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之門：新視野中華經典文庫導讀‧哲學宗教篇(電子書)

饒宗頤序

中國夢當有文化作為

二十一世紀是我們國家踏上「文藝復興」的新時代，中華文明再次展露了興盛的端倪。我們既要放開心胸，也要反求諸己，才能在文化上有一番「大作為」，不斷靠近古人所言「天人爭挽留」的理想境界。

二○○一年，我在北京大學的一次演講上預期，二十一世紀是我們國家踏上「文藝復興」的新時代。而今，進入新世紀第二個十年，我對此更加充滿信心。

現在都在說「中國夢」，作為一個文化研究者，我的夢想就是中華文化的復興。文化復興是民族復興的題中之義，甚至在相當意義上說，民族的復興即是文化的復興。「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我們的文明，是世界上惟一沒有中斷過的古老文明。儘管在近代以後中國飽經滄桑，但歷史輾轉至今，中華文明再次展露了興盛的端倪。

推動文化的復興，我輩的使命是什麼？我以為，二十一世紀是重新整理古籍和有選擇地重拾傳統道德與文化的時代，當此之時，應當重新塑造我們的「新經學」。我們的哲學史，由子學時代進入經學時代，經學幾乎貫徹了漢以後的整部歷史。但五四運動以來，把經學納入史學，只作史料看待，未免可惜，也將經學的現實意義降到了最低。現在許多簡帛記錄紛紛出土，過去自宋迄清的學人千方百計求索夢想不到的東西，而今正如蘇軾所說「大千在掌握」。我們應該如何善加運用，重新制訂新時代的「經學」，並以之為一把鑰匙，開啟和光大傳統文化的寶藏？長期研究中，我深深感到，經書凝結着我們民族文化之精華，是國民思維模式、知識涵蘊的基礎，是先哲道德關懷與與睿智的核心精義、不廢江河的論著。重新認識經書的價值，在當前有着重要的現實意義。甚至說，這應是中華文化復興的重要立足點。

「經」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因為它講的是常道，樹立起真理標準，去衡量行事的正確與否，取古典的精華，用篤實的科學理解，使人的生活與自然相協調，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臻於和諧的境界。經的內容，不講空頭支票式的人類學，而是實際受用有長遠教育意義的人智學。

「經」對現代社會依然很有積極作用。漢人比《五經》為五常，《漢書‧藝文志》更把《樂》列在前茅，樂以致和，所謂「保合太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和」體現了中國文化的最高理想。五常是很平常的道理，是講人與人之間互相親愛、互相敬重、圑結羣眾、促進文明的總原則。在科技發達、社會巨變的時代，如何不使人淪為物質的俘虜，如何走出價值觀的迷陣，求索古人的智慧，應能收獲不少有益啟示。

西方的文藝復興運動，正是發軔於對古典的重新發掘與認識，通過對古代文明的研究，為人類知識帶來極大的啟迪，從而刷新人們對整個世界的認知。中國近半世紀以來地下出土文物的總和，比較西方文藝復興以來考古所得的成績，可相匹敵。令人感覺到有另外一個地下的中國──一個在文化上鮮活而又厚重的古國。對此，我們不是要照單全收，而應推陳出新，與現代接軌，把前人保留在歷史記憶中的生命點滴和寶貴經歷的膏腴，給予新的詮釋。這正是文化的生命力所在。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我的好友法國人戴密微先生多次說，他很後悔花了太多精力於佛學，他發覺中國文學資產的豐富，世界上罕有可與倫比。現在是科技引領的時代，但人文科學更是重任在肩。老友季羨林先生，生前倡導他的天人合一觀。以我的淺陋，很想為季老的學說增加一小小腳注。我認為「天人合一」不妨說成「天人互益」。一切的事業，要從益人而不損人的原則出發，並以此為歸宿。當今時代，「人」的學問比「物」的學問更關鍵，也更費思量。

作為一個中國人，自大與自貶都是不必要的。文化的復興，沒有「自覺」「自尊」「自信」這三個基點立不住，沒有「求是」「求真」「求正」這三大歷程上不去。我們既要放開心胸，也要反求諸己，才能在文化上有一番「大作為」，不斷靠近古人所言「天人爭挽留」的理想境界。

鄭煒明博士整理

載《人民日報》二○一三年七月五日五版

陳耀南序

中華經典古，今人惠澤新

現在，幾乎人人都有一部智能手機，日新月異、奇妙無比了，還讀什麼「經典」──尤其是中國的經典？

是的，近代中國的學術文化，比起西方先進，表現了若干方面的落後；不過，有史以來，中國也曾有不少超前──而且，無可否認，有些還具備普世價值，可說萬古常新。誰說中國人不能「窮、變、通、久」，「貞下起元」，再開新路？

中國是如此廣土眾民，歷史持續而悠久，影響深遠而重大──所謂「文化」「文明」「開物成務」「興神物以前民用」……所謂「志道、據德、依仁、遊藝」，「知命守義」，「忠恕」……所謂「有無相生」「正反相成」「致虛守靜」「見素抱樸」等等出於華夏哲人，以至初興於天竺而發揚光大於中土高士的「五蘊皆空」「慈悲喜捨」，減除因生死人我差別而致的大苦大痛，種種現代更覺迫切珍貴的智慧理念，就是出於或者持久普及於中國經典。對這一切，我們怎可視而不見、習而不察、有而不珍？今日今時，鳳凰火浴，重新振起，騰飛世界，造福人類，豈不是有心人之所同盼、有目人之所共睹？

更何沉，即使「普世市場」之類意義暫且不談，「中文」「中國」，對我們來說，畢竟是水之有源、木之有本，誰可以──怎可以──真的斬斷？

所以，中華文化經典，不可不愛護、學習，不可不繼承、推廣！

所謂「經典」，就是經歷了無數考驗，仍是大家心悦誠服、可資指導言行的文字記載。泛觀博覽、精細研究這些記載，我們可以了解人性人情、洞明世務（特別是中華文化精神），於是知所選擇繼承、發揚光大；並且，目染耳濡，用語行文，我們提升了吸收與表達能力，增加了智慧與樂趣──這些，我們可以從三方面再加闡發：

首先，「天地之大德曰生」──「德」者，性能、作用──作為萬物之靈的人類，更能理性自覺地、不懈追求幸福地生存與進步。為此，物質與精神各方面的生活質素就得以繼續提升，表現為器材技藝、經濟政治、法律道德、哲學宗教等等，由外在而內心的種種文化現象與成績，而紀錄於人類特有的文字，集結、精選，就成為「經典」，此其一。

其次，在文化的累積與發展中，人們研究、發現、掌握多變現象背後不變（起碼是相對穩定）的道理規律，於是執簡馭繁，這就是中國古人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諸如：友愛親情之可珍、鬥爭仇恨之可懼、良辰好景之可幸與可喜、天道命運之可信或可疑。諸如此類，是否「太陽之下無新事」？是否不管如何，都「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此其二。

第三：「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亦勢所必至。」明朝學者陳第的專業心得也好，希伯來古代智慧「巴別塔」典故的喻示也好，人類語文的演化與分歧，是人所共知的事實。不過，人又有神奇的學習與溝通能力，透過翻譯和解說，古與今，中與外，隔膜就得以消除，文化就得以交流、承繼。特別是我們的漢字中文，「金入洪爐不厭頻」，經過百多年來嚴苛的懷疑、輕蔑、考驗、批評，它難得的精簡與穩定特質，與口頭漢語適切配合的優點，理應更受珍視。透過視野的擴大與適當的更新，認真而合時的譯解，文、史、哲、教種種範疇的華夏經典，垂世行遠，光大發揚，就在於今日！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新視野中華經典文庫」，數載有成，業績彪炳，現在把「文庫」中五十種書的導讀合編為一集，以利參考、觀覽，就如從上古到近世《七略‧六藝志》《隋書‧經籍志》《四庫提要》的貢獻與功能，實在是嘉惠士林、功在社會。筆者有附驥之榮，謹致蕪辭，誠為之賀！

陳耀南於悉尼

二○一六年五月三十日

李焯芬序

現代人為什麼要讀經典

英國牛津大學有位歷史學家，名叫湯因比（Arnold Toynbee，一八八九－一九七五）。他著作等身，代表作是十二卷的《歷史的研究》（A Study of History）；書中深入分析了人類文明的歷史進程。學界一般認為他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歷史學家。上世紀七十年代，湯因比在他晚年的一些著作和訪談中，不時談到他對二十一世紀人類社會的一些預測和憂慮。他在分析文明史的基礎上，預見到二十一世紀的人類社會科技不斷進步，物質生活非常豐富；但人會變得越來越以自我為中心，越來越自私，物質慾望不斷膨脹。這將對地球的自然資源造成越來越大的壓力；而人與人之間、族羣與族羣之間的衝突亦越來越尖銳。從人類文明可持續發展的角度看，湯因比認為二十一世紀的人類社會需要重新審視並踐行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觀，特別是儒家思想與大乘佛教。

四十年後的今天，我們重溫湯因比的這些預言，不無感觸。過去的教育，既重視知識的傳播，亦同時重視人的教育，特別是品德的熏陶。今天的教育，基本上以知識教育為主導。知識的不斷膨脹，造成了越來越多的新科目，以及永遠也教不完的新課程。展望將來，網絡教育（e-learning; mobile learning）的比例會越來越重。同學們忙於低頭看他們的手機或i-pad，從中汲取他們所需要的各種知識或訊息。君不見：一家人外出吃頓飯，各人在飯桌上往往忙於看自己的手機，閒話家常式的分享明顯減少了。不少教育界的同工對如何在網絡時代推行德育（或人的教育）感到困惑。這不啻是湯因比所預見的現代人越來越以自我為中心、人與人之間關係越來越疏離的現象。湯因比的命題是現代人如何在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之間取得更合理的平衡。從現代教育的角度看，則是如何在知識教育與人的教育之間取得更合理的平衡。

湯因比認為人類社會要持續發展，就必須處理好這些失衡的現象。而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教正可以幫助二十一世紀的人類社會在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之間取得更均衡、更和諧的發展；從而讓現代人生活得更有智慧、更稱意、更自在。我們回顧中古時代的歐洲，文藝復興讓當時的歐洲人生活得更有智慧，思想更開放和活躍，因而成就了後來的工業革命、科技不斷進步和強大的歐洲。正如饒宗頤教授所指出的，促進歐洲文藝復興的正是歐洲人對重新研讀古希臘、羅馬經典的興趣和熱潮。歐洲人從經典中得到了無窮智慧以及發展的動力。

就在這個有趣的歷史時刻，基於出版人的文化使命感和社會承擔，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出版了一套五十本的「新視野中華經典文庫」；並把每本的導讀抽出、結集成為這套名為《經典之門：新視野中華經典文庫導讀》的集子，作為閱讀經典的入門書。書中的每一篇經典導讀，均是針對現代人對經典智慧的需求而寫成的，因此既具現代視野，亦契合現代人的需要。

湯因比預見了中華經典智慧對社會的價值。從個人的角度看，中華經典智慧亦能幫助現代人更好地面對社會的種種壓力，妥善處理好各種矛盾，從而讓大家生活得更稱意、更自在。我們今天的社會，競爭比以前更激烈，生活和工作壓力比以前更大。單以香港為例，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只有二三千大學生。今天香港大學生逾十萬。不但畢業後找工作比從前難，連升職亦比從前難。我們的許多大學畢業生，很少有下午五點鐘下班的；經常是傍晚七點或更晚才能下班。有人回家以後還要用手機或電腦繼續工作。中華經典中有不少人生智慧，可以幫助我們更坦然地應付這些生活和工作中的壓力和挑戰，更善巧地處理好人際關係，幫助我們走上事業成功的坦途，同時獲得別人的尊敬、衷誠合作和支持。換句語說，研習中華經典，可以補現代知識教育的不足，讓我們除了現代專業知識之外，還具有人生智慧，懂得待人接物，事業上更成功，生活得更幸福快樂。

中華經典智慧，無論是對人類社會的未來，抑或是對個人的成功和幸福，都具有巨大的價值和意義。

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館長 李焯芬

二○一六年六月

序

饒宗頤序：中國夢當有文化作為 ii

陳耀南序：中華經典古，今人惠澤新 vi

李焯芬序：現代人為什麼要讀經典 x

易學

《周易》導讀

神奇的易經 周錫「韋复」 002

儒學

《禮記》導讀

今天，為什麼我們還要讀《禮記》？ 劉志輝 052

《孝經》導讀

在「孝」以外──《孝經》的現代詮釋 劉志輝 076

《孔子家語》導讀

聖人立體生命的彰顯 潘樹仁 094

《近思錄》導讀

宋儒的天道論與人道論 楊祖漢 110

《傳習錄》導讀

陽明學的傳世經典 吳震 138

佛經

《心經》導讀

空而不空的人生大智慧 淨因法師 150

《金剛經》導讀

無住生心 淨因法師 164

《佛説阿彌陀經》導讀

有信念的地方就有奇跡存在 淨因法師 178

《佛説觀無量壽佛經》導讀

心如工畫師，有願皆成就 淨因法師 192

《佛説無量壽經》導讀

善念善行，善作善成 淨因法師 202

《六祖壇經》導讀

迷悟一念間 淨因法師 216

雜類

《黃帝內經》導讀

天佑中華有中醫 蘇晶 234

《淮南鴻烈》導讀

宇宙人生系統的精微智慧 潘樹仁 246

《顔氏家訓》導讀

辨時俗之謬，述立身之法，育通識之才 李小杰 268

《圍爐夜話》導讀

帝制末期的秩序憂慮與省思──王永彬及其《圍爐夜話》 何淑宜 284

跋 306

《傳習錄》導讀

陽明學的傳世經典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吳震

（節錄）

在中國傳統文化史上，有許多傳誦不絕的思想經典，如《論語》《孟子》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而《傳習錄》也無疑是儒學史上的一部重要經典，十六世紀王陽明（一四七二－一五二九）的心學思想（又稱「陽明學」）便凝縮在這部經典當中。其中含有王陽明經由整個生命體驗而創發的豐富且重要的哲學智慧，例如陽明學的標誌性口號──「致良知」便是王陽明「從百死千難中得來」的而不是從書齋的經驗知識中歸納出來的，而「致良知」與「心即理」「知行合一」「萬物一體」等觀點不僅是陽明學的智慧結晶、重要理論，而且業已構成儒學傳統中最富代表性的內容之一。

也正由此，閱讀《傳習錄》既是了解王陽明心理學論，同時也是了解儒家思想文化傳統的一個重要途徑，當然也是我們今天提倡重讀儒家經典、重訪儒學傳統的一項重要議題。

一、陽明學乃是儒學史上的一大理論高峰

在宋代以來中國近世儒學史上，陽明學與十二世紀朱熹（一一三○－一二○○）開創的朱子學並列，形成朱熹理學與陽明心學的兩大理論高峰，共同構建了孔孟以來第二期儒學運動，史稱宋明道學或宋明「新儒學」（Neo-Confucianism）。如果說兩者同樣作為儒學理論，因而在儒家價值觀等根本問題上秉持着相同的信仰及其追求，那麼在如何成就自己德性的具體問題上，心學與理學所設定的方法路徑卻顯出重大差異。

大致説來，朱熹理學設定世界是由理氣所構成的，理既是物質世界的所以然之故，同時又是人文世界的所當然之則，它代表整個世界的價值、秩序及規範，而氣則是一切存在的物質性基礎，人生亦不免受理氣兩重性的影響。因此，一方面理在心中、心具眾理，心具有統合性情的能力，而這種能力之所以可能的依據則是心中之理；但是另一方面，人心乃至人性又是稟受陰陽兩氣而生，不僅構成人性中的氣質成分，而且也是人心之能知覺的基礎，故人又非常容易受到氣質蠢動的影響，例如人們往往容易被物質利慾所牽引，從而導致人心或人性偏離正軌、迷失方向。

因此按朱熹理學的一套工夫論設想，我們唯有通過格物致知、居敬窮理──即通過學習而明白事理──等方法來不斷改變自己的氣質，克服人心中的私慾傾向，以打通由氣的介在而使心與理之間產生的隔閡，並最終實現心與理一的道德境界。這一為學路徑可簡化為：由「道問學」上達至「尊德性」的實現。無疑屬於儒學傳統固有的一種為學模式。

然而陽明心學的核心關懷不在理氣論而在心性論，其基本預設是「心即理」，可謂是心學「第一哲學命題」，其核心觀念則是「良知」。良知是人的基本德性，是人心之本體，同時也就是天理，故良知心體乃是一切存在的本源，人的良知賦予世界以意義，若沒有人的良知，則整侗世界的存在就無法呈現其價值和意義。關於這一點，陽明用一連串的強言式命題──「心外無物」「心外無理」「心外無事」等來加以表述，而這些看似違背常識的説法，其實正是陽明學第一命題「心即理」的另一種表達方式，其意旨則是相同的，都旨在表明心與理不僅是一種相即不離的關係，更是直接同一的關係。

按陽明心學的理論預設，心性理氣自然打通為一，心即理、心即性、性即氣三種説法可以同時成立。更重要的是，心與理並非是相悖之二元存在而是直接的自我同一，也就是説，作為理的價值秩序、道德規範不是外在性的而是直接源自道德主體。

那麼，何謂道德主體呢？按陽明的設想，良知便是道德主體──用陽明的説法，又叫作「主人翁」或「頭腦」，即良知作為一種直接的道德意識，同時又是直接的道德判斷之主體，能「自作主宰」，故又是作為「軀殼的主宰」或「意之主」的「真己」──最為真實之存在的自己。而作為直接的道德判斷之主體的良知必具有自知自覺的根本能力，「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一般，更無須倚傍他人或憑藉他力，只要一念萌發，內在良知即刻啟動，便自能知是知非，一切善惡更是瞞他不得。關於良知自知的這一特性，陽明又稱之為「獨知」，他有兩句著名的詩句生動地表達了這一觀念：「良知即是獨知時」，「自家痛癢自家知」。正是基於良知自知或獨知的理念，故道德行為的是非善惡最終唯有依賴於良知自知的判斷，而無須訴諸外在的種種人為設置的規範，換言之，外在的社會規範終須經過一番心體良知的審視才能有助於道德行為，而道德行為得以施展的內在動力卻在於心體良知而不是為了服從外在規範。

為什麼這樣説呢？因為良知就是唯一的「自家準則」。由此在德行的方法問題上，陽明學主張只要依此良知主體去做，並隨時隨地在事事物物上落實致吾心之良知的實踐工夫，最終便可實現成德之理想──用儒家的説法，就是成聖成賢的道德理想人格之實現，用我們現在的説法，就是成為一個有道德的人，使自己過上一種好的道德生活。

二、陽明學是對儒學思想傳統的傳承與創新

無疑地，陽明學以良知為人的基本德性，自有深厚的儒學思想傳統之淵源可尋。早在先秦原始儒家，與德行問題並重的乃是德性問題，《尚書》中「明德」之概念便是德性之意，而儒學史上膾炙人口的《大學》「明明德」之説，亦顯是指德性而言。更重要的是，陽明心學乃是對儒學思想傳統的傳承與創新。

事實上，王陽明對於儒學傳統在於「心學」這一問題是有充分自覺意識的，他曾明確斷言「聖人之學，心學也」，並指出宋代以來被道學家所抉發的堯舜禹授受的「十六字心訣」中的「人心」「道心」説，乃是儒家的「心學之源」。落實在儒學歷史上，陽明認為孟子之學便是心學之典範，而在宋代儒學史上第一次提出「心即理」之命題的陸九淵（一一三九－一一九三）之學堪稱「孟氏之學也」，陽明自己則表示他是陸學的接續者，在陸九淵與朱熹之間發生的朱陸之辯中，陽明也明顯袒護前者，甚至撰述《朱子晚年定論》一書（該書在多種《傳習錄》單刻本中被作為附錄所收），表示朱熹晚年自悔早年之説，其為學旨趣開始趨近於陸九淵，儘管這部書所收的文獻並不盡是朱熹晚年之作。故就思想史的史實看，所謂的「朱子晚年定論」是不無疑問的。

然而在心學意義上的道統歷史當中，王陽明並不承認朱熹有接續道統的資格，相反他認為由陸九淵上溯至程明道（一○三二－一○八五）進而推至先秦孔孟的儒學傳統，才是儒家心學的道統譜系。至於陽明自己在儒家道統上的地位，其弟子如薛侃（一四八六－一五四五）便已直言陽明之學乃「孟氏之學」，將陽明直接定位在孟子之後，凸顯出陽明心學的重要歷史意義。的確，在陽明看來，孟子之後，道統失傳，在此後的歷史發展中，究竟誰能上承懦學之道統，其判準惟在「心學」而不能是朱熹所謂的「理學」。

要之，陽明對朱熹理學抱持一種自覺的批判意識，以為朱熹所主張的窮盡「一草一木」之理，其結果必引發一個問題：「如何反來誠得自家意？」這構成了陽明的重要問題意識。另一方面，陽明對於陸九淵的心學思想雖有基本肯定，但也有不滿，認為陸學比起周程（周敦頤、程明道）仍有所「不逮」，在學問上不免「粗些」。因此我們説，陽明學並不是陸九淵心學思想的簡單重複。

的確，從歷史上看，王陽明與陸九淵、程明道、孟子之間固然存在重要的承續關係，然而在理論形態上，顯然陽明的心學理論更有超越陸九淵、程明道的一面，在上承孔孟尤其是孟子心學的同時，又有新的理論創發，從而形成以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一套系統觀點為特色的儒家心學理論新高峰。

《黃帝內經》導讀

天佑中華有中醫

醫學博士，現任職於香港大學 蘇晶

（節錄）

《黄帝內經》是中國現存醫學文獻中最早的一部典籍，它比較全面地論述了中醫學的基本理論和學術思想，為中醫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中醫學發展史上出現的許多著名醫和醫學流派，從其學術思想的繼承性來説，基本上都是在《內經》理論體系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此，歷代醫家非常重視《內經》，尊之為「醫家之宗」。《黃帝內經》所揭示的生命活動規律及其思維方式，對當代以及未來生命科學的研究和發展也有一定的啟示作用。

現存《黃帝內經》，包括《素問》和《靈樞》兩部分，每部分八十一篇，共合一百六十二篇。《黃帝內經》成編後，《素問》和《靈樞》既有同時傳世者，也曾分別流傳。張仲景寫作《傷寒雜病論》時曾用過《素問》和《九卷》，輯錄了《素問》和《九卷》的全部文字。歷史上最早給《素問》作注的是齊、梁間的全元起，但其書已佚，僅從王冰的《次注》之中可以窺其一二。現存最早的注本就是唐代王冰的《重廣補注黃帝內經素問》，但其原書也已亡佚，現在見到的是經宋人林億和高保衡整理的版本，被稱為《次注》。明清時期，為《素問》作注者較多，如：馬蒔《黃帝內經素問注證發微》，吳昆《吳注黃帝內經素問》，張志聰《黃帝內經素問集注》，高世栻《素問直解》等。《靈樞》歷史上一直以《九卷》之名流傳，後晉人皇甫謐撰《鍼灸甲乙經》稱其為《鍼經》，至唐王冰將其改名為《靈樞》。宋朝史崧以「家藏舊本《靈樞》九卷」，「參對諸書」整理成《靈樞》的定本，稱為《黃帝內經靈樞經》，流傳至今。馬蒔的《黃帝內經靈樞注證發微》是《靈樞》最早的注釋本。把《素問》和《靈樞》合編注釋的有明代張景岳的《類經》。

《黃帝內經》作為重要的醫學典籍，其理論體系包含着豐富的思想內容，其主要理論觀點如下：

一、陰陽五行學説

陰陽五行是中醫學認識世界的基本框架。《內經》認為陰平陽泌是生命存在的前提，古人認為作為天地萬物本源的氣，具有運動化生的本性。氣的運動展開為陰陽五行，整個世界就是以氣為內在本質，以陰陽五行為外在形態表現的動態統一系統。萬事萬物通過陰陽五行聯繫為一個統一的整體。陰陽學説屬於中國古代哲學的範疇，《內經》將其引進醫學領域，用以闡釋人體生命活動過程和現象中相互對立而又統一的兩個方面，指導對疾病病理的認識和診治、預防。陰陽和平是中醫學最高的價值追求。追求宇宙萬物的和諧是中華民族的永恆價值觀。人之所以生病，根本原因就是氣血陰陽的逆亂失調，所以中醫的具體治療原則雖有很多，但都以平調陰陽氣血為最後目的。在養生上，調和陰陽，達到和同筋脈、氣血皆從、內外調和是最終目標。

二、藏象學説

藏象學説是《內經》醫學理論的核心，《內經》根據這一思想建立了以五臟為中心，在內聯繫六腑、經脈、五體、五華、五竅、五志等，在外聯繫五方、五時、五味、五色、五畜、五音、五氣的五臟系統，形成一個表裏相合、內外相關的整體，藉相互關聯、相互作用的整體醫學宇宙觀，用以説明人體的生理功能和病理變化。以藏象學説為基礎而形成的臟腑辨證是中醫認識疾病的基本思維模式。

三、天人合一思想

天地萬物由一氣所化。中國古人認為氣是宇宙和生命的本源，人與天地萬物都由氣所化生。天與人之間之所以存在着相應的關係，源於天人一氣。氣是溝通天人萬物的中介。氣是人與萬物生死存亡的根據，是生命的本質。在氣論自然觀的宇宙圖景中，整個宇宙是一個大生命體，是由氣所推動的大化流行過程。就人來説，生命取決於氣，寶氣、養氣、調氣是養生和治病的根本要求。《內經》基於人與自然、社會的密切聯繋，建構了天地人「三才」醫學模式，使《內經》醫學理論能夠真實反映人體生命活動的客觀過程。這種醫學模式重視人與自然、社會的協調，將人與生存環境的和諧、人體心身的和諧視為健康的基本標準，並貫穿於疾病的防治和延年益壽理論與實踐之中，這是《內經》對於世界醫學的貢獻。它與近年醫學界提出的「社會—心理—生物」醫學模式的基本觀點是相通的，但其可貴之處是，它已完全融入自己的理論，並作為臨床的基本原則和方法實施於醫療活動之中。

四、形神統一觀

重神輕形是中醫區別於現代醫學的基本特徵。古人認為，天地萬物由氣所化生，具體説來，是由在天之氣（陽氣）和在地之形（陰氣）合和而成。就人來説則是形神合一。神是氣之功能的極致表現，神本質上也是氣。人的生命活動雖然要以形體為依託，但終究以氣為本質，氣在生命存，氣去生命亡。所以古人在生命觀上重氣輕形。最佳的生理狀態應該是形氣相得，在病理狀態下則是氣勝形則生，形勝氣則死。因此，與重視人體生理解剖結構研究，從有形的物質存在着眼的現代醫學不同，中醫重視對無形的生命之氣變化過程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