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变与应变：甲午战后清政府的实政改革（1895―1899）(電子書)

張海榮

1981年生，河北南宮人。南開大學歷史學學士，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晚清政治史，在《歷史研究》《近代史研究》《清史研究》等刊物發表論文20餘篇。

序
金沖及

有一句常被引用的老話：“十年磨一劍”。意思是說：為了做好一件有價值的研究工作，必須全力以赴，不吝惜時間和精力。據我所知，張海榮撰寫《思變與應變：甲午戰後清政府的實政改革（1895—1899）》，確實投入了超過十年的時間和精力，並且是全力以赴的。她在寫成初稿時，已受到不少讚賞，並被評為2013年北京大學優秀博士學位論文，但她並不以此為滿足，又花了多年時間反復作了較大幅度的修改和補充，有些部分還推倒重寫，才形成今天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本著作。這種治學態度是很可貴的。
中國近代社會歷史的一個顯著特點是處在不停息的變動中。它以前是古代中國，它以後便逐步走向現代中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正是這樣一步步走過來的。在這歷程中，甲午戰爭的失敗給中國思想界帶來極為強烈的衝擊，成為一個重要轉折點。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國家和民族已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中國人面對的使命已不只是一般的“自強”和“求富”，而是要“救亡”，必須“思變與應變”，從不同角度化為行動。
但歷史發展的進程總是充滿各種不同社會意志的共存和衝突。由於各種社會力量的相互制約和相互作用，有時便出現這樣的局面：在各種力量中誰都難以完滿地實現自己的願望，“最後出現的結果就是誰都沒有希望過的事物”。恩格斯把這種歷史現象稱作“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融成的“一個總合力”作用的結果。這是以辯證唯物主義的科學原理剖析複雜社會現象的深刻論斷。
甲午戰爭後的嚴峻局勢、極端深重的民族危機，不能不引起中國各種不同社會力量和意志的不同反應。它們可能有共同的地方，又有相互的衝突，這是事實。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康梁為代表的維新派，清政府實行的“皇權改革”，都是在甲午戰後客觀局勢下的產物。它們當然有很大差異，但都在現實生活中起著作用，顯示出歷史發展通常是“一個總的合力”作用的結果。
歷史發展又有它的階段性。同樣的事情，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可以起著不很相同的作用，需要進行具體分析：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是當時中國發展的正確方向，但還處在起步階段，一時在國內影響尚微。用孫中山自己的話來說，“當初次之失敗也，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詛咒謾罵之聲不絕於耳”，“惟庚子失敗之後，則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向，而有識之士且多為吾人扼腕嘆息，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後相較，差若天淵”。這是當時的實際情況。以康梁為代表的維新派，在甲午戰後中國進步知識界（主要是士大夫階層）顯然居於主流地位。“救亡”的口號是他們明確地提出來的。他們有力地宣傳“變”的觀念，比較系統地宣傳新學和進化論思想，斷言“變亦變，不變亦變”，使知識界在思想上發生很大變化。這是巨大的歷史功績。但維新派人士一般是書生，並沒有推行改革的實際權力，除湖南在巡撫陳寶箴主持下實行了一些有實效的改革外，難以在這方面直接有更多作為。
本書著重考察的是：清朝統治勢力（包括由光緒皇帝主導、有關機構策劃、各地高級官員推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在甲午戰敗的強烈刺激下，也開展瞭如何自救的熱烈討論，並且在修築鐵路、開掘礦藏、開辦銀行、推廣郵政、改革教育、編練新軍等方面仍採取了一些實政性行動。儘管有如本書所說，這些事業幾乎都處在外國列強的嚴密控制和激烈爭奪下，又在眾多封建官吏的腐敗經營下，存在眾多嚴重弊端，從而一直受到人們詬病，但它畢竟也在中國從古代社會向現代社會嬗變進程中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置之不顧，同樣無法全面而客觀地看待這段歷史的全貌。本書所要揭示和討論的正是這個問題。
張海榮的治學態度是嚴謹而紮實的。她在十多年的漫長時日內，不知疲倦地細心閱讀浩如煙海的大量官方檔案和私人文集、信函、日記、報章等原始文獻，對清廷實政改革的方方面面逐一進行梳理和剖析，並註意對這過程中清廷中央同地方督撫等高級官員之間、中國同外國列強之間錯綜複雜的利益關係和衝突進行分析，比較全面地勾勒出甲午至庚子前清政府實政改革的整體景狀，進而對這場實政改革難以取得根本性成效的原因作了分析。作者對其中不少重要問題經過反复研究，確有比前人研究成果又向前推進一步的地方。
還值得注意，作者以比較寬廣的眼光，將洋務運動、甲午戰後的實政改革以至清末新政這三個前後相續的嬗變過程連貫起來進行考察，指出它們之間的連續性和區別所在。胡繩同誌曾提出：“光緒皇帝並不能夠真正實行維新派的政治路線，他所採納的其實是洋務派的政治路線。”本書作者也以事實來論證，甲午戰後的清廷實政改革是對洋務運動的繼承和發展，都是在不觸動清朝統治秩序的根本前提下展開的，但在改革規模和深度上都比過去有所提升。
對發生在庚子以後的清末新政，本書著墨不多。但不難看出它的具體措施不少同甲午戰後的實政改革有一脈相承的關係，廢科舉、興學堂、獎勵民間設廠等是如此，更不用說鐵路、開礦、銀行、郵政等方面的具體措施了。但那時的歷史條件又有變化：清朝的統治已近末日，革命浪潮在全國范圍內高漲，清廷更加強皇室集權，結果使自己更陷於孤立。西方列強在辛丑條約後也更加強對中國方方面面的控制和乾預，清廷被陳天華等直截了當地稱為“洋人的朝廷”，激起國人的強烈憤慨。最後導致清朝統治的覆滅。作者把這三個階段前後打通，統一地進行考察和思考，很有新意。
當然，本書探討的是一個相當重要而以往研究又不很充分的問題，學術界當然會有不同看法。而作者今後在研究和探索中還會繼續有新的進一步的見解和研究成果。這是很自然的。
我覺得，這本書對研究或關心中國近代（特別是晚清）社會和歷史演變的讀者來說，是值得一讀的。

2020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