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譯尚書讀本(二版)

郭建勳（注譯者）

湖南漣源市人，1954年6月出生。1988年畢業于福建師範大學中文系，獲文學碩士學位。1996年7月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獲文學博士學位。現為湖南大學文學院院長、中國屈原學會副會長、中國辭賦學會副會長。

導讀（節錄）

六、《尚書》的主要思想

《尚書》二十八篇，涉及到從我國原始社會末期到春秋時期的歷史，既記敘了其間發生的一些歷史事件，描述了當時的社會政治制度，甚至還有天文、地理的介紹，從中還可以看出當時人們對自然和社會的認識，內容是非常豐富而廣泛的，在這裏不可能進行全面的論述。然而，《荀子‧勸學篇》曰：「《書》者，政事之紀也。」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也說：「《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毫無疑問，《尚書》與政治的關聯最為密切，它既是對古代帝王政治經驗的總結，同時也是為後來的統治者提供治國的借鑒和依據。因此我們不妨對《尚書》中的政治倫理思想，作一個簡要的歸納和分析。

《尚書》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以「天命」為核心的神權政治。〈湯誓〉中說：「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盤庚〉則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類似的說法，在《尚書》中經常可以看到。這裏的「天」和「上帝」，是宇宙的最高主宰，是不可違逆卻又無所不在的「神」；天子則是這個「天」、「上帝」之子，他代表「天」來統治人間的一切，自然也就具有了與「天」同樣的權威性。那麼夏、商之君同樣是「天之子」，為什麼會滅亡呢？《尚書》的解釋是，因為「天」遺棄了他們，所以將「天命」轉交給新的王朝、新的天子。

然而不管如何解釋，夏和商的滅亡，畢竟給「天命」神權的理論帶來了很大的衝擊。更為重要的是，關乎政權的大事迫使統治者去思考如何才能維護自己的天下。因而周王朝的統治者們，不得不對傳統的神權政治理論進行了修訂，其明顯的標誌就是提出了「德」的概念，作為對「天命」的補充。〈康誥〉中說：「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召誥〉則曰：「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在周人的觀念中，「德」與「天」是緊密相連的。「惟命不于常」（〈康誥〉），「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多士〉），天命無常，惟德是輔，故殷商以暴德失天命。有鑒於此，周王朝以周公為代表的統治者，提出「敬德」、「明德」的政治口號，希望通過德治，獲取民心，並進而獲得上天的眷顧，保住已有的大命。

周人的「德」不僅與「天」相關，更與「民」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周王朝的統治者認識到，殷商的滅亡，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罔顧于天顯民祗」（〈多士〉），失去民心而造成的，因而「民本」思想在《尚書》中是非常突出的。這主要表現在：一是在「天」和「民」的關係上有所變化，「民」不但是「天」考察統治者的重要依據，有時甚至比「天」還「宏大」；二是在「君」和「民」的關係上，由「民」絕對地為「君」服務，開始注重「民」對「君」的支撐作用，提出「王啟監，厥亂為民」（〈梓材〉）、「用康乂民」（〈康誥〉），要求在行政時充分考慮到民眾的利益和願望；三是將「敬德」與「保民」聯繫起來，其中包括不增加人民的負擔、正確對待民眾的過失、幫助民眾中的弱者、慎用刑罰等許多具體的措施。上述種種，為春秋戰國「民本」思想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敬德保民」的一個核心內容是「慎罰」，《尚書》對刑罰問題有比較全面的闡述，從中可以看出當時的法制思想和司法制度。在〈康誥〉中，統治者將敬德和刑罰作為治國的兩根支柱，並視刑罰為保證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手段；〈呂刑〉則進而提出了「荒度作刑，以詰四方」，明確表達了以法治國的思想。〈康誥〉還列舉了幾種必須懲罰的罪行：一是殺人越貨，破壞社會治安者；二是不守父慈子孝，迫害倫理關係者；三是違反君令，損害國君利益者；四是諸侯中背棄王令，實行暴虐者。在這些罪行中，似乎對倫理方面尤其關注。《尚書》還主張通過刑罰的手段，達成「德治」，因而要求以仁厚為治獄的目的、以「哀敬」的態度對待獄訟、以教育為刑罰之根本。《尚書》有關刑罰的思想還有所謂用「中刑」的原則，以及反對嚴刑峻法、也反對不要刑罰兩種極端的傾向。此外，《尚書》還強調賢人執法，強調對執法者腐敗的懲處等等。總之，《尚書》中的法制思想非常豐富，對儒家的法制思想、後世的司法制度和司法實踐，具有相當大的影響。

七、《尚書》在散文發展史上的價值

從文學的角度看，《尚書》在中國文學史上也有其獨特的地位。《尚書》是散文，作為我國散文史上最早的文本之一，自有其文體方面的特徵。

首先，《尚書》主要分為典、謨、訓、誥、誓、命等六種體式。所謂典，用以記載聖明君王的言論和事蹟，如〈堯典〉等；所謂謨，用以記載君臣之間的談話和謀議，如〈臯陶謨〉等；所謂誥，主要用以記載君上對臣下的勸戒誥諭，如〈大誥〉、〈康誥〉等，此類在《尚書》中為最多；所謂訓，用以記載臣下對君上的勸教之辭，如〈高宗肜日〉等；所謂誓，主要用以記載君王或諸侯在戰爭前對軍民所作的動員令和誓師之辭，如〈牧誓〉、〈費誓〉等；所謂命，主要用以記載君上任命或賞賜諸侯、臣下的冊命之辭，如〈文侯之命〉等。除〈禹貢〉等極少數篇目外，《尚書》中的作品大多可以用這六種體式來涵蓋。這些體式的運用，與《尚書》以記言為主的內容特色是密切相連的。

唐代韓愈曾說「周誥殷〈盤〉，佶屈聱牙」，「佶屈聱牙」，古奧難懂，確實是《尚書》的語言特點。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三個原因：其一是《尚書》很少使用「也」、「乎」、「哉」一類的虛詞，而缺少了這些表示語法關係和一定語氣的虛詞，也就使語義的表達不那麼明確和流暢，顯得拗口和晦澀；其二是《尚書》所使用的詞彙比較古老，其中很多詞彙的詞義，即使在稍後於它的《國語》、《左傳》中也不再應用，從而也就使人們在解讀它時產生困難；其三是《尚書》在語法，尤其是詞序上，與後來的散文有很大不同，所以後人讀起來就必然覺得很彆扭。

顯然，作為我國早期的歷史散文，《尚書》遠不如《國語》、《左傳》、《戰國策》那麼成熟，但其中的有些記敘和描寫，也頗為生動，具有一定的文學價值，特別是從散文發展的角度來看，其價值是不言而喻的。

首先，與甲骨文、銅器銘文、《周易》中的卦爻辭相比，《尚書》不再是詞句或語段的形式，而是成篇的文章，甚至有了完整的結構。例如〈盤庚〉就比較完整地記載了盤庚遷都的原因、經過、矛盾等；而〈顧命〉則開頭記成王遺囑，次記康王即位，再記諸侯朝覲，最後寫召公的希望和康王的答辭。全篇層次分明，結構也相當嚴謹。

其次，《尚書》可以說是我國政論文的濫觴。例如〈無逸〉，乃訓誥之文，文章開篇即說：「嗚呼！君子所其無逸。」提出全文的論點；接著是總結歷史教訓，論證「無逸」的重要性，在論證過程中，又從正反兩方面進行對照；最後是進行推理，對成王提出希望和要求，告誡成王說：「嗣王其監于茲！」與前文呼應，並收束全文。〈無逸〉的理論思維和論證方式，對我國政論文的影響很大，有的學者甚至將它看成是中國散文發展史上一個新階段的標誌。

再次，《尚書》的語言和表達有的也非常生動。例如〈盤庚〉記載盤庚對臣民說：「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連用三個比喻，說明遷都的正確性，告誡臣民必須統一行動，才會有好的效果。他還說：「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眾，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邇，其猶可撲滅？」警告臣民不可用浮言惑眾，否則就會像大火燎原一樣，難以收拾。用這些來源於生活的比喻，說明某個道理，顯得生動貼切，富於形象性。《尚書》在記言敘事時，還能盡可能地表現人物的語態和情感。例如〈盤庚〉記載盤庚對大臣的語態，既有嚴厲的訓斥，也有勸說的口吻，而對下層的民眾，則完全是聲色俱厲，極為強硬，態度明顯不同。又如〈大誥〉中周公對反對者的講話，洋溢著果斷與自信，而在〈康誥〉中對康叔，則充滿長輩的期望與溫情。《尚書》中的少數篇目，也頗注意語言的形式美。例如〈洪範〉中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幾乎可以說是詩歌似的韻文。此外，為了克服書寫的艱難和便於記誦，《尚書》往往在詞語的選擇上注意錘鍊，盡量避免蕪雜，從而使我國古代散文形成了簡要洗鍊、便於記誦的特點。

刊印古籍今注新譯叢書緣起
導　讀

虞夏書
堯　典
臯陶謨
禹　貢
甘　誓

商　書
湯　誓
盤　庚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　子

周　書
牧　誓
洪　範
金　縢
大　誥
康　誥
酒　誥
梓　材
召　誥
洛　誥
多　士
無　逸
君　奭
多　方
立　政
顧　命
呂　刑
文侯之命
費　誓
秦　誓

後　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