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浩（Felix Wemheuer）教授任教於德國科隆大學東亞學院，主要研究領域是中國當代社會史。他曾在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留學，2006年獲得維也納大學博士學位。2008至2010年在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擔任客座研究員。他的英文著作 Famine Politics in Maoist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由耶魯大學出版社於2014年出版，出版之後廣受好評。他還有數部著作，包括德文版的《毛澤東傳》。

項佳谷（Jiagu Richter），現任教於維也納大學、維也納外交學院，為中國西南大學客座教授、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中歐關係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著有《法律專業語言》、《政治家的聲音》，譯有《1900 年的北京─義和團起義》、《國際人權法》、《火車大劫案》等書。

名人/編輯推薦

作者聚焦於以饑荒作為「政治工具」這個問題，系統地分析了農民、城市人口和政府之間在糧食問題上的衝突如何造成了幾百萬人的死亡。這個具有挑戰性的發現是對中國和蘇聯歷史研究的重大貢獻，提醒社會正視大饑荒對國家與其公民關係的長期影響。他還指出，正是因為中國和蘇聯政府從這兩場災難中吸取了教訓，使他們能夠在後來幾十年的執政中避免了饑荒的再次發生。

本書是相關研究領域的一項重大成果。作者詳細對比了兩個國情複雜的國家，分析了分別在中蘇發生的兩次「大躍進」的戰略、策略和失誤。

—— 白思鼎（ Thomas P. Bernstein，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作者開創了全面而系統分析中蘇這兩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大饑荒及其影響的先河……對於這兩場二十世紀最大規模的饑荒，本書提供了迄今為止最具權威性的比較研究。

—— 濮德培（ Peter C. Perdue，美國耶魯大學）

文浩的這本書對於我們理解中國的大躍進和大饑荒極有幫助，它有力地證明了對社會主義制度下的饑荒問題進行比較研究的重要性。

—— 艾志端（Kathryn Edgerton-Tarpley，美國聖地亞哥州立大學）

這是一部重要、勇敢而及時的著作。作者運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對人為造成的饑荒進行評估，其方法可能頗具爭議，但論據合理，分析合乎邏輯，絕對值得關注。

—— 科馬克．歐．格拉達（Cormac Ó Gráda，愛爾蘭都柏林大學學院）

文浩對饑荒和「食物政治」作了大膽而創新式的研究。他探討重大問題，為當下的辯論帶入冷靜客觀的學術精神，既有知識分子的無畏，同時完全沒有忽視本書主題的沉重感。

—— 史蒂夫．史密斯（ Steve Smith，英國牛津大學）

文浩教授對發生在二十世紀兩個社會主義大國的大饑荒的比較研究，是前無古人的大膽且成功的嘗試，將兩次饑荒概括為「饑荒政治」更是神來之筆！本書建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戰略和農業合作化運動必然催發鄉村大饑荒的分析框架與敘事邏輯，挖掘了大饑荒發生的制度性、結構性成因，展示了作者的思想深度以及對蘇聯和中國歷史的貫通。

—— 辛逸（中國人民大學）

序

中文版序

作為一個研究中國問題的外國學者，我常常在想，我怎樣才能對這一研究做出貢獻。我喜歡選擇一些很多中國學者不願或不敢選擇的題目。2000至2002年間，我在中國人民大學黨史系學習了兩年。在這段時間裏，我開始對大躍進和大饑荒問題產生了興趣。人民大學兩位講授人民公社時期農民問題課程的老師給了我很大的啟發。我開始採訪人民大學幾位1958年被派到河北省徐水人民公社支援大躍進的退休教師，這些教師曾去過這個著名的「共產主義轉型」模範試點，並對此記憶猶新。但是直到後來與村裏的老農攀談，我才意識到，對這些農民來說，那場饑荒是他們一生中最為痛苦和深刻的記憶。他們倖存了下來，但他們直至今日沒有一天不想着要有足夠的糧食。與農村的情況不同，在城市，對毛澤東時代的記憶則主要來自知識分子和退休老幹部，其更多的是關於1957年的反右和文化大革命，而不是饑荒。1959至1961年，餓死的大部分是持農村戶口的人，而重點城市的人則受到了保護。

2004年我開始以河南農村對饑荒的記憶為題寫博士論文，當時中國和西方都很少有學者對這個問題感興趣。我在饑荒時餓死近一百萬人的河南省信陽地區進行實地採訪，其中有一個村子所有的年輕人都逃難到青海，留下的婦女、兒童和老人很多都餓死了。採訪時，一些人說起那時的艱難和悲苦都忍不住落淚。那時我就想，口述史是記錄下這些聲音的最好辦法。與城市人和受過教育的人不同，農民的記憶和敘述較少受官方歷史觀的影響。他們從未提及「三年自然災害」以及「左傾錯誤」。他們直言不諱地談及偷糧、逃難和虛報產量。地方幹部也不否認他們可以比一般老百姓多弄到一點糧食。2006年我以題為《摻石頭的麵：河南省對大躍進饑荒的官方記錄和農民記憶》的博士論文獲得博士學位。這時我想，我再也不研究這個令人痛苦的題目了。

可是，當我閱讀了有關蘇聯1931至1933年斯大林時期饑荒的書籍和材料時，我又有了新的想法。很明顯，蘇聯和中國兩個國家的情況十分相似，都是農民與政府的關係處置不當、激進的農業集體化政策和過於野心勃勃的工業發展計劃導致了饑荒。為甚麼中國共產黨沒有從蘇聯的經驗中吸取教訓，而是同樣將國家帶向了饑荒呢？是蘇聯計劃經濟式的體制和社會主義農業導致了災難嗎？為了對這類問題有更多的了解，我開始在宏觀的層面進行比較研究。2009年，斯蒂芬．維特克羅夫特（Stephen Wheatcroft）教授也有同樣的研究興趣，並且在墨爾本大學組織西方國家、中國、俄羅斯和烏克蘭學者就這兩國的饑荒舉辦研討會。即使早在那時，烏克蘭和俄羅斯學者之間的緊張局面就已經很明顯。烏克蘭官方對1931至1933年饑荒的說法是，這是斯大林組織的針對烏克蘭民族的種族滅絕。俄羅斯官方的說法是，這是蘇聯所有各民族經歷的一場災難，烏克蘭的饑荒不是有意組織的。在2009年時，沒有人會預見到烏克蘭2014年以後會發生起義和戰爭。這本書裏談到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如何建立了一種饑荒是種族滅絕的說法，以服務於建立獨立民族國家的政治目的。這個例子說明人們如何書寫和記憶歷史是非常重要的問題。所以，歷史學家不僅要努力發掘「到底發生了甚麼」，還要理解大眾記憶是如何形成的。

在這本書的中文版裏，我們糾正了原英文版中的一些錯誤。近十年來，大躍進饑荒問題成為中外學者研究的一個熱門議題。出版了不少重要的書籍，如楊繼繩的《墓碑》。顯然這些書在中國大陸出版是不可能的。我希望此書對蘇聯和中國的比較可以為饑荒研究提供一個有用的視角，而饑荒問題與中國讀者也密切相關。對於中文版的出版，我首先要感謝本書譯者項佳谷為此付出的艱辛。我還要感謝中文大學出版社葉敏磊和楊彥妮編輯、中國人民大學辛逸、上海交通大學曹樹基、華東師範大學徐進、科隆大學景文玉、朱美婷和維也納大學崔金珂對文稿提出的建議。

文浩

2017年3月於科隆

書摘/試閱

饑餓問題的政治化和民族主義

歷史學家詹姆斯．維農認為，我們不應該對饑荒的受害者給予當然的同情。他在《饑餓：當代的歷史》（Hunger: A Modern History）一書中說，英國維多利亞時代後期，馬爾薩斯認定饑荒是資源有限而人口不斷增長的自然結果，大部分人接受這種看法。而且，宗教上認為饑荒是上帝對人類罪惡的懲罰。當時，要走出馬爾薩斯的框架是不容易的，但是現代媒體把饑餓呈現為新聞，尤其是對於英國中產階級讀者來說更是這樣。饑餓成為以數字表達的人道主義關切只是19世紀最後幾十年裏的事。此外，民族主義加強了饑餓問題的政治化。「饑荒成了愛爾蘭和印度民族主義者用來指責英國統治者不人道和無能的武器：英國承諾的是自由貿易、繁榮昌盛、文明發展，而帶來的卻是饑荒和瘟疫⋯⋯饑荒強化了那些遭遇者的道義資本；殖民時期無法解釋的饑荒是對貌似存在的全球性古典政治經濟的嘲弄。民族主義利用饑荒批評殖民統治變成了一種主權訴求：他們用文件記載集體遭遇的方式，創建一個民族的存在。」3 1879至1902年之間，在大英帝國的統治下，1,220萬至2,930萬印度人死於饑餓。4當時，英國官員如印度總督喬治．納塔尼亞．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就聲稱，印度自然災害頻繁、人口增長過速，發生饑荒是不可避免的。但印度經濟界的智囊們反駁這種說法，並且在辯論中獲勝。對貧困和饑荒問題的辯論從自然條件愈來愈多地轉向政治經濟方面。5最近，歷史學家麥克．戴維斯甚至發展為稱這些饑荒為「維多利亞時代後期的大屠殺」，將其歸咎於英國放任的自由主義政策，及在19世紀後期對艾爾尼諾現象所造成的氣候變化無能為力。6戴維斯的書對殖民主義和新自由主義都提出了論戰。

最突出的一個例子是對1846至1850年愛爾蘭饑荒的民族主義式的解釋。這個饑荒是幾年的土豆病蟲害和糧食欠收引起的。當時，愛爾蘭大部分勞動階層的日常飲食幾乎完全依賴土豆。如在很多其他情況下一樣，饑荒是否會造成大規模餓死人現象以及成千上萬人死亡，政府的反應是關鍵的因素。饑荒發生時，愛爾蘭已經沒有了自己的議會，由設在西敏寺的英國政府統治。英國政府饑荒期間還從愛爾蘭向英格蘭出口糧食，同時又從印度進口玉米供應愛爾蘭挨餓的老百姓。可是，習慣吃土豆的愛爾蘭農民不知道怎麼能最好地食用印度的玉米。7英國政府的救災援助項目集中於提供就業的公共工程，臭名昭著的工廠被用作養活和「教育」窮人的場所。事實證明這個機制無效之後，為了防止大批人餓死，以約翰．羅素爵士（Sir John Russell）為首的英國政府在1847年3月設立了「供湯廚房」，為300萬愛爾蘭人提供飲食。那一年的秋天，英國政府宣佈饑荒高峰期已過，關閉了所有的「廚房」。當時，傳染病已經開始蔓延。英國報章將救災援助描述為無底的黑洞，政府的高級官員將饑荒的發生歸咎於愛爾蘭農民懶惰、愛爾蘭地主不願把農莊現代化。提出愛爾蘭應該能夠主要依靠自救。8英國政府雖然沒有忽略饑荒，但是沒有把救災列為優先項目。英國政府用於救災的資金淨額為700萬英鎊。與拯救饑餓的愛爾蘭人相比，1830年代英國政府為取消西印度的奴隸制，向奴隸主支付的補償費則是2,000萬英鎊。9饑荒使愛爾蘭人口減少了20%至25%，在1845至1851年間，110萬到150萬人死亡，另有210萬人移民海外。

對愛爾蘭人敘述的研究表明，饑荒之後在很多國家，人們以及天主教的牧師們把這個饑荒解釋為「上帝的意旨」。11但是，愛爾蘭民族主義者把饑荒政治化，這個事件在他們的敘事中有着突出的作用。12比如，一位著名的愛爾蘭民族主義者約翰．米切爾（John Mitchel）在他流放美國期間撰寫、1861年出版的書籍《聖戰時期和對愛爾蘭最後的征服》（The Crusade of the Period and Last Conquest of Ireland (Perhaps)）中，把英國政府描述成無知、無能，並認為英國政府把饑荒作為征服愛爾蘭民族的武器。當時愛爾蘭的牲畜和小麥都在向英國出口，而英國政府從印度向愛爾蘭運進玉米只是為了掩蓋英國仍然一如既往從愛爾蘭抽取進貢的事實。米切爾估計死亡人數為150萬。他得出那個著名的結論：「他們（指愛爾蘭人）在自己親手創造的富裕中餓死⋯⋯我稱其為人為的饑荒，就是說，這個饑荒使一個富裕而肥沃的島嶼變得荒凉，而這個島曾年年物產豐盛，養育着它所有的人民以及其他人⋯⋯不錯，造物主送來了土豆病蟲害，但是英國人製造了饑荒。」13這段充滿激情的話變得流行起來，因為它使人們的遭遇有了某種意義。愛爾蘭民族主義者將注意力集中於加害者之類的外部因素，而不是愛爾蘭社會秩序的崩潰和所有其他災難性的後果，如犯罪率增高、賣淫氾濫和自相殘殺。以這樣的說法劃線，將信奉天主教的愛爾蘭說成受害者，信奉新教的英格蘭說成加害者，而不是去瞭解真相，即很多信奉天主教的地主和主要佃戶也利用饑荒掠奪貧窮農民的土地。此外，烏爾斯特附近的新教地區也遭遇了饑荒。歐．格拉達認為，在饑荒時期沒有甚麼人是清白的，因為自己的生存就意味着他人的犧牲，一般來說犧牲的是社會上的弱者。14除了這些矛盾之處之外，正如彼得．格雷（Peter Gray）所說，饑荒是人為製造的敘事，「滿足了饑荒後新生代的心理和政治需求」。15尤其是對移居美國的愛爾蘭難民來說，民族主義敘事可以讓他們在敵對的環境中保持愛爾蘭人和天主教徒的身份認同。民族主義者指責信奉基督教的英格蘭強迫他們背井離鄉。流行歌曲和民謠號召人們高舉綠色大旗，為大規模餓死人事件與英國人鬥爭，以報仇雪恨。16愛爾蘭後來所有的民族主義運動都嚴重依賴旅美愛爾蘭僑民的支持與資助。雖然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大部分饑荒的親歷者都已過世，但是歌曲、民謠和報刊文章使在美的450萬愛爾蘭僑民保留了對饑荒的集體記憶。

20世紀初以後，對饑荒的集體記憶在愛爾蘭的重要性下降了。但是，1995年紀念饑荒150周年時，愛爾蘭政府資助成立了國家饑荒紀念委員會，這時，趨勢又開始變化。18北愛爾蘭親英的黨派和英格蘭的保守派擔心紀念饑荒的活動會有助於愛爾蘭共和軍。托尼．布萊爾（Tony Blair）首相在饑荒150周年紀念活動時承認英國政府在饑荒中的作用並正式表示遺憾，這在英國和愛爾蘭受到廣泛批評，人們認為此舉大可不必。19愛爾蘭總統瑪麗．羅賓遜（Mary Robinson）夫人在紀念活動的講話中沒有用饑荒挑起反英情緒，而是強調愛爾蘭人應該因自己的經歷同情發展中國家正在經受饑餓的人們和難民。

我之所以提到愛爾蘭饑荒對民族主義者的重要性，是因為這與烏克蘭和西藏的情況有着驚人的相似之處。這兩個社群的旅外僑民都形成了這樣一種敘事，即佔領者有意製造饑荒，以打擊和毀滅他們的民族。饑餓的經歷被用作劃分種族的界限，以表明有必要爭取民族獨立，防止這種災難再次發生。在所有這三種情況下，民族知識分子主導了集體記憶的構建，而不是農民。

饑餓與西藏的民族主義

西藏流亡者和中國政府都利用撰寫歷史來建構民族身份。隨着1980年代以來西藏問題的國際化，學術論著的目標是面向西方讀者，旨在為西藏獨立爭取支持。自1988年，十四世達賴喇嘛一直在推動建立與中國具有聯合關係的西藏自治，但達賴喇嘛所要求的自治迄今未被中國政府接受。21為了促進這一目標的實現，達賴喇嘛創建了一種反駁中國官方版歷史的民族主義的說法，西方媒體常常不作任何審核地對此加以引用。

十四世達賴喇嘛在印度達蘭薩拉設立了西藏流亡政府。很多學者認為，西藏人在1951年以前並不認為自己是一個民族，民族主義是在流亡期間發展起來的。「按班萊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說法，漢人進入西藏、藏人在漢人統治下共同的遭遇以及被迫流亡的經歷使他們『想像』自己是西藏人，而不是康巴人、安多人、果洛人等等，而且這也使他們能夠把西藏高原上其他遙遠地區的人們看作同胞。」22西藏流亡政府建構了具有宗教象徵的世俗的民族主義。每年流亡政府都要在3月10日，即1959年起義的日子，組織一個全民族的紀念活動。在學校以雪山獅子旗等象徵為基礎進行民族主義教育，強制唱頌西藏國歌。推動民族主義的行為還包括指定西藏中部拉薩方言為官方語言，推動族內通婚和高生育率。同時，流亡政府不鼓勵藏人與印度當地人同化。

西藏流亡政府對西藏的定義與中國政府的定義大相徑庭。中國政府將西藏定義為1965年成立的西藏自治區。西藏流亡政府稱這個地區為「烏思藏」（又稱「前藏」，中國清朝以後稱該地區為「衞藏」——譯者註），是傳統的拉薩和達賴喇嘛的封地。（以下所用「西藏」一詞指的是西藏自治區。）與北京不同，西藏流亡政府所定義的西藏是所有有藏人居住的地區或者叫「大藏區」，包括康區和安多地區。這兩個地區位於青海、甘肅、四川和雲南等省。「大藏區」佔全中國約四分之一的領土，在這個地區，藏族人不到全部人口的一半。康區在清朝時已於1728年併入了四川。24但西藏流亡政府杜撰了一個故事，即共產黨為了打擊藏族人將西藏分成了五個省。流亡政府所宣傳的「中國統治」的受害者包括安多和康區的藏人。與烏克蘭饑荒的情況一樣，銘記所有藏人的遭遇是為了建構一個民族以及民族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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