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平均年齡不到30歲，各式各樣的成長背景和族群認同經驗，卻不約而同的為了公平正義，早已歷經無數的街頭衝撞；太陽花運動之後，這些年輕世代進入體制擔任各種政治工作，在本書中以跨越黨派的視角，以及個人經歷，闡述政治現實與想像的落差、縫合。
讓大家知道：走上街頭並非一時的腎上腺激素作祟、
從事政治的人，不見得長得像電視上那些人的樣子；
讓學生知道：除了參加社運之外，政治也可能是一種選項；
讓關心政治的人可以更明白問政是怎麼一回事。

1. 無役不與的運動者 ──
看他們在決定參與政治工作之前，對政治的看法和傾向。
看他們決定參與政治工作的時間點和原由。
看他們相較於過去，有哪些重要的認知變化 。
我只是希望這個世界上，能再有多一點點的人，過得更快樂、更自在、更平等。
然而，這個願望竟然如此困難。──呂欣潔

想要改變社會的人，必定要承擔別人不能忍受、不敢承擔的風險。我們只要記得一件事：我們要樂觀，我們要對未來有期待，事情一定會有所改變，哪怕只有一點點。──范綱皓

對我這樣一個懷抱著讓台灣更公平正義的理想，卻對追逐權力毫無興趣的人而言，尋找可以讓自己實踐理想的位置，儼然是生命裡最重要的課題。──許韋婷

我們或許認識了個別的社運議題，但那只是理解政治的一小塊拼圖。要能更深入地說服大眾，做出改變，靠的不是課堂上學到就拿出來花拳繡腿的理論，或什麼華麗的詞藻，而是更細緻地調查和分析，去理解這些眾人的想法和處境。──陳為廷

我相信人人心中都有一個一百分的世界，每個一百分或許不太一樣，但總有一個對理想的想像。如果目前的現況是零分，那麼社會運動無疑是拿著一百分的圖像，大聲疾呼。──曾柏瑜

2. 體制裡前進，從0到100 ──
聽聽他們參與政治後所為所聞及心得體悟，
從網路、媒體、青年組織、文宣、組織、總幹事、候選人等等角度剖析。
要相信選民是有能力看穿虛偽包裝的，特別是在新媒體的時代，如果候選人和你要宣傳的內容是根本抵觸的，再怎麼精細的技巧也無能為力，甚至會成為負面宣傳。──吳沛憶（文宣）

由於人手不足，所以我們在黨部的工作，彼此是高度的交叉持股，相互幫忙。換句話說，就是什麼雜事都要做。不只是發文宣這樣的事情，偶爾會有來自國外的選舉觀察團參訪，或是開記者會前，我也會協助操作投影機、做場地的佈置和整理；或者，會協助製作遊行的道具；又或者是，偶爾也需要接選民的電話⋯⋯──陳廷豪（黨部工作）

大多數的例子跟經驗，是地方累積經驗後，提供給中央做普遍、全盤性的政策制定。從中央到地方，就跟從文本到真實世界很雷同，濃縮的理論奠基於真實世界的積累，但仍需考慮地方的差異性與特定經驗。──張慧慈（地方輔選）

在參選過程中，我並沒有將資源投入在類似造勢活動或者成立競選總部等。相反地，大部分的時間，我選擇在里內和里民一對一對談，傾聽民意。尤其是自己過去多數時間都離開里內念書，平時待在里內的時間並不多，對於自己所居住社區的人、事、物並不熟悉。──詹晉鑒（里長候選人）

輔選過程中，一個禮拜有超過一半的時間是在各地奔波，另外一半的時間在辦公室確認文宣工作。我本來自信的以為這會是我得心應手的領域，但過程中不得不承認身為政治菜鳥，又是面對總統級的輔舉工作，我還是太嫩了。──Savungaz Valincinan撒丰安•瓦林及那（原民部選舉組織）

雖然黨中央有綱要式的政見，但要進入日常筆戰、應對媒體追訪、排妥選戰節奏，團隊還是必須完整掌握議題。甚至透過訪談，進一步拉攏戰友，組織空戰部隊。這些在兩大黨都有既成的資料，一般藍綠對決的選戰，甚至很少聚焦政策爭辯。而我們只能土法煉鋼。──陳為廷（總幹事）

民意代表和幕僚是24小時待命，不能關機，凌晨沒接到電話，隔天就會聽到選上了就不接電話的風聲。從週一忙到週日就不用說了，什麼？假日應該可以休息吧？錯了！假日更忙，因為活動都辦在假日，平日沒人來；邀請你了，如果你不到，就是不給面子。──吳哲希（地方選舉）

青年組織工作如果真的要「成事」，勢必就是要先「正名」。這就會回到青年組織工作之目的。對於任何一個關心青年在政治領域與社運領域發展與前途的人來說，沒有什麼是比「接住」青年更重要的事情了。──黃守達（青年組織）

3. 給下一輪世代的留言 ──
我眼中的台灣是怎樣？
「年輕世代」的困境VS. 優勢？
年輕問政究竟是否可行？組黨是否會比較好？
這幾年來，整個社會不管上一個世代或我們這一個世代，大家都覺得需要改變，需要做些事情，改變這個困境，也開始起身行動，只是似乎還找不到一個方法，找不到一個解答，要怎麼樣做、怎麼行動，才能看到有什麼改變。一個很變動的時代，就是我這個階段看到的台灣。──吳沛憶

雖然是個壓抑的社會，但我們從社會運動的經驗中學到，選擇改革就是除了懷抱希望之外，其實一無所有。因此，我們只好仍然持續相信未來總是能夠變好，然後在這壓抑的社會夾縫中生活與希望。──陳廷豪

台灣真正的改變，或許不會在我的這個世代發生，但至少，我必須要為下一個世代，創造更多的條件。我們走的路並不冤枉，但如果還要讓我們的學弟學妹再走過一遍，那才是冤枉。
如果說青年參政有什麼必要，我覺得會在於此。──黃守達

年輕人需要組一個政黨，原因在於年紀畢竟還是很重要的一個分類。年紀，就跟族群身份、性別一樣，是一個社會身份，當一個政黨，能夠以年輕人的角度來討論低薪、轉型正義、性別平等、住宅政策，會是比較貼近我們想要的。我們就是要以年輕為主打，就是要去搶年輕人的票。在國會裡，可以搶到幾席算幾席，在地方也是，能搶到幾席代表、議員，就多一份力量。──范綱皓

我當然鼓勵更多的年輕人一起參與政治，因為我私心想要更多的夥伴，但我覺得欺騙年輕人說參與政治就可以改變社會是不可以的，我們要誠實的讓年輕人知道參政的困境和成本，這裡的成本包括物質的也包括心靈的。──Savungaz Valincinan撒丰安•瓦林及那

以青年人而言，目前青年的幾個困境，例如普遍低薪又窮忙、房價過高等，其實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他是社會整體的問題，也確實有世代間資源分配的問題，但光靠以上，是否有必要以青年為主體組成政黨，我認為都還不是這樣急迫。──詹晉鑒

我們更需要的是去創造新的政治風氣和運作的方式，如果創造一個新的政黨，但沿用舊的手段與方式，只是多討論的青年所面對到的問題，我不認為可以對台灣做整體性徹底的改變和影響，那還是一種上對下、很父權的結構複製，等我們變成「上一代」的時候，「下一代」依舊是在面對同樣的結構性因素。──呂欣潔

重要的是，如何讓大家知道，政治是應該被關心的，也能夠讓大家對每個議題有更多深入認識的興趣。可能大家會意識到，中間真的好多妥協，不見得是想像中美好的樣子，但這就是政治的更清楚的樣子。──苗博雅

作者簡介

呂欣潔
曾任綠黨社會民主黨聯盟立委候選人

吳沛憶
曾任民進黨媒體創意中心副主任

吳哲希
任職民進黨中央黨部青年發展部迄今

吳崢
曾任時代力量選舉總幹事

苗博雅
曾任綠黨社會民主黨聯盟立委候選人

范綱皓
曾任職民進黨台灣民主學院工作

陳廷豪
曾任時代力量黨部工作

陳為廷
曾任時代力量邱顯智選舉總幹事

許韋婷
曾任社會民主黨組織部主任

曾柏瑜
曾任綠黨社會民主黨聯盟立委候選人

張慧慈
任職民進黨台灣民主學院迄今

黃守達
任職民進黨青年發展部迄今

詹晉鑒
現為北市文山區萬興里里長、執業律師

楊緬因
曾任民進黨媒體創意中心副主任

Savungaz Valincinan撒丰安・瓦林及那
曾任職民進黨原住民族事務部工作

名人/編輯推薦

推薦
王丹（作家、民運人士）
巴奈．庫穗（原住民歌手）
林飛帆（島國前進發起人、台大政治所研究生）
Freddy林昶佐（立法委員）
李根政（前綠黨召集人）
邱顯智（執業律師）
柯一正（導演）
姚立明（國會觀察基金會董事長）
范雲（社民黨第一屆召集人）
馬世芳（廣播人、作家）
馬躍．比吼（前原住民電視台台長）
梁益誌（綠黨召集人）
張鐵志（政治評論人）
黃哲斌（新聞工作者）
黃國昌（立法委員）
鄭弘儀（資深媒體人）

邱顯智（執業律師）
川本三郎的《我愛的那個時代》，裡面描述，在這個特徵是下雨的六〇年代，當時的他，是一個剛脫離學生身分的記者。
因此，在採訪日本學生運動的時候，看到警察打學生，由於自己是一個剛脫離學生身分的人，無疑的，警察打在學生身上的痛，彷彿自己也被這樣對待一樣，高度的理解，並且同情學生。
2011年我從德國回台灣，當時我剛脫離學生的身分，開始執業律師，一開始所參與的「社會運動」，是救援冤錯案。
後來，不知道從甚麼時候開始，漸漸地發現，有些學生被警察拖行、毆打，甚至被起訴辦成集遊法案件、妨害公務案件，於是原本通常在看守所或監獄會面當事人，漸漸地變成在大學裡也會有刑案的當事人。
看著年輕世代的學生奮不顧身，為了許多社會上的弱勢站出來，身為一個律師，似乎也沒有理由不站出來支持他們。
我記得我第一個大學生的當事人是孫致宇。她是清大的學生，因為華隆工人案，向當時的行政院長江宜樺丟拖鞋，因此被警察逮捕。當我跟她在清華大學見面，我看到一個非常瘦小的女生，帶著紅白拖這個「凶器」，出現在我的面前。
對於一個刑案的律師來說，這樣的「案件」，實在有無比的荒謬感。掌握國家權力的人，對這些流離失所的華隆關廠工人，不屑一顧，反而，這樣瘦小的年輕學生，願意為這些媽媽們挺身而出，結果，卻反而將要受到國家的追訴、處罰。
看著她及她的紅白拖，我決定為她辯護。
在太陽花學運前的數月，陳為廷帶著這群華隆工人案的媽媽們來到新竹找我，我們約在我家對面的人文年代咖啡廳，總共數次。每一次，我都告訴她們說，「可能真的沒辦法」。然而，陳為廷及這群年輕的學生與這群媽媽們，一而再、再而三的問：「真的沒有其他的辦法嗎?」
我既心疼又深受感動。最後我們成功將這案件帶到關廠工人案律師團，隨後與一群年輕熱情的律師一同努力，成功從銀行團手中，贏回關廠媽媽的資遣費、退休金。
在太陽花學運期間，我陪同被警察以警棍擊中頭部，鮮血如注的林明慧老師開庭。林明慧老師是台中一所國中的理化老師，於太陽花期間深受學生感動，因此，當他看到323晚上的行政院警察越來越多，林老師心想，如果人多一點，學生可能就比較不會有危險，抱著這樣單純的想法，他在十一點搭高鐵北上，十二點與許多年輕世代的朋友一起在行政院前拉手並肩，不到一小時，一個警察過來，對著手無寸鐵的他，拿起鋼製警棍，直接往他頭上揮下。
開完庭，我載林老師去搭車的路上，他說，縱使遭受警察毆打，他的血沾濕了三件上衣，差點失去他的生命，但他從不後悔那一夜北上，因為，從這些年輕世代的眼神中，他看到台灣未來的希望。
這跟我及許多年輕的律師，這幾年的心境很類似。
川本三郎說，「這個時代的特徵，總是在下雨!」
《這本政治工作在幹嘛》，正是一群年輕人在這亂流激雲的年代，在這個總是在下雨，一點都不溫柔的時代，希望貢獻自己的力量，撥雲見日的努力。
從中，你可以看到他們一直扣問：「難道真的沒有解決的辦法了嗎?我們還可以做些甚麼呢?」在這些叩問聲中，我們可以看見年輕世代的堅持，相信這樣的堅持與勇氣，一定可以為台灣的未來，帶來真正的希望。

姚立明（國會觀察基金會董事長）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每次碰到年紀只有二、三十歲，卻滿懷抱負的年輕人，腦海裡就浮出這句聖經裡的話。
在講究資歷、輩分的政治領域裡，「大人們」瞧不起年輕人的情況很普遍。他們認為年輕人沒見過世面，根本不懂政治圈裡的爾虞我詐，又沒有什麼選戰經驗，參與政治只是犧牲打。
這些觀念也許部分是事實。但是大人們卻忘記，年輕人保有許多大人們在成為大人以後就逐漸失去的優點—「理想性」，還有不怕輸、敢衝、敢拚的勇氣。
「政治工作在幹嘛？一群年輕世代的歷險告白」一書中十五位參與政治工作的年輕人，我認識好幾位。他們為逐漸乾涸的台灣政壇帶來一股活水，也因著他們，讓我這個歷盡滄桑的政治老兵，對台灣的未來，滿懷希望。
例如，「想作一些能夠幫助別人的事」這句話如果出自台面上的政治人物，只會有些令人作嘔。但是出自長期為同志發言的呂欣潔口中，就令人驚喜，喜見今天的台灣居然還有人真的想作「公僕」。
只要台灣發生重大犯罪，就會被罵到臭頭的「廢死聯盟」核心人物苗博雅，年紀輕輕就能完整論述死刑的錯誤與無效，讓人不能不讚嘆他們從政的潛力。
才二十出頭，二〇一六年立委選舉最年輕的候選人曾柏瑜，居然選擇了連民進黨都沒人敢挑戰的艱困選區，去經營基層。
藉著這些年輕人的告白，我希望他們的理想以及為理想奮鬥的勇氣，能夠感動並且感染更多的人。至於我，只是想藉這個機會對他們說：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輕，加油！

范雲（社會民主黨第一屆召集人、二〇一六年大安區立委候選人、台大社會系副教授）
這本書記錄了新一個世代，奮不顧身地跳入歷史洪潮，想要用肉身直接改變政治的真切心意。他們關於理想與現實之間的種種心得與掙扎，為所有務實的理想主義者，留下了點點滴滴的智慧線索。這些線索，就好像是登山客在深山野壑迷路之際，會渴望在叉路口出現的指引布條。
這是二十一世紀的台灣政治青年歷險記。新政治的登頂之路，未曾明朗，但，這本書，像是首部曲，它用各種不同的語氣聲調，對著仍在觀望的人們說，「我們已經出發了，真的很辛苦，一路上都是荊棘、陷阱與怪獸，但，也會有閃閃發光的寶藏，請和我們一起加入新政治的歷險之旅吧！」

張鐵志（政治評論人）
二〇一四年318那天，我在香港家中看到臉書上衝進國會的年青人，心情非常激動，尤其其中有太多面孔是我認識的。
我很清楚，他們不是從真空中穿越了國會議場的任意門來到這裡，而是在過去幾年參與了不同的社會運動，一步步累積了運動經驗、建立了串連網絡，來到這裡宣告了一場台灣民主的內在革命。
然而，太陽花之後，我一直在思索，在那場激情的佔領之後，台灣究竟會有什麼樣深刻的改變？那些街頭與議場內的熱血，會如何凝結起來滲透到這個新生的民主的血液中？
書中的這些年輕人走進了政治場域，不論是直接參政或者是擔任其他政治工作，不論是參與民進黨或第三勢力，試圖把他們反叛的世界觀帶入主流政治，改造台灣民主。
某一個意義上，這群青年和八〇年代到九〇年代初的所謂「學運世代」面臨類似的歷史契機：後者面對的是剛成形的反對政治，因此有許多政治空間給年輕人；但隨後二十年，民進黨越來越體制化，權力結構或意識型態都逐漸老化，年輕人就比較難出頭天。但這群太陽花世代進入體制的歷史時刻，是既有政黨政治正當性已然崩壞（或者說這也是他們攻擊的結果），是主流政治（某程度上）知道自己的貧乏，因此他們可以發出更大的聲音。
問題是，前一個學運世代進入體制後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了民進黨的體質呢？而我們眼前這一代進入政黨政治後，又是否能用他們的價值產生集體力量從根改變台灣的政治體質呢？還是只是會個別被體制吸收，而最終體制依然屹立不動呢？
這是這群青年政治理想主義者的考驗。

序

推薦序（依姓氏筆畫排序）
林飛帆（島國前進發起人、台大政治所研究生）
「我們這一代人是會重蹈覆轍，成為舊體制的繼承者，成為延續舊政治的人物？還是，能成為打破既有體制的革命者、改革者，開創新局的拓荒者？」這個難解的困擾，籠罩在無數個世代裡的台灣反抗青年身上。終究，沒有答案；或者說，歷史早已一次一次給出答案，只是，我們迴避、閃躲、有時不願面對⋯⋯最終，我們對歷史的解答做出不同的詮釋和回應，試著從中找到撫平自己焦躁不安，甚至是合理化自身選擇的說法。
經歷過318運動，這場翻轉台灣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歷史性的運動後，我曾經幻想這場壯闊的運動背後的社會期盼與動員能量，將引領台灣更直接的改變，徹底轉變台灣的命運：走向真正的獨立、自主，社會走向公義，不再有剝削，政治上實踐轉型正義，體制走向正常的國家體制，在國際上終能對等地與其他國家交往。但歷史總不是直線前進的，它迂迴著，時常面對逆流，時而面對波折；事實更是如此，我們總是在這樣的歷史過程中不斷依循著過去的路徑。
「台灣現階段最需要的是什麼？」「而我們這一代人，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是走入體制的政治實務工作者？是體制外持續扎根經營的組織者？」還是，我們對於政治與政治工作的想像，早該突破既有藩籬。一如我在過往諸多運動中的體悟，社運工作者時常面對的是「最最」政治的事務，甚至有時這樣工作過程反倒能夠直搗政治的核心；而政治工作者，也未必都在面對政治體制裡的高政治（high politics）的議題，反倒時常得接觸最為社會底層的草根現實－那是許多社運工作者難以進入的場域。
「台灣的現在和未來，需要怎樣的人，在怎樣的社會或政治位置上？」「需要怎樣的新局與開創的可能性？」在試圖卸下運動光環、重回校園沈潛與自我放逐的這段日子，我更加確信，在歷史的不斷循環中，我們終究沒有悲觀、盲目地接受命運安排的份，我們深知，即便是在無限循環的路徑依循裡，那些重大的變革都是開創而來，也都是堅持而來。
本書中的多位受訪者，是我過去在社會運動、街頭抗爭中的夥伴和同志，縱然每每聊起對於政治，乃至於政治工作的想像，我們或許總難有個共同且一致的想像（雖然對許多政治現實的批評倒是相近），但對於台灣的未來，則有著相同的想望。我相信，懷抱這些共同的想望，是台灣社會與政治持續前進、亙古不滅的驅力。

邱顯智（執業律師）
川本三郎的《我愛的那個時代》，裡面描述，在這個特徵是下雨的六〇年代，當時的他，是一個剛脫離學生身分的記者。
因此，在採訪日本學生運動的時候，看到警察打學生，由於自己是一個剛脫離學生身分的人，無疑的，警察打在學生身上的痛，彷彿自己也被這樣對待一樣，高度的理解，並且同情學生。
2011年我從德國回台灣，當時我剛脫離學生的身分，開始執業律師，一開始所參與的「社會運動」，是救援冤錯案。
後來，不知道從甚麼時候開始，漸漸地發現，有些學生被警察拖行、毆打，甚至被起訴辦成集遊法案件、妨害公務案件，於是原本通常在看守所或監獄會面當事人，漸漸地變成在大學裡也會有刑案的當事人。
看著年輕世代的學生奮不顧身，為了許多社會上的弱勢站出來，身為一個律師，似乎也沒有理由不站出來支持他們。
我記得我第一個大學生的當事人是孫致宇。她是清大的學生，因為華隆工人案，向當時的行政院長江宜樺丟拖鞋，因此被警察逮捕。當我跟她在清華大學見面，我看到一個非常瘦小的女生，帶著紅白拖這個「凶器」，出現在我的面前。
對於一個刑案的律師來說，這樣的「案件」，實在有無比的荒謬感。掌握國家權力的人，對這些流離失所的華隆關廠工人，不屑一顧，反而，這樣瘦小的年輕學生，願意為這些媽媽們挺身而出，結果，卻反而將要受到國家的追訴、處罰。
看著她及她的紅白拖，我決定為她辯護。
在太陽花學運前的數月，陳為廷帶著這群華隆工人案的媽媽們來到新竹找我，我們約在我家對面的人文年代咖啡廳，總共數次。每一次，我都告訴她們說，「可能真的沒辦法」。然而，陳為廷及這群年輕的學生與這群媽媽們，一而再、再而三的問：「真的沒有其他的辦法嗎?」
我既心疼又深受感動。最後我們成功將這案件帶到關廠工人案律師團，隨後與一群年輕熱情的律師一同努力，成功從銀行團手中，贏回關廠媽媽的資遣費、退休金。
在太陽花學運期間，我陪同被警察以警棍擊中頭部，鮮血如注的林明慧老師開庭。林明慧老師是台中一所國中的理化老師，於太陽花期間深受學生感動，因此，當他看到323晚上的行政院警察越來越多，林老師心想，如果人多一點，學生可能就比較不會有危險，抱著這樣單純的想法，他在十一點搭高鐵北上，十二點與許多年輕世代的朋友一起在行政院前拉手並肩，不到一小時，一個警察過來，對著手無寸鐵的他，拿起鋼製警棍，直接往他頭上揮下。
開完庭，我載林老師去搭車的路上，他說，縱使遭受警察毆打，他的血沾濕了三件上衣，差點失去他的生命，但他從不後悔那一夜北上，因為，從這些年輕世代的眼神中，他看到台灣未來的希望。
這跟我及許多年輕的律師，這幾年的心境很類似。
川本三郎說，「這個時代的特徵，總是在下雨!」
《這本政治工作在幹嘛》，正是一群年輕人在這亂流激雲的年代，在這個總是在下雨，一點都不溫柔的時代，希望貢獻自己的力量，撥雲見日的努力。
從中，你可以看到他們一直扣問：「難道真的沒有解決的辦法了嗎?我們還可以做些甚麼呢?」在這些叩問聲中，我們可以看見年輕世代的堅持，相信這樣的堅持與勇氣，一定可以為台灣的未來，帶來真正的希望。

姚立明（國會觀察基金會董事長）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每次碰到年紀只有二、三十歲，卻滿懷抱負的年輕人，腦海裡就浮出這句聖經裡的話。
在講究資歷、輩分的政治領域裡，「大人們」瞧不起年輕人的情況很普遍。他們認為年輕人沒見過世面，根本不懂政治圈裡的爾虞我詐，又沒有什麼選戰經驗，參與政治只是犧牲打。
這些觀念也許部分是事實。但是大人們卻忘記，年輕人保有許多大人們在成為大人以後就逐漸失去的優點—「理想性」，還有不怕輸、敢衝、敢拚的勇氣。
「政治工作在幹嘛？一群年輕世代的歷險告白」一書中十五位參與政治工作的年輕人，我認識好幾位。他們為逐漸乾涸的台灣政壇帶來一股活水，也因著他們，讓我這個歷盡滄桑的政治老兵，對台灣的未來，滿懷希望。
例如，「想作一些能夠幫助別人的事」這句話如果出自台面上的政治人物，只會有些令人作嘔。但是出自長期為同志發言的呂欣潔口中，就令人驚喜，喜見今天的台灣居然還有人真的想作「公僕」。
只要台灣發生重大犯罪，就會被罵到臭頭的「廢死聯盟」核心人物苗博雅，年紀輕輕就能完整論述死刑的錯誤與無效，讓人不能不讚嘆他們從政的潛力。
才二十出頭，二〇一六年立委選舉最年輕的候選人曾柏瑜，居然選擇了連民進黨都沒人敢挑戰的艱困選區，去經營基層。
藉著這些年輕人的告白，我希望他們的理想以及為理想奮鬥的勇氣，能夠感動並且感染更多的人。至於我，只是想藉這個機會對他們說：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輕，加油！

范雲（社會民主黨第一屆召集人、二〇一六年大安區立委候選人、台大社會系副教授）
這本書記錄了新一個世代，奮不顧身地跳入歷史洪潮，想要用肉身直接改變政治的真切心意。他們關於理想與現實之間的種種心得與掙扎，為所有務實的理想主義者，留下了點點滴滴的智慧線索。這些線索，就好像是登山客在深山野壑迷路之際，會渴望在叉路口出現的指引布條。
這是二十一世紀的台灣政治青年歷險記。新政治的登頂之路，未曾明朗，但，這本書，像是首部曲，它用各種不同的語氣聲調，對著仍在觀望的人們說，「我們已經出發了，真的很辛苦，一路上都是荊棘、陷阱與怪獸，但，也會有閃閃發光的寶藏，請和我們一起加入新政治的歷險之旅吧！」

張鐵志（政治評論人）
二〇一四年318那天，我在香港家中看到臉書上衝進國會的年青人，心情非常激動，尤其其中有太多面孔是我認識的。
我很清楚，他們不是從真空中穿越了國會議場的任意門來到這裡，而是在過去幾年參與了不同的社會運動，一步步累積了運動經驗、建立了串連網絡，來到這裡宣告了一場台灣民主的內在革命。
然而，太陽花之後，我一直在思索，在那場激情的佔領之後，台灣究竟會有什麼樣深刻的改變？那些街頭與議場內的熱血，會如何凝結起來滲透到這個新生的民主的血液中？
書中的這些年輕人走進了政治場域，不論是直接參政或者是擔任其他政治工作，不論是參與民進黨或第三勢力，試圖把他們反叛的世界觀帶入主流政治，改造台灣民主。
某一個意義上，這群青年和八〇年代到九〇年代初的所謂「學運世代」面臨類似的歷史契機：後者面對的是剛成形的反對政治，因此有許多政治空間給年輕人；但隨後二十年，民進黨越來越體制化，權力結構或意識型態都逐漸老化，年輕人就比較難出頭天。但這群太陽花世代進入體制的歷史時刻，是既有政黨政治正當性已然崩壞（或者說這也是他們攻擊的結果），是主流政治（某程度上）知道自己的貧乏，因此他們可以發出更大的聲音。
問題是，前一個學運世代進入體制後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了民進黨的體質呢？而我們眼前這一代進入政黨政治後，又是否能用他們的價值產生集體力量從根改變台灣的政治體質呢？還是只是會個別被體制吸收，而最終體制依然屹立不動呢？
這是這群青年政治理想主義者的考驗。

一、Activist
以生命投入呂欣潔
青春的長征吳沛憶
要翻轉就得參與吳哲希
政治工作是違反人性的反覆鍛鍊苗博雅口述
李屏瑤採訪
剩下來，一起努力范綱皓
摸索前進陳廷豪
回「家」──陳為廷的社運之路邱彥瑜採訪
無力者的實踐許韋婷
零到一百的路上曾柏瑜
我想當立委張慧慈
龍在哪裡？黃守達
從紅衫軍到扁迷詹晉鑒

集體記憶的生產與難產楊緬因口述
邱彥瑜採訪
再也不想找不到彼此 Savungaz Valincinan撒丰安・瓦林及那

二、Politics 0-100
這個世界沒有神──立委候選人呂欣潔
美化，不是偽裝──文宣吳沛憶
只要肯做，好人一定出頭！—地方選舉吳哲希
善盡資源是道德義務 ──總幹事吳崢
給「真．青年參政」的從政青年須知──候選人苗博雅口述
李屏瑤採訪
我就是蔡英文，蔡英文就是我──文稿范綱皓
我在黨部的日子──黨部陳廷豪
政治，不是總得妥協──總幹事陳為廷
人的事情──黨部經營許韋婷
體力活──立委候選人曾柏瑜
下鄉──地方輔選張慧慈
有燈就有人──青年組織黃守達
一對一，傾聽──里長候選人詹晉鑒
溝通的邊界── 網路楊緬因口述
邱彥瑜採訪
打破國民黨的鐵票倉──原民部選舉組織 Savungaz Valincinan 撒丰安·瓦林及那

三、 Ideals of Politics
我眼中的台灣⋯⋯
「年輕世代」的困境VS. 優勢？青年需要參政、組黨嗎？ 
給10年後的我…

書摘/試閱

以生命投入 / 呂欣潔
2002年進入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就讀。
2002年加入台灣大學浪達社（女同志社團）。
2003年開始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接線志工培訓。
2004年成為台灣同志諮詢熱線性別演講種子講師。
2006年擔任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第六屆理事。
2007年進入民主進步黨婦女部擔任幹事工作，
擔任台灣同志大遊行執行秘書。
2008年成為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政策推廣部主任，創立親密關係小組。
在熱線工作期間皆參與反核、移工要休假、障礙者平權、巢運等運動與遊行。
2009年開始台灣第一個同志親密暴力服務與倡議方案。
2010年擔任台灣同志大遊行「投同志政策一票」總召集人，並負責舞台主持。
2011年前往澳洲雪梨大學政策研究所進修。
2013年代表台灣參與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非營利組織周邊會議。
代表台灣參加ILGA-ASIA CONFERENCE（國際同志聯合會亞洲分會）。
2014年 318反服貿運動支援濟南路NGO舞台擔任主持工作。
參與立法院婚姻平權法案公聽會，表達支持立場並對戰護家盟與前同志，
與伴侶陳凌成為同志婚姻平權婚姻訴訟案之當事人。
加入台灣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擔任理事。
2015年代表台灣參與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非營利組織周邊會議。
加入聯合國多元性別倡議小組，原受邀於聯合國內發表演說，
後因中國抗議轉前往歐盟發表。
2016年成為社會民主黨發起人。
代表社會民主黨於台北市信義南松山（第七選區）參選立委。

和死亡一同長大
我從小就覺得，我的家庭很像一個經典台灣人對家庭想像的樣貌—我的父母是高中同學，相戀多年後大學畢業就結婚生子，在那個兩個孩子恰恰好的年代，我家恰恰好就生了一男一女。爸爸外出打拼賺錢，媽媽認真相夫教子，他們認真地吸收養育孩子的新知識，同時認真的在那段台灣經濟起飛的年代，胼手胝足地向上爬。
直到我十歲的時候，我千求萬盼的妹妹出生了，我多麼開心我再也不是家中最小的孩子，我每天想著等妹妹長大後，我要陪她去上學，去參加她的母姊會，分享她在青少年時所遇到的芝麻綠豆大的煩惱。當時完全無法想像，這對未來的我們來說，會是如此奢侈的事。
在我的欣宜妹妹十個月時，一次媽媽帶著她去做例行性的施打預防針和基本健康檢查，一位經驗老道的醫生建議我們盡快去掛大醫院的診仔細檢查。我還記得那天，我在家練鋼琴等著媽媽和妹妹回家，等媽媽一進門，她的臉色鐵青，我也不敢多問，妹妹天真抓著玩具躺在娃娃車裡的模樣還依舊清晰，但我的世界就此離開純真的兒童時代，提早一步長大。
「側畸症合併複雜先天性心臟病」是她的病名，這幾個字代表著我們全家人生活必須圍繞在「讓她活下來」的目標上。她全身共有九種病症，事實上，一直到現在我都還記不起來她全部的病名，但我清楚地知道，妹妹要不斷的開刀才能活下來，平常不能讓她激動地大哭或大笑，不然可能就會缺氧休克，我們好像必須把她放在一個真空安全的環境，才能讓她活下來，她也因為從小長期的進出醫院開刀動手術，造成發展遲緩，社會化不足，也因腦部多次開到而造成情緒障礙。

想為這些人做點什麼的種子
我和哥哥，在妹妹和媽媽開始密集進出醫院時，分別是十一歲與十三歲，正在青少年要轉大人的初期，青少年對於未來與自我認同的惶惶不安，加上突然必須面對脆弱生命與死亡就在眼前，我們所能做的，只有把自己照顧好，不讓父母擔心。因此，我們從下課後回到家總是充滿笑聲和熱騰騰飯菜的家，轉變成要自己帶鑰匙拿起桌上的一百元去巷口買便當的家。我們開始自己洗衣服、收拾家裡、乖乖的把功課寫好、準時上床睡覺，我們不談論我們的不安與害怕，不說出我們的慘綠少年煩惱，因為那些在死亡面前，都顯得那麼的微不足道，不值得一提。
也是從那時開始，生命推著我去思索，「人活在這世界上的意義到底是什麼？」如果我是那個生命在一線之間就要面臨墜落的人，什麼對我來說是最重要的呢？
我的青少年時期，幾乎可說是在學校和醫院間長大的，還記得念北一女的時候，時常下課同學就往西門町或台北車站跑，有的去逛街，有的去補習，而我和大家的方向總是不同──我時常得往台大醫院的方向去。總是進出醫院，大刀小刀感染不斷的妹妹，除了二十四小時都得看護著她的母親外，課業穩定又距離近的我，自然就成為第二順位的家庭照顧者。
也因此，我們那些年經歷了醫療疏失妹妹幾乎成為植物人卻無處求助的痛苦、在特教班卻無法得到因材施教的教育環境、處處都是障礙而輪椅根本難以行進的生活空間、徬徨不安到不能吃不能睡卻沒有心理或社工資源協助的困頓處境……。每每在熟悉藥水味的醫院，我覺得病房悶，到走廊或地下街晃晃的那些時刻裡，我看見許多比我的家庭更沒有資源的病人與家屬們；或，總在手術房外焦急但卻故作鎮定地等待時，看見那些愁眉苦臉無法負擔醫藥費用或照顧人力的家庭們，我總在想，像我們這樣還有一些能力、有一些資源的家庭，都這樣痛苦的走著，那些家庭，該怎麼辦？
這些生命經驗，讓我在成長時總感到與周遭格格不入，卻也在我心裡種下了一個種子，一個能瞭解他人痛苦的種子，一個「我想為這些人做點什麼」的種子。如果我的生命在明天就要結束，我想要為一些人多做點什麼，讓他們的生命更好一些些。

另一種少數
我國小二年級的時候，第一次喜歡上一個女生，那時還不了解什麼是喜歡，只覺得這個同學對我來說好特別，她跟著家人移民去加拿大的時候，我難受了好久好久。一直到考上中央法文系，覺得沒興趣決定重考時，離開了當時很要好的學姊，那種難受的感覺再次出現，我才明白這叫愛情。
戀愛的開始總是美好，然而，一段難以對他人展現、必須躲躲藏藏的關係，卻令我感到萬分痛苦。「我做錯了什麼？」、「難道我很丟臉嗎？」、「為什麼我們像次等公民一樣不得見光？」這樣的念頭不斷的在我心裡縈繞著。
直到加入台大浪達社，進而認識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後稱熱線），透過性別知識的學習，與不同背景但一樣是同志的人們相處，跟著熱線全台灣各地演講，分享生命故事，一次次抽絲剝繭的反覆思索自己的人生，才重新建立自己的自信心與認同。
一開始參與同志運動，我並沒有「我要加入一場社會運動」的想法，只因為我一直想做些「能夠幫助別人的事」，但對於當時的我來說，不管是參與身心障礙的工作或在醫院做兒童精神科的實習，我似乎尚未準備好去面對我從小到大不停面對死亡的那些恐懼。相對於此，我的同志身份似乎對我來說還比較不那麼困擾，又能夠練習在學校所學習到的社會工作技巧，熱線的人們又很好相處，就開心的在熱線待了下來。
就這樣，一路從志工、擔任理事、參與籌辦同志遊行、擔任同志遊行的總召；從跟著前輩演講、到自己一人可以獨當一面、到帶著比我年輕的志工去演講；從遇到歧視同志或性別的事件跟著上街抗議、到開始組織街頭或抗議行動、到代表熱線和不同社會運動的工作者開會工作，就這樣，從2003年開始，到今日，13年過去了，我在熱線付出了我最青澀最精華的歲月，熱線也開闊了我對社會運動與每個不同生命的視野。

無處不在的嘲弄與諷刺
一開始，我只是很單純的希望這個社會看見真實的同志，因此不斷的出櫃演講，不斷的把握機會做街頭行動，不斷的發聲希望被看見。然後，看見了許多面對歧視處境、家庭或親密暴力、校園霸凌、和偏鄉資源匱乏的LGBT同志們，眼前沒有資源提供給他們，因此我開始學習組織志工一同來創造資源──寫方案找錢、募款、寫書、辦好多的講座和工作坊、也培養志工跟我一起做；也用各種方法推動中央與地方政府擠一些些的預算出來讓熱線為這些同志們做更多事情，甚至改變政策，徹底改善同志處境。
我一直都不知道，原來我做的事情叫「組織工作」與「政策倡議」，然後這些都是「社會運動」。我只知道，看見有需要的人得到協助，不公平的事情走向正義，我的內心感到快樂。甚至去演講的時候，只要有一個老師、一個學生，因為我的演講而改變了他對同志或性別的想法，我都感到非常滿足，或許他們能夠去影響更多的人，讓社會變得更好。
我只是希望這個世界上，能再有多一點點的人，過得更快樂、更自在、更平等。
然而，這個願望竟然如此困難。
在十幾年來的社會運動歷程中，看了太多在社會傳統結構下無力個人的悲傷故事，經歷太多公部門沒有誠意的唬弄和推拖，加上感受到不論是國民黨或民進黨執政，這個政府都相當的父權中心與缺乏看見多元文化與性少數的意願，縱使我身為一個長期的民進黨支持者，依舊相當無法融入與認同其組織文化。但另一方面，我也看到台灣的同志社群，長期因制度性的排除，對於政治的冷感與覺得事不關己──這個國家的政治體系到底跟「我們」有什麼關係？如果檯面上的兩大政黨並沒有意願積極地將同志社群納入公民的一份子，與我何干？這樣的想法充斥在同志社群當中。
甚至是在許多「我們預期會稍微同志友善的」社會運動場合中，性別或同志歧視的言論竟然四處皆有：反核遊行終點舞台的「馬金燃料棒」行動劇、318反服貿運動中對馬英九較為陰柔氣質的嘲弄與諷刺、同志參與者在立法院中的接吻留影被批評為模糊焦點、甚至這些年對民進黨蔡英文主席單身女性身份的種種影射與歧視等。

社會霸凌始終沒有消失
同志社群的被排除以及性別歧視是這樣無所不在，我看見在318運動中，有許多的同志參與者最後都選擇離開現場，甚至有些選擇不再參與政治改革運動，我感到相當難過。因為當我們以為大家是在同一陣線，為同一種價值而努力的時，卻從在身邊的夥伴口中，聽到了那些傷人的諷刺與嘲笑，那些是我們從小到大都不斷地在面對與對抗的社會霸凌，原來，一直都沒有消失。
然而，台灣的同志運動蓬勃發展，正是因為民主制度在這個小島上存在著，因此要將同志或性別運動再往前推進一步，成為政治討論或議程，我認為就必須將同志社群整體拉進民主運動與其他社會運動中，讓公民社會意識到同志與性別議題必須成為重點議題，也讓同志社群瞭解到，我們並沒有辦法與脫離主流社會獨自生存。
事實上，有許許多多的社運工作者也同時有同志身份，在不同的崗位上努力，只是不一定為人知。因此，以同志社群與運動工作者來參與政治工作，便成為我個人生命下一個階段希望投入的領域。

龍在哪裡？ / 黃守達
2008年投入一一零六行動，原本是行政院前的靜坐抗議，後來演變成自由廣場的「野草莓」。
2009年在校園發起號稱「百大維新」的運動，參選學生代表，競逐議長，以為自己可以在體制內外取得一個平衡。
2010年從農再條例到徵收圈地，許多朋友捲入新農運動的浪潮，雖然未曾獻身，但近距離地見證「一方有難．八方來援」的魔幻時刻。
2011年因緣際會當起「反國光石化」大遊行的糾察，從此開始從事各種現場打雜的零碎活。
2012年在「反媒體巨獸」的動員下，協辦了一場營隊，支援了一場遊行，發現這個社會不一樣了。中國因素成為了主題，學生運動變成了流行。
2013年撐了兩年多的台大工會終於完成立案登記，算是難得的好消息。畢竟全台灣遍地烽火。
2014年初舉辦交流營「庶人之亂」，過完一季就發生了「三一八」。對我來說，等於一切歸零，重新再來。

屠龍的渴望
每個人多多少少都有些不正常，我也是。
很小的時候，我就深受儒學吸引。放課後的讀經班、蔡志忠的《孔子說》、孔廟的戶外教學、國語課本的選讀，更別說林語堂那篇不知道好笑在哪的〈孔子的幽默〉。孔子的刻板印象到處都是。很多人都說他是──大都語帶嘲諷──偉大的教育家、政治家、思想家。當初沒想太多，覺得既然是偉大的，那就值得嚮往。
對於儒學的興趣，很直接就引導到對於權力的興趣。因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什麼的，說穿了就是權力嘛。但對一個生長在台灣的中小學生來說，權力顯現在哪呢？那就是在班級幹部的陽奉陰違，在小老師的狐假虎威，在各種違規的討價還價，在小圈圈間的勾心鬥角，在幽默與霸凌的灰色地帶，在挑釁教官嘲弄舍監的胡作非為，在青春期的種種惡趣味裡⋯⋯。為什麼有些人會被罵有些人不會？為什麼有人做好事不會被獎賞，做壞事不會被懲罰？誰來決定誰該被排擠、誰該受歡迎？於是有個問題就一直擱在心上：權力竟然可以不必公平？
上了大學，視野才真正打開。2008年對我來說是重要的一年，這一年，我加入了台灣大學學生會福利部，算是踏入學生自治的世界；我也在這一年參與了後來演變為「野草莓」的1106行動，勉勉強強和社會運動沾上了邊。接下來，就是各種打醬油與跑龍套，這裡幫幫忙那裏搞搞事，偶爾讀讀書考考試。開始隱隱約約覺得台灣好像哪裡不對，但又說不上來是什麼，眼前彷彿面對一頭巨龍，長著家父長思想的犄角，身軀則是威權體制遺留的產物，佈滿中國因素的鱗片，還揮舞著新自由主義的爪牙。有些人叫不出它的名字（甚至懷疑它是想像出來的），另外一些人叫它──國民黨。
很長一段時間，我就像莊子寓言裡的朱泙漫，自以為學了一身屠龍之技，不斷想要尋找龍的蹤跡，很努力想要起身打倒什麼，只是自己也是懵懵懂懂。

校園裡的權力辯證
2009年，我和一夥朋友發起了一系列叫「百大維新」的行動。會有這個構想，是因為台灣大學正值八十周年校慶，喊出「八十台大前進百大」的口號，口號固然響亮，卻嚴重脫離學生的普遍認知。當時校園充滿各種爭議，諸如綠地稀少、交通混亂、宿舍BOT化、體育場地萎縮、服務課程空洞等等，使得「百大」聽起來格外諷刺。「高教崩壞」這個詞還沒出現，大多數人也未意識到學術資本主義與學術官僚主義的威脅，我們只想搶回台大的詮釋權，認為台大真要前進百大，也要是學生心目中的百大。我們辦了一次圍堵校長的快閃行動，搞了一場嘉年華式的校園遊行，製作了一份學生觀點的評鑑報告，成功逼迫校政高層與我們坐下來談，談談學生心目中的百大應該長什麼樣子。
那時候真的是百花齊放，大家的創意與動能堪稱爭奇鬥艷，聚集在同一面大旗之下，各取所需各展所長。雖然我號稱總召，充其量也只是點個火，接著不知道什麼就燒了起來，然後燎原。譬如籌辦遊行時，有人說既然這麼瘋百大，不如來弄個「百大神」遶境吧！既然台大總是把諾貝爾獎掛在嘴邊，那就弄個「NO-Bear」吧，隨便找隻玩具熊就可以了；遶境就要有轎子啊，於是就張羅材料釘做了一乘轎子；要有樂隊？就組織了一團裝備整齊的吹打隊伍，附帶一輛用大賣場推車改裝的花車，推車上還站著花車女郎哩！一切的一切，就這樣自己長了出來，我其實更像個不知所措的旁觀者。那是個分進合擊真實存在的時刻。
只是，成功逼迫校政高層坐上談判桌，然後呢？空有理想沒有用，還要有將理想付諸實現的權力。有這種想法的不只我，野心份子揪一揪湊一湊，決定開始向學生公職的席次進攻。結果，我們不只拿下學生會長，連學生代表大會（學生議會）也取得大量席次。對當時的我來說，體制內與體制外並非截然二分，套用我從來沒讀通的黑格爾的話，那是種辯證。

進步共同體的想像
2011年到2014年，就讀研究所這段日子，台灣街頭風起雲湧，大埔事件、反國光石化、反媒體壟斷、士林王家事件、反黑箱服貿等等。也是在這個時候，我投入台灣大學工會的組織過程。台大工會是台灣少數以研究生為主體的工會，會員主要為兼任助理與工讀生。為什麼要組工會呢？當然是因為這些人過得很苦，低薪、欠薪、過勞、強迫勞動、職災，什麼意外都遇到了。幾年前「百大維新」的種種焦慮逐步應驗了。當國家漸漸抽出補助，當大專院校被迫經費自籌，當學生權利仍然不被重視，各種行政成本就會轉嫁到基層的學生與勞動者身上，而研究生往往兼具這兩種身分，於是形成雙重的壓迫。這或許就是為什麼研究生習慣把教授稱之為「老闆」的原因。國家擺爛，大專院校怠惰，結果就是教授與研究生弱弱相殘。
然而，能夠在台大工會服務畢竟是榮幸的，在這裡遇到許多可敬又可愛的夥伴。即使到現在，偶爾都還會懷念那段焦頭爛額的時光：舉辦一個聽眾都沒有的勞權講座、深入敵營召開吃力不討好的助學金說明會、從ppt一路打到fb的大小筆戰、徹夜未眠準備不當勞動裁決的書狀、每逢校務會議必定現身的抗議傳統⋯⋯，最最難忘的，就是歷經百般波折終於拿到工會成立登記證書的感動，還記得那天是四月一日，一直到午夜，都還擔心這一切其實是個謊言。
組織台大工會的過程，也是我補課「左翼學」的過程。對我來說，所謂左翼學不只是有沒有讀完《資本論》而已，還包括各種對於「集體」與「民主」的想像與實踐。工會能不能夠陪伴會員面對雇主的壓力？工會能不能夠陪伴會員爭取自己的權益？工會能不能夠形成集體領導的決策？工會能不能夠落實內部民主？工會能不能夠介入校園的重大決策？如果高等教育是個產業，那工會能不能夠促進產業民主的實現？大學自治，能不能夠成為教、職、工、學的共治？很慚愧地，幾年過下來，我還停留在提問的階段。
也是在補課的過程裡，我開始勾勒某種進步共同體的願景圖像。許許多多夥伴們，各別在勞動、環保、文史、農業、性別、族群種種領域，分享著共同的進步價值。「大家」堅守各自的戰鬥位置，經營互惠的合作連帶，尋找自給自足的維生模式，如咖啡廳、工作室、智庫、工會、合作社、出版社等，累積運動知識，培養治理經驗，等待機會。
進步共同體的願景，不是兄弟吾人所獨創，相信每一代熱血青年，都懷抱著這麼一個烏托邦。2014年年初，青年行動者的培力交流營「庶人之亂」，就是這種浪漫情懷的產物。類似的全島性串聯行之有年，但投身籌備團隊對我來說卻是第一回，期間認識了許多小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歲的朋友，也意識到自己來到青春的邊緣。

守護對政治的好奇
然後就是318，或者俗稱太陽花。整批整批年輕人，彷彿海浪般前仆後繼地撲向嚴峻的崖壁。此情此景，固然是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但潮水退去，終究只剩下餘波盪漾的浮光掠影。彷彿有人按下了「RESET」的按鈕，所有人事物都面臨重新整理。什麼願景什麼圖像，都成了夢幻泡影。同年，四月台灣反核、五月澳門反離保、九月香港佔中，都讓還在困惑的我更加眼花撩亂。
九合一選舉國民黨大敗，似乎象徵某種時代的到來，而我卻被遠遠拋在後頭。不是說要等待機會嗎？現在機會來了，我卻沒準備好。幾千年前，公山弗擾與佛肸準備要好好幹一番大事業的時候，孔子是不是也是這樣呢？想要做些什麼，又不知道能做些什麼。陽貨的勸告，此刻聽來格外尖銳：「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日月逝矣，歲不我與。」
找不到自己的位置，這當然是自己的問題。新政治正夯，但我卻不知道舊政治長怎樣，這實在是說不太過去。「還需要更多的歷練」，正要脫離研究生身分的我是如此解釋自己的焦慮。在這股焦慮的驅使下，我來到台北市議會擔任一個小小的議員助理，重新學習什麼是權力。幸運的，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能夠遇到開明的老闆與體貼的同事，得以守護我對政治的好奇。
從此，我就走上政治工作這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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