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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浪後浪》，飛越百年，在上一部《脈動中國》兄弟書的歷史延長線上，重新出發，繼續為當代中國人探索精神血脈根源，聚焦上百位知識精英心路歷程的個案研究，關注這一百年來我們的中國。沒有晚清，何來五四；沒有五四，談何革命？中國革命的許多秘密，都可以從晚清激進知識人那裡，找到最初的基因。縱觀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可以看到有兩條脈絡、三次世代更替和四個內部分化。從某種意義上說，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時代更替和內部分化，反映了其內在的精神世界的深度和廣度，也折射出近代中國歷史世界的豐富性和複雜性。

本書以近代複雜多變的國際及地區局勢下，民國北京政府對於廣西治理為研究對象，以中央與廣西地方的關係為切入點，深入探究清季廣西治理的影響，歷時性地梳理民國北京政府對廣西治理的理念與具體實踐進程，剖析存在問題與不足，探究癥結所在，總結這一時期中央政府廣西治理正

近代以來，伴隨殖民擴張，以西方為中心的“文明等級論”在全球範圍內廣泛傳播。憑藉工業革命帶來的“先發優勢”，西方列強的“文明”話語將社會的組織力置於視域的中心，從知識與意識形態層面加固其在實力與利益上獲得的主導地位。在外力衝擊之下，中國傳統的“夷/夏之別”話語漸趨衰落，許多仁人志士致力於抹去列強貼在中國身上的“半文明國家”標簽，但其種種努力，往往又以承認列強帶來的“文明等級論”為前提。“制憲/立憲”被廣泛視為從“半文明國家”向“文明國家”遷躍的必經之途，“鑄典”的首要目的，在於“宣化”。本書以“文明”與“立憲”的“雙重變奏”為主題，探究19—20世紀之交至“一戰”前後，中國的歷史行動者如何從以“文明等級論”為前提尋求中國國際地位的提升，過渡到反思“文明”之意涵，以更為多元與平等的文明觀重塑憲法話語，形成“20世紀之憲法”的自覺，並開啟中國憲制變革的新路徑。通過以內外互動的視角，追蹤近代中國憲制思想與“文明”觀念的共同演化，闡述20世紀中國憲制探索的文明史意義，並展望未來，倡導在知識生產上告別“鑄典宣化”心態，繼續推進20世紀所開啟的、朝向“自成體系，自建光榮”的艱難探索。

本書以19世紀、20世紀之交的一位山西紳士劉大鵬的日記為核心資料，描繪出其人作為儒者、孝子、商人、議政者、農民的不同身份狀態下的人生景況，討論了中國在從傳統社會轉型為現代社會的動盪中下層知識分子所面臨的生活的困難、身份認同的焦慮，以及由此而來精神的折磨與堅守。從一個人的遭遇折射出清末民初中國社會、中國知識群體的轉型之痛。本書以19世紀、20世紀之交的一位山西紳士劉大鵬的日記為核心資料，描繪出其人作為儒者、孝子、商人、議政者、農民的不同身份狀態下的人生景況，討論了中國在從傳統社會轉型為現代社會的動盪中下層知識分子所面臨的生活的困難、身份認同的焦慮，以及由此而來精神的折磨與堅守。從一個人的遭遇折射出清末民初中國社會、中國知識群體的轉型之痛。

本書以從19世紀後半期到20世紀初約半個世紀的中國為主要舞臺，以這一時期知識分子的思想軌跡和精神世界為主要課題。在這半個多世紀中，中國的對外關係由朝貢體制轉換為條約體制，而且面臨著被瓜分的威脅。同時，這一時期也是中國的政治體制從王朝體制到共和體制轉換的時期。這一時期中國的政治變動和社會變動，其規模之深廣是不難想像的。生活在這種激蕩的旋渦中的中國知識分子，他們如何認識所處環境的變化以及他們想使中國如何變化，是本書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本書以凝練的筆法、獨特的視角，分別從“萬國公法觀的變化”“法國革命觀的變化”“體制選擇”這些不同的角度，來分析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對世界認識的轉換過程，以及他們各具特色的心路歷程。

在傳統中國國家治理體系的發展變遷中，基層治理為什麼占有重要地位？哪些群體在其中起著重要作用？哪些制度左右著社會資源的控制和動員？ 著名經濟史學家龍登高教授及學術團隊立足原始檔案、契約文書，重新審視近世中國基層社會治理的發展脈絡，考察宗族治理與商業經營、小微公共品供給、公共工程管理、新式教育體系的互動，細致展示了土地產權制度的流轉、民間組織對基層的間接治理、士紳群體參與基層公共事務的全貌，讓我們對屢受誤讀的農民與商人群體有了全新的認識，重塑了我們對中國從傳統走向近現代的認知。

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結束了中國數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帶來近代中國深刻的社會變革。20世紀初的變革如何影響中國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本書關注政治與普通人思想和感情的交集方式，重新審視了這一時期的歷史轉變。儀式不僅是一種社會融合的方式，也是一種權力傾斜的方式，儀式在建構國民身份和塑造日常生活的過程中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書中從廣義的“政治儀式”入手，討論剪辮、易服、葬禮、曆法改革、禮貌問題等儀式的改變，闡釋時代變革中中國國民身份和認同感隨之發生的變化，以及政治文化對普通民眾生活的影響

本書從晚清民國“眾聲喧嘩”的時代裡，選取秋瑾(革命家)、唐群英(女權運動領袖)、張竹君(醫師)、胡彬夏(報人)、馬振華(教師)、馮鏗(作家)、王人美(影星)、關露(間諜)八位知識女性，將不同時期、不同身份與不同職業的知識女性個體化際遇及牽連的社會鏡像連綴成一條譜系進行系統化研究，探究她們在女性解放與民族解放進路中遭遇的頓挫與困厄。借助知識女性與革命的交匯、與主體性身份的重建、與現代性的糾葛等切口，理解新潮與守舊、性別與媒介、性別與消費、性別與戰爭、女權主義與革命道路、女性啟蒙與民族國家話語之間相互交織的關係，揭示不同時空下婦女解放與政治重建、思想轉型、社會變革的內在聯動，建構近代中國知識女性的文化譜系，將之作為窺探變動時代履記的一個維度，由此開拓創新近代中國婦女史的學術樣貌。

本書是從都市空間的角度研究知識分子，從知識分子的視野觀察都市空間，試圖將都市的社會文化史研究與傳統的知識分子研究相結合，開拓知識分子研究和都市史研究新的研究論域。具體而言，涉及如下論題：近代以來城市知識分子的公共生活和日常生活、城市的公共空間與公共領域、現代知識分子所憑藉的各種社會建制（報紙、雜誌、書局、社團、學校等）、現代知識分子共同體及公共交往等研究。

本書旨在展現1896年至1949年間四川旅滬同鄉組織的全貌，並依近代中國社會與革命階段分期逐一梳理，考證各個時期共130多個四川旅滬各同鄉組織的性質、宗旨、組織結構、成員等，並重點考察各時期四川旅滬同鄉組織的公益慈善事業以及與近代中國革命史上若干重大事件的關聯。本書呈現旅滬川籍人士高尚的公益精神與愛國情懷，揭示中國共產黨對作為統戰對象的四川旅滬同鄉組織的重要影響，證實近代四川旅滬同鄉組織從一開始就融入並推動中華民族的復興歷史。它們並非傳統社會的“封建集團”，而是有濃厚近代色彩和性質的“民族組織”。四川旅滬同鄉組織積極參與近代中國民族革命鬥爭，為中華民族“站起來”作出了應有的貢獻，其在半個世紀裡的變遷歷程

案例版《鄉土中國》，與《金翼》齊名的中國人類學經典。美國社會人類學必讀書，Saturday review稱之為趣味無窮的書。全景式展現百年前中國鄉村的人間煙火、三餐四季。絕版十餘年，譯文全面修訂升級，新增譯者後記，揭秘翻譯出版的曲折故事。帶你讀懂中國基層社會的傳統文化與邏輯。本書是關於中國最古老農業區一個典型村莊全面而詳盡的研究。這個村莊是作者的家鄉，憑著對那裡人們生活的熟悉和公正，作者寫出了這本書。作者把台頭村作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從家庭、村莊、村際這三個層次入手向讀者呈現台頭村總體的生活面貌，建構起一套具有中國本土特色的傳統鄉村經驗研究體系。本書是切近理解和科學精確的完美結合，是第一本把中國鄉村生活各方面綜合起來加以完全貫通和透徹理解而成的書。該書和早於它出版的費孝通的《江村經濟》、林耀華的《金翼》，以及晚於它出版的許烺光的《祖蔭下》並列為早期中國人類學的里程碑作品。

1.榮獲費正清獎、列文森獎雙料大獎。2.「內捲化」概念在中國率先應用，深度解讀國家政權的內捲化。3.易勞逸、週錫瑞、彭慕蘭推薦。4.被引用率最高的人文社科研究成果之一（根據《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圖書學術影響力報告》）。5.被譽為“經典中的經典”，時隔三十年，全方位升級再版。 20世紀初，受西方入侵的影響，中國鄉村經濟發生了一系列變化；與此同時，國家竭力擴大和深化其對鄉村社會的權威。作者深度解析1900—1942年華北鄉村在政治權力滲透下的變遷，通過細緻的個案研究，展現了在國家政權現代化的大背景下華北鄉村的社會、政治、經濟交織維繫的場景，提出“權力的文化網絡”“國家政權內卷化”理論，在海內外史學界產生了廣泛影響。

《錢穆先生全集:政學私言(新校本)(繁體豎排版)》講述了：民國二十四年抗日戰爭末期，日寇囂張，時局阢隍，後方人心惶擾不安，時錢賓四先生正值久病初愈，靜養期間，握筆遣悶，遂撰論時政文共七篇，胥為針對戰後國家未來應走之途徑而作者，并曾先後刊布于東方雜志。旋以商務印書館擬印單行本，先生遂以此七篇編為上卷；又將其前所撰發表于思想與時代月刊之八文編為下卷，以其與上卷性質相類，可相互證發也。《錢穆

“中國秘密社會”這個概念，最早出現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辛亥革命時期，日本人平山周將對中國華南社會的考察報告出版，名為《中國秘密社會史》，這是最早把兩大秘密團體——秘密教門和會黨置於一起的著作。後來中國學術界引進“秘密社會”這個概念，把教門和會黨合稱為“秘密社會”或“秘密結社”。從組織形式和活動內容來看，中國秘密社會可分為秘密教門和秘密會黨兩大系統。秘密教門是帶有宗教性的秘密結社，以師徒傳承的方式結成，以“彌勒救世”、“末劫說”和“無生老母”崇拜融合而成的“天盤三副”信仰，作為精神支柱和維繫內部團結的紐帶。以入教可以消災獲福或避劫免厄來吸引信眾，要求徒眾茹素食齋，誦經禮佛，但不要求信眾脫離家庭，服飾同常人無異，故自稱為“在家出家”。秘密會黨是由歷史上的異姓結拜弟兄組織演化而來。這類組織最初僅僅是為了抱團取暖而結拜弟兄，並沒有名稱，雍正年間才開始“立有會名”，如父母會、鐵尺會、天地會、三合會、三點會、邊錢會、兄弟會、忠義會、哥老會、江湖會等。清朝廷將其界定為“結會樹黨”的違法行為而加以打擊，後來被簡稱為“會黨”。會黨是以歃血結盟、焚表結拜弟兄的方式結成，以江湖義氣和其他封建倫理道德作為維繫內部團結的紐帶。要求會眾服從首領，忠於誓言，恪守規約，嚴守會內機密，以互濟互助和自衛抗暴吸引會眾。晚清時期，青幫、丐幫等出現後，人們便習慣性地把幫與會統稱為“幫會”。本套書共四卷。卷一、卷二從秘密教門的源頭開始講述，對秘密教門的發展、演化、蛻變的歷史變化過程進行了詳細的闡述，對秘密教門的性質進行了客觀分析。作者尤其注意儘量全面講述東漢、南北朝、宋、元、明、清時期不同教派建立的情形，為當今讀者充分瞭解中國古代下層社會提供了一個窗口。卷三、卷四剖析會黨的產生、發展和覆亡的過程，詳細講述晚清時期三大幫會——哥老會、青幫、天地會雄踞江湖的歷史，同時講述了清末，天地會和哥老會在革命黨人引導下，參與了推翻清政權的革命活動，在特殊歷史階段中做出了積極的貢獻。是一部全面、詳盡的中國幫會發展史。本套書以翔實的文獻和檔案史料、縝密的分析，展示了中國地下社會兩大體系的產生、發展和覆亡的過程，對年輕學者瞭解、研究中國秘密社會史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價值，可以幫助讀者客觀瞭解神秘的中國古代地下社會。

作者引出“軍閥主義”的概念，並沿用C.M.威爾伯關於“軍閥主義”是“一種有組織的政治體系，其中武力通常是權力分配和制定政策的決定因素”的定義。這樣，軍閥政治統治時期的社會關係，以及由這種關係所形成的政治系統，就成為作者主要關注的對象了。換言之，對個別具體的軍閥的政治行為進行描述，並不是（或並不僅僅是）本書的研究要旨，而是通過“角色”的分類，然後加以系統分析的方式，從而凸顯歷史描述與政治分析的最佳結合點。用作者自己的話說就是，本書的研究路徑是“避免對角色作出評價”，而重點在於對體制進行分析。 第一章作者提出了自己的方法論框架，論證其理論體系的依據；第二章從歷史實證的角度，簡單敘述了中國軍閥派系的起源；第三章至第七章從關係、兵源、訓練、武器及其經濟等諸多側面，對中國軍閥政治系統的各項要素作出了較詳細的分類研究；第八章則在上述各章的基礎之上，簡要概括出軍閥政治行為的基本準則；最後，在第九章中，作者又運用國際政治理論的“權力均勢”範式，試圖從中進一步抽象出中國軍閥政治發展的一般性歷史模式。很顯然，作者對全書的這種總體安排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它已初步構成了別具一格的分析框架和認識格局。正如美國政治學者G.吉勒卡評價的那樣：“這是一本特別有價值的書，該書引用了幾乎所有的中文和英文的第二手資料，同時也引用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對1916—1928年間的中國軍閥時期的政治，進行了動態的、有根據的、有思想的，並引人入勝的探討。”

《中國近代販毒史》是一部研究中國近代販毒狀況的專題史著作。書中綜述了中國近代中外毒販（法人、個人、群體）的販毒行徑，揭示了這些黑生意的來龍去脈，以及中國歷屆政府對販毒的對策，同時還介紹了解放初期人民政府有效地解決販毒問題的方式與舉措。 全書資料豐富翔實，文筆生動流暢，是一部研究中國近代販毒問題的專題史著作。

當代中國正經歷著從鄉土中國到城鄉中國的歷史性巨變。對於缺乏產業基礎的中西部農村來說，其城鎮化進程中的具體路徑值得深入探討。“紮根型城鎮化”是這一歷史進程中湧現的一種城鎮化類型。鄉村社會在走向開放、異質、流動的同時，出現了一幅城中有鄉、鄉中有城的城鄉融合發展的別樣圖景。農民往返穿梭于城鄉之間，社會整合和系統融合共生。古源村這樣一個以宗族社會為底色，地處湘鄂贛三省交界區域“隙地”村莊，在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經歷了從“地域社會”到“紮根型城鎮化”的變遷。村民以就業、教育、移民等形式融入國家與市場主導的系統整合中，與此同時，古源村作為一個“地域共同體”參與到以縣域為範圍的新經濟社會空間和新社會形態的重塑中。在城鎮化這一歷史性巨變中，古源村依然保持著“脈脈溫情”的主旋律，鄉土社會的根脈依然在頑強地賡續綿延著。本書以古源村為個案，基於深入的田野調查“解剖麻雀”，從社會基礎這一視角出發，從家庭、生計、秩序、觀念等具體領域展開，講述了古源村在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變遷中發生的故事，進而考察“紮根型城鎮化”的軌跡、邏輯和機制。

本書立足于近代以來勞工的相關報道、調查、記錄及各大企業檔案資料，剖析近代勞工撫恤在西方工業文明的衝擊下，由傳統社會家庭撫恤向近代社會保障轉型的過程。這個過程既有對西方制度的模仿與借鑒，也有對傳統方式的沿襲與調適，更有生存壓力下勞工的聲訴和抗爭。政府、社會、企業、資本家、勞工等不同力量在此過程中進行了諸多博弈和妥協，加之中國近代戰事頻仍、經濟困窘、社會凋敝使得轉型過程充滿了曲折和反復。但是中國近代社會保障制度仍然呈現出由勞工自保到企業撫恤再到社會保障的歷史邏輯，勞工撫恤揭示了由救急性撫恤到保障性保險的變遷趨勢。

本書嘗試性地提出“耆紳政治”這一概念。“耆紳政治”意指自從甲午以降，中經東南互保、立憲運動等重大事件後，江蘇省在辛亥革命前後逐漸形成一省層面的士紳關係團體網絡，這一關係網絡在此之後始終深刻影響著一省的政治運轉與政局走向，儘管其會受到駐地軍閥的制衡，但是在政界、軍界、教育界、實業界、金融銀行界的耆紳之間形成權力網絡始終操控著本省政事，其與軍閥之間的離合亦始終以是否能“保境安民”為前提，一旦軍閥不能，則必將會被本省耆紳所拋棄。全書分八章論述蘇社與江蘇政局的互動關係：即蘇社士紳與江蘇督軍之間在“保境”與“安民”之間的張力；蘇社集團內部張謇與非張謇派(以江蘇省教育會為主體)的衝突；江蘇旅京同鄉勢力與江蘇地方人事與政治之間的聯動。這三對關係構成了蘇社集團與江蘇政局互動的基本結構，也深刻影響了1920年代江蘇政局的走向。

《孫中山全集(套裝共11冊)》包括了《孫中山全集（第1卷）》、《孫中山全集（第2卷）》、《孫中山全集（第3卷）》、《孫中山全集（第4卷）》、《孫中山全集（第5卷）》、《孫中山全集（第6卷）》、《孫中山全集（第7卷）》、《孫中山全集（第8卷）》、《孫中山全集（第9卷）》、《孫中山全集（第10卷）》、《孫中山全集（第11卷）》。一、收錄范圍：（1）包括孫中山執筆的各種著作，別人執筆經他同意署名的詩文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