

「我所認識的作者鄧湘漪，為人真實坦誠，實踐智慧的活動過程中，不免有時感到挫敗，然而，正是因為這些實踐經驗的學習歷練，甚至挫折後的反動修辭行動，激勵著她不斷地反省並轉化自我參與形式，最終，以溫柔的力量、厚實的態度、高度的書寫和深刻的知識，完成如此極為煎熬的族群生命銘刻書籍。」——林耀盛（台灣大學心理系教授）

「作者對於印度流亡藏人的生存處境與抵抗形式的摹寫，反映了她自身對於文化身分認同的躊躇探索。研究者與她的研究對象，彼此牽涉，相互指認，既是自我的流放與安頓，也是自我實踐、自我救贖的一段動態旅程。他們都在生命難題中，面對難題；在日常生活中，面對非日常性的文化與政治命題；在黑暗宇宙中，尋求一線脫困與安頓的間隙。」——楊翠（東華大學華文系副教授）

「每個人都曾渴望流浪，因這是追尋自我的一種形式。這是一位憂傷的民族誌作者，與一群流亡者共同生活的故事。透過對印度流亡藏人的凝視，作者企圖訴說的並不只是離散的苦難，更是藏人如何堅守其精神上的原鄉，謙卑、虔誠地度過命運的重重逼迫。藉由這本沈重的敘事，我們得以重新認識認同是如何而來，自由又是何等可貴。」——吳易澄（精神科醫師）

「令我讚嘆的並非作者寫出『你所不知道的西藏』，而是作者誠實地打破許多人對西藏難民一廂情願的同情與想像。這或許就是人類學家投入田野，最珍貴之處，他們從歷史、信仰、政治、經濟、勞動……方方面面去建構出藏人社群的一切，甚至仔細爬梳、解析群體之中會有的八卦與人際糾葛，當然不會忘卻藏人社群與印度社群之間的勢力消長與權力利益而生的張力，就連觀光發展與生態環境都帶了幾筆。這是一部極為出色的民族誌。」——阿潑（文字工作者）

「我們都在時間的邊境流亡，回不去昨日也停不下今天。下一個瞬間，我們連此刻都無法主張，只能固執地去想念，毋寧是想像。我們也在國族的認同擺盪，歸不去故土也留不在此地。下一次轉身，我們連彼此都不再相熟，只能朦朧地去追憶，毋寧是追悼。執終成空，流亡才是造就我們得以存在的真實。沒有人能窮究自己不是誰，以至於我們永遠無法知道自己是誰。這是一本關於流亡與追尋的民族誌，筆下是西藏，但每一頁都讓我們想到自己。」——鐘聖雄（獨立記者）

推薦序：唯日常能趨向真實
阿潑（《憂鬱的邊界》、《介入的旁觀者》作者）

提及西藏，世人心裡興許浮現幾個圖像：一是天高地闊與其神秘信仰，二是其激烈高昂的政治主張，或是可嘆可憐的流亡。對台灣人尤其如此，有些人嚮往藏地旅行，想像將心靈拋諸天地，有些人在政治上同情藏人，提到中共鎮壓與藏人自焚情事，語音高亢、情緒憤怒。台灣NGO或志工喜歡到印度藏區服務，目的不待多言：難民需要幫助。

同是政治難民，緬甸克倫族、克欽族，乃至於羅興雅人的故事說來話長，若非小男孩於沙灘上的死亡背影，敘利亞人連一句話的發聲機會都沒有。但我們對藏人的問題雖不能說非常清楚，卻是知情的。這多虧達賴喇嘛的魅力、西方世界的同情與傳播，或是異文化的吸引力。但也因為如此，對西藏的敘事便顯得簡化、刻板，藏人的處境與生命便也單一——他們都抗暴，他們想逃離。

我曾經也這麼想像藏人的，直到某年，到了雲南藏地，卻聽一個藏人對我訴說「黨」如何好，中國如何強大，台灣不能獨立等等，才懂得質疑自己的想像。昏暗的藏式酒吧內，在濃烈的青稞酒後，我什麼話都沒有說，只是靜默。獨自在異地，畏懼爭論，害怕衝突，想說的話就著酒精吞下。帶著醉意回到旅館，眼皮沈重，卻無法入睡，只是想著：「為什麼這個藏人，跟我想像的不一樣？為什麼這個藏人，背叛他的文化？」

答案其實簡單，一下子就想透，只是無法理解：對藏來說，藏究竟該是什麼？這問題的名詞換上其他，例如台灣例如美利堅，怕誰都答不出來，藏當然也一樣。但我還是糾結著。

我糾結的問題不只這些。二○○八年，我在自由廣場前看到藏人靜坐，廣場中央是野草莓學生的場子，藏人們側居一角，想藉點熱鬧學運的光。這些「沒身分」的藏人宣稱要「自首」，至少自首後在牢裡還有飯吃，不致於餓死。但這是表面話語，實際用意是和二○○一年達賴喇嘛來台一樣，引政府「大赦」在台藏人，讓他們快速取得身分——難民在台灣無法處理，若不能取得身分，在政治上不具權利，在經濟上也曝不了光。他們必須想方設法留下來。那時我同情他們，替他們感到哀傷。

但多年後，我卻疑惑了。二○一五年，NGO團體出版《一線之遙：亞洲黑戶拚搏越界紀實》前，讓我先讀了書稿，閱讀過程中，我總是卡住，最後終於發問：「既然在台灣取得身分這麼難，他們為何不回原居地？」在東南亞生長的可以回東南亞，從印度、尼泊爾來台的藏人也能回南亞。NGO工作者簡單回應：「人都想追求更好的生活。」

不論主旨多麼恢宏，反覆閱讀《流亡日日》這本書的過程中，我感知到的也不過就是：「追求更好的生活。」在精神上、信仰上、物質上、生活上、心智上、情感上……甚至是作者鄧湘漪自己的田野生活、學術生涯，乃至於個人情感上，「追求更好的生活」都隱隱浮動著。因為如此，她才在困境中到印度做田野，正因如此，藏人才熬過萬般艱辛，翻山越嶺來到印度，甚至撐著要離開印度，往西方而去。

作者本人對這本民族誌的生成，是這樣說的：「本書以藏人流亡至印度、進而希冀跳機西方的移動生命為基礎，在族群離散日常生活的文化意義，與後殖民心理狀態中，探索印度流亡藏人的苦難處境，討論流亡藏人的苦難生成、回應，以及鑲嵌在族群離散生命裡的結構性思考。」

「這部流亡藏人日常生活民族誌，將彼此的生命經歷勾連起來，使得遷移與離散不再單單指向流亡藏人，也讓『我們』同在一條船上似地經驗了流離。」

「我們」這個詞，帶進來有點睛之用，是為提醒，提醒我們在閱讀他者的生命故事，他者的苦難，或他者背後的結構困頓時，若能思考到自己的處境，自己的位置，或許才能讓敘事有意義，並進一步產生對話與反思。是以，作者鄧湘漪以自己在知識上、田野中，或 NGO工作裡的疑惑不解，還有在不同系統間流離的過程，呼應了文中報導人的現實狀態，她也不吝於揭露自己私人情感在田野發酵的程度與結果。

讀這本書稿時，我正置身於自己的田野，泡在訪談與異地人際關係中，自也要聆聽抱怨、八卦與各種蜚短流長，一日下來疲累不堪，睡前閱讀這本書時，竟也對作者要不要赴約、回不回家，以及陷入的那些是非爭鬥間，起了強大的共鳴。

在傳統的民族誌中，「我」往往被隱去，只能呈現客觀資料與分析，終成枯燥無味的學術文字，留給下一個研究者品茗；馬凌諾斯基的田野日記出版後，引發極大的爭議，人們才知研究者有七情六慾，也有文化本位和偏見，這是其生長背景與個人性格帶給他的，研究過程中無法抹去，尤其獨自置身異文化內，「我」更是凸顯。反思人類學由此而生，此後，民族誌多半帶了點「我」的色彩，只是程度多寡。

鄧湘漪的「我」實為明顯，以至於我們能跟著她的文字，描摹出講堂的樣貌、山城的模樣，或者藏人居住的偏狹。她的書寫極重視細節，樹的位置、路的形狀、臥室的光線彷彿都在讀者眼前浮現，於是，生存其間人們的情感、夢想與困頓，也因這細膩而揮散在書頁之中，每次翻閱，心就跟著沉了一些、糾結了一些；卻也和作者的視野、報導人的生命，近了一些，感知了一些。

但「流亡日日」的主詞，是「日日」，作者自己在田野的日常，與報導人、藏人在印度生活的日常，才是重點。「日常」是人類學研究的課題，在日常之中的反覆操練、文化實踐，才能讓人與其文化立體。唯日常能趨向真實。流亡是形容詞，也是因果，因為流亡，所以在異地生活，因為在異地生活的不安定或種種因素，於是繼續流亡。這是一個循環的狀態，恰巧反映出對「日常」的錯誤想像——日常並非日復一日、安穩、靜止不動的枯燥狀態，日常是動態的，恰指向文化的動態、社會的動態，與人的動態。

我亦曾到印度藏區一週，走馬看花一般，僅是些浮光掠影，卻不懂那清澈藍天與乾淨山壁，如何形成了難民的陰影。他們看來如此知足，又如此大方。但西藏兒童村的故事，與流亡政府官員的憤怒，又顯得那麼真實。我該選擇哪一個記得？慢慢的，我開始明白一些事，我們對西藏的認知、對藏人的了解，其實根源於我們自己的身分和位置。藏人對中共的排斥、對獨立的主張，在在能與台灣人對話，即使不屬於獨立那方，也能明白藏人對文化主體的堅持源於何處——畢竟，一九四九年後也有一場逃難潮，目的地就在台灣。我們以為自己看的是西藏問題，其實想的是自己的處境，在大中國的邊陲，再也沒有比我們更了解這樣的困境。

但我們終究不是藏人，終究沒有流亡，所以，當一個藏人說他熱愛共產黨，屬於偉大中國，當一群藏人說他們寧可沒有身分，也要冒險在異鄉生存，我們會疑惑，因為，我們缺乏能夠對話的經驗與背景。甚至讀到鄧湘漪寫道：藏人說他拒絕學英文，只因痛恨過去英國的統治，我竟感到吃驚——個別經歷被我放大成刻板印象，我錯以為藏人英文都很流利。

就像我錯以為所有藏人都懂得「反共抗暴」，都想追隨達賴喇嘛一樣；就像我錯以為藏文化僅在「西藏自治區」，忽略了青海、雲南、四川等地也都有藏，其歷史文化發展中，文化各有消長，語言亦成區隔，難以純然整體而論。鄧湘漪在書中便做出解釋與定義：「民族誌書寫中的西藏，不僅是描繪族群的詞彙，也包括地理上的意義（即位於中國境內的大藏區）。在這個脈絡下，沿用西藏具有刻意字詞選用以翻轉其政治性的味道。再者，西藏為田野報導人所慣稱的家鄉名字，藏人將西藏分為衛藏、康巴、安多三大區域，具有歷史文化上的實踐價值……。」

儘管鄧湘漪以「翻轉政治性」的語詞來稱定藏人，並將田野限定在印度藏人屯墾區，抽離了中國境內藏人、藏區當下的難題與政治糾葛，但《流亡日日》這本民族誌以流亡為框架，以逃離中國藏區的藏人為主題，早以說明它本身就是政治的，但「政治」是否是人們慣常想像的狹義權力、國族關係？怕是無法如此粗糙定義的。畢竟，政治與認同邊界總是游移的，但在游移之中，也能產生穩固的界線。這部分的思考，或留給讀者自己想像。

總之，閱讀《流亡日日》的過程，大概充滿了上述這般在既定認知內，也打破既定認知的反覆之中。換句話說，在我熟悉的西藏難民的敘事之後，可能接著的是我完全不知道（或沒想過）的藏人社會或故事。但令我讚嘆的並非作者寫出「你所不知道的西藏」，而是作者誠實地打破許多人對西藏難民一廂情願的同情與想像。這或許就是人類學家投入田野，最珍貴之處，他們從歷史、信仰、政治、經濟、勞動……方方面面去建構出藏人社群的一切，甚至仔細爬梳、解析群體之中會有的八卦與人際糾葛，當然不會忘卻藏人社群與印度社群之間的勢力消長與權力利益而生的張力，就連觀光發展與生態環境都帶了幾筆。我特別喜歡的部分，是捐贈者錢財的利用、運送等細部描述與權力關係，還有作者在一開頭便寫出報導人利用，讓她憤怒的故事（我自首自己真的是太愛看精采八卦跟肥皂劇了。其實我欣賞這種坦承）。這是一部極為出色的民族誌。

推薦序（一）：永遠在路上∕楊翠
推薦序（二）：唯日常能趨向真實∕阿潑

序 章 流浪
知識轉折與取向認同｜我、西藏及田野角力｜落腳與重返田野地

第一章 負傷的鄰人
西藏抗暴歷史創傷｜流亡開展與難民身分｜藏民庇護背後的中印角力｜經濟觀點下的政治庇護｜西藏流亡的歷史定位｜宗教精神支撐生存信念｜移動造就日常變化｜無家可歸與生存異化

第二章 捷徑
默會的轉山儀式｜崇敬神聖的身體苦行｜決意離開西藏家鄉｜想像中的自由及其代價與折磨｜考量遷移西方的難題及盤算｜流亡歲月仰仗捷徑｜山城夜晚風雨生活｜跨國視訊安頓「回不去」的惆悵

第三章 思念轉化
隱匿巴士站裡的遠行盼望｜相互取暖依偎的「失敗人生」｜夢想天堂裡日日等水｜西藏民族運動與非政府組織｜文盲格桑的民族情感轉化

第四章 生產與勞動
印南拜拉古比的經濟生產：農業與宗教交融｜印北德蘭薩拉的經濟生產：商業與宗教交融｜合作社事業｜翻轉難民刻板形象的經濟差異｜印藏勞動力交換中的文化張力

第五章 暗黑經濟
還俗札西的諸多「第一次」｜錢流轉與風險無常｜邊界經濟與商品供應鏈｜邊境走私「賭一把」翻身機運

第六章 隱匿
熱情的人引來熱情的耳語｜流言蜚語關乎族群集體欲求｜聽聞佛法的搶位戰略｜修行道上以關係為網、謠言為障｜藏匿自身，任語言堆疊封存流言

第七章 自焚
族群身心受苦的終極化現｜受民族情感灌溉的哀悼｜自焚英雄遺體回城的單行道路｜喪禮儀式撫慰集體哀傷｜儀式的神聖性與精神召喚｜團結向上的精神力量｜藏人受苦的集體性及其意義｜與死亡鑲嵌的哀慟復仇和民族情感轉折

終 章 民族苦難的精神氣質：後殖民的心理糾結
缺乏連字號的難民身分矛盾｜貼附於印度社會的藏族離散｜不融合生活圈的族群加壓｜屯墾區作為連結世界的中心｜跳機翻轉西藏民族情感的糾結｜公民與難民身分的矛盾｜少數族群的歸屬困境和倫理選擇｜流亡藏人的過渡性後殖民情懷

註釋
參考書目
跋：流亡的存在書寫——用生命寫作的公共型邊緣學術人∕林耀盛

第七章　自焚

受民族情感灌溉的哀悼

天光未亮，我躲在羽毛不斷自尼龍布面冒出頭來的睡袋裡，冷得不願意起來，僅伸出右手拉開遮光的淡橘色窗簾。外頭雲霧仍多，看不見雪山山頭。「今年天氣太奇怪了，以前冬天只有雪山下雪，但今年卻落到了一千八百公尺高的德蘭薩拉，積雪到膝蓋呢！不可思議。現在應該是整年氣候最舒服的季節，卻還是冷得很。」初識拿旺時，氣候常是填補彼此尷尬的話題。拿旺是我來到山城後認識的朋友，一個告訴我世界末日即將到來、做西藏研究終無意義的悲劇性人物。空氣中瀰漫了燒木柴的煙燻味，想來應該是屋外陽台左下方，就著土堆隨意搭蓋工寮棲居的印度苦力人家，女人正在燒柴煮飯伺候工寮裡大大小小一群人上工。工寮後方再靠山邊一點，緩緩傳來僧眾早課的唱誦聲，僧院作息清楚嚴密，早課結束鐘尚未敲響前，僧眾得耐著徹夜未進食的飢餓感背誦經書，這應該也是鍛鍊意志的修行方式之一。烏鴉叫了兩聲，似乎同意我的看法，也像是催促我趕緊離開被窩。灰冷的窗外風景映照著近日山城的抑鬱，烏鴉佇立樹梢的身影顯得格外悲涼，如同我躺在木條釘製的單人床上，想著自己模糊不明的未來那般孤冷。那一刻是清晨四點五十分，天色未明。

前日〔二十七日〕，山城靜默卻又隱隱騷動，感覺得出來有一股壓力在日常照會中流動。談話雙方不但不點破，反而以更加陽光的燦爛笑容交往，使得這股壓抑的能量緩慢地在身體裡膨脹，一不小心就會爆炸、皮開肉綻。幾天前〔二十六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訪問印度，流亡印度的藏人集結於中國駐印度大使館前抗議。抵制行動早在幾週前便在山城蔓延，不是看見街頭標語旗幟，就是舉辦連署聲援大會。「美國影星李察吉爾在紐約，慰問即刻在中國大使館前絕食抗議的西藏人」的圖說照片海報長達三公尺，從菜攤、水果攤延續到麵包攤位前方。佇立端詳的當下，不時得挪動腳步讓出空間給買菜的藏人，欠身時候的四目相對，竟是帶著不想負責任的閃躲，從那眼神的閃爍格外感受到莫名責任的重量。來自西藏、成長於德蘭薩拉的青年蔣佩以西（Jamphel Yeshi）於中國大使館前自焚示眾。消息傳回山城已是蔣佩重傷，正在加護病房接受醫療戒護。山城青年組織立即動員了起來，貼出蔣佩以西參與青年會活動的照片，以及街頭自焚時、重傷時、躺在病床上全身包覆燒傷醫療棉布時的圖文細節。這些影像與文字以一種活生生在自己眼前重現的方式矗立於山城街頭，血淋淋的紀錄片畫面直觀地對著自己說故事，聽故事的同時甚至開始想像蔣佩以西的心情：「他做這個決定的時候閃過什麼樣的念頭？」「自焚前一夜他是怎麼度過的？應該喝了白酒暖心才是。」彷彿作為觀看者的我是蔣佩的親密朋友，不僅瞭解他的為人、成長經驗，更經歷了拙火燒身的刺烈痛楚。觀看者緊盯著蔣佩以西那雙臂敞開、張嘴尖叫的奔跑畫面，直盯盯地說不出話來，只剩下零碎的意念在腦中打轉。

這條五百公尺長的城中心道路，前夜燭火滿布，白色的短蠟燭卡在折成直角形的瓦楞紙中央，為的是不讓蠟油燙傷虎口。然而，融化的蠟油儼如江河無處疏通，逕自漫流在虎口與手指之間。幾次蠟油溢出沾染皮膚，蠟油遭遇冷空氣瞬間凝結，使得皮膚緊繃，灼熱感只有萬分之一秒，但卻讓人想儘快換手、剝除。身旁的僧人問我：「妳怎麼想西藏？」我聽到了問題，卻回答不出來，怎麼可能在靜默抗議的交會時刻，簡單兩句就做出回應呢？要說些什麼？我連自己台灣人的定位都說不出口了，更何況是西藏。「好燙！」我火速將蠟燭換至左手、甩著右手，利用蠟油轉移了話題，避開這個讓人不知如何是好的當下。幾近全城的藏居民與觀光客站立在十公尺寬的道路兩側，將印度商家做生意的出入口全堵了起來，長蛇似的蜿蜒盤踞。夜裡的聚集，一方面是為自焚者祈福；另一方面青年會、婦女會組織身負歷史使命地透過傳聲筒，陣陣傳來音頻上揚的運動話語，「我們譴責中國政權」、「讓達賴喇嘛重回西藏」、「西藏是西藏人的」。標語式宣言伴隨著維持現場秩序的宣導，「請大家往旁邊站一點」、「等下我們要繞行一圈後走到大昭寺」、「在大昭寺前會有個哀悼儀式」。傳聲筒拋出的語言越多，群眾在夜裡顯得越沈默，不語成為共同的語言。寂靜的情緒被蠟燭與傳聲筒給擾動著，宛如刻意壓抑的情感不時有人故意挑逗玩弄，對方等待著的就是自己情緒崩潰的那一瞬間，但這個挑撥被看穿了，硬生生地將竄至喉頭的那股渾熱氣體給嚥了回去。山城自夜裡哀悼那天起，連續三天全城安歇，藏人經營的各種小買賣全都歇業，肅穆安靜地參與從清晨到夜裡的祈福儀式，無論是法會、念誦、做大禮拜還是遊行、連署。這段時間山城生活充滿著自焚者的有形身影與無形懷念，靜默成為對自焚者最高的致意，遇見熟人只剩下微笑。

昨晨〔二十八日〕傳來蔣佩過世的消息，傳聲筒隨著車子繞行於山城街道間，字句也因此渲染於景物之中，像是日本動畫《蟲師》裡，受自然界無名的靈體附身而慢慢從點到線到面的侵蝕，聲音雖飄散緩慢但侵蝕確實存在。因為身體的某些部分產生了變化，從耳朵聽見廣播開始，音韻似蟲蔓延到眼眶、鼻腔、腦門、喉嚨、心肺，終至小腿肌肉抵達腳趾前緣。「蔣佩今天早晨過世，遺體將會從德里運回德蘭薩拉，明天早上將在大昭寺舉行喪禮，紀念蔣佩，同時紀念藏人的苦難。」傳聲筒的高音頻刺激著睡夢者的意識，受到打擾而中斷睡眠，皺著眉頭吃力地撐開眼皮，聽見斷續的音階但無法組合完整字句。於是，躺在床上未移動身體，再次閉上雙眼試著將碎裂的字詞拼接裝配。自己完全無意識盛會即將來臨，只知道有場紀念活動，大家都會參加，當然也包括自己。大昭寺周邊擠滿了群眾，或持咒念誦、或交換情報，原本大昭寺前兩三個賣小籠包的藏族小攤位，這幾日已被印度小攤販給霸佔了，同樣是一張椅子一口爐，但掀開蒸籠蓋的主人不同，便失去了購買的欲望。主殿一樓已布置完成，眾人聚集在白色布幔覆蓋的平台前，抬頭看著高掛的雪山獅子旗，以及兩旁蔣佩以西的笑容與拙火覆身的身影。平台的大小正好是棺木的尺寸。比利時友人與我相約在大殿碰面，遇此場景不解地問道：「為什麼藏人選擇自焚？」在客觀的歷史條件分析之後，我失去了回應這個問題的立場，我不是藏人也沒有自焚。我倆以順時針方向繞著大殿散步，解釋著主殿與側殿供奉的神像和來歷。雙手合十自頭頂、鼻尖、心臟三處頂禮膜拜，在釋迦牟尼佛前我閉起眼睛持咒冥想，祈請菩薩賜給我面對苦難的勇氣和智慧。我的眼眶突然濕潤，所有關於自己的與他人的艱難，一下子全湧現在冥想的片刻。我緊張地立即斷絕念頭，深吸一口氣，將胸口鼓脹的抑鬱自嘴裡吐出。這廢氣又遠又長，必須反覆練習幾次才能順利睜開眼睛並離去，而且離開時帶著剛跑完長跑的疲憊感，頭腦無法再多做任何一丁點思考。遇見拿旺聊了兩句，他對我說：「很高興看到妳來致意，這對妳、對藏人都很好。我沒有勇氣自焚，但是我能夠做的就是追悼蔣佩，為他祈福誦經，讓他帶著所有藏人的祝福好好地離開，也讓全世界都知道西藏人面臨的痛苦。」拿旺說完明天見，便轉身沒入祈福法會的人海裡，要了本念誦經文，找個軟墊空位坐下，翻開經文本落入唱誦冥想的世界裡頭。此時，我知道自己不能繼續留下，必須在最短的時間內離開，否則情感將無法控制地脫韁而出。

自焚英雄遺體回城的單行道路

清晨五點十分，我在烏鴉叫聲中拉開暗紅色羽毛睡袋的拉鍊，冷空氣旋即入侵而打了個冷顫。扭開水龍頭先過濾水質，因山城水源缺乏，加上蓋樓工程日益增多，水管裡流出來的水夾雜著大量泥沙，或是老舊管線裡的廢五金碎屑，淨化水質成了山城某種高級生活的象徵。我將安慰用的過濾水倒入電茶壺裡煮開，邊構思今天的行程安排。「八點」，聽聞是這個時間舉行蔣佩以西的喪禮，心裡盤算著七點半出門。將陽台門打開、泡了杯熱茶，坐在床沿邊呆滯地看著門外積雪遠山。常常都是這樣的狀態，無聊地等待某個時刻到來。「所有事，能逛的繞的去的做的都完成了，飯也吃了，澡也洗了，然後，現在時間傍晚五點半。」初抵山城某日我在筆記裡寫下這段話。此刻，只是等待著七點半，如此而已。梳洗結束後打包垃圾，想著進大昭寺參加喪禮前，可將這兩日累積的垃圾丟在寺院前方的垃圾車裡，並且提早出門繞經輪。

六點三十分，比預定出門時間早一個小時，提著報紙糊起來的垃圾袋出門。循著山路捷徑緩步爬坡向上，剛甦醒尚未活絡的身體吃力地應付著高山溫度和氣壓，有一點喘，並開始感受到胸腔劇烈地運動，呼吸顯得深且沈。印度苦力人家燒柴的煙燻味飽滿地停留在鼻腔至肺腔間，想躲都躲不了。每出門一回便要爬山一回，腦子也就動念一回，想著是否該重新找個安歇之處，至少離山城中心近一點，不需要鎮日上山下山。終究在我離開印度前，仍舊每日重複著這個身體和精神的運動循環。轉進山路連接主要道路出口時，至為震驚。一般來說，得先步行過盤旋向上的泥路山徑，再走一段鑿除山壁而鋪蓋水泥的狹小簡易道路，右轉上一段六十度傾斜的二十級石階。在石階最頂端雙手頂撐在大腿上、彎腰奮力喘息的同時向左看，大昭寺前的風景與人潮盡收眼底。然而，當天七點，我卡在石階前方無法前進。

民眾在太陽出來前便聚集等待，據言遺體已在路上，隨時抵達山城。此時陽光初露，斜照在大昭寺的邊上。人群環繞大昭寺，手持白色綢緞哈達，肩披紅藍黃相間的雪山獅子旗，低聲吟唱著誦經文，頻率緩慢而細微，彷彿將呼於喉頭的音苗硬是吞回去的咕嚕聲響，在眾人的唇齒之間盤繞，形成一種低頻單調的空氣震動。我站立在群眾後方轉動眼睛觀察情勢，心裡想著：「這麼早就這麼多人，不可能擠到前面丟垃圾了，怎麼辦？」趁胸腔起伏大口喘氣的平復片刻，順勢調節了手提垃圾卻不知如何是好的窘迫，呼吸之間決定先將垃圾放在某一級石階的角落。接著，側身越過一個又一個油脂味極重的身體。就在那長時間未清洗身體與衣物的酸腐味道、原訂計畫遭到推翻所引發的紛亂暈眩，以及不知前頭究竟是什麼模樣的恐慌感受下，慢慢擠到第一排看得見主要道路全景的定點停了下來。

進山城的山路上有個分岔路口，以坐落在小土堆上的茶舖為分界點。Sky Café，正如其名，攀爬至山城頂端的路徑以十至十五度的仰角緩緩上坡，為對抗離心力而力圖平衡的前傾身體，抬頭時只見土堆上的茶舖及孤獨高傲的樹，而背景是清澈無比的高山天空。車輛行經至此，必須右行進城，單向順行終至環繞山城一圈，又見分界的茶舖，如此完成車輛單行以疏解狹小城中心會車的壓力。載著蔣佩遺體的救護車就是順著這個方向行進，終抵大昭寺喪禮現場。我緊挨著人群，稍一撇頭便感受到旁人吐出的濕熱蒸氣，趕緊往後仰頭拉開彼此距離，卻又撞到另一邊鄰人的鼻頭。站在單行道一側環顧四周，幾個熟識的臉孔映入眼簾。僧人洛桑看見我，揮手打招呼，我僅微笑搖手回應，無法過街問候。人群站立等候多時，每當車聲傳來，便以為是載著自焚者遺體的靈車。印度警察為使眾人騰出車輛前行的細長空間，不斷揮舞警棍、吹哨驅趕，待車子駛過眼前才發現仍須繼續等待。隨著時間過去一陣子，人群又稍微移動，企圖爭取較多的呼吸空間。於是車道再次呈現零散多角的彎曲線條，下一輛車子到來時，印度警察又一次勸退淨空。群眾繼續等待，眼望單行道來車方向的盡頭。

八點五十分，印度警察哨音聲響，群眾聽見救護車的鳴笛，併攏朝上的手掌心垂掛著白色哈達，嘴裡持咒，彎腰禮敬迎接。原本低頻的念誦音調瞬間迸發，企圖掩蓋過救護車刺耳的鳴笛聲。率先出現在眾人眼前的是舉抗議旗、訴求加入聯合國的青年會成員。他們身穿布鞋、牛仔褲以及白色男性傳統藏服，斜襟上的銅釦並未收攏，黑色獵袍橫綁於腰間。這樣的裝扮於高山再適合不過，空氣乾冷溫差大，毛料的獵袍可隨時披身禦寒。隨後，前導警車出現，緩慢地為後方的蔣佩開路。前座的印度警察頭手探出車外，警棍在空中直畫圈，提醒眾人讓出道路。警笛與藏音唱誦盤旋空氣中，耳鳴似地使得太陽穴隱隱作痛。長時間身處擁擠中而僵直的身體，為了想要看清楚救護車，姿勢顯得有些怪異。雙腳不可越界，但身體和頭顱早在界限之外，尤其是眾人高舉相機或手機的雙手，以極其誇張的方式宣告看見靈車的那一刻。救護車車頭披掛著雪山獅子旗，車身則是蔣佩的照片，身穿黑白條紋毛衣、牛仔褲的二十七歲男孩，雙手自然垂落，看著鏡頭面露笑容。沿途群眾拋擲白色哈達至救護車車頂，在早晨金黃色光線中，白色綢緞不斷地揚起落下。救護車以時速五公里的速度開進了大昭寺側門入口，群眾則蜂擁轉往寺院正門，人流般地擠身進入喪禮現場。此刻擁擠的情緒是急躁的，但步伐挪移的速度卻似蝸牛那般緩慢。

喪禮儀式撫慰集體哀傷

眾人按進寺院的慣性路徑前移，但人潮過多以至於移動困難，於是有人開始往側邊小道脫逃。這個慣性路徑上有個檢查哨，用來攔阻遊客攜帶危險物品進入大殿。「今天檢查哨應該撤掉了才對，如果有恐怖攻擊，現在是最佳時機。」我挪動雙腿、拉直頸項試圖看清楚前方狀況時不免這樣想著。終於順利進入大殿，走進喪禮現場才發現人群早已滿布，驚訝之餘聽說清晨六點前，僧侶、學生及藏人居民早已坐定。紅色僧袍與綠背心學生制服充塞在大昭寺中庭，令人動彈不得，只能在坐定的前排與後排間礙手礙腳地往後方縫隙走去。以為找到了暫棲之地，才剛站定或坐下，旋即被後方人流推擠再往前走。就在尋找安適的悼念空間之際，救護車駛抵喪禮現場，停放在白色平台的另一端，全場起身肅穆迎接。蔣佩的棺木自救護車後門滑出，抬棺者以一種無法想像的緩慢速度前移，彷彿那白色平台在世界的另一個端點，沈重的氣息使得棺木無法抵達弔唁平台。我有點吸不到新鮮空氣而覺得頭痛，很想離開沈痛的喪禮，但氣氛又過於凝固而走不了，就像有人掐住自己的喉嚨強迫留下。現場一開始顯得騷動，唱誦、衣物磨擦、耳語碎言、相機快門的機械聲響，讓移靈時刻並不特別安靜。當引唱僧侶發出第一聲唱誦低吟，全場數千人跟隨，白色哈達漫天翻飛，後方拋來落下的，前方拾起接續拋擲，白色綢緞約莫進行十個拋物線後終抵棺木停放處。

發言者眾多，但事實上我聽不懂。西藏語言運用在追思的情境時，已經脫離了我熟稔的日常生活片語，只能從成段的敘述中擷取單字，再由單字拼湊意義。我隻身前往，身旁少了個可以協助轉譯的幫手，環視周遭之人全不認得，但即使熟識也問不出口，因為所有參與喪禮的個體（包括我自己）都在孤寂情緒中處理這極大的傷痛。然而，藏人透過發言者追悼的語言感受相互之間的安慰，他們口中吐出的每個語句都像是對個體進行精神喊話，時而哽咽、時而激昂。追憶伴隨著勸世不斷透過語言放送，擴音器傳出的藏語像是會飄浮一般，一直在太陽穴附近盤旋，冷不防直挺挺地撞擊聽者的內心，於是大夥哭泣、微笑、相擁或對望。藏人的孤獨在發言者的語言裡獲得慰藉，但我卻也在這裡再次失落。一方面，身為西藏世界裡的異族，自焚者與我非親非故、異文異種，在無法確定發言立場的尷尬處境中，說不出「我經歷傷痛」；另一方面，那心裡不知該揣度多少力道的傷痕，在喪禮的現場無法藉由哀悼語言獲得勸慰。我確實沈痛，但現實處境讓我的痛懸置了起來，說不出口也處理不了。這無言的痛沒有辦法對外釋放，也收不進心裡。與藏人四目交會時，我失落的眼神正如內心的空洞，無論是身體還是精神，從一開始沒朋友到後來有了朋友，都注定孤獨地存在。西藏國歌揚起，覆蓋雪山獅子旗的蔣佩棺木，終究還是上了救護車，準備以火終結肉身。當群眾帶著淚痕微笑散去時，我只能呆立在原地無法動彈，深怕離開了就完全落空：「原來是個陌生人。」香燈師見我站立未動，捧著微微發霉的海綿地墊向我走來，對我微笑並說：「英雄啊！」那一刻我竟渴望蔣佩以西是我的民族英雄，然而，我又一次失落，因為他不是。蔣佩以西留下遺言：「我相信我們將在西藏首府拉薩相聚……我所說的是六百萬藏族人民的事，這是場民族抗爭……我認為是該付出生命的時刻。」閃過族群沈痛宣告的這一秒，我記起了放在石階角落、用報紙包起來的垃圾，心想著：「要記得丟。」於是走出了大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