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擴充心量之學

為何我們依舊需要閱讀歷史？歴史的範圍不斷擴大，愈來愈包括沒有個人意志，或個人意志不直接表現在史事上的歴史。傳統史學中的宏大鑑誡觀，或「歴史作為人生導師」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人與歴史的直接關係上的「史用學」，現在是否已失效？
王汎森主張，各種型態的歷史，都可能提供我們意想不到的資糧。古人每每希望在特定事情上得到前史的啟示，但他除了期待歴史幫助我們在特定事情上成功，更應强調的是，讀史如何提升人們整體的心智能力——心量。

王汎森

臺灣雲林人，一九五八年生。臺灣大學歷史系學士，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士。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現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研究領域以十五世紀以降到近代中國的思想、文化史為主，近年來將研究觸角延伸到中國的「新傳統時代」，包括宋代以下理學思想的政治意涵等問題。著有《權力的毛細管作用》、《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等書。

從二十世紀初以來，對於什麼是歷史，什麼不是歷史，有過相當精彩的討論。一九○二年，當梁啟超掀起新史學革命時，反覆強調的是「自動者」才是歷史，「他動者」不是歷史。另外，在〈新史學〉中，他區分「歷史學」與「天然學」，認為歷史是敘述進化之現象的，說：「何謂進化？其變化有一定之次序，生長焉，發達焉，如生物界及人間世之現象是也。」「天然學」研究的是「循環者，去而復來者也，止而不進者也」，「天然學」是「非歷史」的。在西方二十世紀的英國史家柯林伍德（R.G.Collingwood,1889-1943）主張，凡有思想的行動是歷史的，沒有思想的便是非歷史的，所以柯林伍德有一句名言：「一切歷史都是思想的歷史。」
但是現代史學界對上述的看法已經有所不同，「自然界」是不是就一定是如梁啟超所說的今日如此，明日亦如此，而沒有歷史；歷史是不是一定是「思想的歷史」？人們對這些問題開始有了不同的想法。在DipeshChakrabarty（1948-）的TheClimateofHistory:FourTheses一文中，他批評了黑格爾（G.W.F.Hegel,1770-1831）、柯林伍德（他不知道梁啟超的說法）以降，區分「歷史的」與「自然的」觀點。他說，因以人類為主的意識過度誇大，如地貌的急遽改變、生態環境的快速變遷，使得自然界不再是「昨日如此，明日如此」，故自然也有了歷史，太過膨脹的「人定勝天」、「戡天役物」，造成自然界的變化。
近幾十年來，流行各種新史學，如「環境史」，我們可以發現過去梁啟超等人可能認為是「自然的」而「非歷史」的範疇，如今變成歷史的一部分：這種變化非常廣泛，使得歷史的範圍一步一步加寬，當我們在討論歷史與現實的關係時，也不能不正視這個變化。過去史學的一些拿手好戲，包括人物的、政治的、制度的、事件的、興衰的、國族的歷史，很不幸的，都不再是專業史家關心的重點。現代史學雖然對人物的歷史失去興趣，但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史學界對無名者的歷史、過去沒有面目者的歷史、被壓抑者的歷史、過去不被注意的歷史等，有了前所未有的興趣，這是新史學的重要面目。
歷史的範圍不斷擴大，而且愈來愈包括沒有個人意志，或個人意志不直接表現在史事上的歷史。那麼傳統史學中那種宏大的鑑誡觀，或「歷史作為人生導師」那種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人與歷史的直接關係上的「史用學」，現在是不是失效了。本書秉持「從史中求史識」（陳寅恪）的態度，傾向於認為各種型態的歷史都可能提供我們意想不到的資糧。古人每每希望在特定的事情上得到前史的啟示，但我想強調：相對於歷史可以幫助我們在特定事情上成功，我更強調的是讀史如何提升人們整體的心智能力（「心量」）。這本小書便是試著針對這個課題所進行的一點嘗試。
這是一本「引論」性質的書，討論如何將歷史知識引到與人生發生關聯的路上。本書的內容曾先後在諸多講座中講過：如東海大學的「吳德耀講座」、北京大學高研院的講座、成功大學的「成功人文講座」等等，在這裡要特別謝謝這些單位。原本我有將講座內容整輯成書的義務，但我都未能交差，也都得到主辦單位的諒解。本書的簡體版，緣起自二○一六年羅志田兄提議編寫一套叢書，如果沒有羅志田兄的提議，這本小書是決不可能寫成的。如今這本小書的完成，正是我向它們繳交成果的時候。由於本書原先是演講稿，所以未能處處詳注，希望讀者諒察。在整理成書稿的過程中，王健文教授、譚徐鋒博士、蔡錫能先生、陳昀秀女士都曾惠予協助，謹此致謝。
最後我要強調：「歷史與人生」是一道非常複雜的習題，本書中的觀點，只是其中幾個側面而已，這是不能不特別在此鄭重聲明的。

導言
我們不可能取消前一刻
歷史比小說動人，有哪位小說家能編出凱撒的故事呢？
歷史這門學問有很長遠的根源。在世界眾多民族之中，中國是特別重視歷史的民族，印度則是特別不重視歷史的民族。所以印度佛經裡面，即使講歷史，也僅是大象從水裡浮出來，背著典冊，歷史從此就開始了。但中國文化特別重視歷史，自古以來史書就非常多，連小說都要寫成像歷史的樣子，譬如《牡丹亭》，一開始就要先說宋代南安太守如何如何。
西方不像中國那麼重視，但也不像印度那樣輕視歷史，不過希臘、羅馬以來的史學，與中國正史的寫作風格不太一樣。
捷克漢學家普實克（JaroslavPrůšek,1906-1980）曾提到過，西方史學的書寫方式受史詩的影響，故其歷史敘述，從開始便好似有一條線索將眾史實綰合在一起，形成像一條高度同質的史實大河（homogeneousstream）。中國正史的書寫方式區分為本紀、世家、書、表、列傳，就好像一個一個不同的格子，貯存著不同的歷史，形成種種的「格套」。普實克在這篇文章中是想為中國歷史辯護，認為它們比希臘、羅馬的史學高明。事實上是否如此，則是見仁見智。
早期美索不達米亞文化中「預言」與「歷史」是一對孿生兄弟，而且這兩個工作經常是同一批人在掌握。美索不達米亞的卜辭是預言未來的「參考資料庫」，愈詳細愈好，好像法官判案時，所根據的判例愈完整、愈詳細愈好。但這是一種以「徵象」的重複性來決定未來可能怎樣，譬如，如果雞的內臟是這樣，那國王已經攻下城池了；如果是那樣，則國王正在攻城。3我個人以為，殷墟卜辭儲存成倉庫，且似有人看守，卜辭的文句又與《春秋》甚為相近，恐怕也反映了「預言」與「歷史」的一體性。如果讀史可以擴充心量，那麼一如美索不達米亞卜辭庫的豐富規模，或如大數據的樣本數，則掌握「或然率」的比例較高，也就比較容易把握「未來」。
本書討論的不是「史學研究」，而是「歷史與人生」這個嚴肅的主題。當我投入歷史這個行業時，歷史與現實、歷史與人生的關係，似乎還比較容易回答，但後來史學與現實俱變，使得這個問題變得愈來愈難回答。
我想先檢視三種很有影響力的觀點。第一、尼采（F.W.Nietzsche,1844-1900）曾經用異常凶悍的筆調寫過一本小冊子《歷史對於人生的利弊》，他用了許多尖刻的話來形容「歷史的疾病」，意思是人們如果讀了太多歷史，會被過度的「歷史重負」壓得直不起身子來，變成早熟灰暗的青年，這種病的解藥是「破歷史」與「超歷史」。尼采認為只有服務於人生的歷史才是真正的歷史，文明的包袱越少越好，他抗議學習太多的歷史只是加重人身上的負擔。第二、因為許多史家刻意迎合當代的需求（如國族認同）或當代的渴望，寫出來的歷史變成了現代社會的翻版。就像在一個情報局中，情報員所收集的材料太想迎合局長的偏好，以致所搜集的情報變得毫無用處，歷史成了「活人在死人身上玩弄詭計」。第三、人類始終有一種古老的期望，希望能夠藉由閱讀歷史獲得像占星家般預測未來的能力。近代史學的發展雖然早已擺脫這種思維，但是一般的歷史閱聽者卻仍然渴切地想找到這方面的指引。事實上，人類世界與自然世界最大的不同而又同樣精采之處，即在於其無限可能性及不可定律性。當人們模糊地感覺到他們已經走到一個盡頭，變不出什麼新花樣時，下一代人卻馬上翻新出奇、另進一境。人的無限性、複雜性及創造性即展現在這些地方，所以歷史中不可能有像地心引力那般精確的規律。
英國史家亨利．巴克爾（HenryBuckle,1821-1862）的《英國文明史》（HistoryofCivilizationinEngland），曾經試著導出一些規律，即當氣候、物質條件變化時，人的出生率、自殺率、離婚率會呈現何種變化；巴克爾曾經風靡一時，可是後來漸漸被拋棄，可見要在歷史中建立某種定律是近乎不可能的。話說回來，雖然牛頓從蘋果落地悟出地心引力的規律，卻不能預測蘋果將於何時掉落。
此外，在現代的史學研究中，歷史不但沒有規律也不會重演，人們認為過去歷史有現實用處時，常有一個不言自明的假設即歷史會重演。例如一九三六年，陳登原寫過一本小書《歷史之重演》，用許多古往今來的事例，說明歷史會重演。但是如果我們仔細玩味書中所舉的大大小小事例，會發現有許多在今天看來是荒謬無稽，或勉強之至的事，書中從古今事例中歸納出種種的「例」，大多是令人不安的。尤其是當人類生活的改變一日千里，硬性意義下的「重演」也就更不可能，使得要從過去事件中推出可用的教訓，變得愈來愈難，所以「過去」與「現在」之間的關係變得愈來愈稀薄。
所以有不少人直接宣揚「歷史無用」論。一九六九年，約翰‧普朗博（J.H.Plumb,1911-2001）的一本小書TheDeathofPast，便宣稱歷史的死亡，主要是說學院化的歷史不再有任何現實的用處。作家吳爾芙（VirginiaWoolf,1882-1941）說：「找史學家來幫忙總是一件不幸的事」、「那些愚蠢可笑的歷史學家」。芭芭拉．塔克曼（BarbaraW.Tuchman,1912-1989）便以她引用歷史研究西班牙內戰的發展的著作為例，說明歷史幾乎沒有辦法直接地預測未來。7
回顧過去，近一個世紀的史學發展，人們經常感到：專業史學的進步與歷史對日常人生的導引往往形成反比。何以歷史變得沒有明顯的用處，我認為有兩部分的原因：一、傳統史學以及近百年來史學的典範逐漸失去籠罩力；二、當代史學發展中的若干層面，把歷史與人生拉得愈來愈遠。相較於傳統派史學或左派史學因為明火執杖地鼓吹某些價值或指出未來的方向，現代專業史家恐怕需要從一個全新的角度重新思考一些被丟掉將近一個世紀的老課題—歷史對人格的培養、對價值及方向的引導、對治亂興衰的鑑誡作用等。
但是，歷史就歸於無用了嗎？事實上，傳統史學強調「以史為鑑」，歷史的功能以及歷史與人生、現實之間的關係是不言自明的，但是在客觀考證史學興起之後，它變成了一道難以解決的課題。然而，人注定是歷史的動物，人之所以為人在於他雖不能取消前一刻，卻能超越前一刻，否則孔子、孟子等人的出現便不能完全解釋了，甚至於家族中六百年來沒有人中過任何科名的曾國藩，也沒有辦法完全解釋了。人即使能超越前一刻，也還是活在整個古往今來的歷史之中，所以在超越前一刻之前，仍然得好好了解前一刻，就像看電影不能只看最後那一幕，也不能滿眼只是現在。所以，了解「歷史」與「人生」、「歷史」與「現實」是一道不可能推卻的習題。
為了對應上述的悲觀論調，我想提出「歷史是擴充心量之學」的觀點。為什麼說讀史可以擴充「心量」？譬如說看到歷史上偉大人物的成就，因而希望向他看齊，不以眼前的自己為滿足，希望達到一個更遠大的人生目標，即是以史來擴充「心量」。譬如說藉著讀史不斷地積貯內心中的資糧，使得思考、應事時有更多憑藉，即是以史來擴充「心量」。也就是說把人的內在世界想像成是一個空間，平日就不斷地開拓它、充實它，使它日漸廣大，不至於心量淺陋，甚至收縮成一道扁平的細縫。
如果把歷史作為擴充（既擴又充）「心量」的資糧，自然而然便有「用」在其中。我們要積貯各種知識、經驗來擴充「心量」，積貯的內容可以是各式各樣，而歷史知識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一個心量廣闊充實的人，立身、應事，志量視野都比較寬大，而且因為資源豐富，便自然而然地得到用處。如果心量過狹或心中沒有積貯，即使是天資非常高的人，其深度、廣度都很有限，只能靠著一些天生的小聰明（streetsmart）來應事。

序
導言 我們不可能取消前一刻
第一章日常生活中的「歷史思考」
「未來」的不透明性
軟、硬律則
培養長程與全景式的眼光
把握歷史發展中的「風勢」
歷史點染人生的作用
「歷史」的鑑誡作用
第二章 日常生活中的「歷史意識」
「沒有歷史的人」
「可能性知識」的價值
「重訪」歷史以開拓各種認識的可能性
「在心上的」與「在手上的」
第三章 歷史與個人生命的模式
「性格與歷史」
歷史中的典範人物
第四章 如何讀史？：從「讀者」角度出發的觀點
「觀其得失而悟其會通」
「讀者對話論」
讀史與關鍵時刻
讀史要能「大出入」
「關聯」與「呼應」
第五章 歷史是一種擴充心量之學
讀史與「心量」的擴充
試著從歷史中獲得智慧與勇氣

第一章日常生活中的「歷史思考」
「未來」的不透明性
以下我們要試著從比較有跡可循的部分討論歷史對現實可能的益處。首先要談「未來」的不透明性。我在〈中國近代思想中的「未來」〉一文中曾對近代中國思想史中所認為的「未來」樣態進行過論述，尤其是在「社會發展規律」影響下，「未來」變得更為明確。「社會發展規律」曾經受到各方面的攻擊，卡爾．巴柏《歷史定命主義的謬誤》及以賽亞．柏林的《歷史的不可避免性》都是。然而，「未來」真的是確定的嗎？幾十年前，我所看過的一篇漫畫中，想像未來送信最快的方式是一架直升機停在每家門口，沒想到後來竟然出現了E-mail。
「未來」是沒有地圖的旅程，譬如「新冠病毒」初起時，CNN有名的一段話是Nobodyknowswhat’shappening。一九五一年，哲學家邁克爾．奧克肖特（MichaelOakeshott,1901-1990）曾經有一段名言：「當人在從事政治行為時，就彷彿在一個無垠無界、深邃無底的海洋上航行。在此海上既無港灣以資屏蔽，亦無淺灘可供下錨；航行既無起點更無目的。一切所努力者僅求平穩地漂浮著。這海不但是朋友，亦是敵人；而此際航行的要領乃在於利用我們所享有的傳統中所蘊含的資源與啟示，來克服每一個驚懼危疑的時刻。」「未來」是在一個無垠無界、深邃無底的海洋上航行，即使是擁有全世界最強的情報及資訊系統的美國總統川普，在新冠肺炎疫情開始時的認知、決定，也像是一隻胡亂擺盪的風向雞，或是一艘儀表板全都壞了的海上孤舟。他一開始一再強調這只是像一般流行性感冒一樣，不用驚慌，之後每天一變。BBC（二○二○年四月三日）便整理出一個影片告訴世人，川普多像一葉航向茫茫大海的孤舟。
奧克肖特也說如果以自然科學的方式來衡量，史學是無用的。現代人因為受到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影響，認為有用的知識要帶有「律則」（law）的性質，但是如果人們在茫無所知的未來中，想要擁有一些「資源」與「暗示」（implication）或「線索」，則非求助歷史不可，如奧克肖特所說：「政治就是追尋傳統中的暗示。」克勞塞維茲（CarlPhilippGottfriedvonClausewitz,1780-1831）曾表示，戰爭是一個非線性的行為，故能預測的部分是有限的，但這並不表示人們不可藉由對歷史的了解，而對千變萬化的戰場實況得到某些預示。歷史雖不重複自己，但不表示不會有類似的情景發生。不是「要」如何，而是「可能」如何；不是「應該怎麼做」，而是「可以怎麼做」。卡爾（E.H.Carr,1892-1982）在《歷史是什麼》中提到當時史學並不熱心「規律」，因此也不認為可以準確「預言」特定事件，但他仍認為可以預言「普遍」的可能性。
讀史有許多好處：我在電視節目裡看過一個印度小孩願意拿十條魚買一個故事，就是因為故事有趣。故事所涵帶的智慧、情感、美感不一定都是立即有用的，但它們像是空氣般到處都是，好像沒什麼，但人沒有空氣是活不下去的。聽交響樂有什麼用？實際上可能沒有，但同一首曲子一遍一遍地聽，就會產生陶冶人生的一種樂趣。希臘哲人畢達哥拉斯說道德是可以教的，他認為教導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用系統的哲學來教導，一種是告訴你歷史故事。最後他選擇了後者，因為歷史比哲學概念更容易教導一個人的道德。可見自古以來有許多人認為，在人的養成教育上，具體的歷史比抽象的哲學更有用。一位現代的中國文人說得好，經書只是一些「準提咒」，歷史才是「孽鏡臺」，前者只是幾句簡單的咒語，而後者是地府的一面石鏡，可以照出人們生前所做各種惡事—也就是說歷史能幫我們「照出」人類世界的前因後果。
歷史也幫助人們塑造根源感、社群認同感、一體感。人類與動物之不同是人類有根源感，譬如孤兒或被領養的小孩想知道自己的身世，這都是一個人立身處世所不能沒有的根源感。思古幽情也幾乎是人類不可或缺的感情。人們為何要千里迢迢地去看陽關？因為陽關的歷史使得這片黃土有了無比的情意，「歷史」給「地理」染上了顏色，這是歷史的「點染」作用。
一九三三年，楊絳（一九一一—二○一六）因家人介紹與錢穆（一八九五—一九九○）同車從蘇州去北京時，經過許多古戰場。楊絳回憶說：「過了徐州，錢穆的話多起來了。窗外一片荒涼，沒有山，沒有水，沒有樹，沒有莊稼，沒有房屋，只是綿延起伏的大土墩子。火車走了好久好久，窗外景色不改。我歎氣說：『這段路最乏味了。』賓四先生說：『此古戰場也。』經他這麼一說，歷史給地理染上了顏色，眼前的景物頓時改觀。我對綿延多少里的土墩子發生了很大的興趣。賓四先生對我講，哪裡可以安營（忘了是高處還是低處），哪軍可以衝殺。儘管戰死的老百姓朽骨已枯、磷火都曬乾了，我還不免油然起了弔古之情，直到『蔚然而深秀』的琅琊山在望，才離開這片遼闊的『古戰場』。」日本人在餐廳吃一塊羊羹時，為什麼要強調那是川端康成（一八九九—一九七二）吃過的？為什麼到巴黎的人，會想到沙特（Jean-PaulSartre,1905-1980）常去的花神咖啡廳（CafféFlorian）喝上一杯？歷史的點染，使得人們對周圍的情境產生了情感與樂趣，這些情感與樂趣能幫助煩悶、憂鬱的人，也可能因一卷史書、一首古詩、一首音樂等等，幫人從深淵中解脫。我一向主張「無用之用，是為大用」，美感的分享，歷史的講述，可能決定人生的一段緣分，也可能拉近兩個陌生的商人而成就一筆生意。
除了前述種種之外，歷史同時記錄下偉大的事跡，榮耀眾英雄，使得人們永遠記得他們。當然這也包括記錄惡劣、懦弱的行跡，使得人們永遠譴責他們。人們受益於歷史的方式還非常多，有時候是受一個故事啟發、一些人物的典型，一些胸懷、一些規模、一些感受、一些觀看思考的架構與方式；或者是因著遺物、古跡、遺址，而產生思古之幽情，或與古人一體的感覺、一種認同的能力。
古希臘悲劇有淨化人心的作用，讀史亦然，歷史中的事例使我們意識到內心底層潛伏的思緒，藉由歷史故事而向外疏導。它也幫助人們形成「自我的了解」（self-understanding），一如戲劇家阿鐸（AntoninArtaud,1896-1048）說：「它逼使人正視真實的自我，撕下面具；揭發謊言、怯懦、卑鄙、虛偽。它撼動物質令人窒息的惰性，這惰性已滲入感官最清明的層次。它讓群眾知道它黑暗的、隱伏的力量，促使他們以高超的、英雄式的姿態面對命運。」我們的內心是一個共鳴箱，歷史撩撥琴弦，人們想看電影，想看故事，即如想看史書。個人常在讀史中生起莊嚴、悲涼的感覺，一如聽古典音樂，一方面激發情感，一方面淨化內心世界。人們內心像一萬盞燈，沒有相應的外在促緣（開關—電力），不能加以開啟，而歷史是開啟的動力之一。
當然，對於一般人而言，歷史知識更為重要的是充實、求知、享受快樂、美感、教養、陶冶、認同、情感（來源感、一體感等）。這些是常識，也是人們日常生活中隨處感受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