懶惰土著的迷思：16至20世紀馬來人、菲律賓人和爪哇人的形象及其於殖民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中的功能

不賣命工作，就是懶惰？
懶惰的究竟是不屈服於殖民資本主義的土著，還是一旁坐享其成的西方殖民侵略者？

《懶惰土著的迷思》是已故馬來西亞社會學家及思想家賽胡先・阿拉塔斯討論去殖民東南亞研究和亞際研究的經典社會科學著作。該書探討16世紀至20世紀間，西方殖民者將殖民地土著視為懶惰民族的意識形態建構。在卡爾・曼海姆和知識社會學的基礎上，阿拉塔斯分析西方殖民者如何構建殖民地土著形象，以及這些迷思的塑造如何加強殖民意識形態和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

這部發表於1977年的經典之作，旨在解構這個「懶惰土著的迷思（神話）」，並替這個形象除魅，是系統性批判殖民主義／歐洲中心主義知識的早期典範。用阿拉塔斯自己的話說，這本書的課題便是：「糾正單方面加諸於亞洲土著及其社會的殖民觀點⋯⋯對馬來西亞而言，這不僅僅是一則歷史研究習題：殖民時期的馬來人形象迫切需要被糾正，因為這個形象依然在部分有影響力的非馬來人當中發揮著巨大的作用，也影響了部分馬來知識分子。此形象只要繼續存在，就會損害民族融合的努力。這個形象也導致馬來人在就業上遭受一定程度的歧視：一些雇主避免聘用馬來人，因為他們認為馬來人懶惰。許多人也認為，馬來人天生不具備經商能力。這一切觀念都是源自於殖民時期的馬來人形象。」

本書的討論對象涵蓋馬來半島、菲律賓和印尼，超越現代民族國家界限和藩籬，思考群島（nusantara）共有的豐富多元文化、思想和傳統，以及這些文化如何在西方殖民者入侵後遭到扭曲。在殖民主義依舊魅影幢幢的現在，本書作為一本「去除殖民心靈」的經典，具有深刻的解放意義，歷史地回顧與批判殖民主義的來龍去脈，並檢視殖民統治賴以存在的前因後果。

本書特色
1. 1970年代吹響批判西方帝國／殖民主義號角的經典之作，為馬來西亞社會學家及思想家賽胡先・阿拉塔斯最重要著作的亞洲首次「無刪改」譯本。
2. 特別收錄賽胡先・阿拉塔斯之子賽法立・阿拉塔斯為本書撰寫的中譯版序言。
3. 挑戰西方帝國／殖民主義針對馬來世界具有剝削性的殖民資本主義意識形態。
4. 對抗殖民主義論述，重建被殖民者自我形象與民族自信，看見被殖民者的真實面貌。

共同推薦（依筆劃序）

・王智明 ／中研院歐美所副研究員
・王賡武 ／中研院院士、唐獎漢學獎得主
・林建國 ／陽明交通大學外文系副教授
・林開忠 ／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系副教授
・高嘉謙 ／台灣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張錦忠 ／中山大學外文系副教授
・陳光興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主編
・陳瑞樺 ／清華大學社會所副教授
・黃子堅 ／馬來亞大學文學院院長
・劉紀蕙 ／陽明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主任
・蔡秀敏 ／東南亞歷史學者
・蔡明發 ／新加坡國立大學社會學教授
・魏月萍 ／馬來西亞蘇丹依德理斯教育大學副教授

專文推薦

・本書是分析殖民東方主義公然運作的實例名著。作者阿拉塔斯可謂是最早提出「從殖民主義價值觀中解放出來是文明之舉」的東南亞學者之一，並對學院中所教授的社會科學基礎提出過批判質疑。阿拉塔斯受訓於阿姆斯特丹大學的彼時，社會科學家們正積極研究現代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起源，故本書對懶惰土著迷思的全面研究，徹底展演了被殖民者如何受誘導並吸納西方學術話語，進而更不加以懷疑其資本主義的根源。──王賡武／中研院院士、唐獎漢學獎得主

・《懶惰土著的迷思》無疑是一部恩古基稱之為「去除殖民心靈」的著作，具有深刻的解放意義，阿拉塔斯藉歷史考察介入政治批判，他的重要指涉始終沒有脫離他所身處與關心的政治現實。這可能也是重讀《懶惰土著的迷思》最令我感動卻又不免心情沉重的原因。──李有成／中研院歐美所前所長、本書導讀

・賽胡先・阿拉塔斯寫作這本挑戰殖民主義對東南亞土著建構的卓越研究，至今已有四十五年之久，而殖民意識形態和資本主義所創造和強化的土著形象卻依然長存於今時今日的亞洲，故本書仍相當具備現實意義。希冀透過中文版的出版，阿拉塔斯教授所倡導的思想能夠觸及更多關心殖民和後殖民主義的讀者。──黃子堅／馬來亞大學文學院院長

國際評論

・在阿拉塔斯的《懶惰土著的迷思》一書中，最尖銳的抨擊之一是針對那些在自己的思想中複製殖民意識形態的馬來西亞人，這個意識形態製造並維繫「懶惰土著」的理念。在若干教人想起法農非難民族資產階級的段落中，阿拉塔斯指出殖民資本主義的遺緒如何殘留在新近獲得獨立自主的馬來人的思想中，將他們局限在「殖民資本主義的思想」的類別裡──換言之，他們在方法上並未自我意識到與發現到階級屬性對思想造成的影響。──薩伊德（Edward Said）／《文化與帝國主義》、《東方主義》作者

・阿拉塔斯的開創性作品《懶惰土著的迷思》揭穿了歐洲殖民國家對於東南亞被殖民者所建構的破壞性迷思和成見。阿拉塔斯是後殖民研究的先驅，與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和薩伊德等學者齊名。──《新加坡無界》（Singapore Unbound）

・阿拉塔斯的《懶惰土著的迷思》一書討論了馬來西亞獨立後的馬來人領導層濫用殖民資本主義行政方法的問題。除非這本書的主題被現任領導層認真對待，否則馬來西亞將繼續進一步滑向落後。──《記憶》（Ingatan）

・阿拉塔斯挑戰了主流敘事，從被殖民者的角度審視了東南亞被殖民者被貶低的形象。──《全球亞洲》（Global Asia）

賽胡先・阿拉塔斯 Syed Hussein Alatas

已故馬來西亞社會學家及思想家。曾任新加坡大學馬來研究系創系教授、馬來亞大學校長、馬來西亞國民大學首席研究員。也是馬來西亞多元族群政黨民政黨的創黨主席。長期關注殖民主義、貪腐社會學、伊斯蘭思想、發展中國家知識狀況等問題。著作多本，包括《貪腐社會學》（1968）、《東南亞的現代化與社會變遷》（1972）、《伊斯蘭與社會主義》（1976）、《懶惰土著的迷思》（1977）、《發展中社會的知識分子》（1977）、《貪腐的問題》（1986）等。

譯者簡介
陳耀宗 Tan Yau Chong

馬來西亞檳城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碩士班畢業。2000年開始專職從事翻譯、審校與編輯工作，並曾在學院兼任翻譯課講師。譯作以文史類專書與論文為主，兼及小說與詩。

審校簡介
蘇穎欣 Show Ying Xin

馬來西亞柔佛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文學博士，目前為澳洲國立大學文化、歷史暨語言學院講師，研究興趣為東南亞歷史、文學與知識生產。譯有新加坡作家亞非言（Alfian Sa’at）的《馬來素描》。

│中譯版序│
賽胡先・阿拉塔斯思想脈絡中的《懶惰土著的迷思》
The Myth of the Lazy Native in Context

／賽法立・阿拉塔斯 Syed Farid Alatas

前言
雖然《懶惰土著的迷思》（The Myth of the Lazy Native）作為一部批判性著作所針對的是殖民政治經濟，更具體而言是針對馬來世界中具有剝削性的殖民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但它對中文世界的學者和知識分子也不無意義。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部發表於1977年的作品是系統性批判殖民主義/歐洲中心主義知識的早期範例之一，所有對歐洲中心主義知識生產問題和對這種知識形式的批判方法有所關注的人，都會對它感到興趣。但這篇序文並非旨在討論《懶惰土著的迷思》的內容，而是要說明，在賽胡先・阿拉塔斯（Syed Hussein Alatas, 1928-2007）的整體思想脈絡中，這本書占據著怎樣的位置。
賽胡先・阿拉塔斯了解到第三世界相當多的社會科學研究乃處於心智被俘虜的狀態（mental captivity），因此他大力主張建立一個自主的社會科學傳統。根據其思想被俘之說，「被俘虜的心智」（captive mind）是東方主義（Orientalism）和歐洲中心主義（Eurocentrism）的受害者，這種心智的特徵在於，它的思維方式因對西方思想亦步亦趨且不加批判而受其宰制。無論是親身前往西方，或是透過本國教育中心所提供的西方著作，心智被俘者幾乎都是接受西方學科的訓練，他們所閱讀的是西方作者的作品，教導他們的主要也是西方教師。對西方思想不加批判的模仿滲透到學術活動的所有層面，影響了問題的設定、分析、提取、概括、概念化、描述、解說與詮釋。但在阿拉塔斯看來，就社會科學與廣大社會的關係而言，它的問題並不僅限於認識論或方法論的層面。他闡述了「卓越理念」（ideals of excellence）這一概念，藉以區分不同類型的人，並說明道德所扮演的角色。人必須擺脫心智被俘虜的狀態，以便能夠獨立思考和有效分析我們所面對的種種社會問題，並致力解決這些問題。而能夠讓卓越理念主導我們世界的，唯有生活各個領域中開明、道德高尚的領導者。《懶惰土著的迷思》應放在此脈絡中予以審視。
賽胡先・阿拉塔斯的思想
賽胡先・阿拉塔斯的思想還有待作為一個整體，以一種有系統的方式連結其各種興趣與關懷，呈現為一種關於社會發展的整體性理論。他的研究興趣十分廣泛，包括知識分子與心智被俘狀態、穆斯林極端思想、貪腐社會學、發展研究等，但始終有一條線索貫穿其眾多作品。
簡單來說，賽胡先・阿拉塔斯的思想關注以下問題：
（1）發展中社會的核心問題，即其經濟、政治、社會與文化生活的幾乎所有方面都處於低度發展的狀態。
（2）此低度發展狀態之所以持續存在，主要原因在於知識分子的領導力，或更正確地說，在於此領導力之匱乏。
從一九五○年代開始，阿拉塔斯就極為關注馬來西亞及其他發展中社會缺乏有效運作的知識分子群體的問題。他認為，知識分子的任務是去思考社會的具體問題，並力圖找到其解決方案。他對圍繞著知識分子的各種問題的關注，催生了他的《發展中社會的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 in Developing Societies）一書。
阿拉塔斯把知識分子定義為「利用理性能力對思想觀念與非物質問題進行思考的人」。他認為，「對某個學科有所認識或持有某個學位的人，未必就是一個知識分子，儘管這兩者往往重疊。許多學位持有者和教授並不參與其領域的發展，也不嘗試為其領域的具體問題尋求解決方案。反之，沒有學術資歷的人如果善用其思考能力，並且對其感興趣的學科有足夠的認識，也可以成為知識分子」。
《發展中社會的知識分子》所探討的問題集中在以下三點：（1）為什麼發展中社會需要知識分子？（2）什麼類型的知識分子最能滿足這一需要？（3）阻撓這一類型知識分子群體興起及發揮作用的障礙是什麼？在這裡我也許還可以補充一點：這一類型知識分子群體所要解決的問題可分為兩種，即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
被俘心智作為知識分子的理論問題
理論問題是指存在於知識領域的問題。對阿拉塔斯來說，我們這個時代的知識分子所面對的基本理論問題，就是心智被俘虜的問題。
阿拉塔斯在一九七○年代創發並形成了「被俘虜的心智」這一概念，藉以概念化發展中世界的學術性質，尤其是其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被西方宰制的狀況。他把被俘虜的心智定義為「受外來源頭宰制、不加批判地一味模仿、思維方式偏離獨立視角的心智」。外來源頭指的是西方人文與社會科學，而不加批判的模仿則影響了科學活動的所有組成部分，諸如問題的選擇、概念化、分析、概括、描述、解說、詮釋等。心智被俘者的特徵包括：缺乏創造力且未能提出具有原創性的問題，沒有能力設計出具有原創性的分析方法，以及對於本土社會的主要問題多所疏離。無論是親身前往西方，或是透過本國教育中心所提供的西方著作，心智被俘者幾乎都是西方學科訓練的產物，所閱讀的是西方作者的作品，教導他們的主要也是西方教師。心智被俘狀態也體現在其所提出的解決方案和政策上。再者，這種狀態會同時在理論層面和實際層面上自我顯現出來。
雖然阿拉塔斯是在一九七○年代初發表的兩篇論文中闡述這個概念，但他早在一九五○年代就已提出了這個問題。當時他提到，未適當考量社會歷史脈絡而「把來自西方世界的思想觀念全盤引進東方社會」，乃是殖民主義的一個基本問題。他也認為，被殖民民族所體現的思維模式，是和政治與經濟帝國主義並行的，因而有「學術帝國主義」（academic imperialism）之說。被俘虜的心智就是在此學術帝國主義脈絡下出現。
然而，心智被俘虜的現象固然很重要，關於阿拉塔斯所闡述這一概念的討論卻不多，只有對他所展開的那種批判有共鳴的學者，才會在他們的著作中引用他的說法。對這個概念的系統性闡釋或駁斥至今依然闕如。它似乎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尤其是在西方的社會科學體制內，但即便是在他自己的國家馬來西亞，以及在他從事教學與研究長達二十一年的新加坡，他的這一概念也未受重視。
被俘心智之所以形成的知識與社會脈絡
自19世紀下半葉以來，印度、東南亞、中東等非西方地區的學者意識到人文與社會科學諸學科乃源自西方，於是針對這些知識領域是否適用於他們社會的需求和問題提出了質疑。一九五○年代，人們開始深刻認識到第三世界在社會科學領域對西方的學術依賴。這種依賴既可見於學術界的結構，也見諸於源自不同環境、其適用性受到質疑的思想觀念。前者可以從學者取得第一世界研究經費的相對容易性、英美期刊發表的論文所享有的較高聲望、西方大學教育所受到的高度重視、非西方大學的課程設計與其所採用的教科書等等指標來衡量。至於對西方思想觀念的依賴，只需檢視發展中世界各學科領域中盛行的概念和理論，即足以說明。被俘虜的心智即存在於這一依賴脈絡之中。
在社會科學文獻的分類中，關於被俘心智的論述與那些有意識地處理第三世界社會科學領域各種問題的論述屬於同一種類型。這些問題可歸納在幾種概念和運動之下，如對殖民主義的批判、學術帝國主義、（知識）去殖民、批判教育學、東方主義、歐洲中心主義、被俘虜的心智等。
被俘虜的心智是發展中世界特有的現象，因為那不加批判地一味模仿的思想，是在外來的西方文明宰制之下出現的。
社會科學的未來方向
意識到了被俘心智的問題，理所當然就會設法發展出一個自主的社會科學傳統，以摒除或制止知識上的示範效應（demonstration effect）或被俘心智。根據阿拉塔斯的界定，自主的社會科學傳統必須能夠在知識上不受另一個傳統宰制的情況下，獨立地提出問題、創造概念和創造性地應用研究方法。這並不表示它不受其他傳統的影響，也不表示它不向其他傳統學習。把自主社會科學這一概念轉化為實踐，牽涉到以下幾個層面：（1）鼓勵對西方知識進行有選擇和獨立的吸收，遏制被俘心智之形成；（2）對在地及區域的社會科學和發達國家的社會科學進行比較，制定較高的科學與知識標準；（3）在社會科學家的培訓上，激發其對比較研究的興趣；（4）在政府和菁英階層中催生出發展自主社會科學傳統的意識；（5）向那些對此想法有共鳴的外國學者爭取支持；（6）針對在地的具體目標，對那些因被俘心智的運作而出現的錯誤發展規畫和社會科學思想濫用現象展開抨擊；（7）喚醒社會科學家，使他們意識到自己在知識上受奴役的處境。
知識分子的任務之一，就是參與到解除心智被俘狀態的論述之中。賽胡先・阿拉塔斯以其對歷史進行再詮釋的著述，作為履行這項任務的方式之一。這樣的歷史再詮釋就是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Said）所說的「修正主義式」（revisionist）的學術研究，這類著述「為自己設定了修正主義式的批判任務，即採用一度專供歐洲人使用的學術與批評的技巧、論述和武器，直接面對宗主國文化」。阿拉塔斯有兩部作品可作為這一類型著述的範例，即《湯瑪士・史丹福・萊佛士》（Thomas Stamford Raffles, 1781-1826）和《懶惰土著的迷思》。在後一部作品中，阿拉塔斯針對東南亞殖民時期殖民觀點中的懶惰土著形象所具有的意識形態功能，以及此意識形態在本土菁英階層中的延續，予以揭露和批判。在許多亞洲國家，尤其是印度和菲律賓，修正史學（revisionary history）的傳統已經紮根，但在馬來西亞，這一傳統還有待形成。
（未完，全文請見全書）

中譯版序｜　賽胡先・阿拉塔斯思想脈絡中的《懶惰土著的迷思》／賽法立・阿拉塔斯
導　讀　｜　《懶惰土著的迷思》的當代意義／李有成

導　論
第一章　｜　萊佛士時代以前的馬來人形象
第二章　｜　19世紀末至20世紀英國人的馬來人形象
第三章　｜　17世紀至19世紀的菲律賓人形象
第四章　｜　18世紀至20世紀的爪哇人形象
第五章　｜　懶惰形象與相應現實
第六章　｜　19世紀與20世紀初的殖民資本主義及其對勞工的態度
第七章　｜　菲律賓人的懶惰
第八章　｜　殖民形象與民族性研究
第九章　｜　馬來人關於勤勞與懶惰的概念
第十章　｜　「精神革命」與馬來人的懶惰
第十一章｜　馬來民族性的扭曲
第十二章｜　土著商人階級的消失
結　論
參考書目
縮　寫
索　引

審校後記｜　作為思想的馬來世界／蘇穎欣

導論Introduction
本書嘗試取徑知識社會學方法，分析16至20世紀馬來西亞、菲律賓和印尼「懶惰土著的迷思」（myth of the lazy native）的起源與功能。此迷思作為殖民意識形態重要成分所發揮的功能，將援引歷史和社會實例加以闡述。書中常用的兩個概念，即意識形態（ideology）和殖民資本主義（colonial capitalism），需在此多加闡明。意識形態一詞的定義歷來多所混淆，其中又以美國為甚。這種混淆部分源自此定義本身所涵納的現象，部分則是由於一些嘗試提出定義者的邏輯混亂。我們無意就此問題展開討論，只想在這裡表明我們如何定義意識形態。我們對此詞含義的選擇既非隨意，也非純為方便。我們的定義十分倚重卡爾・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意識形態概念，並反映了思想世界中形塑了亞洲殖民主義政治哲學的一個切面。這個定義也反映出一個客觀存在：殖民主義的意識形態。
就本書的目的而言，意識形態是指以下列屬性為特徵的一套信念體系：（1）它力圖正當化特定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秩序；（2）在這一嘗試中，它扭曲可能有違其主要預設的社會存在；（3）它主要以某種顯性思想內容的形式出現，而此顯性內容有別於其隱性內容；（4）它具有專斷性；（5）它表達特定群體的利益；（6）當它取得支配性時，它同時在所代表的群體和所支配的群體中形成某種虛假意識；（7）它的觀念可能取自任何來源，包括科學、宗教、文化、經濟、歷史等等；（8）它產生於勞動分工和階級劃分顯著的社會中不同群體間的利益衝突；以及（9）它的主要觀念最終在很大程度上受特定時空的生產方式所制約。
有統治階級意識形態和被統治階級意識形態，也有曼海姆所說的總體意識形態和特殊意識形態。儘管對各種意識形態的研究影響了諸多分析與範疇，但在此我們只提意識形態的四個主要類型：保守意識形態（the conservative ideology）、改革意識形態（the reform ideology）、革命意識形態（the revolutionary ideology）和反向意識形態（the counter ideology）。就我們的目的而言，採用這幾個類型即已足夠。殖民意識形態的歷史經驗顯示，它利用懶惰土著觀來合理化殖民地勞動力動員過程中的強制與不當行為。它為土著及其社會塑造出一個負面形象，藉此正當化與合理化歐洲人對其地區的征服與支配。它扭曲社會與人類現實中的各種要素，以確保它本身得以輕鬆地建構起來。本書接下來的章節將展示那些被縫合而構成土著社會圖像的各種觀念碎片。
殖民資本主義則是以下列屬性為特徵：（1）外來經濟勢力對資本的控制與近用具有支配性；（2）由外來經濟勢力的成員所管理的政府，代表該外來經濟勢力實行對殖民地的控制；（3）最高層級的商業、貿易和工業掌握在外來主導社群手中；（4）國家的進出口貿易以外來統治勢力的利益為導向；（5）相對於工業生產方式，更偏重農業生產方式；（6）技術與科學技能的擴張幅度極小；（7）生產的組織化以半自由勞動力為核心；（8）不存在可制衡剝削行為的同業公會或工會；（9）大部分人口未直接參與資本主義式的企業經營；以及（10）殖民地社會中存在著一組可稱之為二元論（dualism）的對立性。就我們的目的而言，殖民資本主義發揮作用的時期涵蓋了18世紀、19世紀和20世紀上半葉。我們無法斷然指出殖民資本主義起始的時間，但我們只需指出這一點就已足夠：到了18世紀，殖民資本主義的勢力已在馬來西亞、菲律賓和印尼站穩腳跟。在這段時間裡，土著社會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至於資本主義這個術語本身，要定義它並不容易。維爾納・桑巴特（Werner Sombart）引用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觀點寫道，現代資本主義組織是一個龐大的宇宙，人作為個別單位生於其中。如同其前後的其他人，桑巴特把資本主義的精神從它的體制性外衣（institutional trappings）中分離出來。單是資本的運用並不足以構成資本主義，因為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經濟制度是與特定的觀念相聯繫的；它具備以下特徵：（1）經濟活動的目的和終極目標是獲取越來越多的財富；（2）金錢是衡量財富的核心標準；（3）作為財富增加泉源的資本必須不斷增加；（4）獲取利潤的邊界必須不斷擴張；（5）其他非經濟價值必須讓位予追求利潤的欲望；（6）採用與發明各種理性方法來創造財富和利潤；（7）參與資本主義事業的組織必須免受公權力控制；（8）資本的擁有者和組織者是少數群體；（9）商品的價值由市場決定；（10）在利潤分配上，資本被視為比勞動重要；（11）在那些被視為財富和利潤來源的商品的生產和銷售上，不同群體參與競爭的權利均受到認可；（12）融資者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受到承認；（13）經濟主體擁有選擇其活動的自由；以及（14）生產手段可以為私人所有。當一個制度是由這些特徵所支配，我們就可以說它是資本主義的。西歐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其他因素，例如工業擴張、銀行制度、科學與技術的發展及其於營利過程中的應用，雖然也是資本主義歷史現象的組成部分，但嚴格而言，它們並不屬於資本主義的本質，而是資本主義的手段和結果。許多研究者堅持區分這兩者。韋伯強調，資本主義的本質在於追求利潤，並且永遠要以持續不斷的、理性的資本主義企業經營為手段來擴增新利潤。他寫道：
謀利的衝動，即追求利得、追求金錢、盡可能聚集更多錢財，就其本身而言，與資本主義無關。此種衝動，無論過去或現在，皆可見之於侍者、醫生、車夫、藝術家、娼妓、貪官、軍人、貴族、十字軍騎士、賭徒和乞丐。可以說，不管在任何時代、任何國家，若有客觀機會可以謀利，則此種衝動即可見諸各式各樣的人士之間。因此，在文化史的初步課程裡，我們就該教導人們斷然放棄此種關於資本主義的幼稚觀念。無止境的營利欲絕不等同於資本主義，更加不是其精神所在。反之，資本主義恰倒可以等同於對此種非理性衝動的抑制，或至少是加以理性的調節。但是，資本主義永遠以持續不斷的、理性的資本主義企業經營為手段，這一點倒是與追求利潤及追求一再增新（renewed）的利潤一致。這是因為它必須如此；在一個完全資本主義秩序化的社會中，個別資本主義企業如果不能利用其可得的機會來營利，則注定要滅亡。
在把資本主義的本質分離出來的努力上，阿明托雷・范范尼（Amintore Fanfani）也做了卓然有成的嘗試。他對資本主義精神和前資本主義精神做了比較。他認為，資本主義精神不會對利用合法、有效手段謀取財富的行為施加任何限制，也不會讓非經濟限制來約束謀取利潤的行為。前資本主義精神根據生產成本來估算物品的價格，資本主義精神則根據整體需求來估價。前資本主義精神根據工人的需求來調整工資，資本主義精神根據的則是工人的產出。前資本主義者認可社會對其財富享受所施加的限制，資本主義者則否。范范尼指出：
就是在這些觀念差異中，我們看到了資本主義精神和前資本主義精神之間的本質性差異。比起體制、形式和經濟手段，這種差異更能讓我們斷言某個制度是或不是資本主義的。但是，在以此為標竿來劃分經濟時期的過程中，我們並不會罔顧體制、形式和技術手段上的差異。反之，我們應看到，這些事項或多或少與盛行的經濟觀念有著緊密、直接的聯繫。我們處理此問題的取徑也絕非意味著我們否認現實環境可能會決定觀念的轉變。
我們依賴這樣的資本主義概念，不僅是受它的正當性，也受歷史必然性所驅使。歷史上的資本主義是與西方社會有著緊密聯繫的概念，沒有其他概念能比它更能清楚地突顯一個概念的文化與歷史相對性了。我們有必要對此加以說明。范范尼關於資本主義本質性特徵的概念源自歐洲歷史；這些特徵興起於14世紀或更早的義大利城市及歐洲其他地方。在討論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對資本主義較全面的定義時，他指出資本主義的各種狹義定義：
事實上，這就是許多談論資本主義的人的看法，他們有時候把資本主義定義為由資本支配的制度，或是以自由勞動為特徵的制度，又或是讓競爭毫無節制、信貸擴張、銀行蓬勃發展、大型產業變得規模極為龐大、世界市場趨於一體化的制度。對於這些作者來說，資本主義存在與否，取決於生產手段的規模、財富流通管道的多寡，或工具與機器設備的精密度。我們可以合理地反駁說，若是接受這些條件為資本主義的標誌，那麼資本主義制度根本就沒有任何原創性和新穎性可言。事實上，向來不乏有人善意提醒，許多人相信最早萌動於15世紀的資本主義，實際上早在14世紀就蓬勃發展於義大利各地，尤其是佛羅倫斯。另外還有人補充說，在大約同時期的法蘭德斯（Flemish）和法國許多城市，甚至早在11世紀的威尼斯，就已經可以見到資本主義的蹤跡了。
韋伯把自由勞動的理性組織視為現代資本主義的本質性特徵。他的觀點也是來自歐洲歷史，但比較而言，范范尼的定義較具普遍性，相對性較少。荷蘭人19世紀在爪哇所發展的現代資本主義並非立基於自由勞動。在范范尼的定義中，自由勞動是一項歷史特徵，是歐洲歷史上某個時期所特有的；因此，儘管資本主義在19世紀的荷蘭是立基於自由勞動，但在爪哇卻不是如此。所以，從爪哇社會本身的角度來看，支配這個社會的是一個並非立基於自由勞動的現代資本主義制度。這種資本主義在形式上無異於范范尼所定義的資本主義，但由於東南亞資本主義的歷史構成有別於歐洲，我們便把這種不同歷史構成的資本主義，稱為殖民資本主義。它是范范尼所提出的資本主義本質性要素和東南亞殖民地的體制與歷史因素的混合體。此外，殖民資本主義對其支配的社會（在我們的案例中即馬來西亞、印尼和菲律賓）所產生的影響，恰與歐洲資本主義對歐洲社會所產生的影響相反。
讓我們引用兩位歷史學家以歐洲視角從歐洲歷史中推導出的對資本主義各個階段的描述，來闡明以上的觀點：
第一階段，即商業資本主義，與地理大發現、殖民活動和海外貿易的驚人增長有關。在這個階段，受政府的管制、補貼和壟斷所保護的早期資本家透過貨物運輸獲取利潤。從1750年前後開始，製造業採用新的能源和機器，工廠制得到發展，財富快速增長，促成了第二階段，即工業資本主義。工業資本主義的本質在於從製造過程本身獲取利潤。到了19世紀中葉，隨著大型工廠和高效率機器的出現，資本集中在中間階級手中，這個階段達到了巔峰。在19世紀最後數十年裡，當工業發展的最終控制權和方向落入金融家手中，工業資本主義便讓位予金融資本主義。特大型工業企業或工業帝國的建立，其資產的所有權和管理權掌握在完全與生產分離的人士手中，乃是第三階段的顯著特徵。
東南亞曾出現過第一階段；但在歐洲殖民主義在此區域結束之前，東南亞社會並未出現第二和第三階段，因為金融與工業資本主義在歐洲社會內部所產生的作用，並未同樣產生於東南亞社會。而早在18和19世紀，中間階級已被殖民勢力摧毀了。再者，到了17世紀，列寧（Vladimir I. Lenin）視為資本主義最高階段、導致帝國競逐的壟斷資本主義，已在東南亞運作。荷蘭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都有份造成這種局面，但其中影響最大的是荷蘭人。所以，比列寧所預測早幾個世紀，壟斷資本主義就已經被引進東南亞，金融資本主義也遠在它支配西歐社會之前，就已經在印尼運作。西方稱為資本主義的那個歷史構成，與東南亞殖民地社會的資本主義歷史構成，實有根本性的差異。因此，我們有正當的理由使用另一種概念，即殖民資本主義。我們在前面已列出此概念的一些基本成分，從現有資料中可能還可以找出另外一些成分。不過，這需要進行某種經濟史研究，這種研究至今未曾有人嘗試。我們應當把1600年歐洲人到來之前的東南亞商業資本主義，與西歐商業資本主義相互比較。我們可以提出一些核心問題，並圍繞著這些問題展開兩者間的比較。貨幣和資本扮演什麼角色？常駐或移動的頂尖商人具有什麼特性？地理距離和氣候如何影響貿易和船運？當時採用的交換模式為何？商業城鎮與鄉區有著怎樣的關係？是否有新興階級崛起？這些都是可以提出的問題。
建構新概念供研究東南亞社會之用，是符合真正的社會科學應用方法的。在西方發展而成的現代社會科學的普遍與抽象概念，不應自動套用於非西方社會。概念中的普遍成分和特殊成分必須分離開來；我們在處理資本主義概念時已經嘗試這麼做，進而提出了基於東南亞特殊情況的殖民資本主義概念。意識形態也可說是同樣的情況，因為在至少一個層面上，殖民意識形態並不能代表西方的意識形態。西方的意識形態源自於群體之間的衝突，亞洲的許多意識形態也是如此。然而，殖民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作為西方強權在殖民地遂行統治的總體意識形態，並非源自群體之間的衝突，儘管該意識形態當中的部分要素，比如懶惰土著的迷思，會因群體之間的衝突而更為突出。而即便有這樣的衝突，它也不是發生在支配群體與臣屬群體之間，而是像19世紀荷蘭人關於爪哇人的辯論那樣，發生在支配群體本身之間。因此，意識形態起源於群體衝突之說並不屬於意識形態的普遍性本質：意識形態在有或者沒有衝突的情況下都有可能形成。
（未完，全文請見全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