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做不了中國人和日本人，那讓我們做臺灣人吧。
十九世紀尾聲，臺灣成為日本殖民地，入列帝國主義下追尋自我的弱小民族成員。
「成為臺灣人」或「福爾摩沙意識形態」的萌芽，本身是一個二十世紀的政治問題
、文化問題與歷史問題。
是臺灣史，更是日本史、東亞史與世界史，本書是政治學者吳叡人在思想夾縫下的
結晶。

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過後，成為清帝國一省不過十年的臺灣，割讓給正崛起的東方帝國日本，成為殖民地。這個積極尋找自身民族的新興帝國，以它不同於西方帝國的殖民模式，既主張與沖繩、北海道、臺灣、沖繩等邊陲同文同種，企圖同化，但同時又遲遲不承認邊陲之民為完整的「日本人」，這種既吸納又排除的差序式吸收（differential incorporation），使臺灣住民以殖民地為邊界，共同承受遭歧視的命運，意外使殖民空間成為民族空間，並在「成為日本人」的重重挫敗之中，激發出臺灣民族主義的想像與意識形態，在一九二○年代喊出「臺灣非是臺灣人的臺灣不可」。
本書作者吳叡人試圖回答，「做臺灣人」這個一開始不具政治意義的選擇，為何會出現在臺灣？八成為漢族裔的臺灣人，為何在漫長的反殖民鬥爭中，萌生的是福爾摩沙意識形態，不是回歸中國，而是自治、民族自決、現代性？作者不僅剖析日本帝國政治菁英同化論與反同化論的激辯，內地延長主義的延遲與落實，並以東方式殖民主義（oriental colonialism）命名，闡述臺灣民族主義起源的特殊條件。另一方面，本書以極大篇幅描繪，臺灣第一代知識人在以同化換取權利失敗後，繼而進行反同化的六三法撤廢論爭，並在一九二一至一九三四年展開漫長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轉向自治的呼求，作者極其精采地解讀林呈祿所撰寫的三份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文書，運動最終雖然宣告失敗，但臺灣特殊性與弱小民族的圖像開始浮現。
臺灣民族主義的特殊性正在於此：先是政治民族主義的確立，而後才發展出文化民族主義。何為臺灣特殊的歷史與文化？正是一九三○年代初，臺灣政治菁英面臨路線分裂與日本政權的政治整肅後，撤出政治戰場，以鄉土文學論戰為起點，開始借用文學、藝術、民俗、語言學與哲學的形式，逐步發展出臺灣人的「民族文化」論述。在吳叡人筆下，「臺灣人」成為民族，是一個充滿偶然、機遇、挫敗但也是知識人抵抗不懈的故事。
本書在「奧林帕斯山頂」的視野下，以比較的角度，帶領讀者眺望殖民地民族主義誕生的歷史，除了比較日本帝國與歐洲帝國的模式，也比較日本帝國不同時間的殖民地沖繩、北海道、樺太、臺灣、朝鮮之間的差異，最終則檢視與回應諸多民族主義理論。本書的起點，或許是為了證明臺灣存在，但其結果是寬闊的全球史思想結晶。

■迴響與評論

本書卷首的〈致謝〉部分，引用了湯瑪斯．曼的《魔山》。……顯然，作者將自己在芝加哥大學皓首窮經的經院時光，喻為漢斯在療養院中的精神漂泊。這段文字，因而為讀者鏤刻了一種決志，敘說作者放棄養尊處優的學院歲月、並以一個全方位型知識分子之姿，勇赴民族主義戰場的心路歷程。
本書同時也記錄了：當作者意識到自身「雙重邊陲」宿命之後，為求脫困，如何上窮碧落下黃泉、苦心孤詣尋索通往解放之路的普遍性。易言之，這也可謂是他將芝加哥大學的個人求道史，與臺灣前輩知識分子在殖民統治下、為自由與解放而抗爭的歷史相互印證啟發，最終發現的脫困之道。 ──梅森直之　日文版譯後記

在當今國際情勢中，所謂「臺灣民族主義問題」，一言以蔽之，就是世界如何面對臺灣的存在。換句話說，就是「臺灣是什麼」。本書實為作者的學術原點，對「臺灣是什麼」，其言說（discourse）無異是波濤洶湧大海中的一只思想浮標。 ──若林正丈書評

作者簡介

吳叡人
臺灣桃園人，臺大政治系畢業，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現任職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中文版譯者，著有《受困的思想：臺灣重返世界》。《受困的思想》與《福爾摩沙意識形態》均有日文譯本。知識興趣在比較歷史分析、思想史與文學，關懷地域為臺灣、日本、香港，以及世界，喜愛詩，夢想自由。

譯者簡介

胡宗香（第一、二、五章與附論譯者）
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哈佛大學東亞研究碩士，現為雜誌編輯與兼職翻譯，譯有《我深愛的國家》、《一切未曾逝去》、《獨立宣言》、《征服自然》等書。相信譯者的工作一如文化擺渡人，辛苦但有意義，冷暖自知，樂在其中。曾獲梁實秋文學獎翻譯類（譯文組）首獎。

文稿說明
本書原文為英文，一、二、五章與兩篇附論由胡宗香翻譯。三、四章則在約略同時完成的中文稿基礎上，由莊瑞琳進行中英文版本比對與補譯，作者吳叡人做全書翻譯修訂。

序

寫在旅途之中──中文版序言

我的求知之路就是我追求認同的道路，而這冊論文就是我最初抵達的地點。在這段旅程中，我努力拂拭被遺忘文本上厚厚的塵埃，讓第一代臺灣現代知識人所描繪的那些稚拙的、有時試探性的，但有時又如此堅定、大膽而富於創意的自畫像，逐一顯露出來。
在這段旅程中，我也努力去摸索那個隱藏在被戰後史阻斷的記憶中的日本身影。接近日本無論如何都是必需的，因為現代日本是臺灣人形成自我的鏡像，不可避的母體與他者。只有行經日本，才能抵達臺灣。然而所謂「現代日本」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民族國家的形成與帝國化相互重疊，因此要追尋現代日本的足跡，必然會由核心而邊陲，逐步行經東北地方、北海道、沖繩、臺灣和朝鮮，乃至滿洲與南洋。然而即使完成了帝國全境的巡禮，確認了臺灣在帝國之內的位置，我們還是無法真正抵達臺灣，因為戰前日本帝國的形成是日本與中國、東亞與西方之間相互交涉、齟齬的過程，緊密地鑲嵌在一個更大的世界史脈絡之中。只有理解現代日本在世界史的位置，理解現代日本如何在世界之中定義自己與臺灣，我們才能真正抵達臺灣，也才能夠理解到第一代臺灣現代知識人那些稚拙的自畫像，原來是他們對那個複雜難解的，有著重層的支配／抵抗結構的巨大世界的回應。
這一切都是事後才理解的。要等到完成了論文之後，我才愚鈍地意識到，為了返回現代臺灣，我這個日本史與世界史的素人在問題意識、理論與史料的引導下，竟然在無意之間有如背包客一般自力行經了現代的日本和世界。用比較思想史的語言來說，要等到完成了論文之後，我才理解到原來日本統治下臺灣民族主義的出現，不只是日本悲劇性的現代化過程所孕生的結果，同時也是整個現代世界史「啟蒙的辯證」（dialectics of enlightenment）的產物。
所以這篇論文從最初單純關於臺灣民族主義起源的個案研究，逐漸成長為一個對於日本與歐洲帝國的殖民主義支配，以及日本帝國內各殖民地的反殖民抵抗模式的雙重比較研究。在全球的、比較的視野引導下，我摸索出了一種可稱之為「在地文本的全球解讀」（global reading of local texts）的方法，在同時期日本、中國與西洋的多重思想脈絡影響下重新閱讀戰前的臺灣文本。這個被我的老師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稱為「從奧林帕斯山頂」的視野，也幫助我看見了在戰前國際政治秩序重層的支配與抵抗結構中，處於西洋—日本雙重支配最底層的臺灣（以及朝鮮、沖繩），如何與立於頂端的西洋現代文明進行策略性的論述結盟，以批判日本那種既模仿又抗拒西洋的折衷主義式殖民支配。如此，在那個「長期被隔離於世界文明之外的孤島」（永く世界の文明より隔離せらる孤島）［注1］上被生產出來的那些被人遺忘、輕蔑的小文本（minor texts），突然被帶進了世界史的脈絡之中，出現了層次，而且產生了深度。
為了呈現一個素人／初心者在黑暗中摸索的過程，這冊中譯本大體保留了英文原文的原貌。畢業十餘年後，我對比較帝國史有了更多的學習和理解，於是寫了一篇簡潔的英文論文，將戰前日本民族國家形成與帝國擴張重疊的現象，與十六、七世紀英格蘭在鄰接的凱爾特周邊地區（Celtic fringe）之擴張，以及十九世紀美利堅合眾國在北美大陸上的國家擴張模式做了一次比較分析。透過這三個個案的比較，我才比較清楚理解到日本在沖繩、臺灣與朝鮮的「差序式吸收」（differential incorporation）統治模式其實是帝國初期擴張常見的模式，具有某種普遍性。不過，為了保存這本書原有的摸索與思考歷程，我將這篇論文以補論的型態附在全書本文之後。另外，我曾為二○一三年美國亞洲學會（AAS）的研討會撰寫了一篇英文論文，扼要地補充說明臺灣民族主義在一九三七年以後，也就是戰中期的發展與變形。這篇簡短的論文，我也以補論形式和前一篇短論一起放在本文之後，供讀者參考。最後必須說明的是，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後東北亞地緣政治局勢發生了劇烈變化，臺灣民族主義因此在戰後初期也經歷了一段複雜的起伏和轉型，最終在一個非常不同的歷史脈絡中重新出現。這段故事非常富於戲劇性，也具有高度的理論意涵，不過它已經超出了本書的範圍，因此並未收錄。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照我二○一六年出版的中文論文〈三個祖國〉。［注2］
另一個與歷史發展階段相關的問題，也應該在此一提。本書主題是日本統治時期臺灣民族主義的誕生與發展，本質上是關於臺灣民族主義初期型態的實證研究，所呈現的包括這個運動的許諾與限制。初期的臺灣民族主義是安德森所說二十世紀前半全球史「最後一波」民族主義的個案，帶有鮮明的時代烙印──在擁抱西方現代文明理想的同時，也繼承了文明化意識形態的演化論偏見。第一代臺灣民族主義者對原住民族問題的忽視，清楚反映了此種源於現代性意識形態的文明傲慢。這是初期臺灣民族主義在思想上的限制。除了思想制約之外，戰前日本對臺灣住民採取區隔原漢的二元統治策略，也對兩個族群的社會整合與政治結盟設下了根本的制度性障礙。［注3］就原住民族而言，臺灣總督府在霧社事件後採行的「教化理蕃」政策，並用經濟收編與文化同化，有效阻止或遲延了臺灣原住民族的自主政治動員。［注4］這些都是初期臺灣民族主義發展面臨的歷史限制。詩人艾略特在《四首四重奏》（Four Quartets）中說「只有經由時間才能克服時間」，歷史的限制最終也只能經由歷史來克服。我們必須要在二次戰後的全新歷史脈絡之中，才能看到文明化意識形態的逐步崩解，臺灣原住民族政治主體形成的胎動，［注5］以及新一代臺灣民族主義者嘗試跨越族群界線，重新定義「臺灣人」的契機。［注6］

論文寫完了，然而旅程尚未結束。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Said）在《剝奪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Dispossession）裡面曾經總結說，他一生為巴勒斯坦寫作，主要就是為了要「證明巴勒斯坦人的存在」。［注7］我在芝加哥大學讀到這句話時深受感動，覺得彷彿是在為我艱困孤獨的旅程所下的注腳。三十餘年之後，世界史的發展自身已經以一種極為激烈和危險的方式，證明了臺灣的存在，不再需要我這個象牙塔內的學徒微不足道的努力。儘管如此，我的個人旅程尚未結束，但我已經不再尋找回到臺灣的路了。如今我追尋的，是經由臺灣而回返世界，回返人類共同的精神原鄉的道路，而這冊習作則成為我持續中旅程的一個經過點。
這本用英文寫成的論文在二○二三年先以日文譯本形式在日本出版，［注8］接著再從日本回到臺灣。這或許是天意。日本是孕生了近代臺灣的母體和他者，我整個寫作過程就是與這個兩義的日本的一場漫長的搏鬥。雖然我努力想站在一個世界史的高度來保持和日本（與臺灣）的距離，但我很清楚知道自己始終都是面向著日本和臺灣──面向著這兩個我無從選擇的故鄉，和他們對話、爭辯、探究、詢問，向他們尋求關於歷史與認同的解答。在這個非常個人，非常存在性的意義上，日本和臺灣共同孕生了這本書。我不確定英文版最終會不會出現，但這篇習作能先與日本和臺灣的讀者見面，或許是我潛意識中一直在期待的結果。我對此結果深懷感激。
這本書終於在臺灣出版，彷彿一次遲來的鮭魚返鄉，對此我最應該感謝的是春山出版社的總編輯莊瑞琳。沒有她近乎固執的催促與鼓勵，我不可能走出──或者被逼著走出──那如餘燼般的倦怠、遲滯與無所作為。從《想像的共同體》中譯本增訂版，到《受困的思想》的中日文版，乃至本書，我見證了一個優秀專業編輯和她傑出團隊的知識勞動過程，以及在此過程中一個屬於臺灣本土的編輯者傳統（editor tradition）的誕生。事實上，小瑞與同世代，乃至更年輕世代的專業編輯者們，長久以來持續不輟地進行著一場以書籍為媒介的文化運動，透過一本一本好書的出版，靜靜地重塑臺灣社會淺薄、喧囂、躁動外表底下的文化根基，賦予它厚度與深度。能以作者身分參與這場文化運動，我感到無比榮幸。我也要對本書主要譯者胡宗香深致謝意，這位傑出的翻譯者從〈比較史、地緣政治，以及在日本從事臺灣研究的寂寞〉（二○一六）到本書，一路耐性地將我過於雕琢的英文轉化成優美流暢的中文，救贖了我的疏懶與炫學。最後必須特別一提的是，在本書寫作過程中，我受惠於京都大學駒込武教授的《植民地帝国日本の文化統合》（一九九六）甚多。這部比較殖民史傑作在知識上給予我多方啟發，但同時也誘發了我的反論欲望，而經由這個激烈的內在對話過程，這本書逐漸成為我努力試圖超越的一座里程碑。對於這位博識、正直而熱情的畏友，我終生懷抱感激與敬意。
吳叡人
臺灣草山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1林呈祿，〈新時代に処する臺灣青年の覚悟〉，《臺灣青年》第一卷第一號（一九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和文之部，頁35。
2吳叡人，〈三個祖國：戰後初期臺灣的國家認同競爭，一九四五－一九五○〉，蕭阿勤、汪宏倫編，《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經驗與理論的反思》（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二○一六），頁二三至八二。
3本書第三章關於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論述的分析中，對初期民族主義的歷史限制有較深入的討論。
4關於霧社事件後總督府教化理蕃政策的政治效果，參見吳叡人，〈臺灣原住民自治主義的意識形態根源：樂信．瓦旦與吾雍．雅達烏猶卡那政治思想初探〉，洪麗完編，《國家與原住民：亞太地區族群歷史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二○○九），頁一九三至二二九。
5關於二次戰後初期興起的臺灣原住民運動，參見吳叡人，〈臺灣原住民自治主義的意識形態根源：樂信．瓦旦與吾雍．雅達烏猶卡那政治思想初探〉，以及吳叡人〈「臺灣高山族殺人事件」──高一生、湯守仁、林瑞昌事件之政治史的初步重建〉，收於《二二八事件60週年紀念論文集》（臺北：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臺北二二八紀念館，二○○八），頁三二五至三六三。

6關於一九六○年代史明對臺灣原住民族態度的討論，參見吳叡人，〈啟示與召喚：《台灣人四百年史》的思想史定位〉，收於《實踐哲學：青年讀史明》（臺北：臺灣教授協會，二○一二），頁二八至三六。

7 Edward Said, The Politics of Dispossession: The Struggle for Palestinian Self-Determina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5[1994]), p. xvi.

8吳叡人著，梅森直之、山本和行譯，《フォルモサ・イデオロギー：台湾ナショナリズムの勃興》（東京：みすず書房，二○二三）。

第三章成為民族：政治鬥爭與臺灣人民族國家的論述（一九一九—一九三一）
第一節前言：民族對抗國家
第二節割讓：分離想像的起點
第三節「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同化與自治的齟齬
第四節 Qu’est-ce qu’une nation（什麼是國家）?左與右的對峙
第五節　小結：被解除武裝的先知？

第四章　成為真正的民族：文化抵抗與臺灣民族文化的論述（一九一九—一九三七）
第一節　前言
第二節　文化的誕生──一九一九－一九二二
第三節　文化的破壞──一九二三－一九二九
第四節　文化的新生──一九三○－一九三七
第五節　小結：被中斷的想像

第五章
結論：東方式殖民主義下的民族主義
第一節　臺灣與安德森－查特吉的殖民地民族主義論點
第二節　以沖繩和朝鮮驗證論點
第三節　結語：現代性與主體形成的兩種邏輯

補論
民族國家擴張與早期帝國形成：
英格蘭兼併凱爾特邊區、美國大陸擴張與日本吸收東北亞海疆之初步比較

傷逝的紀念碑？
晚期殖民年代（一九三七—一九四五）臺灣民族主義輓歌般的變形

注釋
參考書目

書摘/試閱

第二節割讓：分離想像的起點（出自第三章成為民族）
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戰爭之後，敗戰的清帝國依據《馬關條約》，將其版圖內一個主要由閩、粵漢人移民所定居的邊陲島嶼──臺灣，割讓給日本帝國。從當時北京決策者的觀點而言，割讓這個十年前才升格為行省的屯墾殖民地，純粹是出於以地求和的實際外交考量。當時的總理衙門在四月十七日《馬關條約》簽定時，致電最後一任臺灣巡撫唐景崧，說明割臺背後的理性計算：「割臺係萬不得已之舉，臺灣雖重，比之京師則臺灣為輕，倘敵人乘勝直攻大沽，則京師危在旦夕；又臺灣孤懸海外，終久不能據守。」但是對臺灣人民而言，這個決策所帶來的卻是立即直接的切膚之痛，因為被犧牲以解「京師根本之危迫」者，不是京師百姓，而是臺灣人民自身。對於這個來自北京的理性決策，臺灣人民只能報之以強烈的情緒反彈：他們包圍撫署，以「臺民何辜，致遭歧視？」的悲痛質問，向唐氏表達被北京出賣的憤怒與怨懟。在無數陳情請願失敗之後，臺灣人民終於認識到割臺已是「孤臣無力可回天」的外交成議。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五日，臺北地區仕紳領袖擁立唐景崧，成立臺灣民主國（Republic of Formosa），準備以自身力量抗拒日本的接收。臺灣民主國本質上主要是臺灣仕紳領袖向列強尋求「三國干涉還遼」模式的外交干預的設計，而且設在臺北的正式的民主國政府壽命只延續了十三天。然而這個幻影般的海島共和國卻成為五月底日軍登陸臺灣後，臺灣中、南部激烈的武裝抵抗運動號召民眾最重要的象徵。德國在一八七一年，幾乎是兵不血刃地接收阿爾薩斯─洛林（Alsace-Lorraine），然而一八九五年日本接收臺灣，卻面對了臺灣人民以「臺灣民主國」為號召的激烈武裝反抗運動。日本軍隊必須血戰六個月，殺害一萬四千名以上的臺灣民眾，並且付出二百七十八條日本軍人──包括主帥之一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的生命，才瓦解了「臺灣民主國」的武裝抵抗運動，初步控制臺灣全島。
關於這段臺灣與中國現代史上「意味深遠的插曲」（significant episode），在此需要提出幾點觀察。首先，臺灣在現代的中國民族主義興起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之前，就脫離了中國而被併入日本。當代多位學者早已指出，甲午戰爭是中國現代史的一個重要的分水嶺；西方式的現代中國民族主義，要在甲午戰後才逐漸興起，並取代傳統的族類思想或文化主義，成為支配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發展最重要的意識形態。「喚起吾國四千年之大夢，實自甲午一役始也。」中國現代民族主義初期最重要的旗手梁啟超這句著名的警語，一針見血地點出了「中華民族的近代覺醒是從甲午戰爭時期才正式開始」的事實。這個事實說明了在中國開始將自身從一個「帝國」或「天下」重新想像或改造為一個現代的「民族國家」之前，臺灣就脫離中國而被併入日本了。而這意味著現代中國民族主義興起以後的最初五十年間，臺灣經歷了一段在中國之外，並且與中國分離的歷史軌跡。第二，「一群被祖國拋棄而又堅決不願落入外國勢力之手的人民」不得不建立臺灣民主國作為絕望中最後的自救手段，這個悲劇預示了在未來五十年的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人將要面對的嚴峻的政治現實：臺灣人必須獨自應付日本人。在未來的半個世紀中，拋棄臺灣人的祖國自身也將陷入漫長而深刻的動亂與危機之中，因此臺灣人如果渴望從殖民統治下獲得解放，他們將別無選擇，只能「自求解放」。
一個有趣而值得令人深思的巧合是，提醒臺灣人必須認清這個殘酷現實的，正好也就是中國民族主義者梁啟超。一九○七年，當日後成為日治時期臺灣民族運動最重要的領袖之一的林獻堂至神戶訪問梁氏，並且向他請教臺灣人解放之道時，梁啟超向林獻堂直言「三十年內，中國絕無能力可以救援你們」，建議臺灣人模仿愛爾蘭獨立運動放棄武裝鬥爭，改採「勾結英國朝野」的議會路線而終於獲得完全自治的做法，以爭取臺灣人之參政權。由此可知，臺灣人領袖在殖民統治初期就已經相當清楚，當祖國分崩離析，自顧不暇之時，在東亞新興強權日本統治下的臺灣人若有心從事政治活動，其政治活動的方向與可能性，將受到多麼嚴苛的結構性限制。於是，一種混合著認命、現實主義以及怨懟感的複雜意識──一種身為棄民不得不自尋出路的意識──成為日本殖民統治下大多數臺灣人菁英思考自身以及臺灣未來的出發點。
第三，這個短命的臺灣民主國其實並不像表面上看起來的那麼無足輕重。儘管臺灣民主國的構想是源起於一種存在主義哲學家沙特（Jean-Paul Sartre）所謂「無路可出」（huis clos）的絕望感，而非一個預先存在的，真正的臺灣民族意識，但它畢竟是臺灣人第一次基於國際法上的公民投票和住民自決原則，將這個原屬中國的邊陲省分想像成一個現代主權國家的嘗試。為了抗拒異族的統治，這群在受困中勉為其難的建國者不得不以人民的「總意志」（volonté générale）之名建立一個「民族」尚未誕生的，早產的「民族國家」。這個「被迫建國」的實踐，無意間將中國邊陲一省的省民，想像成一個稱作「臺民」的「國民」。然而，這個馬基維利式的，甚至是前民族的（pre-national）想像，很快就成為日本殖民統治初期接二連三發生的臺灣人武裝反抗行動強而有力的象徵──幻影般的臺灣民主國，開始變成這些武裝抵抗所宣稱要「光復」的國家。時日一久，這個看似空洞的歷史象徵將會被更晚期的臺灣人反殖民運動進一步「占用」（appropriated），乃至實體化（reified），而變成這些民族運動者想像當中，現代臺灣人民族國家的起點。
上述三點共同指出了一個簡單明白的重要事實：現代臺灣民族主義乃是產生於一個和孕育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政治歷史情境完全不同的情境。換句話說，現代臺灣民族主義與現代中國民族主義，是從兩個完全不同的「政治場」（political fields）之中發生的兩個平行而各自獨立存在的民族主義。現代中國民族主義是一個衰敗中的古老帝國在面臨豆剖瓜分的危機中被誘發出來的；臺灣民族主義則是一群被強制兼併的棄民在殖民統治下發展出來的。中國民族主義所面對的，是由為數眾多、侵略形式不同且勢力分布在領土各地的列強構成的一個籠統的「帝國主義」，相較之下，殖民地臺灣所直接面對的是明確、單一的日本帝國。中國始終擁有形式上的主權與中國人所組成的政府，而臺灣則是全境被正式納入日本國家主權之下，由「外來政權」所統治。這兩個不同的「政治場」以其不同的特質，分別誘發了兩個發展軌跡和政治議題都不同的民族主義。現代中國民族主義在長期戰亂之中追尋的主要目標，是一個足以恢復古老榮耀的強大的統一國家，而臺灣民族主義最念茲在茲的問題，卻是如何逃離一個強大而中央集權的國家的穩定控制，並且獲得臺灣人作為「弱小民族」應該享有的集體的自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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