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佛：從一座城市窺見西藏的劫難與求生(電子書)

《我們最幸福:北韓人民的真實生活》作者最新力作！！
入圍巴美列捷福（Baillie Gifford Prize）非虛構寫作獎、《紐約時報》年度最佳好書
這次，芭芭拉．德米克聚焦在中國數一數二最難潛入的地方──阿壩，
探究今日在中國邊緣生活的藏人，究竟變成了什麼樣子？
中國究竟急於隱瞞哪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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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〇年代，毛澤東的紅軍敗逃到青藏高原，抵達阿壩時，
士兵因為過於飢餓而洗劫當地寺廟，吃下那些由麵粉與酥油做成的小佛像，
他們其實是在吃佛。他們自知褻瀆了西藏人的神聖信仰，但滿不在乎。
自此每隔十年左右，阿壩就會出現反政府的激烈抗議活動，
自焚的風潮完全戳破了中共聲稱藏人樂於受到中國統治的說法，這個地方也成了當局的眼中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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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究竟是怎麼樣的一個政權？
沒讀過芭芭拉．德米克的這部作品，別說你真的了解中國。◢
──歐逸文（《野心時代》作者）

█ 西藏曾經是個神祕的聖域，隱士的國度，它藏在喜馬拉雅山的自然屏障下，由與世隔絕的神權政府治理一切。現在的西藏有現代化的國際機場、ATM、速食餐廳，曾經的聖域成了中國遊客觀光的旅遊景點，而外國人必須經過特殊申請才被允許進入，入藏許可證也甚少受予學者、記者、外交官等政府人士；曾對中共對藏治理提出嚴苛抨擊的人，想當然耳，也不得其門而入。
中共當局聲稱，藏人過得很快樂，對這些年間所發生的抗議與自焚置若罔聞。然而記者是逆向思維生物，哪裡禁止就愈要往那去。繼《我們最幸福》為人們展示出朝鮮這個封閉的國家的真實面貌，芭芭拉．德米克這次決定把目光鎖定在一個藏族小鎮：看這個極權主義鎮壓下，二十一世紀的藏族變成甚麼樣子了？以及為什麼有那麼多藏人會採取自焚的激烈手段？……同樣的，作者在本書中也為受訪人士易名，防止他們及其家人遭受到中共的報復。

◆◇
獲獎記者芭芭拉．德米克一如之前探索北韓那樣，深入這塊世上最隱密的角落。在本書中，她講述西藏小鎮阿壩（Ngaba）的故事。這個小鎮座落在海拔一萬一千英尺的高地，是整個中國中外國人最難造訪的地方之一。阿壩是西藏人與中國共產黨最初交手的地方。一九三〇年代，毛澤東的紅軍為了躲避中國內戰的敵人而躲到青藏高原。士兵抵達阿壩時，他們因過於飢餓而洗劫寺廟，吃下那些由麵粉與酥油做成的小佛像。對西藏人來說，那簡直是在吃佛。藏人的經歷使阿壩變成後續幾十年西藏反抗的動力之一，甚至發生震驚世人的自焚事件。

●本書敘事橫跨數十年的西藏與中國現代史，透過德米克筆下的人物娓娓道來，
其中包括：
一位在文革期間遭到抄家的公主；
一位在著名的格爾登寺變得激進的年輕流浪藏人；
一位努力向上卻愛上中國女人的行動創業者；
一位冒著生命危險大膽反抗的詩人兼知識分子；
一位藏族女學生自小就被迫在家庭與難以捉摸的中國金錢誘惑之間做抉擇。

他們都面臨同樣的困境：
究竟要抵抗中國，還是加入中國？
究竟要遵循佛教教導的慈悲與非暴力嗎，還是起而反抗？

西方人長久以來把西藏文化想像成一種充滿靈性與平和的文化，德米克揭開了這種長久以來的誤解，帶大家洞悉二十一世紀藏人的真實風貌。當今的藏人飽受一個勢不可擋、無所不能的超級大國掠奪，但他們仍努力保護文化、信仰與語言。德米克的描述細膩入微，樸實無華，時而令人震驚，久久無法忘懷。德米克爬梳西藏與中國數十年來的歷史，探訪當代藏人，描繪出在全世界最有權力的政府的壓制之下，西藏的真實處境。

【各界讚譽】
★「德米克在報導二十一世紀的西藏時，補上了罕見的人文面向，包括老一輩的抗爭遺風引發了年輕一輩的自焚抗議，以及藏人在中國政府的嚴密監控下生活，承受著種種的痛苦與矛盾，但外界幾乎都看不見。」──《書單》雜誌（Booklist）

★「精采絕倫……這本書不僅描寫現代的西藏，也有助於說明當前中國的惡劣時局。」──《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

★「這本精彩動人的好書以獨特的視角，檢視西藏的困境。它帶著讀者了解，藏人在一場他們既不想要、也令他們費解的政治風暴中，遭到莫名折騰的感受。」──《每日郵報》（Daily Mail）

★「這本書的研究深入細膩，講述西藏東部那個美麗地帶的故事，那裡是傳說中美顙王國的所在……藏人在那片壯麗的環境中蓬勃發展了數千年，卻在過去七十年間遭到中國共產黨的侵略與殖民，飽受摧殘。德米克大膽無畏的描寫，理當獲得最高榮耀。讀者可從她筆下那些非凡人物的真實生活，感受到他們人生的巨變。」──羅伯特．瑟曼（Robert A. F. Thurman），哥倫比亞大學榮譽教授

★「沒讀過德米克描寫的西藏，就無法真正理解中國。她的作品敘事公允，讀來令人不寒而慄，書寫嚴謹，令人敬畏，文字如電影般生動，躍然紙上。」──歐逸文，《野心時代》作者

★「德米克為一個座落在青藏高原、成為反抗基地的前線小鎮，寫下一部哀傷的故事。她以小說的深刻筆觸，透過獨到的細膩研究，提醒大家記憶的持久力量，讓那些不為人知的歷史得以曝光。」──茨仁夏加，著名西藏歷史學家、《龍在雪域》作者

★「任何對中國與西藏感興趣的人，都不該錯過德米克的新書。這本書報導豐富，行文優美，故事深入人心，令人難以釋卷。」──潘文（John Pomfret），《華盛頓郵報》前北京分社社長、《美國與中國》作者
★「德米克敞開胸懷去體驗，深入傾聽，冒險犯難，從許多個人飽滿的人生經歷與體會中，勾勒出一幅繽紛的歷史圖景。」──書評家帕盧．薩格（Parul Sehgal），《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

芭芭拉．德米克Barbara Demick
出生於美國紐澤西州。耶魯大學畢業。2001年加入《洛杉磯時報》，曾擔任北京辦公室主任長達七年時間。她的北韓報導為她贏得海外記者俱樂部（Overseas Press Club）的人權報導獎，以及亞洲協會（Asia Society）與美國外交學院（American Academy of Diplomacy）獎項。她為《費城探究者報》（Philadelphia Inquirer）做的塞拉耶佛（Sarajevo）報導為她贏得喬治．波克獎（George Polk Award）與羅伯特．甘迺迪獎（Robert F. Kennedy Award），並入圍普立茲獎（Pulitzer Prize）最佳國際報導獎項。《我們最幸福：北韓人民的真實生活》（Nothing to Envy）入圍美國國家圖書獎及美國國家書評人協會獎的決選書單，也榮獲英國塞繆爾約翰遜獎。著作已譯成二十五種以上的語言。目前是《洛杉磯時報》的特派記者，《紐約客》的撰稿人，最近在美國外交關係協會擔任記者。

相關著作：《我們最幸福：北韓人民的真實生活（增訂版）》


洪慧芳
國立台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畢業，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 MBA，曾任職於西門子電訊及花旗銀行，目前為專職譯者，從事書籍、雜誌、電腦與遊戲軟體的翻譯工作。

前言

幾個世紀以來，西藏給人的印象一直是個隱士國度。它的魅力隱藏在喜馬拉雅山的自然屏障及與世隔絕的神權政府之後。那個政府由代代相傳的達賴喇嘛治理，大家都相信每位達賴喇嘛是前任轉世而來。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的西藏文獻中，隨處可見外國人試圖偽裝成僧侶或隱士以潛入這個國家的描述。

如今，對外關上大門的不是藏人，而是中國共產黨。一九五○年以來，中國一直統治著西藏，但他們也是對外國遊客最不友善的守門者。拉薩有一個現代化的機場，裡面有漢堡王與自動提款機，把這個曾是聖城的地方，變成了敲遊客竹槓的陷阱，幾乎只讓中國遊客來此遊樂。外國人想要造訪中國所謂的「西藏自治區」，必須先取得特殊的旅行許可證。那種許可證很少發放給學者、外交官、記者，和任何可能提出尖銳問題的人。青藏高原的東部地區分屬四川、青海、甘肅、雲南省，理論上對任何持有效中國簽證的人來說都是開放的，但外國人常在檢查站遭到回絕，或不准入住飯店。
二○○七年，亦即夏季奧運的前一年，我以《洛杉磯時報》特派記者的身分搬到北京。由於申奧成功，中國政府提出許多改善人權、對記者開放門戶的承諾。然而，實際的情況是，這個國家的多數地區依然禁止記者進入，阿壩（Ngaba）就是其中數一數二最難涉足的地方。

阿壩地處偏僻，偏僻到它在英語地圖上是以中文念法Aba標示（發音類似瑞典流行樂團Abba）。這個藏語名稱對非藏人來說比較難發音，但聽起來像Nabba或nah-wa，端看你是以藏語的哪種方言來發音而定。

一九三○年代以來，阿壩一直是中國共產黨的眼中釘。每隔十年左右，阿壩就會出現反政府的抗議活動，並留下破壞與死亡的殘跡。西藏人謹守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Tenzin Gyatso）的教誨，他因崇尚非暴力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因此近年來多數的死亡事件是發生在西藏邊境。在二○○八年的抗議活動中，中國軍隊向阿壩的抗議者開火，造成數十人死亡。二○○九年，一位佛教僧侶在大街上自己淋上汽油，引火自焚，同時呼籲流亡印度的達賴喇嘛回國。那起事件隨後引發自焚風潮，截至本文撰寫之際，已有一百五十六位藏人自焚，其中近三分之一是來自阿壩及其周邊地區，最近的一次是發生在二○一九年十一月。這些死亡事件令中國當局極為尷尬，完全戳破了中共聲稱藏人樂於受到中國統治的說法。

自焚的風潮開始後，中國當局便加倍防堵記者進入阿壩。他們在城鎮的入口設立新的檢查點，並安裝坦克陷阱與路障。城門的警衛會凝視車內，以確保進城的車子裡沒有藏匿外國人。有些勇敢的記者會踡縮在後座，像潛望鏡一樣舉起相機拍攝窗外，但成功潛入的機率不一。

記者是逆向思維的生物。有人要求我們別去某處時，我們就偏要去。我上一本書的主題是北韓，我得承認，北韓之所以吸引我，部分原因在於它對西方遊客來說是如此的封閉。我決定側寫一個西藏城鎮時，便把目光投向阿壩。我想知道中國政府究竟急著隱瞞阿壩的哪些事情。為什麼那麼多的當地居民願意以那麼可怕的方法來摧毀自己的身體？

西藏令我好奇的原因，大致上也跟其他的西方人一樣。雖然我不是佛教徒，未曾從遠東地區（或西方）的宗教尋求慰藉，我很欣賞西藏這個充滿靈性的地方，它激發了豐富的文化、哲學與文學，並在這個日益同質化的世界中脫穎而出。由於我學過中國歷史，對於中國入侵西藏與達賴喇嘛逃亡等議題有基本的認知，但我對藏人幾乎沒什麼了解，只看過一些誇張的圖畫把他們畫成臉頰凹陷的穴居聖人及開心數著佛珠的流浪者。二十一世紀在中國邊緣生活的藏人，究竟是什麼樣子？

科技使世界失去了許多神祕的東西。上Google Earth點幾下，就可以窺探世界上最難接近的地方，但無法解釋那裡發生了什麼事，所以我非去阿壩不可。

這裡需要先做一個地理註解：基於一些歷史因素（原因稍後解釋），中國政府只把一半的青藏高原劃為西藏自治區。但多數藏人是生活在四川、青海、甘肅、雲南等省分的區域，那些區域雖然不屬於「正式的西藏」，但他們依然是藏人。近幾十年來，這些位於青藏高原東部的地區已變成西藏的心臟地帶，出了特別多著名的西藏音樂家、導演、作家、活動人士、喇嘛，包括現任的達賴喇嘛。
阿壩位於四川省，大致上是在青藏高原與中國大陸的交界處，使其貌似某種前線。前往阿壩，通常是行經四川的省會成都，成都也是中國新興的特大城市。

經過內有Gucci、Louis Vuitton等精品店的華麗購物中心，以及一棟棟高聳的公寓大樓後，車子便開上了環城路，接著往北進入山區。這裡與阿壩之間的直線距離僅三百五十四公里，但穿過邛崍山要花一整天的時間。邛崍山是溫帶雨林，也是熊貓的天然棲息地。越過這座山是一個穩定爬升的過程，車子行駛在狹窄又蜿蜒的山路上，路面因岩石流下的溪水而濕漉漉的。到達高原後，樹木就消失了，視野頓時拓展開來。那轉折實在太突然了，彷彿踏入魔衣櫥後，進入了另一個維度。

四面八方放眼所及，都像是鋪了一大片綠色的地毯，隨著山地的輪廓上下起伏。在有關西藏的精裝圖文書中，西藏的天空總是蔚藍的，但我造訪西藏的那段時間（大多是春天），厚重的雲朵彷如一團團的棉絮，低垂在天際，遮住了山頂。沿路的村莊是由一群又一群的低矮土屋所組成。毛髮蓬亂的犛牛與綿羊對路過的車輛視而不見。沿路的重要地點都擺著獻給神靈的供品，藏人認為每個隘口與丘陵都有神靈。祈禱幡在日積月累的陽光曝曬下褪成淡粉色，在山脊上飄揚。

阿壩座落在海拔近三千三百米處，但高度不是很明顯，因為整個城鎮看起來相當平坦。市區就只是一條穿過草原的狹窄繁榮帶。主要道路是地圖上標示的三○二省道，它直接穿過小鎮，從一端開往另一端只需要約十五分鐘。二○一三年這個小鎮才安裝第一個紅綠燈，因為在這種鄉下地方，騎馬並不罕見，但如今大家通常是以機車或三輪車代步。多數老人與一些年輕人穿著名叫「朱巴」（chuba）的傳統藏袍，繫著腰帶。但許多人選擇在傳統與成衣的務實性之間折衷妥協，頭戴牛仔帽，身穿羊皮或羽絨做成的蓬鬆外套。婦女常穿著長裙。

阿壩的兩側矗立著兩座佛教寺院，有如書擋一般。寺院的鍍金屋頂反射著陽光，外壁漆成深紅與蛋黃的顏色。那是寺院建築專屬的顏色，與周圍單調的風景形成鮮明的對比。從東邊進入阿壩時，賽寺（Se Monastery）[1]就在第一個檢查站的附近。位於阿壩鎮西端的是更大的格爾登寺（Kirti Monastery），那裡是自焚的中心。

在寺院之間，街道的景觀是由一堆低矮的建築所組成，外面鋪著瓷磚，彷彿內外相反的浴室。一樓大多是店面，打開金屬大門時，可以看到裡面雜七雜八的商品，例如汽車零件、水桶、拖把、塑膠椅、廉價球鞋、農具等等。

中國在此地發展的當務之急，是給這個小鎮打上統一的印記。看板上打著中國人民銀行、中國移動通信、中國聯通的廣告。阿壩鎮是縣治（全鎮人口約一萬五千人。更大的阿壩縣，人口約七萬三千人），這裡有常見的單調鎮公所、一家醫院、一所大型中學，還有警察與公安局，它們都插著醒目的大紅旗。這裡就像中國西部的任何縣治一樣，但警車與軍車比他處更多。鎮上唯一的百貨商店外，經常停著一輛裝甲運兵車。高掛的攝影機記錄著進出阿壩的車牌。蓋著綠色帆布的軍用卡車常出現在主要道路上，往返於格爾登寺另一邊的軍事基地與阿壩之間。根據一項統計，約五萬名保安人員駐守在阿壩，大約是同等城市正常部署的五倍。

阿壩地處偏遠，所以中國的連鎖店與速食店尚未在此展店，但鎮上有許多中國的小餐館賣火鍋與水餃。幾年前，居民抱怨阿壩過於漢化，地方當局因此下令主要街道兩旁的建築物必須畫上西藏的圖案。畫著蓮花、海螺貝、金魚、華蓋的壁畫傳達出一種勉強擠出的快樂。與之匹配的是印有佛教符號的紅色金屬百葉窗。地方當局也要求中國店主在招牌上添加藏文，但藏人告訴我，那些招牌常拼錯字。我只能從一些招牌上的古怪英語來臆測那些店是做什麼的。

NGABA BENEVOLENCE AND GARAGE（阿壩慈善與車庫）
BRILLIANT DECORATION（精美裝飾）

我住在中國的七年間，精進了在青藏高原穿梭而不引人注目的技巧。我不想像那些十九世紀的探險者那樣穿著可笑的偽裝服，但我確實買了一頂圓點軟帽，以及亞洲常見的空污口罩。我穿著灰濛蒙的長外套與繫帶的平底鞋。再加上那裡經常下雨，我可以撐把傘，躲在傘下。

我設法潛入阿壩的核心，做了三次為期不等的旅行。我也採訪了生活在高原其他地方的阿壩人，那些地方的限制較少。印度與尼泊爾的西藏流亡社群中，有許多人來自阿壩。他們大方地撥冗與我分享回憶。我甚至偶然間在加德滿都遇到一個阿壩協會。在共產黨統治西藏之前的數百年間，阿壩是由自己的國王與女王統治，那些倖存下來的後代為我提供了該區與王朝的豐富史實。一位中國學者好心與我分享一些有關阿壩的中國政府文件及回憶錄的翻譯。對於本書專訪的所有人物，我也採訪了他們的親友與鄰居以證實他們的說法，因為我預期中國當局會宣稱書中描述的苦難誇大不實。
所有的人物、事件、對話、年表都是據實以報，書中沒有合成的角色，但我改變了一些名字，以免那些吐露事實的人受罰。

[1] 譯注：亦稱賽格寺、賽貢巴寺，全稱是賽貢巴圖丹喬列南傑林。

前言
第一部分 1958-1976年
第一章　末代公主，1958年
第二章　吃佛
第三章　惡龍歸來
第四章　歲月崩塌的那年
第五章　徹底漢化的女孩
第六章　紅城
第七章　放逐

第二部分　權力真空期 1976–1989年
第八章　黑貓與冬蟲夏草
第九章　西藏教育
第十章　來自西方的孔雀

第三部　1990–2013年
第十一章 野生的小犛牛
第十二章 僧侶生活
第十三章 慈悲
第十四章 社交動物
第十五章 暴動
第十六章 鬼眼
第十七章 被迫慶祝
第十八章 毫無出路
第十九章 著火的男孩
第二十章 悲傷
第二十一章 空中飛索

第四部　現在
第二十二章 印度
第二十三章 除自由以外
附注
術語表
圖片來源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五日，就在毛澤東創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六週前，德勒生於麥爾瑪村。在阿壩的所有村莊中，麥爾瑪與美顙王國的關係最緊密——Meruma這個名稱大致上是譯成「美顙部落之地」。麥爾瑪的男性勞工大多受雇於王室，他們或在宮殿裡服務，或在軍隊裡服役，或是負責放牧國王的犛牛與綿羊。德勒的父親拉藏．旺青（ratsang wangchen）是一位傑出的將軍。一九三五年，他率領勇猛的軍隊，在查理寺附近的隘口阻擋紅軍。那是少數幾次藏人戰勝中國人的戰事之一，那次勝仗使德勒的父親成為戰爭英雄，但藏人最終還是被紅軍的增援部隊打敗了。這位將軍年過半百時，突然心臟病發過世，當時德勒仍在襁褓中。家人以犛牛把他的遺體載運到查理寺後方的山上，亦即之前他英勇奮戰的地方，並在那裡進行傳統的天葬——天葬師將遺體骨肉剝離以餵食禿鷹。（在外人眼裡，這種習俗可能很野蠻，卻是最符合生態環境的葬禮習俗之一：讓屍體回歸自然，不用挖土、污染水源或砍樹火化。）

德勒的父親過世後，悲痛欲絕的母親收集父親的遺骨，帶到拉薩祈福。她像許多虔誠的朝聖者那樣，徒步前往，一路上不時停下來拜倒在地。由於這段旅程長達兩年多，那段期間德勒有如孤兒。他與外祖父母同住，與外婆睡一張床，晚上依偎在一起，吮吸外婆乾扁的乳房。

德勒是個不太討喜的小男孩，身材矮小，除了耳朵與鼻子突出以外，其他方面都很小。到了中年，突出的鼻子在臉上有如園藝用的鏟子。小時候他的鼻子老是掛著鼻涕，臉頰因為常用羊皮袍子的袖子擦鼻涕而髒兮兮的。
然而，由於家族與國王的關係，德勒從小就有一種優越感。他有一個舅舅也曾是將軍，另一個表親當過大臣。父親過世後，叔叔帶德勒去拜見美顙國王。他們被引進宮殿時，發現國王不在正式的接待室或辦公室，而是在廚房，周圍都是顧問。他穿著黑色的朱巴，白色的襯衫，腦後梳著一根長辮。德勒記得最清楚的是，國王的膚色出奇地蒼白，與那些在戶外工作的藏人迥異。國王慈愛地把手放在德勒的頭上，送他一塊用糖蜜做成的馬蹄形糖果。

麥爾瑪村是在阿壩以東約二十四公里的地方，就在從成都延伸過來的主要道路「三○二省道」的旁邊。村民分成牧民與農民。農民住在主要道路邊，那裡地勢夠平坦，且海拔也夠低（約三六○○米），可以栽種大麥（最適合高海拔的穀物）。牧民（drokpa）常被稱為游牧民，但他們在漫長的冬天（九月至六月）有固定的家。之後他們會前往夏季的牧場，在山上搭起黑色的毛氈帳篷，每隔幾週就換一個地點，以便為牛羊提供新鮮的牧草。這兩個社群（農民與牧民）其實是相互扶持的。牧民家庭為農民提供酥油、乳酪、肉類，農民則為牧民提供穀物。

德勒一家住在一個叫塞爾達（Serda，意思是「金山」）的鄰里。那裡的地勢從行政中心逐漸往上升。房子是用夯土建造而成，周圍是院牆——猶如縮小版的宮殿。

一九五八年那一整年間，德勒注意到就業年齡的男性開始消失，後來連女人也開始消失。經過一段時間後，他得知很多人（包括他哥哥與一個叔叔）都被逮捕了，但他從來不知道罪名是什麼。其他人紛紛逃離，最後社區裡只剩老人與小孩。

德勒直到後來才明白，中國共產黨即將啟動多次野心勃勃、考慮不周的改革來轉變西藏社會。官員先發制人，提早逮捕他們認為可能會反抗的人。這個過程始於一九五○年代中期四川省的其他地區，但進展並不順利。強制的集中管理導致康人（Khampa）反抗，他們的反抗特別激烈，所以「康人」幾乎等於戰士的同義詞。共產黨決定不在阿壩重蹈覆轍，所以對自願上繳武器的家庭實行特赦。當上繳的武器太少時，他們便要求美顙國王執行政策。

在國王下達的所有命令中，這項政策是大家最難以接受的。藏人與槍枝之間有矛盾的關係。基於宗教因素，他們並不認同擁械，不過多數家庭至少都有一枝槍——也許是古董、步槍或十九世紀的燧發槍，但仍是可以致命的武器。經過幾十年的內戰，以及與軍閥的爭鬥，這片高原上充斥著各種年代的槍枝，有如蠻荒的西部。這裡有強盜，甚至整個部落都以搶劫旅行商隊為業。即使你在路上沒遇到強盜，也可能會遇到狼或熊。有時藏人也會靠狩獵來補充膳食，他們偶爾會追逐土撥鼠之類的小獵物。

連國王的軍事顧問也在抱怨交出武器的法令，梅剛．津巴（Meigang Jinpa）是其一。津巴為人坦率，頗受敬重，他是德勒的姑丈。他穿過小巷，前往格爾登寺去探望當僧侶的兄弟時，拐角處突然飛出子彈，擊中了他。他踉踉蹌蹌地走向寺院，努力以朱巴的腰帶壓住內臟，後來癱倒在一位親戚的身上。雖然津巴從未見過暗殺他的凶手，但他懷疑是共產黨盯上他，以阻止他號召勢力反抗。

「他們居心叵測。如果我們不做好準備，他們會摧毀我們的一切。」他在臨終前告訴那位親戚。

執政的共產黨正慢慢讓百姓感受到它的存在。在阿壩與若爾蓋，兵營隨處可見——當初國王還想討好中國政府時，曾主動供應食物給那些兵營。現在，阿壩充斥著漢人——工程師、測量師、教師、官僚。德勒興致勃勃地看著中國的工程師，在草原上開闢連接阿壩與成都的公路網。有些路正好穿過他的村莊，麥爾瑪不再是以前那樣偏僻的地方了。一些藏人說，那將使他們的生活變得更方便，但另一些人提出警告，說修建公路的真正目的是為了讓軍隊長驅直入。

一九五八年深秋的一個寒冷下午，德勒正在外祖父母家的院子裡玩耍。他突然聽到狗開始狂吠，預示著不速之客的到來。他往大門看，看見一群人（裡面有藏人與漢人）騎馬上山來。他們騎著駿馬，穿著華服（新的羊皮斗篷與織錦大衣），打扮優雅，德勒懷疑他們那身裝扮肯定是從有錢的藏人那裡沒收的。他們都帶著槍，可見他們獲得了官方的許可，因為一般的藏人家庭已經放棄武器了。

那些男人把馬匹拴在屋外的釘子時，德勒鑽進外婆用來裝衣服的籃子裡。這時他九歲，身形依然很瘦小，可藏在那個狹小的空間裡，完全沒人看見。

德勒聞到煙味，他知道附近有人放火。他聽到外婆從屋裡出來，把狗拴起來。外婆雖然年事已高，駝著背，但手腳依然俐落。幾週前，政府派來的人射殺了鄰居的狗，她不希望自己的狗也命喪槍下。狗繼續吠叫，馬背上的人在喧囂聲中喊叫。

一名男子以藏語對著他的外祖父母喊道：「把金子交出來，銀子交出來，我們知道你把金銀藏在地板下。」這些話顯然是為那些掌權的漢人翻譯的。

德勒聽到一遍又一遍的重擊聲——砰、砰、砰——還有外祖父母的尖叫聲，他們被打了。當下他的本能反應是衝出去保護他們，但他太小、太害怕了。他不敢哭出聲，深怕被發現。他以手掌摀著嘴以保持安靜，但淚流不止。

當他終於聽到馬匹下山的聲音時，他從籃子裡跳出來，衝進屋子裡，投入外婆的懷抱。看到外婆，他實在太高興了，所以一開始沒注意到她的頭在流血。外婆綁著藏人的辮子頭，梳得很細很緊，兩邊各有三條髮辮，並用琥珀色的假髮固定。那些人把她的辮子拽了下來，導致她的頭皮發紅流血。

「外婆，妳的頭髮！妳的頭髮在哪裡？」他哭了。

「先別管我的頭髮了，快幫我把你外公放下來！」

德勒抬起頭來，看到了外公。他們把外公的雙手綁在背後，然後把繩子綁在橫梁上，做成一個臨時的滑輪。他被繩子纏住，吊在天花板上。外婆無法把他拉下來，但德勒很敏捷。他跑去拿了一把凳子與一把刀，爬到橫梁上割斷繩子。他和外婆合力把外公放下來，外公癱倒在地板上，幾乎失去了知覺，脆弱的皮膚被繩子勒到流血。外婆把他的頭放在大腿上，用勺子餵他糌粑粥，德勒幫他揉著腳。

房子裡充滿了煙，那些人扔進火堆裡的東西還在悶燒。德勒的外祖父母識字，收藏了大量用金銀手寫的佛教手稿、藝術品與經書。火堆中也燒著包在絲袋裡、獲得喇嘛加持的珍貴藥丸、藥草與礦物，以及原本固定在外婆頭上的假髮。

這是中國所謂「民主改革」的開始——重新分配貴族與寺院的土地以造福窮人。社會主義理論要求一種循序漸進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人民先組成「互助組」以學習合作。這些小組最終會形成「合作社」，接著是形成更大的「公社」。但是黨內的強硬派很急躁，毛澤東本人也感到不耐煩。在一九五五年的一次演講中，他抱怨道：「我們的某些同志卻像一個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裡走路。」

共產黨認為封建主義與帝國主義是社會的兩大罪惡。他們面臨的挑戰在於，如何摧毀封建主義，又不至於讓自己淪為帝國主義。他們無法直接強迫藏人「改革」。為了符合他們宣言的崇高理念，他們需要藏人心甘情願地主動改革。為了說服藏人，他們派遣年輕的新同志（有些還在讀高中）來傳播訊息。這些年輕的中國幹部到處譴責貴族與寺院的腐敗（寺院亦持有大量的土地），德勒現在還記得他們的宣傳辭令。

「你們將是自己的主人。」中國幹部向貧窮的藏人承諾，「我們會推翻地主。」

「你們再也不會遭到剝削了。」

「宗教是迷信，你們拜的是魔鬼。」

大規模反抗從未發生，但這種宣傳辭令確實吸引了那些想靠財富重分配來改善個人命運的藏人。加入共產黨的藏人稱為「積極分子」，藏語稱為hurtsonchen——最低階的執法者，告密及毆打反共鄰居的同流合污者。身為hurtsonchen的好處是，他們可以從富裕的藏人那裡掠奪衣物、鞋子與居家用品。但真正有價值的東西會流向共產黨掌控的公社，那些公社比最糟的地主還要貪婪。

那一代的藏人把那個時期稱為ngabgay（亦即58，意指1958年）。就像911一樣，那是一場浩劫的簡稱，由於浩劫大到難以言喻，只能以數字表達。不過，也有一些比喻性的說法，例如有些人稱之為dhulok，那個字大致上可譯為「歲月崩塌」或更聳動的「天地變色」。

西藏東部的「民主改革」，與毛澤東推動的錯誤經濟實驗「大躍進」大約同時發生。就像許多災難一樣，這是野心失控的結果。毛澤東是烏托邦主義者，他不僅希望創造新的社會，也想創造進化的新人類。他認為，人類可以超越一己私欲去追求公益，透過集體合作來提高生活水準與國家產出。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需要把七億人口集中到合作農場。

即使看在德勒這種幼童的眼裡，毛澤東的改革顯然也注定失敗。負責改革藏人的中國幹部沒有放牧經驗，更沒有在高海拔地區耕作的經驗。中國軍隊大多來自地勢較低的地區，他們不知道大麥是高原上唯一能生長的穀物，海拔更高的地方，根本無法種植任何作物，比較適合放牧。但是，他們在毛澤東的洗腦下，不相信那些靠土地為生的藏人代代相傳的生存之道，堅持認為藏人很落後。「因為漢人是革命的主力……任何反對向漢人學習、不願接納漢人幫助的想法，都是完全錯誤的。」當時一位政令宣傳者這麼說。牧民被迫把牲畜交給合作社，但合作社並不知道如何畜養那些牛羊，他們以牛隻來耕種田地，但那些田地始終長不出作物。

結果導致多年的歉收及動物的死亡。在作物歉收的草地上，植被變得光禿禿的，風一吹，就揚起滿天的塵土。共產黨的幹部不懂藏人的生存同時需要牧民與農民。為了獲得足夠的營養，牧民需要拿動物產品去換取穀物，這需要有市場。而今，市場關閉了，禁止買賣糧食。國內旅行禁令也導致大家無法與其他村莊交易貨物。德勒的母親從拉薩回來後，有時會趁著深夜騎馬去造訪另一個村莊的表親，拿酥油去換大麥，以防家人挨餓。她一年只敢去幾次。

藏人與漢人不同，藏人鮮少經歷飢荒——唯一的例外是一九三五年與一九三六年的「長征」時期，紅軍大舉破壞了他們的糧食供應。過去，藏人很窮，由於高原缺乏新鮮蔬果，他們常營養不良，但很少挨餓。

當時，很少藏人吃素。在無法種植許多蔬菜的地方，吃肉是必要的。他們宰殺犛牛時會不捨地誦念禱文，為殺生致歉，因為那個有知覺的生命可能是他們認識的人轉世而來。一頭犛牛可供一家人吃上好幾個月。

犛牛是鄉村賴以維生的重要物資。犛牛常與母牛雜交，生下犏牛。犏牛的泌乳量驚人，每天可產七公升的牛奶。犛牛的每一部分都可以吃，不止提供精選的肉塊而已。藏人把牛奶製成酥油，再把酥油加入鹹茶中，製成酥油茶；或是加以精鍊，用來點酥油燈，以啟迪心靈。他們也會以牛奶製作乳酪塊，那對四處遷徙的人來說是一種方便的蛋白質來源，游牧民常把那種乳酪連同乾肉一起塞進長袍的口袋。牛腸可用來製作香腸，裡面塞牛血或器官絞肉。牛肚可做成袋子，用來儲存其他食物。牛皮可製成鞋子與地毯，甚至可製成渡河的小船。牛骨可製成梳子、鈕釦、裝飾品。犛牛那又長又粗的牛毛可編織成毯子與帳篷。犛牛糞收集起來，可作成磚塊或圓餅狀，用於建築或做為燃料。沒有犛牛，藏人就失去了食物供給、衣物、住所、照明。

德勒家的動物——三百頭綿羊與兩百頭牛（包括犛牛）——都被轉移到公社了。在公社裡，中國的穆斯林以工業效率來屠宰犛牛，皮與肉立即被拿走。當時德勒不知道那些東西的去處，後來才知道，由於漢人不喜歡羊肉，羊肉大多出口到蘇聯。如果屠夫比較善良，他們會讓德勒與其他孩子拿著瓷杯站在旁邊，收集那些從動物割破的喉嚨流出的鮮血。儘管那些動物曾是他們擁有的資產，如今歸屬公社後，他們頂多只能拿回宰割後的鮮血。他們也拿不到工資，只有獲得工作積分，並到公社廚房以工分換取食物。

百姓禁止在家烹飪，私人住宅中的廚具與餐具全遭到沒收，以防違法行為。用餐時間一到，德勒會下山，走到麥爾瑪的行政中心。官方從一個富裕家庭沒收了一棟房子，並在裡面設立了公社廚房。德勒拿著配給用的瓷杯去領餐，一名廚師舀出一碗介於湯與粥之間的稀粥，只裝了那個杯子的一半。德勒迅速吞下食物後，就餓著肚子與其他孩子迅速離開，去尋覓更多的食物。孩子們是去山裡覓食，尋找可食用的植物，例如rambu（一種有紅色種子的高山開花植物）與droma（蕨麻，味道有點像番薯）。他們也從馬糞中挑撿未消化的種子。

德勒是個機靈的孩子，所以他不像其他人那樣經常挨餓。他的專長是找骨頭，把骨頭打碎後，裡面的骨髓可拿來煮湯，補充營養。他不挑骨頭——羊骨、犛牛骨、狗骨，甚至人骨，他都接受。雖然他不記得以前有刻意吃人的事件，但他說，沒有人會去注意扔進湯鍋裡的東西。藏人在山上發現可吃的東西後，會等鄰居入睡再偷偷烹煮，以免有人通報屋子冒煙。

老人獲得的配給極其有限，所以最早喪生。德勒的外公遭到不速之客的殘忍虐待後，健康一直沒有起色，約莫一年後就過世了。他們在送別德勒父親的同一座山上，為外公舉行天葬。然而，這次，他們無法請僧侶來誦經，只能自己偷偷地做。儀式完成後，他們在地上挖了個洞，偷偷地點了一盞酥油燈。間諜無處不在，共產黨鼓勵親共的藏人舉報有宗教傾向的鄰居，即使是在家裡默默誦念禱文的人也無法倖免。

違規者往往會受到以下指責：「你想讓鬼魂復活，跟鬼魂說話。那些都是迷信。」

在「批鬥大會」上，他們遭到嚴厲的懲罰。批鬥大會的地點，是在德勒家附近搭起的帳篷內。中國幹部先以他們從寺院沒收的鈸、喇叭與鼓，號召百姓到場。由於幹部不知道怎麼使用那些樂器，德勒只記得那些樂器發出可怕的刺耳噪音。他第一次參加批鬥大會時，大約九歲。遭到批鬥的是一個有錢的年輕人，名叫拉穹．嘉儀（Rachung Kayee），罪名是藏匿金銀及點酥油燈。他的雙手被綁在身後，有人把他拖上臨時的舞台，甩他巴掌，狠踢他，以沙棘的尖銳樹枝抽打他，打得皮開肉綻。德勒與其他孩子被安排坐在前排，有人要求他們舉起拳頭，大聲表示認同。中國官員坐在椅子上，一邊抽菸，一邊看著批鬥進行。批鬥從上午九點一直持續到日落。後續的那幾週，德勒一直做惡夢。

在中國的其他地方，共產黨對宗教的攻擊是從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但是在青藏高原的東部，宗教更早受到迫害。一九六○年，阿壩那一帶的寺院大多已被拆毀或徵用了。格爾登寺中最大、最堅固的建築，被徵用為行政辦公室。比較小的建築則變成穀倉或倉庫。以土磚砌成的僧侶宿舍遭到摧毀及碾碎，與泥土混在一起。宿舍的地基被犁成農地，用來栽種大麥與小麥。在國王宮殿對面的賽寺，僧侶宿舍雖未遭到摧毀，卻變成貧困家庭的棲身之處，因為中國政府徵用了他們的家園。許多僧侶從七歲就住在寺院裡，如今卻被逐出寺院，送回老家。僧侶遭到驅逐後，仍飽受屈辱。即使他們不再穿僧服，也不准進城。

德勒還記得怎麼分辨誰曾是僧侶，因為他們穿一般便服時，看起來很不自在。他說：「他們穿著厚重的羊皮長袍與褲子時，不知道怎麼走路。那些衣服對他們來說太笨重了。」

目睹僧侶遭到羞辱、雕像遭到擊碎、繪畫遭到焚燬，藏人震驚不已。佛教的儀式是藏人賴以衡量季節、慶祝出生、哀慟死亡的依據。寺院是藏人的博物館、圖書館與學校。無論你是否有虔誠的信仰，藏傳佛教無疑都激發了一種藝術，其輝煌程度媲美中世紀的基督教世界。共產黨對宗教的攻擊，疏遠了那些原本支持共產黨鏟除封建主義、創造社會平等的藏人。

藏人並非唯一承受苦難的民族。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年的大躍進期間，據估計有三千六百萬名中國人不幸喪生，那個數字堪比一個殘酷世紀最嚴重的災難。

大躍進對漢人來說雖是慘烈的悲劇，但是藏人的遭遇更慘，他們不僅更早受到虐待，而且受虐的時間更長。大躍進期間，中國人的死亡主要是因為飢荒。雖然很多漢人在批鬥大會上喪生，但他們遭到預防性羈押的程度不若藏人那麼嚴重。根據藏人的說法，在西藏某些地區，有多達百分之二十的人口被捕，而被捕的人當中有多達一半的人喪生。有些監獄不過是隨便挖個洞，裡面就塞了幾百人。

「一旦被捕入獄，就不會再回來了。」德勒說。

至於有多少藏人因中國政策而喪命，那當然是看誰統計而定。中國政府的統計數據，沒有按種族來分類超額死亡，但是我們可以根據地理數據來推算。例如，一九六○年，四川、甘肅、青海省（這三地都有許多藏人）的死亡率，幾乎是全國平均值（百分之二．五）的兩倍。

共產黨原本希望拉攏班禪喇嘛來支持他們的理念，但一九六二年班禪喇嘛造訪出生地時，對當地的景象大為震驚。他事後表示，以前封建時代，西藏的乞丐還有碗，現在連碗都沒有。他寫了一封「七萬言書」向中共當局表達不滿，卻因此坐牢了九年，又遭到軟禁四年。那份萬言書雖然一開始是以例行的語氣頌揚「偉大正確英明的毛主席」，但隨後便提出警語，說藏族正「陷入氣息奄奄的境地」。他指出，藏族人口「顯著銳減了」，「西藏歷史上從未經歷過如此嚴重的飢餓痛苦，那是大家連做夢都無法想像的」。

由於美顙國王最初服從共產黨，麥爾瑪的藏人受到的對待沒那麼嚴峻。美顙國王若是堅持要求臣民交出武器，他也許可以避免那些不太服從的村莊遭到屠殺。一份彙整流亡人士證詞的文件顯示，河流以南一個叫瑪讓（Marang）的村莊，反抗者及其家人都立刻遭到處決。一位流亡者表示：

我父親舉起雙手向中國人投降，但中國人還是對他開槍。他被射殺後，屍體滾了下來。士兵朝我們跑來，對我們開槍。我沒死，但失去了意識。我恢復意識時，發現手臂與腳都中彈了，動彈不得。我三歲的妹妹死了，九歲的弟弟受了重傷，腸子流出體外。

這些證詞都很相似，而且多到不勝枚舉。一位住在阿壩西部山區的七十幾歲西藏僧侶跟我講了一個悲慘的故事，他說村裡的人因配給不足而挨餓，試圖逃到山裡，靠游牧自謀生路。結果，他們遭到解放軍的追殺，被追到一處岩石峭壁，再也無法前進，最後遭到近距離射殺。

那位僧侶說：「他們追殺我們的方式，彷彿在追殺狼群一樣，把我們團團圍住。」當時他年僅十五歲。他和十二歲的弟弟逃了出來，但兩位年輕的朋友命喪槍下。他說，他們那個兩千人的村莊，僅五百人左右在一九五○年代倖存下來。

你若不了解一九五○年代與六○年代初期發生在藏人身上的巨大災難，就不可能明白藏人現在對中國政府的態度。藏人談論「中國入侵」時，老是有中國人反駁，青藏高原東部早在十八世紀初的清朝就是中國領土了。但是，清朝皇帝是滿人，名義上是信奉藏傳佛教的北方人。漢人對藏人來說，幾乎算是外來者。況且，有人說著不同的語言，硬闖進你的城鎮，沒收你的家園、衣物、鞋子與食物，破壞對你來說最神聖的東西，囚禁你家的年輕人，射殺那些抵禦者，不管他是不是同胞，感覺都像是入侵者。藏人談論「中國入侵」時，談的不是國際法的細節或主權的定義，他們只是誠實地講述自己的經歷。

據估計，這個時期有三十萬名藏人死亡，人數比中國政府要求日本一再道歉的南京大屠殺還多。除了一九八○年中國最開明的領導人胡耀邦以外，中國政府從未對此道歉過，反而不斷地宣傳藏人活在共產黨的仁慈統治下是何等的幸運。

麥爾瑪的抵抗並不激烈，約三十人帶著武器逃到山裡，對中國人發動游擊式攻擊。雖然他們寡不敵眾，但他們設法造成一些中國人的傷亡。德勒記得，一九五九年左右，他從中國人開辦的學校放學回家時，看到卡車上載著中國士兵的屍體。他說：「卡車後面載著很多屍體，顯然是剛死的，因為卡車在滴血。」

其他地方的抵抗活動比較有組織，資金也比較充裕。一場名為「四水六崗」（Chushi Gangdruk，康人的傳統稱法）的游擊運動始於一九五○年代末期。游擊隊員從美國中情局獲得一些後勤與訓練的援助——但他們的抵抗頂多只能激怒中國，不足以改變勢力的平衡。

最近發現的中國檔案顯示，這個時期的抗爭比中國政府最初承認的還廣，死傷更為慘重。把整個故事拼湊得最接近原貌的人，是中國出生的學者李江琳，她仔細研究了各省縣的紀錄。在她的著作《當鐵鳥在天空飛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戰爭》中，她總結，中國空軍在青海省派出近三千架次的飛機轟炸。《四川軍事志》亦提到「超過一萬場大大小小的抗爭」。坦克縱隊向頑抗的藏人棲息地發射迫擊炮，把整個村莊夷為平地。李江琳在她的部落格〈War on Tibet〉中估計，改革實施後的那幾年間，西藏東部至少有三十萬人死亡。她沒有找到阿壩的紀錄，但是在附近的玉樹，藏族人口從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三年縮減了百分之四十一．四。

在一九五六年一場最著名的事件中，數千名藏人在鄉城縣桑披寺避難，桑披寺是該區最大的寺院之一，住了三千名僧侶。中國空軍派出一架俄製伊留申轟炸機，把寺院與裡面的藏人炸成廢墟。理塘有一座歷史悠久的古寺也同樣遭到摧毀。多數藏人一輩子沒見過飛機，這種從天而降的災難令他們震驚，這讓他們想起八世紀一位喇嘛的著名預言：「當鐵鳥在天空飛翔，鐵馬在大地奔馳時，藏人將像螞蟻一樣流散世界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