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拜毛：文化大革命中的言辭崇拜與儀式崇拜

中文版序

丹尼爾．里斯

幾年前我完成《崇拜毛》一書的英文手稿時，在大多數觀察者眼中，對這位中國共產黨前主席的崇拜看上去已經消退成為歷史。對毛的崇拜僅僅被視為一段越發遙遠與離奇的過去，它的特征是對那位「我們心中最紅的紅太陽」非理性爆發的儀式崇拜和明顯不可理喻的言辭崇拜。除了流行文化中懷舊式的提及，以及在收入差距和腐敗問題越發嚴重的政治環境下仍然繼續依戀公平和社會正義的少數毛主義頑固分子之外，崇拜毛看上去已經喪失其全部的現實相關性。

本書的寫作目的最初可以分為兩方面：一方面，我希望用史料還原文化大革命中崇拜毛的現象，分析這種領袖崇拜的具體形式和其出現的特定歷史背景，以便更好地理解其與當代的聯繫和在當代的傳播；另一方面，我對這種崇拜背後的結構和功能十分感興趣，這種崇拜在文革的早期曾被用作動員的方法，但是，非常矛盾的是，其在文革運動的後期卻被用作實現無條件服從的工具。對毛澤東的崇拜常常被簡單地視為基於「天命」的合法性主張，或者其他神權概念中皇帝崇拜的傳統的、精英主義的結果，或者按照文革後的說法將其視為封建「遺毒」。但通過將此種崇拜作為現代特有的統治工具（基於媒體宣傳、黨內支持網絡以及民粹主義的群眾運動）進行分析，我對崇拜毛的闡釋與以上這些說法都有着巨大的差異。這種崇拜具有雙重屬性：一是一種沉悶枯燥的正統，通過展現人格化的符號來支持黨的領袖以集中大眾情感與忠誠；二是同時呈現出的破壞性潛質，即通過「卡里斯馬式的動員」1將領袖的媒體形象作為動搖黨正常統治根基的資源，而這一點與關於共產黨專政的性質與穩定性的討論越發相關。

儘管我在本書的結尾留下了悲觀的評論，預測在中國未來的政治中個人崇拜的問題可能會捲土重來，但政治事件卻進行得比預測得要快得多。由於對黨領導的先鋒性的說法、在層級化的黨組織內政治交往的基本原則都沒有發生改變，對中央或地方領導人進行有組織的崇拜，一直都對黨的團結造成持續威脅。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紅色文化運動及其對文革美學和語言的懷舊，是培植民眾以期在省一級範圍內提升個人媒體形象的最顯而易見的嘗試。2012年3月薄熙來倒台的幾天前，前總理溫家寶在公開場合含糊地表示：如果黨不能實施進一步的政治改革，文化大革命的動亂還會捲土重來。2但僅僅在習近平升任後不久，這位新的中央領導人再一次有意識地培育其公共形象，使這種形象在視覺上和言辭上都足以被稱為是來自中央所精心策劃的領袖崇拜。3儘管到目前為止習還沒有從根本上挑戰集體領導的觀念，但是他已經被官方稱為第五代領導「核心」，他的形象和聲望也極大地超越了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伴隨着習近平在公共安全、經濟改革和反腐鬥爭領域中越發突出的地位而出現的集中化，促使了中國政治光譜大大移向左傾的可能。而這種左傾勢力就包括不久前剛去世的前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他是文革小組裏最後一個去世的），他2014年11月在香港接受《明報》採訪時表示希望習近平能夠繼續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成為第二個毛澤東。4但是，據戚本禹所講，即使習只是處置腐敗的新權貴階級中的一部分，「哪怕做不到毛澤東，能趕超普京也行」，但這也絕非易事。習試圖通過「兩個不能否定」5的說法限制對以往歷史的批評，這又助長了那些對他繼承毛遺產特別是文革的期待。「兩個不能否定」指的是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習近平很晚才表達了他對1981年《 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裏對文革官方評價的贊同，6此時日益接近的文革五十週年紀念日帶來了許多將習和毛相比較的言論。目前還沒有什麼跡象表明習近平打算追隨毛澤東的革命道路，或者他為了中國社會主義的未來遠景會依靠領袖崇拜而動搖黨的統治。習近平現今培植的領袖崇拜，看來與中國在民國時期由國民黨和共產黨領導人發展出來的做法如出一轍，這種崇拜曾被彭真描述為在公共符號下用來團結黨和群眾的「工具」。

但是，這種逐漸聚集到領導人身上的符號化力量在整個過程中從來就沒有被完全控制。香港媒體在2017年3月引用中辦4號文件，指出習近平希望將自己對黨的意識形態的理論貢獻精簡為「習近平思想」，在十九大時寫入黨章，從而與之前的中共領導人並列，並且對國家主席的任期有重大修訂。7因而，我認為對於毛崇拜的形式和功能的分析不只是歷史學家的興趣。儘管科技的進步已成為現實，這種崇拜所提出的主張也決定性地由「革命」的內涵轉向「民族主義」的內涵，然而這種崇拜依舊值得從當今政治制度的運作來進行考察。

如果沒有北京清華大學唐少傑教授──一位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專家──辛勤的工作和持續的鼓勵，這部書的中譯本就不會問世。他遴選了秦禾聲、高康和楊雯琦三位有能力的譯者，完成了中譯本的初稿。唐教授憑藉着他對毛崇拜中晦澀細節的了解，指導了整個翻譯過程，對翻譯工作提出了許多寶貴的建議，並最終審校了譯文。我還要對閆夢晗表示感謝，她在對比中英文稿件上提供了巨大的幫助，並指出了書稿語言上的某些不足。另外，我要對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致以謝忱，感謝他們在當下艱難的政治環境下仍然同意出版《崇拜毛》的中文版，並且專業地完成了此書的製作。我衷心地希望這部書的中譯本能夠為未來有關中國毛主義個人崇拜的歷史細節和遺產的討論，以及如何構建和闡釋社會主義領袖崇拜的理論探索做出貢獻。8雖然到目前為止，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研究的「黃金時期」似乎暫告一個段落，但是對於本書提出的許多問題，仍然值得未來更加全面的討論和更加具有比較性的分析。

北京

2017年4月4日

插圖、圖表、地圖與表格目錄 xiii

中文版序 丹尼爾．里斯 xv

中譯者序 唐少傑 xix

前言 xxvii

導論 1

第一篇 走向「個人崇拜」 21

第1章 「秘密報告」及其影響 25

第2章 商品二重性 41

第3章 重新定義「崇拜」 57

第二篇 卡里斯馬式的動員 75

第4章 活學活用 79

第5章 紅寶書 95

第6章 個人崇拜的景象 113

第三篇 崇拜與屈從 131

第7章 模糊的象徵 135

第8章 表忠的語言 153

第9章 崇拜儀式及其物象化 171

第10章 抑制崇拜 197

結論 219

大事年表 229

註釋 233

參考文獻 279

索引 301

第3章 重新定義「崇拜」

對於中共領導層來說，1958年上半年是一段不停奔波與連續參加會議的時期。毛在這一時期的講話中反覆地回到教條主義主題。他廣泛地強調必須克服對蘇聯模式和「專家」的盲目崇拜。在這段時期內，不同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初對於經濟發展應極為關注開發重工業的理解，政策的重點轉向了農業集體化。憑藉發起「大躍進」，中國似乎便能在「解放思想，破除迷信」這一口號（「大躍進」中最顯著的口號）的指導下跨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時期。破除迷信是要在培養「真理」崇拜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完成，而毛澤東思想則被認為是最接近於真理的思想。正如本章所示，在「大躍進」時期，毛在領袖崇拜和思想解放之間巧妙地設定了一種辯證關係，1這與最初自延安時期以來在公眾範圍內引發其個人崇拜是有所不同的。

195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省會成都召開會議。在一系列的講話中，毛通過援引諸多先賢（例如從耶穌、佛祖到馬克思和達爾文這樣的宗教領袖、科學家和哲學家）強調了自發獲取真理相較於努力積累知識的優先性。根據毛的論述，他們全都在年輕之時各自做出開創性的發現，並沒有受過長期教育的影響。進而，一旦發現了真理，他們便會不懈地堅持着他們自己的見解。毛澤東將這一堅持不懈的品質與中共過去的發展進行類比。中國革命成功地抵制了斯大林的建議，並被斯大林斥為假革命。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蘇聯的援助是必要的，但也同時帶來並滋生了教條主義和官僚主義，僵化了創造力和比較思維能力。在破除了對外國模式的迷信後，毛聲稱未來值得崇拜的對象只有一個：真理本身。

毛回到「商品二重性」這一主題，他批評了教條主義崇拜的影響：「戲台上的英雄豪傑出來，與眾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樣的人。中國當奴隸當慣了，似乎還要繼續當下去。中國藝術家畫我和斯大林的像，總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屈從於蘇聯的精神壓力。」2雖然毛堅持認為斯大林在估計中國革命過程時犯有嚴重的錯誤而應受到指責，但是他也厭惡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批判，因為他認為這樣的批判是片面的，並且沒有對斯大林的正確與錯誤做出區分。斯大林的許多思想是「相對正確或基本正確的」3，因此對他個人的崇拜不應當被定罪。「他們不掛〔斯大林的〕像，我們掛。」4畢竟，崇拜的主要目的並不在於崇拜個人，而是在於崇拜具體的真理。毛因而再次通過其「商品二重性」的觀點提出了他對個人崇拜的看法：

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崇拜，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裏，為什麼不崇拜呢？我們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觀存在的反映。一個班必須崇拜班長，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從，這就不對了⋯⋯問題不在於個人崇拜，而在於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體領導也不成。5

毛對正確的和不正確的個人崇拜的區分使得黨的歷史學家疑惑，即一個如此老練的辯證法家怎麼可能提出如此粗糙的理論？6然而，除了毛混亂的論證以外，這份報告的內容還包括另一個有關個人崇拜的效用，它直接揭示了毛論證的政治基礎：毛將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定義為主要服務於政治目的。赫魯曉夫因而將個人崇拜作為超出官僚體系（它並不依賴於黨內精英的認可）權力來源而含有的政治能量加以理解。但是，就像毛後來告訴斯諾的那樣，赫魯曉夫從未真正成功培養過對他自己的個人崇拜，因此就被他的政治局同志們輕易地清除掉了。在成都，毛進一步揭露了前中共領導人兼「東北王」高崗試圖培植個人崇拜而引發了八級政治地震。按照毛所說，高崗依仗其在東北時期的權力基礎培養並建立了其與斯大林的親密關係，對中國政治穩定造成了威脅。無產階級專政因此必須牢牢地掌握在那些代表真理的人手中。毛還引述列寧的話來為自己的正確地位辯護：「有人反對列寧，說列寧獨裁，列寧回答很乾脆：與其讓你獨裁，不如我獨裁好。」7因而，毛的講話發出警告，不要以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為託辭，通過泛泛批判個人崇拜來挑戰毛的權威：「有些人對反對個人崇拜很感興趣，……反個人崇拜的目的也有兩種：一種是反對不正確的崇拜，一種是反對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8

毛對個人崇拜概念的運用是多層面的。在理論上，他願意承認封建殘餘的存在，也承認中共統治與皇帝統治的明顯相似之處；「秘密報告」所造成的影響為毛所謂的打碎崇高象徵會帶來危險的論點提供了有力例證。由於個人崇拜在煽動大眾支持和狂熱上具有情感上的便利條件，因此它便成為了毛在黨的正規官僚渠道之外，強有力地聯繫群眾並實現他自己政治指示的重要工具。進而，個人崇拜在以往不止一次地在黨內的鷸蚌相爭中證明了其本身工具性上的重要意義，因此不可能被輕易消除。

大躍進

隨着模仿蘇聯經驗的發展政策被拋棄，公認的發展模式就不復存在。馬克思列寧主義除了提供一般原則的模糊知識外，對於怎樣繼續達到未來共產主義沒有什麼明確指示。中共試圖建立一種長期存在的試錯體系，並借助由大眾媒體宣傳成功模式的經驗，來避免在發展道路上困居一隅。但是，群眾路線的經驗則需要被一個總是處於不斷正確領導下的先鋒黨來加以仔細分析與甄別。毫無疑問，毛認為他本人作為中國革命的舵手，無疑是中共黨內最能擔當此任的唯一人選。因此，他所號召的對那些坐在辦公室的有職有權者進行激烈的批判（「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9），在執行時就出現掣肘。毛反覆強調當前發展的正確觀點並不一定自然地產生於類似中央主席那樣級別的中共高層中：

一個人時對時錯，對了我們就跟隨他，錯了我們就不跟隨他。不能不加辨別的接受。我們追隨馬列，我們也在一些事情上追隨斯大林。我們追隨一切掌握真理的人。即使他是個挑糞的或掃大街的，只要他掌握真理，就應當被追隨。10

通過事後回溯來定義真理要比從日常政治生活中定義簡單得多。毛經常開玩笑說，他自己的認識歷程就是從儒家觀點到馬克思列寧主義，因此他也承認他本人不免有些錯誤觀點。但是到了1958年，所有來自政治局同志的批評，就如國防部部長彭德懷一年後在廬山會議上在毛的眼皮底下批評大躍進的過度實施那樣，但凡威脅了毛的個人權威，毛一律不再聽取。總之，政治權力問題從根本上就優先於理論自洽的問題。

在毛的追隨者當中，「不同種類的個人崇拜」的區別和這種說法本身所含的語義玄機，被毛的追隨者視為是指去世的共產黨先輩或者未來的共產黨領袖，不是在指毛澤東本人。正如早在1956年，毛就提出退居領導第二線，好讓他的接班人能獲得治理黨國的第一手經驗。國家主席和黨主席的地位因此不應完全和毛個人緊密相連。然而，成都會議提出的「正確的個人崇拜」卻掀起了一輪大範圍對毛澤東歌功頌德的熱潮。柯慶施這位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也是大躍進中「以鋼為綱」的主要支持者之一，提出相信毛這位中共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甚至服從毛要服從到盲目的程度。11在同一年，康生這位毛在延安時期的前安全部門頭子和1958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宣稱毛澤東思想應當被視為當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幾個月後，在1958年5月的中共八屆二中會議上，一位地方代表發言道：

要徹底破除迷信，做到真正的思想大解放、思想大革命。對毛澤東思想不存在迷信的問題。過去偏重學馬恩列斯原著，而對毛澤東的著作學習得不夠，今後幹部必讀，應以學毛著為主，這是活的辯證法，活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真正發展了馬克思主義。12

所有有關「迷信」的措辭在語義上都近似於「盲目接受蘇聯模式」。因此，學習毛澤東思想就先驗地與其他任何一種個人迷信劃清了界限。在八屆二中全會會上，來自於毛澤東家鄉的湖南省小組就明確提出了以下「等式」：「我們衷心地跟着毛主席走，並不是崇拜個人、迷信個人，而是崇拜真理。幾十年革命和建設的歷史證明，毛主席就是真理的代表。」13

毛反覆要求提高人民群眾的政治覺悟，號召將共產黨人的雜誌分別根據黨內讀者和一般公眾讀者分開發行，以此引發關於上層建築沾染資產階級影響的惡劣後果的思考。甚至在「百花齊放」運動失敗以後，毛仍然試圖探索出一條公開批評基層黨組織官僚主義和腐敗的道路。這似乎需要創造一種氛圍，即一種能讓民眾「敢說敢做」14的氛圍。正確的個人崇拜就有助於培養這樣一種生動的情感氛圍，而在這一氛圍裏，只要無產階級的立場堅定，任何一個人都能夠勇於「愚公移山」（〈愚公移山〉一文後來成為了文革中的「老三篇」之一）。但是，如果不相信、不承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真理，如果不根除舊社會的意識形態殘餘，共產主義就永遠不會實現。因此，在探索的道路上，必須以對共產主義堅定信仰和堅決捍衞的姿態來武裝人民。

由此所導致的結果就是沈邁克教授所特指的「由代理人而來的解放」15。通過把個人崇拜強大的聚合功能與一個更高的目標（即破除對蘇聯模式的迷信）結合起來──中共領袖將個人崇拜視為獲取更大利益的手段。個人崇拜首先是旨在為中國尋找獨特的共產主義道路，而不是首先成為一種統治的工具。很典型的是，這一階段的個人崇拜也因此可以被描述為卡爾．波普（Karl Popper）所說的「社會烏托邦工程」（utopian social engineering）的嘗試。16正如毛在其最著名的一首詞中所表達，「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17精神高漲的中國人民即將破除盲從蘇聯模式的壓抑氣氛，規劃出他們自己通向共產主義的道路。

毛所設想並煽起的旨在消除教條主義和官僚主義根源的熱情動力，引起了虛報農業統計數據和文化產品的競賽，以此來標誌省市地方幹部與黨中央保持一致。因此，個人崇拜的建立在大躍進時期得到了大規模的恢復。與此相關的例證分成兩部分：一是描述毛視察模範公社時所使用的神化語言，二是中共中央面臨的防止地方對中央表達「資產階級式」的讚美的困難。早在1957年末，中共中央就不得不嚴格遵守它先前制定的有關禁止以當時領袖的名字命名地方、街道和工廠的規定。18 1959年6月，以河北省政府的名義進行的一項鄉村標語審查工作揭示了大量不正確並需要更正的吹捧標語。19毛澤東本人在1959年4月的上海會議上嚴厲批評了全國流行的虛假傾向，並在之後表示要警惕「五風」（即平均主義、命令主義、盲目領導、自高自大和傲慢態度）在黨員幹部中的重新出現。他甚至號召把「好人」和「壞人」──即在大躍進第一年期間或是經得起考驗或是誇誇其談的人──的事跡都裝訂成冊。當時的信號明顯是要對大躍進的過度發展進行校正。在人民公社的報告中表明，「浮誇風」應以實事求是來糾正。

在1959年7月召開廬山會議前，劉少奇已經成為國家主席，毛則是權力更大的中共中央主席。從1959年7月廬山會議的危機來看，劉的上任不可能有效地改變以毛為核心的政治機制。1959年7月14日彭德懷在給毛個人的信件中表現了對大躍進的嚴厲批評，這也對之後個人崇拜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這封信件致使毛一反其知錯就改的溫和態度。彭作為解放軍領袖的地位以及有可能使政權失去軍隊的支持所帶來的固有危險，再加上蘇聯國防部部長格奧爾吉．朱可夫（Georgi Zhukov）事件背景的威脅，致使毛決定做出激烈的反應。毛指責彭和其他人搞「軍事俱樂部」企圖奪權，剝奪了彭的軍權。這次由毛的怒火點燃的危機，非但沒有使中共糾正大躍進反而復興了大躍進的政策。這些政策的繼續實施最終導致了極度痛苦的饑荒，以致幾千萬中國農民餓死。20

鑒於彭曾在軍隊中擁有很高的聲望，毛必須任命一個具有相似地位且忠誠於他的指揮官來取代彭。林彪元帥被視作一個理想的選擇。林彪是解放軍十大元帥中最年輕的一位，以其軍事才能和對毛的絕對忠誠而聞名。由於其健康狀況的不穩定，儘管林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頭十年一直保持低調，但他仍然在1958年2月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副主席。林之所以決心擔任如此重要的職位，主要是因為毛的不斷催促。林彪一上位，就立即根除任何質疑毛權威的苗頭，他所用的手段與延安整風運動時期的軍隊道德建設如出一轍，即對毛澤東著作進行註釋契合和公開擁護。劉少奇在個人崇拜方面與林彪並駕齊驅。1959年9月9日，劉指責一批黨員（例如彭德懷）企圖效仿蘇共「二十大」的例子，欲取毛澤東而代之。正如1943年一樣，劉的支持態度再一次對承認崇拜毛是中共中央的標誌所在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劉此時稱自己是堅定的個人崇拜擁護者：

我這個人，歷來是積極的提倡「個人崇拜」的，也可以說「個人崇拜」這個名詞不大妥當，我是說提高毛主席的領導威信。我在很長時期就搞這個事情⋯⋯現在我還要搞，還要搞林彪同志的、小平同志的「個人崇拜」。你們不贊成我搞，我也要搞的，我也不一定要人家同意的。21

在劉看來，個人崇拜是一個用來描述毛澤東作為黨及中國革命象徵的不確切的名詞。為了黨的利益，建立和培養強大政治形象的力度必須進一步加大。雖然探索共產主義的道路曲折，雖然派別的明爭暗鬥暗藏殺機，但是個人崇拜依然十分重要，這在一些對接班人的小型崇拜中得以證實。在媒體中，由於中共黨的集體領導形象是強有力的、正面的，因而是非常團結一致的，但與此同時宗教意義的暗示或將中共統治類比為帝王統治的行為都是意識形態的遺毒，隨着時間的流逝而被清除。由於彭德懷被廢黜，黨內支持「正確」個人崇拜的人慢慢穩住了陣腳。1960年9月，《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的出版，帶來了在媒體上的慶祝與學習運動。然而，雖然在國內崇拜毛得到充分的確立和理論論證，但是問題在國際層面上卻並未解決。這也是中國與蘇聯關係日益緊張的主要意識形態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