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局：揭祕！蔣經國晚年權力佈局改變的內幕

江南命案，破了蔣經國的局?!
第一手資料，權力核心人物揭祕
蔣經國晚年權力的鬥爭與角力

改變是「被迫」的，是不得已而為之的決定？

當事人完整真實的陳述，揭開了種種改變台灣命運重大事件的真相！
本書從一連串事件對蔣經國產生重大衝擊與影響的角度，
第一手資料，權力核心人物揭祕，探討後蔣經國兩任總統任期權力的鬥爭與角力。

「我在台灣住了將近四十年了，已經是台灣人了。」──蔣經國

1986年的10月7日，蔣經國總統透過接受美國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發行人葛蘭姆女士的專訪，正式宣佈台灣即將全面解除戒嚴，並開放黨禁與報禁。

1987年7月15日，政府正式宣佈解除解嚴，同時宣佈解除黨禁與報禁。從這一刻起，台灣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

1988年元月十三日下午三點五十分，蔣經國病逝臺北寓所「七海官邸」，結束了他悲劇的人生，卻光榮的走入歷史──

推動國民黨的改革的權力鬥爭、「美麗島事件」的發生與善後內幕、選擇李登輝擔任副總統來龍去脈、「江南命案」的真相與影響解密、黨外人士宣佈組黨的角力、開放兩岸探親交流不得不也非做不可的決定、「我已經是臺灣人了」最後真言──第一手資料，蔣經國時代權力核心人物揭祕！

蔣經國晚年兩任總統十年期間──

從第一任（1978～1984）政治上的極端保守，對內仍然採取強硬態度，打壓黨外人士的反對運動；對外則成立「固國小組」、「劉少康辦公室」，強力「反統戰」大陸的和平攻勢，堅持「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並提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號召。到後來決定解散過度擅權、擴權的「劉少康辦公室」，罷黜、外放權傾一時的總政戰部主任王昇。

而在接連發生「江南命案」、「十信事件」的第二任期（1984～1988），身體健康已是進入風燭殘年、臥床治國不堪歲月的蔣經國，還必須強打精神，親自處理善後，先撤換極為能幹、極受倚重、信任的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蔣彥士，接著痛心的面對最高情治首長之間的惡鬥，在心力交瘁與諸多內外壓力下，他只有改變原有的保守政策與權力佈局，決定走向「開明、開放」的新道路。

最後，公開宣佈「蔣家不能也不會」再任中華民國總統，在執政黨內成立「政治革新小組」，研擬解除戒嚴、開放黨禁與報禁、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允許台灣人民前往大陸探親等新政策，默認「民主進步黨」的違法成立、不予取締逮捕相關人員，發表「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的談話，決心順應民意，改變做法，永遠與人民在一起。雖然因此「破」了他原來佈的「局」，反而奠定了他崇高的歷史地位與政治聲望，以及日後台灣民主化的基礎。

本書首度揭密蔣經國晚年政治上被迫「從保守走向開放」的內幕，瞭解他許多「不得不」的苦衷，為那個時代發生的重要事件，提供了第一手解讀資料，並做了最好的見證，是所有關心台灣民主化歷程讀者，不可不看的一本著作。

作者序
見證一個時代的結束／吳建國

計畫要寫這本書已有許多年了。
原因就是對於蔣經國在晚年從保守走向開明、開放的過程，一直是研究那段歷史，或對那段歷史感興趣的專家學者與讀者共同關心的一個問題。而坊間有關的書籍，都只是對那段歷史的經過，有敘述、有描寫、有記載，卻鮮少有人能從當時所發生一連串事件，對蔣經國產生重大衝擊與影響的角度，來探討他不得不走向開明、開放的決定。
作者並非研習文史的專家，可是對歷史與近代人物傳記，特別有興趣閱讀與了解。也因此常在各大報刊，撰寫批評時政的政論文章。
記得作者在台灣公開發表的第一篇政論文章，就是在蔣經國就職中華民國第六任總統的前兩天（1978年5月18日），刊登在「聯合報」國內要聞版，名為「對新總統的四點建議」，那年作者才二十八歲，真是「初生之犢不畏虎」，竟然不自量力，僅憑著滿腔熱忱，斗膽敢寫這樣的文章，向最高當局建言，可能也是台灣輿論的首例。
作者之所以提到這段往事，主要是讓讀者知道，作者與許多同齡的朋友與讀者一樣，親身經歷了那個時代，心中的感受格外強烈。尤其，在經歷了蔣經國極端保守的第一任期（1978～1984），當時作者與許多所謂「自由主義分子」經常利用各種機會，表達台灣應該在政治上更為開放民主、在兩岸政策上更為大膽積極、有所作為的主張，然而卻沒有收到很大的效果，也不見任何改變的跡象。
不過，在進入第二任期之後，歷經「江南命案」、「十信事件」的沉痛打擊，所信任倚重的幹部一一發生問題，加上健康的明顯惡化，蔣經國的態度開始轉變。等到他正式公開宣示「蔣家不能也不會再競選中華民國總統」的那一刻，蔣經國已親自結束了一個屬於自己與蔣家的時代，決定「還政於民」，台灣的「改革元年」已然來到。
這本書就是講述蔣經國所以會做如此重大改變的原因。簡單說，他的改變是「被迫」的，是不得已而為之的決定。但是，歷史弔詭的就是，雖然「破了他原來的佈局」，卻因此開創了一個嶄新的局面，反而得以奠定了他在歷史上輝煌的評價與地位。
所以，本書命名為《破局》，乍看之下會感到是負面的、否定的，然而若經更深一層的思考，讀者會發現其實這是正面的、是肯定的。因為所幸「破局」了，才促使蔣經國決心走上了開明、開放的道路，使他有截然不同的歷史評價與定位。
當然，蔣經國原來的佈局究竟是什麼，相信沒有人能夠真正知道。只能從他的第一任期內，堅持以維護台灣安全與安定為首要考量的保守做法上，合理猜測如果沒有發生「江南命案」、「十信案件」這幾個幾乎足以動搖國本的重大事件，蔣經國的第二任期還是極可能採取與第一任期同樣的政策，平穩的帶領台灣在既有的道路上，繼續的發展下去。那麼這樣的蔣經國，在歷史上的評價將會遠不及今天所享有的崇高地位，應該是中肯的看法。
作者要非常感謝已故的行政院長李煥，他生前在作者的請教下，透露了當年許多政壇的祕辛，豐富了本書的內容，還原了那段歷史的真貌。
另外，原國防部情報局長汪希苓將軍與陳虎門將軍，在作者再三勸說與動之以情之下，才首度毫不保留的將「江南命案」的來龍去脈，做了完整真實的陳述，揭開了這個改變台灣命運重大事件的真相，令人震驚之餘，更有「駭人聽聞、難以置信」的感嘆，是本書極具價值、最有可讀性的部分。
同時，作者也要感謝前駐韓代表李在方大使願意接受訪談，為「劉少康辦公室」的興衰做了最好的說明。
坦白說，作者在寫這本書時，許多時候是充滿了內心的矛盾與掙扎。一方面作者自許要就所知內幕，做最真實的報導。另一方面，又覺得若將真實的內容不加修飾的說出來，對這些當事人來說，未必公正，甚至殘忍。其中特別是作者十分尊敬與佩服、有能力又幹練的蔣彥士祕書長，當年之所以被罷黜，牽涉到他私生活的領域，是否應該如實的說出這段鮮為人知的內情，作者一直心裡很糾結。難得的是在與蔣祕書長的外孫蔣顯斌訪談後，他坦蕩真誠的將自己外公不為人知、極為難得「有情有義」的一面做了令人感動的闡釋，也還了蔣祕書長歷史評價上的公道，使得本書更加完整正確，蔣顯斌世兄實在功不可沒。
自然，對於內人成樹芬教授長期以來的支持與協助，作者是衷心的感激。她的許多建設性的建議，甚至「破局」的書名，都是出於她的靈感而來，可見她對本書的重要貢獻，是難以言喻的。
總之，寫完這本書，對作者來說，有如卸下了一個心頭的重擔，也完成了一個心願。
想到自己是何等幸運能夠見證那個台灣人民最團結、台灣經濟最繁榮、台灣錢淹腳目的黃金時代，然又懷著複雜的心情，見證了那個時代的結束。只是在沒有了蔣經國的台灣，對台灣到底是福、是禍，只有留待台灣人民自己去思考與評價了。
還有那一批在大陸生長，卻將自己一生事業完全奉獻給台灣的那一代人，他們身不由己的在那個大時代中，默默接受了命運的安排，守分的在自己的崗位上，勤奮努力的工作，造就了今日的台灣，毫無怨言，很不容易。作者將本書獻給他們，不過聊表懷念與感恩之意，是最起碼能做的一件事而已。
走筆至此，作者不禁想到明朝楊慎所寫「二十一史彈詞」，第三段說秦漢的開場詞，也以此詞句，做為這篇序文的結束：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
是非成敗轉頭空，
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白髮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
一壺濁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完稿於2017年中秋

銘言 「所有的政治改革都是被逼的！」──鄧小平
作者序
楔子 蔣氏父子在台灣統治的結束

第一部分 保守的第一任期（1978－1984）

第一章 就任中華民國第六任總統
第二章 能幹的行政院長孫運璿
第三章 台美斷交
第四章 推動國民黨的改革
第五章 大陸的和平攻勢
第六章 「保守派」與「開明派」的鬥爭
第七章 成立「劉少康辦公室」反統戰
第八章 「美麗島事件」的發生與善後
第九章 不幸的兩大命案
第十章 提出「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號召
第十一章 為眼疾所困
第十二章 為「後蔣時代」做準備
第十三章 「劉少康辦公室」的擴權與擅權
第十四章 大陸的「擒王小組」與王昇的訪美
第十五章 決定裁撤「劉少康辦公室」
第十六章 罷黜與外放王昇
第十七章 孫運璿中風

第二部分 走向開放的第二任期（1984－1988）

第十八章 選擇李登輝擔任副總統
第十九章 蔣彥士積極運作組閣
第二十章 俞國華奉命組閣
第二十一章 李煥的復出
第二十二章 「江南命案」的真相與影響
第二十三章 「煤礦災變」與「十信案件」
第二十四章 撤換蔣彥士
第二十五章 蔣孝武接班夢碎
第二十六章 推動政治革新
第二十七章 嚴家淦病倒會中
第二十八章 黨外人士宣佈組黨
第二十九章 順應時代變革
第三十章 罷黜宋時選
第三十一章第 打出最後一張王牌
第三十二章 開放兩岸探親交流
第三十三章 「我已經是臺灣人了」
第三十四章 最後的公開露面
第三十五章 結束悲劇人生，光榮走入歷史
第三十六章 尾聲
參考文獻
蔣經國晚年大事年表

楔子：蔣氏父子在臺灣統治的結束

1988年1月13日，星期三，照例是國民黨中央舉行全體中央常務委員會議的一天。
前一天下午，擔任秘書長的李煥還曾親自來到蔣經國的臥床前，向他報告明天常會主要討論的議題，由於沒有重要議題，李煥還曾建議蔣經國不必親自出席主持，而是循例由中常委輪流主持，以免蔣經國過於勞累，不利身體的保養（見《追隨半世紀》一書第257~258頁，林蔭庭著，臺北天下文化公司1998年2月出版）。
不料，當天蔣經國精神出奇的好，表示自己已經有一陣子沒有主持中常會，所以，想到明天應該體力許可，可以親自主持，也可與許多久未晤面的中常委同志見面，甚至還流露出期待與喜悅的表情。
李煥見蔣經國興致如此高昂，不便再加勸阻，就自請告退了。
第二天早上八點不到，李煥就來到中央黨部秘書長辦公室坐鎮，檢查各種常會的資料，做好蔣經國要來親自主持常會的準備工作。
結果，事與願違，早上八點半，七海官邸侍衛來電，告訴李煥，蔣經國早上起來，本來已著裝準備出席常會，卻不料突然感到噁心欲吐，頭暈眩。因此，只有躺在床上休息，不能前來主持中常會了。
對於這種狀況，李煥早已習慣。過去已有許多次，蔣經國說好要來主持中常會，都因臨時身體不適，取消了原定的行程。
蔣經國不來主持常會，國民黨中央也早建立了一個輪流由中常委主持的制度。執行起來，毫無窒礙。當天的常會，就照輪流的秩序，由行政院長俞國華擔任主席，由於沒有重要議案的審議，常會行禮如儀，很快就結束了。

李煥臨危受命
回到辦公室，李煥整理著案頭諸多的資料。想到半年前，蔣經國執意要李煥接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長的職務，李煥曾再三向蔣經國懇切請辭，希望能繼續讓他在所熟悉、所熱愛的教育部長工作上，多為國家服務兩年，相信對國家的貢獻絕對會超過從事黨務工作。
尤其，當時李煥已在積極籌畫延長國民教育為十二年的計劃，並已得到初步的共識與結論，那就是十二年國民教育的實施，必須是免試的、免費的與自願的。
因為，延長國民教育的目的，就在消除升學掛帥的弊病，讓每位願意升學的青年，都能有學校讓他升學。否則，還要維持聯考，升學的壓力與惡補的陋習仍然存在，如此延長國民教育，又有何意義？
其次，既然延長國民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提升國民素質，這應是政府的責任，加上在俞國華擔任行政院長期間，政府財政收支狀況良好，年年均有大量歲收的盈餘，足以支應延長國民教育所需增加的經費。
最後，所謂「自願」的，就是根據中華民國憲法，只有義務教育是強迫的。是以，政府在辦理非義務教育的國民教育時。只能本乎自願的原則，讓所有願意接受十二年國民教育的國民，都能享受政府的德政。在當時李煥的規畫中，只要再有兩年的時間，十二年國民教育就能順利開始實施，完成這個台灣教育史上劃時代的成就，才是李煥個人衷心追求的個人事業目標（請參閱「追隨半世紀」書中第245頁）。
不過，蔣經國可不這麼認為。他對台灣政治的民主與開放，已定了自己心中的時間表，雖然並未曾公開宣佈，卻自己根據心中的時間表，正逐步堅定的執行已定的政策。
事實上，自從一年多前，1986年9月28日，一群政治上追求民主開放，甚至提出應建立台灣為一個新而獨立國家訴求的所謂「黨外人士」政治異議份子，在臺北市圓山大飯店集會，正式宣佈成立「民主進步黨」。這是台灣過去三十餘年來的第一次，發起組黨的多位首從份子，已有被台灣當局逮捕的心理準備。不過，事後等待了幾天，卻未見那時專門負責抓政治犯的台灣警備總部有任何行動。大家納悶之餘，甚至還有些「失望」、「失落」的感覺。
再過了幾天，1986年的10月7日，蔣經國總統透過接受美國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發行人葛蘭姆女士的專訪，正式宣佈台灣即將全面解除戒嚴，並開放黨禁與報禁。
這在當年可是驚天動地的大消息，蔣經國的這番談話，立即在國際間激起了千里浪。預告一個全新的時代即將來臨，一個與過去三十餘年截然不同的時代就要到了。他亟需能夠瞭解他想法、又能忠實執行他命令、觀念又要開明開放的重要幹部，在這個關鍵時刻，來擔任關鍵職務。黨政高層人事的調整已是勢在必行。
此時的蔣經國，已是風燭殘年，為嚴重糖尿病所苦的軀體，使得他腳部腫脹潰爛，必須依靠乘坐輪椅出門。臃腫虛胖的身材，就算平日在家，也都只有躺臥床上，以減輕身體沈重的負擔。
如此健康狀況的蔣經國，已沒有足夠的精神，承擔治理一個國家繁忙的工作。他只能躺在床上治國，依靠的就只剩少數幾位能夠得到他信任的老臣、重臣了。
這樣的狀況，事實上已有幾年了。蔣經國早已不復當年在救國團、在行政院時期那樣的上山下海，探訪民瘼，結識民間多為布衣寒士的好友。
自從他就任總統以後，蔣經國的身體已大不如前。從第一任總統任期時所患嚴重眼疾的白內障，使他一度眼睛失明，只能靠秘書讀報、唸公文的方式，處理國事，以致到第二任總統任期，腳部的不良於行，使他只有躺臥在床，在病榻上治國。
身為台灣最有權力的頭號人物，他自知來日不多，他必須要與時間賽跑，要以有限的時間，完成如此重大的改革，本來就非易事，最重要的是他身體不行，許多事不能自己親自督導執行，就必須仰賴自己信得過、又有能力來執行這些重大改革的幹部。
他的腦海中，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李煥。這位曾經與他一起創辦救國團，還經常得到蔣經國耳提面命式教導、在蔣經國時代來臨的1970年代，曾身兼國民黨中央組織工作會主任、革命實踐研究院主任與救國團主任三大要職、被視為蔣經國最倚重幹部的李煥，的確是在那個時候，能夠擔負台灣民主開放大任的不二人選。
為此，蔣經國從1987年初開始，就告訴李煥，要他準備接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長。可是，李煥的反應，是出奇的冷靜與堅定。他告訴蔣經國，自己過去曾經在黨部工作很長的時間，當時也有許多的付出與努力。然而，結果卻不是如此，他認為過去在黨務工作上的經驗與失敗，自認並不適合從事黨務工作。他很滿意現在教育部長的工作，這是他教育專業的本行，做起來有目標、有方向、有成就。他很委婉的拒絕了蔣經國的好意，希望蔣經國能同意他繼續留在教育工作崗位上，為國服務，他就很心滿意足了。
李煥這番話，或許是肺腑之言，不是做作。但是聽在用人孔急的蔣經國耳中，卻並不以為然。
當時擔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長的是馬樹禮。馬秘書長為人正直，頗具有早年受人敬重黨工的特質。蔣經國是在1985年2月，台灣發生十信案件，時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長的蔣彥士不幸牽涉在內，不久遭到撤換。蔣經國特別徵召長年在日本，擔任駐日代表的馬樹禮返國，接任秘書長的職務。
馬樹禮在兩年半的秘書長任內，給人的印象，總是沈穩有餘、開創不足。
所以，在這個需要開創的時候，撤換馬樹禮，改由李煥接任，應是最合適的安排。
李煥雖是百般的不願意，在這個時候重返黨部、重做馮婦，不過，對於蔣經國來說，除了李煥，他已無其他人選可用。他不惜三番兩次找李煥談話，向他分析為何在這個時候，非要用他擔任秘書長的必要。蔣經國清楚的將政治的民主開放，做為解嚴後，必須要推動的重要配套工作。這個工作除了李煥以外，已沒有第二適合的人選，足以擔當這個重任。蔣經國甚至不惜以共創歷史相勉，盼望打動李煥，同意出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長。
然而，這一次李煥似乎是抱著鐵硬的心腸，不管蔣經國說什麼，他就是委婉的希望蔣經國另尋高人，不願再度回到曾讓他跌倒的黨部，觸動他內心的傷痛。
說到最後，蔣經國不得已，拿出了師長的威嚴，要李煥服膺他的命令，因為在國家需要的時候，是沒有個人意願可言，唯有服從長官的命令。
李煥看到臥病在床的蔣經國，還為了國事憂心，真的感覺於心不忍。想到自己打從民國33年在重慶報考中央幹部學校，開始追隨蔣經國，就是深受蔣經國無私的精神所感召，而決定永遠的追隨他。李煥自己一生的事業，幾乎每個工作都是蔣經國所安排。他對蔣經國是絕對的服從，在蔣經國前面，他是無我的，更何況蔣經國在病榻上治國的晚年，他怎能違逆他的命令呢？
就這樣，1987年7月1日，李煥奉命接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長，當時臺北新聞界紛紛以頭條新聞，報導這個重要的任命，甚至還有許多報紙不約而同的都說：「蔣經國終於打出了手上最後一張的王牌」！
可是，對李煥個人而言，離開了他所熱愛的教育工作，使得原本已規畫完成、水到渠成的十二年國教，竟因此推遲了27年，而實施的辦法卻早已偏離李煥當年親訂的免試、免費、自願的基本原則，結果不但沒有人認為十二年國教是政府的德政，反招致整個社會的反對，民怨四起。九泉之下的李煥，若是有知，應該會有許多的感慨。

蔣經國最後的三大心願
發表秘書長新職四天後，蔣經國特別在總統府召見李煥，當面交代他三項重要工作：

一. 黨務要革新；
二. 政治要民主；
三. 國家要統一。

這三個工作要點，或許可以認為是蔣經國生前最後的遺願。因為，半年後，蔣經國就過世了。他交代李煥的這三件事，應該就是他臨終前，心中念茲在茲的最大心願（請參閱「追隨半世紀」書中第247頁）。
1987年7月15日，政府正式宣佈解除解嚴，同時宣佈解除黨禁與報禁。從這一刻起，台灣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
為了因應解嚴後所面臨的新政治局面，並執行蔣經國所交代的三項重點工作，李煥召集了三位副秘書長，做了以下的分工：
首席副秘書長宋楚瑜負責開放大陸探親事務的規畫：
高銘輝副秘書長負責地方自治法治化，就是省市首長開放民選的問題；
馬英九副秘書長負責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就是國會改革的問題。
有了妥善的安排，李煥也感到十分振奮。畢竟，在面臨台灣政治新局的關鍵時刻，能親身參與，並主導新局的發展，總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

開放老兵返鄉探親，打破「三不政策」
1987年11月2日，在蔣經國的指示下，政府決定開放老兵返鄉探親，打破了兩岸幾近40年的隔絕與隔離，也為國家的統一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同時自己打破了當初一再堅守的「三不政策」，可說意義更為不凡，代表一個嶄新的時代，已然來到。
正當這一切的發展，都在按步就班的穩健規畫下，朝既定目標前進時，沒有想到蔣經國的健康會在此時發生急劇的變化。
本來，以蔣經國的情況，若是保養得宜，經常維持輕鬆愉快的心情，應該可以再拖個兩、三年，不是太大的問題。
然而，就在1987年12月25日，適逢行憲紀念日，依例國民大會在臺北市中山堂集會，邀請總統蒞會致辭。
當天蔣經國精神不錯，決定親自參加。他穿著西裝領帶，坐著輪椅來到會場。
在行禮如儀之後，大會主席恭請蔣經國致辭。
就在蔣經國正要開口說話時，坐在中排的民進黨國大代表突然有計劃的拉開白布條、跳上座椅，高呼：「國會全面改選」、「打倒萬年國會」等口號，會場一時紛亂騷動，有人拍桌叫罵，有人推倒桌椅，會場亂象與理應莊嚴的行憲紀念，顯得無比矛盾。
坐在輪椅上的蔣經國，這是他有生之年第一次面對民進黨人士的粗暴抗爭。他無力的勉強抬起脖子，凝視著前方發生的這一幕，口中似乎在喃喃自語：
「我為你們做了那麼多，你們還不滿足，為什麼要這麼對我呢？」
是的，從1986年9月28日民進黨正式組黨，當晚警備總部請示蔣經國是否要抓人。
蔣經國嘆了口氣，揮揮手，表示算了，由他們去，不必抓了。
九天後的10月7日，蔣經國又親口宣佈即將解除戒嚴。
然後，包括政治的全面民主開放與中央民意代表的全面改選，都早已組織了專案小組，正在積極研擬辦法，逐步實施中。
因此，在蔣經國的心中，認為你們（指民進黨）的要求，我幾乎都已照辦，你們還有什麼不滿足？為什麼還要在國家如此重要的集會場合公然「鬧場」，給政府難堪，有必要嗎？
懷著這樣不解與失望的心情，蔣經國坐在輪椅上，滿臉的倦容，沈重的國事壓力，幾乎使他的脖子抬不起來，無神的雙眼望向遠方那些正在大鬧現場的民進黨國大代表身上，對於他們不能共體時艱、不能支持他的民主改革，心中的痛苦是不可承受的重。
據接近蔣經國身邊的黨國大員事後的認知，民國76年12月25日的民進黨國大代表大鬧行憲紀念日會場，的確對蔣經國的心情造成了很大的傷害。之後的十餘天，直到蔣經國過世，他的心情都處於低潮糾結之中，幾乎可以說是鬱鬱以終。

吐血而亡，沒有交代身後的權力安排
話題再轉回1988年1月13日下午，最先是行政院俞國華院長在一點半左右，接到蔣孝勇（蔣經國的三子）從七海官邸打來的緊急電話，要俞院長盡速趕到七海官邸，而且提醒他要從正門進入。蔣孝勇並沒有在電話中提到蔣經國病危，只是要俞院長立刻趕來。
俞院長接到電話，立即驅車在兩點鐘趕到了七海官邸，並從正門進入官邸，看到蔣孝勇獨自著急的坐在客廳中。
蔣孝勇見到俞院長，迫不及待的告知蔣經國病危，大量吐血，從口、鼻冒出許多鮮血。醫生正在官邸後方的蔣經國臥房中急救。夫人蔣方良平日身體也不是很好，此刻則在蔣經國的身邊，陪伴已經垂危的丈夫。
俞院長在瞭解情況的嚴重後，只有默默的在客廳中等待消息。
不久，同時接到通知的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李煥、總統府秘書長沈昌煥、參謀總長郝柏村、總統府副秘書長張祖詒與官邸秘書出身的故宮博物院院長秦孝儀，還有副總統李登輝都陸續趕到，大家都焦急的在客廳中等待消息，盼望能有奇蹟出現，讓蔣經國的病情轉危為安。
不過，奇蹟並未能如願出現。下午三點五十分，蔣經國的心臟停止了跳動，嚥下了最後一口氣，與世長辭。
從此，蔣經國時代正式結束，走入了歷史，也結束了蔣家父子兩代對臺灣四十年的統治。
然而，蔣經國留給台灣人民的，卻是一個走向民主開放的社會，也開啟了與大陸的交流，還有實質極為豐盛的經濟遺產，包括政府零負債、外匯存底高居世界第二（僅次於日本）、經濟發展名列亞洲四小龍之首，如此一個漂亮的成績單！
不過，最大的遺憾，他對身後黨、政、軍權力的具體安排，沒有任何的交代。也因為如此，演成「後蔣經國時代」國民黨內主流、非主流的激烈政爭與鬥爭，加上黑金政治當道，國民黨的式微與沒落自是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