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尊明」到「奉清」：朝鮮王朝對清意識之嬗變，1627-1910

一部近三百年的清韓宗藩關係史，
正是朝鮮王朝由「尊明貶清」到「尊明奉清」的演變史。

西元1637年，歷經南漢山城盟約之後，朝鮮成為清朝的藩國，雙方關係被視為「典型的朝貢關係」。但秉承「尊華攘夷」儒家觀念的朝鮮，在明、清朝代更迭中表現得非常強烈，只認同明朝為中華，把清朝視作夷狄，且自稱「小中華」。這種思想的交鋒如何影響朝鮮對清朝的態度？以及，朝鮮又如何在「北學派」興起後，逐步改變對清朝的看法？

本書是作者十餘年來清代中朝關係史研究的薈萃之作。全書分上、下兩編。上編八章，將政治史、思想史與外交史結合起來，選取一些關鍵性專題，如「小中華」思想、箕子崇拜、關王廟、「復讎雪恥」理念、丁未漂流人事件等，共時性地揭示了朝鮮對清觀由「尊明貶清」到「尊明奉清」的演變。

下編六章，以朝鮮燕行使洪大容、「北學派」人士 、洪良浩、李尚迪、朴珪壽、金允植等與清人交往的情況，歷時性地考察朝鮮對清觀的嬗變。在思想觀念上，儘管朝鮮長期堅守「尊明」理念；隨著現實的變化，朝鮮漸漸將「貶清」變成了「奉清」，近代仰仗清朝去對抗西方與日本的侵擾，正是典型的體現。

孫衛國

1998年獲南開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2001年獲香港科技大學哲學博士學位。現任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日文研）訪問教授。曾任韓國高麗大學、美國哈佛燕京學社、香港城市大學、臺灣大學等高校訪問學者。主要研究中韓關係史、中國史學史、明清史。主要著作有《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明清時期中國史學對朝鮮的影響》、《王世貞史學研究》；譯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明清史研究》、《世鑒：中國傳統史學》；整理《鄭天挺明史講義》；合著《康熙皇帝大傳》等書。

緒論（摘錄）

本書緣起與旨趣

2007年，本人所著《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朝鮮王朝尊周思明問題研究（1637-1800）》一書得以出版，上文已提及。此書乃是本人在香港科大博士論文基礎上修訂而成的，初稿完成於2001年元月，2003年春將修改稿交給出版社，歷經波折，一直等到2007年十一月才最終正式出版。在等待出版過程中，本人於2004年七月，申請到一項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題為「清代中朝學術文化交流史研究」，乃是在博士論文基礎上，繼續進行研究。博士論文論題中心，是朝鮮王朝尊周思明問題，實際上關注朝鮮王朝在臣服清朝最初百餘年內，政治與軍事上，朝鮮雖不得不臣服清朝，但文化心態上以「尊明」旗號，抗拒清朝的影響，故而核心是朝鮮王朝的「尊明反清」問題。事實上，在近三百年清代中朝關係史上，清朝向朝鮮不斷施恩，採用德化政策，朝鮮一點點放鬆思想，慢慢被「感化」。在這個過程中，朝鮮思想界出現了許多爭論與抗拒，但最終隨著洪大容的燕行，以及他與浙江三士交往的傳奇，在朝鮮士人中間廣泛傳頌，成為朝鮮燕行使不斷效仿的榜樣，終於開啟了一個全新的中朝學人的大交往時代。探討這種關係的變化以及彼此交往的情形，正是本人所申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核心問題所在。2008年又申請到復旦大學「985」二期研究項目「清乾嘉學派對朝鮮北學派的影響與交流研究」，也是社科基金項目相關的部分。2012年，社科基金項目已經結項，本書即是在結項報告基礎上，進一步修改完善而成的，乃是著重探討朝鮮從「尊明反清」如何過渡到「尊明奉清」，以及乾嘉以後兩國學人彼此交往情形的演變。或許某種意義上，本書可以視作《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一書的姊妹篇吧。

本書乃是在專題研究基礎上而形成的，全書分上、下兩編。上編「朝鮮王朝對清意識之面面觀」，共八章，多重層面討論朝鮮王朝對清意識之演變。朝鮮王朝「小中華」思想，是近年來中韓學術界研究中朝關係史關注的中心問題之一，也是闡釋清代中朝關係演變的關鍵問題。但是對於這個詞何時出現、思想的內涵與演變如何，在中外學術界並未有十分明確的論定。依筆者考證，「小中華」一詞，最初是統一新羅時期，由佛教創立。宋代時期，就已經被中朝雙方廣泛接納，宋朝將接待高麗使臣的館舍命名為「小中華館」，高麗也以「小中華」自居，但是其思想上的內涵還很模糊。朝鮮王朝時期，隨著性理學的發展，與對明朝政治上的臣服和文化上的皈依，「慕華」成為朝鮮「小中華」思想的根本。而朝鮮王朝後期被迫成為清朝的藩國，政治上與軍事上的被迫臣服，性理學對政治的影響以及現實利益的考慮，「尊攘」思想、即「尊周思明」、「尊明攘清」成為朝鮮後期「小中華」思想的核心，因此左右著朝鮮後期對清意識的發展。故而本書以〈朝鮮王朝「小中華」思想的核心理念〉作為第一章，為全書論述奠定基礎。

接著兩章〈檀君朝鮮與箕子朝鮮歷史的塑造〉、〈朝鮮王朝關王廟創建本末與關王崇拜〉，選取兩個重要問題：朝鮮王朝箕子崇拜與關王崇拜，亦是與朝鮮王朝「小中華思想」密切相關的兩個重要問題。朝鮮王朝初期，朝鮮認同明朝是中華，並把朱元璋賜李成桂國號朝鮮，比附周武王封箕子於朝鮮，因而有明一代，朝鮮王朝一直信奉箕子朝鮮。不僅祭祀箕子，編修有關箕子朝鮮的史書，還有人自認為箕子的後人。與此同時，對於始祖檀君傳說，則多斥之為荒謬不經。隨著歷史變遷，清朝取代明朝之後，朝鮮自認為保存「中華」一脈，視清朝為夷狄，自主意識增強，檀君信仰漸漸有所恢復。而近代以後，隨著大韓帝國日漸衰落，並最終被日本吞併，在爭取民族獨立過程中，檀君最終取代箕子，成為韓國爭取民族獨立的重要象徵。在分析這一過程之中，我們看到對於歷史與傳說的選擇，真正歷史面目並不重要，而是後人認同的需要，決定著大韓民族對於根基歷史的認識。朝鮮的關王崇拜，乃壬辰倭亂時期（1592-1598），明朝將士傳入朝鮮半島的，當時明朝將領建立了數處關王廟。戰爭結束後，明朝將領撤歸，朝鮮半島上的關王廟一度荒廢，後來隨著朝鮮崇明反清思想的瀰漫，朝鮮半島上的關王廟崇拜，被朝鮮君臣接納為尊周思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朝鮮國王從顯宗開始，不斷去參拜關王廟，並漸漸將明朝遺留下來的關王崇拜，納入朝鮮王朝自身文化的重要部分。在關王廟崇拜之中，不斷「刻上」韓國的標誌，最終成為韓國文化的重要部分。這兩章從思想史層面，探究朝鮮王朝「中華思想」內涵，實際上關注的核心論題是，朝鮮王朝對清的認同問題。

第四、五兩章〈入關前清與朝鮮關係的演變歷程〉和〈清朝對朝鮮王朝宗藩政策的演變〉，回到清韓關係史具體問題上，從清朝角度來討論彼此關係的演變。儘管清代中朝宗藩關係研究已經相當成熟，但學術界大多注重軍事和政治層面的研究，很少從思想史層面進行討論。本專題關注政治層面問題的同時，更注意從思想與認同層面，去探討雙邊關係的特質。無論是探討薩爾滸之戰和清入關前後與朝鮮關係的變化歷程，還是在隨後二百多年雙邊關係的演變，都將彼此認同作為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進行討論。而且既考慮清朝對朝鮮宗藩政策的變化對雙邊關係的影響，又從朝鮮思想史的角度，探討其文化心態上的變化對雙邊關係的影響問題。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清代中朝宗藩關係的研究，使我們能更加把握清代中朝宗藩關係的獨特之處。這兩章乃是將政治史、軍事史與思想史結合起來進行論述的一種嘗試，從多重視角，試圖揭示更為豐富的歷史圖景。

第六、七兩章〈清初朝鮮之「復讎雪恥」理念〉、〈從丁未漂流人事件看朝鮮王朝尊明貶清文化心態〉。朝鮮王朝成為清朝藩國以後，長期以來有「尊明反清」的思想情緒，暗中進行崇明反清的活動，國王在昌德宮中建大報壇崇祀明朝皇帝，朝鮮儒林在萬東廟、明遺民後裔在大統廟分別崇祀明朝皇帝。在朝鮮暗中崇祀明朝活動之同時，對於清朝，儒林之中更有著一種強烈的「復讎雪恥」理念，瀰漫著相當長的時期，第六章討論這種「復讎雪恥」理念及其演變的歷程，這既是一個思想史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反映在雙邊認同層面上。第七章，透過闡釋1667年朝鮮對待臺灣鄭氏95位漂流人態度的變化，細緻分析這一個案，考察朝鮮士人崇明貶清的文化心態。這兩章表面上看，重在討論朝鮮王朝之「尊明」問題，但只限於口頭上的討論，遇到現實問題，不得不行「奉清」之實。「尊明」是朝鮮後半期思想意識的主流，似乎成為官方與士人意識中的底色。「貶清」則是與之相輔相成的另一面，但是當面對現實問題時，則有很多變化。1667年，時為康熙八年，林寅觀等95人被送往遼東的事件，正是一個典型事例。這是朝鮮首次真切地感受到南明的存在，看到95位穿著明朝的服裝來自臺灣的商人，帶著南明永曆的曆書，對於朝鮮人來說是一種難得的慰藉。從義理上考慮，從「尊明」的思想上著想，朝鮮理應將95人送還臺灣或者送到日本，給他們一條生路。但是經不住現實的考慮，採取「奉清」的行動，最終將他們送到遼東。但傳來全被處死的消息時，朝鮮君臣又陷入痛苦之中，最終採取各種辦法，試圖彌補內心的創傷。

第八章〈朝鮮王朝對清觀之演變〉，則梳理朝鮮王朝從臣服清朝以後，一直到最終被日本吞併，近三百年的時間中，朝鮮王朝對清朝稱謂用詞的變化，考察其對清文化心態的演變，進而呈現清代中朝關係親疏的變化及其背後的根源。從最初稱「清國」，用「胡」、「虜」等帶有貶抑性的詞彙，指代清人，到「北學派」人士肯定清朝掌握「周官舊制」，應該向清朝學習「利用厚生」之學，逐漸發生了改變。近代則一改原來的用詞，同明朝一樣，也稱清朝為「中國」，抑或稱「大清」，表達一種尊崇之意。這種對清用詞的變化，恰恰體現了朝鮮對清意識，由「尊明貶清」到「尊明奉清」的演變。

可見，上編關注的重心，乃從思想史與文化認同層面，抓住一些關鍵問題，共時性地考察朝鮮王朝中華觀與對清觀問題。其間有激烈的交鋒與碰撞，以多重視角，試圖說明朝鮮中華觀對其「尊明反清」與「尊明奉清」思想的影響，並以箕子朝鮮與檀君朝鮮尊崇的消長，對關王崇拜由漠視到熱衷的變化，朝鮮王朝對清稱謂用詞的變化等方面，揭示朝鮮王朝對清認同的演變。

下編「燕行使視野下朝鮮王朝對清意識的嬗變」，共六章，選取洪大容以後六個頗具代表性的個案，梳理清乾嘉以後中朝文化交流史的演變及其特徵。清代中朝學術文化交流史最重要的途徑就是使行往來，其實，在1765年洪大容來中國之前，儘管每年朝鮮都有數批使臣前來北京，但因為他們一直奉行「尊明反清」的思想，不願與清朝人交往，加上清初對朝鮮的控制也比較嚴，最初他們到北京後也沒有活動的自由，故而真正的學術交往並沒有展開。乾隆三十年（1765），洪大容隨叔父到了北京，他生平一直很想與清朝學人交往，終於在琉璃廠邂逅了來京參加會試的浙江舉人嚴誠（1732-1767）、潘庭筠（1742-?）和陸飛（1719-?）三人，一見如故。在北京隨後一個多月中，相聚七次，傾情相交，結下了生死情誼，從此開創了朝鮮學人與清朝學人交往的先聲，也打開了清代中朝學術文化交流史的大門。〈「北學」先驅洪大容與浙江三士〉，正是詳細分析了洪大容與清朝三士交往的經過、相互討論的學術問題、離別的情感及其深遠的影響。洪大容個人的意願恰好契合了時代的需要，也從此打開了朝鮮燕行使與清朝士人交往的大門，開啟了一個新的交往時代。這種交往的不斷發展，顯示著雙邊關係的日益緊密，歷時性地顯示著朝鮮王朝對清意識的轉變。

〈從《韓客巾衍集》之西傳看「北學派」與清人之交往〉，則是在洪大容回國以後，朝鮮青年士人李德懋、朴齊家（1750-1805）、柳得恭（1748-1807）、李書九沿著洪大容的足跡，積極主動與清朝士人交往。他們的詩詞合編《韓客巾衍集》，讓柳琴帶到北京，從此以詩會友，結識李調元（1734-1802）、潘庭筠等清朝學人。本章就集中討論《韓客巾衍集》傳入清朝的經過及其影響，並論及隨後朝鮮「北學派」人士與清朝學人的交往，從此開創了一個大交往的時代。因為有關朝鮮王朝「北學派」的研究，在中韓學術界都有非常豐富的成果，本文以《韓客巾衍集》的西傳為研究對象，既避開直接研究「北學派」的相關人士，同時又關注到其影響，乃一種有意識的考慮。洪大容是一個人，「北學派」則是一群人；一個人的行動，帶動著一群人的跟隨，並從此成為一股潮流。

隨後四章，則分別討論洪良浩（1724-1802）與紀昀（1724-1805）、李尚迪與張曜孫（1807-1862）、朴珪壽（1807-1877）與清咸同士人的交往，以及領選使金允植的天津之行對朝鮮近代洋務的影響，儘管時代有所不同，但是中朝士人交往的熱潮則越來越烈，這六個個案，各具代表性。洪大容是個隨行子弟，「北學派」也是一群下層的使行人員，他們交往的清人也多是中下層官吏與士人。洪良浩則是正使，紀昀是大學士，他們兩人的交往，顯示朝鮮燕行使與清朝官員全方位交往的展開，他們情感交融，彼此認同，相互珍惜，進入同一個「情」的世界。李尚迪作為朝鮮譯官，十二次來華，他既與以張曜孫為代表的清朝士人團體有親密的交往；同時，他也被張曜孫家族接納，他也接納張曜孫家族，成為家族共同的朋友，友情又似乎加上了親情的成分。朴珪壽與金允植師徒，是朝鮮近代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面對著西方列強與日本的侵擾，他們受命西來，尋求解決之道。朴珪壽出發之前，國王竟然叮囑他應該盡可能利用與清人的交往，多方打聽西洋的情況。朴珪壽在北京期間，多方與清朝士人交往，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但當他看到以明神宗母親為對象而畫的九蓮菩薩像破敗不堪時，觸動了他內心深處的「尊明」情感。經過多年努力，他寄回五十兩銀子，讓清朝友人代為重新裝裱，以便尋求內心的慰藉。可見，即便在近代，「奉清」已被廣為接受，但「尊明」從未走遠，只是深埋在朝顯士人內心深處。金允植在天津一年，在李鴻章等清朝洋務派人士的耳提面命之下，學習洋務，回國後，在朝鮮推行洋務，成為朝鮮近代轉型的重要人物。而在此期間，朝鮮發生「壬午兵變」，金允植當即向清朝請兵，在清朝的干預下，最終將政變平息。因此，當面對西方與日本的侵擾時，清朝又是朝鮮仰仗的「上國」，成為朝鮮的庇蔭。

因此，上編是從思想史的層面，將政治史、外交史與思想史結合起來，以專題問題為切入對象，試圖從幾個方面，宏觀呈現朝鮮王朝對清觀的演變情況。下編選取六個燕行使為研究對象，歷時性地解剖朝鮮王朝對清觀的嬗變。二者彼此關照，自成體系。因為本書並非通論性的著作，而是圍繞朝鮮王朝對清意識演變這個主題，從不同的專題上進行論述。故而有些問題，例如宗系辯誣問題與陽明學的傳入問題，皆未涉及，因為本書意不在全面探討清代中朝關係史，而這兩個主題與朝鮮王朝對清意識的關係也並不緊密，故存而不論。至於壬辰戰爭問題，本書雖未有專論，但是多章關注到了，壬辰戰爭主要是明代中朝關係史的主要問題之一，對於清代中朝關係，雖有影響，亦可存而不論。本書乃是接著《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一書，進一步深化的研究，有關朝鮮「尊明」問題，前者已進行了深入的探討，有些論題，例如大報壇的問題，在前書中已有系統的探討，本書不再贅述。儘管在思想史的層面上，因為性理學的支配，即便到了朝鮮王朝末期，朝鮮士人都沒有完全放棄「貶清」的意識，但在實際層面上，尤其是朝鮮王朝官方意識中，確實實現了由「尊明貶清」過渡到「尊明奉清」的轉變。這樣的認識，可以深化我們對清代中朝宗藩關係的理解。這正是本書撰著的旨趣。

緒　論

上編　朝鮮王朝對清意識之面面觀

第一章　朝鮮王朝「小中華」思想的核心理念
一、朝鮮王朝「小中華」思想的淵源
二、「慕華」乃朝鮮王朝前期「小中華」思想的根本
三、「尊攘」乃朝鮮後期「小中華」思想的內核
第二章　檀君朝鮮與箕子朝鮮歷史的塑造
一、箕子朝鮮與明朝之賜國號
二、箕子朝鮮歷史之建構與箕子崇拜
三、箕子對朝鮮半島教化之功
四、箕子認同之消亡與檀君信仰之勃興
第三章　朝鮮王朝關王廟創建本末與關王崇拜
一、朝鮮王朝對關羽的瞭解與《三國演義》東傳之影響
二、關王廟之創建與朝鮮君臣的態度
三、朝鮮關王廟之復興與關王崇拜之弘揚
四、朝鮮關王廟演變之原因及其象徵意義
第四章　入關前清與朝鮮關係的演變歷程
一、薩爾滸戰前朝鮮與建州女真之往來
二、薩爾滸之戰前後朝鮮對後金態度的轉變
三、兩征朝鮮與清韓宗藩關係的確立
第五章　清朝對朝鮮王朝宗藩政策的演變
一、高壓政策的原因與表現
二、德化政策之實施：釋放人質與減免歲貢
三、嚴格控制清朝使節與優禮朝鮮使臣和國王
第六章　清初朝鮮之「復讎雪恥」理念
一、朝鮮宣導「復讎雪恥」的理論基礎
二、宋時烈復讎雪恥的主張
三、朝中黨爭與「復讎雪恥」理念的分歧與變化
第七章　從丁未漂流人事件看朝鮮王朝之尊明貶清文化心態
一、相關資料與漂流人概況
二、漂流人與臺灣鄭氏政權的關係及其眼中的永曆政權
三、義理的考慮與現實的抉擇
四、朝鮮對臺灣漂流人政策的改變與正祖之恩恤
第八章　朝鮮王朝對清觀之演變
一、「清國」之稱與反清意識
二、「周官舊制」與「北學」思想
三、「大清」與「中國」：近代朝鮮的對清觀

下編　燕行使視野下朝鮮王朝對清意識的嬗變

引　言

第九章　「北學」先驅洪大容與浙江三士
一、洪大容燕京之行
二、洪大容與清朝三士之交往與學術交流
三、湛軒歸國與嚴誠之死
第十章　從《韓客巾衍集》之西傳看「北學派」與清人之交往
一、《韓客巾衍集》之西傳清朝
二、李德懋與李調元、潘庭筠之交往
三、朴齊家與李調元、潘庭筠之交往
四、柳得恭、李書九與李調元、潘庭筠之交往
五、《韓客巾衍集》西傳清朝之影響與意義
第十一章　乾嘉「領袖」紀昀與朝鮮正使洪良浩之情意世界
一、紀昀與洪良浩之初識
二、往來書函與學術探討
三、互贈之禮物及其文化意蘊
四、洪良浩之北學思想及其與紀昀交往之關係
第十二章　道咸間朝鮮通譯李尚迪與張曜孫家族之交往
一、張曜孫家世及其與李尚迪之初識
二、李尚迪與以張曜孫為代表的清士人群體之交誼
三、張曜孫南下及其家族與李尚迪之交誼
四、李尚迪與張曜孫等清人交往之心態
第十三章　從朴珪壽兩次燕行看朝鮮近代思想的轉向
一、 朴珪壽兩次燕行及其與清人之交遊
二、 祭拜顧祠與朴珪壽對顧炎武之認識
三、 重裝《九蓮菩薩像》與朴珪壽的對明情感
四、使行間對西洋的關注與朴珪壽思想的轉變
第十四章　領選使金允植天津之行與朝鮮近代洋務活動之展開
一、 金允植天津之行的歷史背景
二、 金允植與李鴻章等之筆談內容
三、 金允植與壬午兵變
四、 金允植與朝鮮洋務活動的展開

結語　文化交流視野下朝鮮對清意識的嬗變

附表目錄
參考文獻與徵引書目
後　記
索　引

第八章　朝鮮王朝對清觀之演變（摘錄）

一、「清國」之稱與反清意識

天聰十年（1636）初，後金諸貝勒勸皇太極稱帝，趁弔祭朝鮮王妃喪之際，派出以英俄爾岱、馬福塔為首的一個龐大代表團，前往朝鮮，希望朝鮮共同勸進，遭到朝鮮群臣激烈反對，竟有斬使傳聞。三月下旬英俄爾岱等狼狽逃回盛京。四月，皇太極在盛京稱帝，建國號「大清」，改元崇德，宣示大清王朝建立。當時朝鮮春信使羅德憲、回答使李廓被劫持參賀班，但他們始終不拜。回還之時，被要求帶回清朝國書，途中二人擅自開拆國書，「其書稱大清皇帝，稱我國曰爾國云云」，引起他們恐慌。這是朝鮮首次在外交文書中被要求稱「大清皇帝」，朝鮮君臣極其不滿，以為：「稱清一節，所關非細。以義理、利害，反復思惟，則金是稱汗時號，清是僭號後號。」因為自天聰元年（1626），建立兄弟之國關係後，兩國一直是平等的關係。現皇太極改國號「大清」稱帝，乃是僭越，朝鮮自然不允。諸多不順應清朝要求，終於招致清大兵臨境。1637年元月，國王仁祖被迫在南漢山城，與皇太極簽訂城下之盟，無條件臣服清朝，從而朝鮮王朝變成了清朝藩國。

在隨後近三百年的交往中，外交文書中，朝鮮自然得稱「大清」，但在私下以及他們內部公文與史書中，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甚少用「大清」一詞，往往稱「胡」、「夷」、「虜」，最多稱「清國」、「清」，幾乎從不用「中國」稱清朝，以示他們對清朝心態上的不臣。如仁祖十六年（1638）二月壬申，「以張維、李景奭所撰三田渡碑文，入送清國，使之自擇。」仁祖二十三年（1645）二月辛未，「世子還，清使偕入京。」孝宗八年（1657）稱「清國移諮，要得鳥銃一百杆，即運送至鳳凰城」，「冬至使鄭致和、副使李尚逸、書狀官禹昌續、歸自清國」。「清國以冊封皇后，遣使頒詔」，「清國皇太后殂，清遣使阿克敦、張廷枚來告訃」。英祖中期依然如此，如英祖三十三年（1755）十一月，英祖說：「清國所賜之諡，我國雖不用奏文，彼國或有稱先王之事，則不可不以其諡稱之。而其諡字，予既不知，是甚不可。宜並書一通，藏之史閣。」這種局面持續了百餘來年，在正祖年間（1776-1800年在位）開始，出現緩解，對清朝之稱謂上，方有所變化。

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乃因為相當長時期內，朝鮮王朝君臣心目中的「中國」乃指代明朝。朝鮮立國之時，就稱明朝為中國。如太祖二年（洪武二十六年，1393），朝鮮被迫「升稷山縣為郡。以縣人火者崔淵選入中國，奉使而來請之也」。當年文學李恬出使明朝被杖責，受到朝鮮憲司彈劾，其言：「惟我殿下即位以來，奉使天朝者，皆蒙至恩。今恬奉使入朝，進見應對之際，有所違失，至被歐杖，取笑中國。自是中國，不許朝聘，所以致此者，必有其故。」於是將其罷職。這裡的「中國」皆指明朝。而當明朝被推翻以後，朝鮮君臣依然用「中國」指代明朝。仁祖二十二年（1644），權斗昌試圖政變被逮捕，權斗昌受刑後供稱：「國事艱危，為清國所侵辱，百姓皆思中國，欲趁此時，內清朝廷，外攘夷虜，大志如斯而已。」以「中國」稱明朝，而稱清為「清國」，朝鮮王朝君臣之間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一直遵循這樣一個不成文的規定。

為何稱明朝「中國」，而不用「中國」稱清朝呢？而在朝鮮人看來，「中國」到底意味著什麼呢？誠如葛兆光在《宅茲中國》一書中，指出探討「中國」，應該從「歷史」、「文化」與「政治」三個層面去進行，而三者最終歸結到認同上面。筆者以為探討朝鮮之中國觀，也至少應從這三個層面入手：歷史淵源、思想文化與現實政治。下面借用申維翰（1681-1752）的解釋，或許可以窺見其中的端倪。申維翰寫道：

吾生也去中國萬有餘里，北望醫巫閭，西南限大海，磔磔然狼爪鯨牙之集而如林者，吾又不可津而蹊也。坐是東方之士，夾髧髦而稱中國、中國者，白紛如也，莫或有馬牛之風。然今自搢紳簪組外以及閭豎田更，其言中國山川、人民謠俗、物華方貢，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有，秦、漢、唐諸家仁人任士所驅驟之跡，歷歷在唇牙間，何也？以其所讀之書，皆中國也。中國之書以萬數，我必取《六經》、《四書》。周公我師，孔孟我儀，洛、閩我先導，是我亦中國人也。巾吾章甫，服吾逢掖；絃用二南，舞用九韶。夫子步與步，顏之趨與趨，是不唯中國，而殆洙泗人也。中國之人以億計，其不讀《六經》、《四書》，纓曼胡服，短衣瞋目而事刃，彼乃非中國人也。嗚呼！使吾而詩書中國，衣帶中國，泱泱乎大風也者。自箕聖之東封肇焉，與我明高皇帝光天之寵未衰，中國有聖人，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不然者，天下以春秋之柄不與中國，而與東方也章章哉⋯⋯吾夫子有九夷之思，今之天下，其亦有舍中國而彷徨者乎！

申維翰是朝鮮肅宗與英祖期間的著名文士。肅宗四十五年（康熙五十八年，1719）以制述官兼典翰，出使日本。後拜承文院副正字，官至奉常寺僉正。這段史料也是申維翰試圖回答如何理解「中國」的問題，一開始指出朝鮮人所謂的中國，乃不著邊際的。他也是從三層關係上進行解釋：

首先，在於朝鮮所奉行之儒家禮義、儒家文化與儒家學說，文化上與中國相通，向中國學習。《六經》、《四書》乃儒家經典，「周公我師，孔孟我儀，洛、閩我先導⋯⋯夫子步與步，顏之趨與趨」，朝鮮認真學習儒家學說，他認為朝鮮乃得儒家學術之真諦，行儒家之禮義。當時朝鮮有人論道：「夫所謂中國者，何也？禮義而已矣。禮義明，則戎狄可以為中國；禮義不明，則中國可以為戎狄。一人之身，有時乎中國，有時乎戎狄，固在於禮義之明與不明也。」儒家禮義，成為判定「中國」、「夷狄」之標準，成為當時朝鮮人普遍認同的看法。而朝鮮歷來奉行儒家禮義，這也是朝鮮儒林所津津樂道的。如言：「我國素以禮義聞天下，稱之以小中華。」「朝鮮實是知禮之國，其稱小中華，非虛語也。」正因為朝鮮奉行儒家禮義，故而被稱為「小中華」。而朝鮮所行之儒家禮義，可與中國相提並論、平起平坐。「我朝禮樂，侔擬中華。」「吾東方以海外小邦，比擬中國者，特以禮義所存耳。」「我國在外服，號為小中華。蓋有古仁賢之遺風焉，有禮法焉，有《詩》、《書》焉，有列聖之澤焉，有先生長者賢士大夫焉。」這正是朝鮮儒士們反覆宣講者。因為朝鮮奉行儒家禮義，衣冠制度、禮樂文明，皆係中華之風，「巾吾章甫，服吾逢掖；絃用二南，舞用九韶。」在朝鮮半島三千里江山上，儒風醇厚，中華之風盛行。這正是朝鮮所認同中國之依據。

明朝以程朱理學立國，而在他們看來，明朝正是儒家之大宗、禮義文明之淵藪，是他們效仿之榜樣，故而對明朝始終服膺，多方效仿。「吾東于中華，詩書禮樂，典章文物，無不慕效。」「我國號稱小中華，凡禮樂文物，民風士習，悉仿皇朝。」因此，歷經與明朝交往二百多年之後，朝鮮乃「誦中國書，行中國行，志中國志，乃稱中國之服」，成了大明中國的繼承者。

或許有人會問，清朝也是以程朱理學治國，遵循儒家禮義，為何清朝不能被稱為「中國」呢？但朝鮮人並不這樣看。因為朝鮮人堅信，清人因起於建州女真，生來就是夷狄，即便入主了中原，依然還是「夷狄」，「華夷之分，若乾坤定而貴賤位」。所以，「雖以元、清之入主中國，混一區宇者，不可與正統。律以邪正則邪而已，律以偏正則偏而已，下正字不得。蓋其處於人與禽獸之間，不可擬倫于秦晉隋唐也。雖強如苻堅、盛如德光，不可與之以中國之禮⋯⋯至若元、清兩虜，盜竊神州，據所非據，薙天下之髮，左天下之袵，驅堯舜三代之民於腥膻之中，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誅也，豈容以進於中國而中國之乎！」故而清朝不能以「中國」稱之。

其次，從歷史上看，「箕聖之東封肇焉」，乃是箕子所開創的歷史傳統；「我明高皇帝光天之寵未衰」，則是指明太祖對朝鮮之恩寵，主要乃是指明太祖之賜國號「朝鮮」。把遠古的箕子朝鮮和前朝的明太祖之恩，結合一起，顯示朝鮮正統之來源。箕子乃是朝鮮「小中華」的開創者，也是歷代朝鮮儒士所反覆強調的。「箕封自是小中華，天下均稱一體家。」「詩書小中華，功德後朝鮮。」朝鮮王朝一開國，就把箕子作為朝鮮太祖李成桂比附的對象，賦予其極高地位。因而箕子受到廣泛尊崇。朝鮮初期的重臣鄭道傳，稱頌朱元璋賜國號之事道：

蓋以武王之命箕子者，命殿下。名既正矣，言既順矣。箕子陳武王以〈洪範〉，推衍其義，作八條之教，施之國中，教化盛行，風俗至美。朝鮮之名，聞於天下後世者如此。今既襲朝鮮之美號，則箕子之善政亦在所當講焉。嗚呼！天子之德無愧於周武，殿下之德亦豈有愧於箕子哉！將見〈洪範〉之學、八條之教，復行於今日也！

朱元璋賜李成桂國號為朝鮮，所謂「其來遠矣」，即與箕子有關，朝鮮諸臣馬上與箕子聯繫起來。鄭道傳是李成桂的開國功臣，朝鮮王朝的一切政制皆其親手制訂，對於朱元璋賜號朝鮮，他立即將李氏朝鮮與箕子朝鮮相提並論，並以箕子朝鮮作為李氏朝鮮效仿的目標，深以為榮。「天子之德，無愧於周武；殿下之德，亦豈有愧於箕子哉！」把明太祖朱元璋比作周武王，將李朝太祖李成桂比作箕子，以為〈洪範〉之學、八條之教，皆將行於今日。因此，從最開始朝鮮君臣就以箕子朝鮮作為比附的對象，隨後為歷代國王所遵循。世宗國王即言：「吾東方文物禮樂侔擬中國，迨今二千餘祀，惟箕子之教是賴。」並推崇武王封箕子於朝鮮，乃「天厚東方，畀之仁賢以惠斯民」。英祖亦以為「東方能免左衽之俗者，賴箕子之教」。箕子在朝鮮王朝受到了空前的重視和稱頌。箕子被塑造成小中華的始祖，成為朝鮮宣稱其為小中華最有力的證據。

最後，政治層面上，也就是其所處的現實層面，其所言「天下以春秋之柄不與中國，而與東方也章章哉」，意指在申維翰所處的時代，清朝並非中國，「中國為夷狄，天下不復知有皇朝者久矣。」原來的中國明朝已經不存，只剩下號稱「小中華」的朝鮮王朝了。「今天下，中華制度，獨存於我國。彼人之尊敬我，以有華制也。」所以朝鮮建大報壇，獨存中華正統支脈，獨掌「春秋之柄」。「天命靡常，皇社既屋，帝統墜地，獨大報一壇，乃皇春一脈之所寄也。」孔子曾「有九夷之思」，朝鮮雖號東夷，但孔子有「欲居」之意，「今之天下，其亦有舍中國而彷徨者乎」，意在當今之天下，唯有東國之朝鮮乃中華之所繫，即便孔子再世，他也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小中華」之地。

申維翰所論的三個方面，乃是從這三方面來解釋朝鮮與「中國」的關係，言下之意，作為「中國」的明朝已不存，清朝是夷狄，既然朝鮮與「中國」文化上相通，歷史上相融，現實中存有「中國」之脈，那朝鮮豈不是當下之「中國」了！儘管言辭間包含了這樣的深意，但是朝鮮人很少直接說朝鮮就是中國，而是從文化認同層面上講，朝鮮乃「小中華」，因為相當長的時間內，朝鮮人認為「中國」是指代明朝的，而「中華」作為一個更為寬泛的文化與思想概念，並非特指某個實體王朝，因而可以借用。明末清初之際，朝鮮儒林紛紛討論華夷觀，大力宣講朝鮮乃「小中華」，宋時烈的論斷最為有力，他與孝宗之「幄對說話」，甚至提出「北伐」之論，所以韓國學者認為宋時烈完善了朝鮮「小中華」思想的論述。這種「小中華」思想的論斷，乃是從文化認同層面去考慮的。這樣在某種程度上，也印證了葛兆光所提出的，對於「中國」的論述，歷史、文化與政治三個層面上，最終
將歸結為認同。

朝鮮王朝對清朝缺乏文化認同，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現實憂慮，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朝鮮君臣堅信清朝的江山不久，明朝遲早會「中興恢復」，因為「胡無百年之運」，在他們看來似乎是一條歷史通則。康熙初年，燕行使鄭太和就以為清朝已露衰敗之相，因為他看到清人從瀋陽去的，溺於富貴，奢侈日甚，而甲申以後出生的，又皆脆弱無力，「異於真靼，此衰弱之漸也」。並認為「真靼」侵虐漢人，罔有紀極，以致「人多愁怨，故清人無久遠之計」。並說清人將工匠、婦女、財寶、軍器移送瀋陽、寧古塔等處，「項背相望」，乃擔心事變，以為歸途之計。這種討論在肅宗（1674-1720在位）、英祖（1724-1776在位）時期尤甚，從時間上來說，恰恰是清朝建立百年前後。肅宗十二年（康熙二十五年），肅宗對諸臣說：「自古匈奴之入處中華者，皆不能久長，而今此清虜，據中國已過五十年，天理實難推知也。大明積德深厚，其子孫必有中興之慶，且神宗皇帝于我國，有百世不忘之恩，而拘於強弱之勢，抱羞忍過，以至於今，痛恨可勝言哉？」肅宗三十二年（康熙四十五年，1706）正月辛未，右參贊李頤命進《遼薊關防圖》，上箚曰：「臣往來燕路，伏見清人，不修內外城砦，惟於瀋陽、寧塔，增埤峙財，疑亦不自期以百年之運，而常有首丘營窟之計也。且伏聞徼外諸酋，種落日盛，清人歲輸金繒幾億萬計，又安知阿骨打、鐵木真之屬，不生於今日，而彼終以寧、瀋為歸，則勝國之兩困於女真、蒙古者，事勢亦猶是爾，豈可謂無此慮也？」肅宗三十六年（康熙四十九年，1710）十一月庚申，持平呂光周上疏曰：「康熙享國五十年，理極數盈，而近來奢淫已極，舉措顛倒，國內乖亂之狀，亦可想矣。雖無外患，康熙死後，兵亂可翹足而待。胡之巢穴，非瀋陽，即建州，皆與我國相接，一朝喪國，歸屯瀋、建之後，則我西北道，恐將先受其弊矣。彼代康熙而入中國者，亦豈置我於度外乎？內困此胡，外受他敵，則弱滕之勢，豈能枝梧乎？」英祖年間，有人認為將來清朝將被蒙古滅亡，希望加強蒙古語通譯的培養，「蓋今胡運之窮，不十數年可決，而蒙古強盛，異時呑並，必至之理也。邇來譯院蒙語，承訛襲謬，轉失本真，使他日危機交迫，而專對之臣，文字不通，譯舌之輩，言語乖異，則國家之患，必當在此。宜及時變通，虜既向衰，則將為無厭之求，國家所以彌縫應接，徒在於一介行李。而自設置通官以後，使臣便作無用之人。請移諮禮部，使使臣得以至部議事。」朝鮮藉口清朝無百年之運，將來北歸之時，會騷擾朝鮮北邊之境，故而加強對北邊控制。英祖十一年（雍正十三年，1735）五月乙丑，有朝臣向英祖進言：「臣奉使時，略探邊情。蓋女真巢窟，在於白頭山北肅慎故地，距我界隔一衣帶而已。東人每憂，彼若有事，將借路於我，歸寧古塔。臣意不然，寧塔乃金人之舊窟，建州即清國之開基，故彼以建州稱興京，瀋陽稱盛京。又聞移寧塔鎮于烏喇鎮船廠云，其地處於盛京、寧塔之間，相距各七百里。假令清人困而歸巢，何必舍烏喇易知之道，而涉他境素昧之地乎？豆、鴨沿江，徑路絕險，若穿我內地，踰薛罕則尤為迂迴。向年穆克登之來定兩界，意者將為輿圖，而不在他日借路耳。」對朝鮮人以為清人退歸遼東之路徑提出不同的意見，而且對當時朝鮮人對穆克登之勘界的看法，也提出了不同的解釋。可見，如何應對清朝崩潰之日所帶來的危機，相當長的時期內，成為朝鮮人普遍關注的問題。

因而，在肅宗與英祖近百年間，朝鮮君臣始終有一種危機感，清朝立國已近百年，朝鮮人堅信「胡無百年之運」，覺得清朝遲早會崩塌，返回其遼東故地，會給朝鮮帶來不可預料的破壞，因而朝鮮君臣時刻提醒自己，應該警惕，避免將來不可挽回的損失。這像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一般，總是懸在朝鮮頭頂上，擔心其隨時都有可能落下來。故而，他們只有將反清旗幟時時高舉，不可能認同清朝為「中國」，既有歷史之根源，更重要的是現實的憂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