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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從「崇道尚賢」的先秦開始，經歷「懷憂喪志」的魏晉南北朝、「行禮如儀」的隋唐、「自我作古」的兩宋，然後成為「務實圖功」的明清，最後終於「利慾薰心」而「與世偃仰」的民國，中間是如何發展與轉折的呢？
王世宗教授繼《東方的意義：中國文明的世界性精神》之後，再次針對中國史的意義與精神撰寫專著。本書的特色在於對中國歷史發展提出深刻且獨到的見解，依據朝代劃分章節，從文明起源、三代、春秋戰國、秦、漢......一直談到明、清、民國，用超然的筆法，書寫各個朝代的文明發展與歷史意義。附錄談到成語的濫用、誤用，其原意與現今被世人所誤解的用法相去甚遠，也呼應了中國文化的轉變與沈淪。
作者簡介
王世宗，英國里茲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著有《文明的末世：歷史發展的終極困境》、《東方的意義：中國文明的世界性精神》、《古代文明的開展：文化絕對價值的尋求》、《必然之惡：文明觀點下的政治問題》等書。
序
獻 給
所有為追尋生命意義而受苦的靈魂
寫一部「中國通史」從來不是我的志願，但這竟是我所不能罔顧的義務，人生的責任若非天命，誰須勉強為之，而所謂勉強其實不是心有不甘卻是盡力以赴，由此可知，稍感可為即當有為，雖然其事未必是當務之急。
數年前，當我深覺必須為文闡釋東方文明之義時，撰述中國歷史便成無可迴避的事，但因其業並非立言之至，故我改以解說中國的道學（真理觀）為務，於是乃有《東方的意義》一書問世。如此，我想我的「中國因緣」可以了結，隨後「世界」超越「天下」又成我的論道範疇，由是《文明的末世》產生，東方西方都已消失殆盡。在「入境問俗」的任務將除之際，我欲有「天何言哉」的宣告，這即注定事情不能就此打住，因為「人不學不知道」而「天不說誰知道」，若我所知無誤則我所輕者當非微不足道，何況替天行道不得知足，淑世者只能愛世，所以「可為終於有為」，是謂「事在人為」。然後，《中國歷史通釋》一定要出現，這不涉及我的好惡，卻關乎祖先「蓋棺論定」之事，但願前人苦難的遺訓因此顯示、天道不虛的真相可以應驗，而中國的文明使命既了，天下太平與世界大同的奢望與之俱滅，中肯的知識乃有眉目。
歷史既是往事、更是往事的解釋，往事往往不堪回首，往事的解釋則大有可為，因為人性醜陋，其所為充滿罪過，但人具理性，所有不好的事蹟一旦化作知識即為有美無惡；這不意味解釋歷史應當隱惡揚善，而是表示知道真相使人超越現實，從此錯誤變成可貴之物，它以痛苦的代價服務於求學者，且以合理的啟示拯救被世間錯誤折磨的天真心靈。
歷史是人類整體的記憶，而凡人大都只關心自己，因此沒人可以忽視歷史，但了解歷史的人無幾，正如自尊者比比皆是，自省者則寥寥可數。人類自有共通之處，但人際差別亦復不少，自我認識有賴認識他人，歷史或許是人的夢魘，逃避惡感卻是自欺欺人，所以歷史是人人必須面對的大我，任誰都不能準備好迎接它，而它也不會對你因材施教或等候你主動親近。這即是說，沒有人真正喜愛歷史，而錯愛歷史的人卻很多，凡夫總以自我肯定之心讀史，只因「上友古人」的可能性（可行性）極大，故歷史始終流行於世。事實上，歷史是人對一切之所知，此即歷史是人可能知曉的真理信息，有人反對求道，但無人反對求知，反對求道是因不信真理，反對求知亦是一種知識立場，而求道其實是求知，所以歷史由不得你高興不高興必是你依附及貢獻的對象（有若人之於生死）。
歷史絕不討喜，中國歷史更令人痛苦，因為中國文明的現實性既強，其歷史乃富有人性表現，情理衝突處處可見，似乎世上原罪在此作用最烈，雖然中國史上並無原罪一說。緊張使人痛苦，而緊張是「不一致」的感受，中國歷史頗多矛盾對比之況，故其學者若不將之盡付笑談，便常有不忍卒讀之困；易言之，中國的讀史者特需精神力量，否則不陷於憤世嫉俗、玩世不恭，即淪為世故老成、俗不可耐，確是激濁揚清之變。中國是四大古文明中最晚出者，然而中國文明的起源極為神秘，其歷史且持續最久，在風格上也與眾不同，最後它成為東方的代表，實有不可忽略的研究價值。正是因此，探討中國歷史所致之苦有如分娩之痛，乃是上天對於有志者的最佳壓迫，必有後勁，且甚可期。
中國文明延續長久但改變不大，其過程不可謂平凡，然創發突破幾無，似乎歷史一早安排已定，於是智者認命從事而愚者默默行事，唯有逐鹿英雄自以為造就時勢。中國的政治多有殘酷之情，中國的文化卻幽雅清恬，二者關係緊密更顯世道澆薄、人心險惡，尤其文士屢受武夫迫害，是非因以強弱分別，治史的要務竟成臧否人物，史筆的道德化其實反映史事的野蠻，可不悲歎哉。以歷史大勢而論，中國的政治愈來愈獨裁、中國的經濟愈來愈興盛、中國的社會愈來愈平等、而中國的文化愈來愈庸俗，四者同時發展，其傾向證明中國文明既早熟且早衰，可謂長期墮落。政治獨裁化與社會平等化均是由於貴族沒落，菁英主義的式微與真理探索的失敗是文化庸俗化的原因，而經濟興盛是物力開發的自然成果，此乃歷史常態，卻於社會與文化的大眾化有推波助瀾之害；政治獨裁是粗暴的、經濟興盛是勢利的、社會平等是普通的、文化庸俗是無知的，整體所示是精神文明的頹廢或是心靈物化的危機，難怪獨裁政治強化之時民主勢力也漸長，因其共同動機乃是人性的自私。
政治不應追求權勢（以力服人）、經濟不應追求享受（玩物喪志）、社會不應追求解放（無法無天），然則政治獨裁、經濟興盛、社會平等皆非進化，因為此三者均以人慾為主而缺乏目的與意義，故其歷史發展沒有「功德圓滿」可言。相對於此，文化是求道事業而有其極致之境（止於至善），所以史上的文化成就可以「盛世」名之。中國的文化盛世是春秋戰國時代，其次是兩宋，春秋戰國是政治亂世而宋朝是貧弱的國家，可見文化與政治的關係不是善緣；中國文明所以自古至今長時敗壞，殆與政教互動太密有關，雖然學仕交通也是中國文治得以維持活力的關鍵。不論如何，中國文化一路沈淪的事實使近代（明清）成為中國最乏教化的時期，亦使外國——尤其西方——對於中國文明誤解甚深，而中國民眾也不免因此錯認自己的歷史，此種數典忘祖之過確為現代漢人的厄運，其矯正實有賴於「中國為文化上邦」一義的溫習。
物質文明的發展大勢舉世皆同，精神文明則為民族差異的關鍵，故中國歷史不同於西方之處以文化最著，政治次之，社會與經濟則非重點，軍事更不足為訓；蓋經濟的物質性自不待言，社會是集體求生的環境而「民以食為天」，所以社會的物質性亦強，至於政治，因與文化關連密切且具大公之度，乃富有精神性。文明是人道創作，於此人性作用愈大則成績愈微，天性的發揮實為文明提升之所恃，因為人性是物性而天性是神性，靈魂不進則退，所以歷史演變非善即惡，絕無停滯之相。中國文明「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其歷史困境乃特多且鉅，由於思想「不盡合理」，是非混淆與天人交戰的問題叢生，「真理越辯越明」的說法所以盛行即是因此，而其實正證實事實不然。中國的政治充斥著不義，正邪對抗嚴重一情便呈現中國文化「上不去下不來」的窘態，是以權臣、宦官、外戚、藩鎮屢屢亂政，而長城修築、吏胥用事、文字獄、酷刑、避諱、朝貢等事都表現統治者的狂妄暴虐，閹人、婢妾、小腳、薙髮、鴉片、雜耍、迷信（如淫祀、厚葬、冥婚、相命、風水）諸惡則暗示儒家教育的失敗，如此「上下交相賊」透露「一個願打一個願捱」的全面愚昧，中國政治的黑暗顯然與中國文化的失誤息息相關。即因中國文化「方向正確但層次不高」，故其菁英主義難以保持穩固、而其愚民政策難免誤入歧途，難怪「愚忠愚孝」成為中國的特產，似乎中國人只是偏執而不固執。
中國文明精神原與任何文明一樣，皆是以人文主義為本，蓋文明發展的根基是「人為萬物之靈」，由此上達即有「天人之際」的探索、下達則陷於「人獸之間」的心態，君子與小人之分正由此生。就思想境界而言，春秋戰國已達天人之際，然而上帝觀念終究未能形成，所以秦漢以下「為學日益、為道日損」，天道信仰式微而人道主張愈甚；但因凡人總需神聖之感，故魏晉以後宗教興起，儒家既不能宗教化，玄學清談乃代之而起，然佛教與道教終成信仰主流，中國的「異化」開始出現；至隋唐時代，儒學已經教條化，人文主義轉趨人本主義，文藝創作有成而知識卻呈偏枯，於是唯心主義產生，理學以「存乎一心」之道自強，一時思想大振；宋明理學既然拋棄傳統儒學的理想主義，個人式的真理觀必定現實化，而現實化必定物質化，所以清代學術以「經世致用」為旨，經驗主義達於極盛；此一趨勢與西方近代文化取向相符，加以列強來襲所致之富國強兵改革風氣，清末至今中國的思潮更趨於功利主義，使得正統道理在「現代化」運動下幾乎傾覆。如此，中國與西方文明相較，既有所不及且缺乏變化，但因世俗化或大眾化為舉世共業而盛行於今，竟使中西有殊途同歸的結局，彷彿其高下之別已無實質意義；然而現代中國「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能力與效果頗佳，其以此復興乃至稱霸天下的意念強烈，這一方面激發中國的自尊，另一方面卻使其減損自覺，總為自迷。易言之，中國文化從崇道尚賢（先秦）出發，經歷懷憂喪志（魏晉）、行禮如儀（隋唐）、自我作古（兩宋），然後務實圖功（明清），終於利慾薰心而與世偃仰（民國）。
整體而言，中國是一個道德世界，這不意味中國民族極其善良，而是表示中國文化以「仁」為宗，其極致超越「美」而臻於「善」卻未達「真」；然知識是道德與藝術的源泉、而現實不如理想美好，所以中國君子常受困於道德問題，凡夫俗子則恆受限於禮教規範，悲情似為國格。在此痛苦之下，中國人一方面尋求生命的解脫（不圖永生），另一方面追求現世的成就（沈溺功名），所以佛教流行的同時，爭權奪利之事絲毫不少，「達則儒家、窮則道家」，人生總在進退兩難之間「順其自然」。這樣的社會是心性修養的勝地，故中國的賢人多是「聖之任者」，其精神虔篤非比尋常，而中國的老百姓則富有忍耐力，雖然逆來順受的態度未必有理。苦中作樂的文化（例如中國菜的立效）是悲觀而積極的態度，中國之可敬若非在於其智便是在於其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中國解惑的學問雖不極高明，但中國處約的韌性卻甚驚人，如此自力更生的薄命若非可敬便是可憐，而可憐在可悲之外猶有可愛之處。
近代真理信仰衰微，故傳統史學論道之風如今已滅，「後現代史學」重視個人感受的表達，這使治史的意義大失，甚至有適得其反之虞。原來史學的惡化並非突然，自科學革命與工業革命興起之後，所謂「社會科學」開始盛行，於是史學以人文學之身投靠社會科學，物質主義的史觀逐漸當令，史料考證的重要性凌駕史事解釋，歷史愈來愈成一種專業而乏通識。人性重物輕心，物化的理論不期而與俗見相合，於是專業的史學隨即變成大眾的史學，歷史探討雖因此大受歡迎，但其知識素質也深受輕忽與貶抑，誠然得不償失。自十九世紀以來，理性不為人所重的程度漸增，經驗與感性的重要性則日長，而理性為一貫之由、經驗與感情則因人而異，所以大眾史學又與個人史學並進共榮，歷史知識的完整性益加瓦解分裂，終至於史學成為庸俗、平淡、瑣碎、簡易的課題，其價值唯有憑藉學者「敝帚自珍的雅量」支撐。
歷史是人類文明進化的事蹟，其義乃基於「時間的延續性」與「空間的統一性」而出，此即史識是以時間感認知往事所致，而史論的正確性是以概念的全面性評判，缺乏脈絡及體系的歷史觀點必為偏見，此為史學常有的「見樹不見林」窘況。當今多元主義盛行，歷史成為讀者作主的學術，史學的局部化與片面化已是常態，如此「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飲」的意義從「有為有守」變作「自由自在」、「舉一反三」的想法從「一以貫之」變作「和光同塵」，治史小題大作未能「異中求同」卻成「以管窺天」。現代史學使所有人的個性可以合理化，而個性化的史學使一般人以今非古，「鑒往知來」的史學希望從此破滅，「活在當下」的人生態勢因此蓬勃；既然大我與小我的關係已由「主從」改為「群己」，而個人主義反對「社會重於個人」，所謂「整體大於部分的總和」於今乃是「唯我獨尊」的本位思想。要之，史學是總體學問，人雖可自外於知識，卻無法獨立於歷史之外，不正視史學無異於自我蒙蔽，當知「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凡人常以情感（認同感或歸屬感）讀史，其患不是「不對」而是「不足」，蓋理優於情，以情求知可能維持興趣、卻將導致曲解，初學者因喜好而治史，此為良緣，但長此以往則成惡緣，不可不慎。史學向為政治教育的要目，民主政治興起以後其勢依然不變，但貴族政治強調道統而大眾政治主張自決，一公一私，殊異甚明；正因民主之道常破除一統而趨於分化，國家在民意轉變時，歷史教育所擁護的觀點也隨之丕變，其見往往「濟弱扶傾」而挑戰權威。如今中國歷史是否重要或重點為何，極受輿論左右或民情影響，彷彿史學不具本質真相與永恆價值而僅是政治的工具，此一變局及其錯誤唯有經由治史乃能察覺，可見史學本是超然的致知路數。
作者所以著述此書，自有生命境遇之為由，然其終極關懷實在於天道，弘揚中華文化不是我的初衷，宣示政治立場更非我的本意，任何追求真理的學子都不可能誤會我的用心。「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事過二三千年，孔孟時代的亂象至今猶存，教育顯然無效、傳道顯然無功，但教育的意義與傳道的德澤仍然浩大，「意在斯乎！意在斯乎！」臺灣原非華夏的領域，後來進入中國的版圖，又從而離開，其後再度「重歸祖國」，反以中國文化正統所在自居，現在臺灣人民卻頗有獨立建國之意，此一時也、彼一時也，世事滄桑，情有驟變。作者立足臺灣而胸懷宇宙，其學躍島登天，不求同情而要同感，然所務迄今未獲共識，反對者多而支持者少；惟其障礙並非源於愛鄉或愛國的紛爭，而是來自愛己或愛世的衝突，亦即超越性真理的主張惹人嫌惡，道德性準則的提倡令人不悅。不幸者，多元主義是當代顯學，臺灣民眾以此可能熱愛中國、更可能熱中立國，雖有可能注意全球、卻不可能開展世界；因此，作者藉由中國歷史闡繹天理的建言，必得咎於臺灣論者（愛鄉者）、中國論者（愛國者）、以及多元主義者（愛己者）。這樣的事在文明末世實為常情，但我期期以為不可，即使如今淑世已無可能成功，淑世的必要何曾稍減，若人未嘗「就有道而正焉」，則「知我者，其惟《中國歷史通釋》乎！罪我者，其惟《中國歷史通釋》乎！」
王 世 宗
臺北花園新城挹塵樓2018年5月
目次
自 序
第一章 中國文明的起源
第一節 史前進化歷程
第二節 古史傳說的意義
第三節 中國文明的神秘性與特殊性
第二章 三代的演變趨勢
第一節 夏朝的歷史定位
第二節 商朝的文明層次
第三節 周朝承先啟後的角色
第四節 三代的傳統及其變遷
第三章 春秋戰國：中國古典文明的建立
第一節 春秋戰國時期的歷史特質與重要性
第二節 政治霸業與國家統一
第三節 諸子百家與中國文化取向
第四章 秦朝：中國統一的初步實驗
第一節 秦朝政治規劃的帝國精神
第二節 秦政失敗的文化意義
第三節 秦代的歷史遺緒
第五章 漢代：中國傳統的確立
第一節 漢朝政治與中國確實的統一
第二節 漢代文化與儒家主流地位的成立
第三節 漢代的傳統性與獨特性
第六章 魏晉南北朝：中國文化發展的挫折
第一節 魏晉南北朝的政治亂象及其歷史意義
第二節 魏晉南北朝的文化取向及其精神困境
第三節 魏晉南北朝的中古性
第七章 隋唐帝國：中國文明的重整與轉變
第一節 隋唐政治的傳統性與新趨勢
第二節 隋唐文化的轉型性風格
第三節 隋唐的歷史定位及其迷失
第八章 兩宋：中國歷史的古今分野
第一節 宋代政治與中國本位立場的形成
第二節 宋代經濟與中國近世社會的定型
第三節 宋代文化與中國道統的中衰
第九章 元朝：文明的失敗與中國的淪替
第一節 蒙古統治與中國文明的迷亂
第二節 異族政權下的中國傳統進展
第三節 元朝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
第十章 明代：世俗化與中國文明的衰敗
第一節 政治現實性的加劇與明朝官紀的惡化
第二節 物化趨向與明代世風的俗氣
第三節 思想僵化與明代學術發展的困境
第十一章 清朝：異族統治與中國的改變
第一節 滿清政權對中國定位的衝擊與影響
第二節 清代文化所反映的中國歷史衰勢與變局
第三節 晚清的新中國觀念及其迷失
第十二章 民國：中國文明歷史的終結
第一節 中華民國的處境與去向
第二節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追求與失落
第三節 民國歷史與文明末世
附 錄：從成語濫用的現象論中國文化的沈淪
課題索引
第一章 中國文明的起源
第一節 史前進化歷程
第二節 古史傳說的意義
第三節 中國文明的神秘性與特殊性
第二章 三代的演變趨勢
第一節 夏朝的歷史定位
第二節 商朝的文明層次
第三節 周朝承先啟後的角色
第四節 三代的傳統及其變遷
第三章 春秋戰國：中國古典文明的建立
第一節 春秋戰國時期的歷史特質與重要性
第二節 政治霸業與國家統一
第三節 諸子百家與中國文化取向
第四章 秦朝：中國統一的初步實驗
第一節 秦朝政治規劃的帝國精神
第二節 秦政失敗的文化意義
第三節 秦代的歷史遺緒
第五章 漢代：中國傳統的確立
第一節 漢朝政治與中國確實的統一
第二節 漢代文化與儒家主流地位的成立
第三節 漢代的傳統性與獨特性
第六章 魏晉南北朝：中國文化發展的挫折
第一節 魏晉南北朝的政治亂象及其歷史意義
第二節 魏晉南北朝的文化取向及其精神困境
第三節 魏晉南北朝的中古性
第七章 隋唐帝國：中國文明的重整與轉變
第一節 隋唐政治的傳統性與新趨勢
第二節 隋唐文化的轉型性風格
第三節 隋唐的歷史定位及其迷失
第八章 兩宋：中國歷史的古今分野
第一節 宋代政治與中國本位立場的形成
第二節 宋代經濟與中國近世社會的定型
第三節 宋代文化與中國道統的中衰
第九章 元朝：文明的失敗與中國的淪替
第一節 蒙古統治與中國文明的迷亂
第二節 異族政權下的中國傳統進展
第三節 元朝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
第十章 明代：世俗化與中國文明的衰敗
第一節 政治現實性的加劇與明朝官紀的惡化
第二節 物化趨向與明代世風的俗氣
第三節 思想僵化與明代學術發展的困境
第十一章 清朝：異族統治與中國的改變
第一節 滿清政權對中國定位的衝擊與影響
第二節 清代文化所反映的中國歷史衰勢與變局
第三節 晚清的新中國觀念及其迷失
第十二章 民國：中國文明歷史的終結
第一節 中華民國的處境與去向
第二節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追求與失落
第三節 民國歷史與文明末世
附 錄：從成語濫用的現象論中國文化的沈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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