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記憶：東方霸權的崛起與落幕，一部橫跨千年的亞洲帝國史

從高棉帝國崛起到日本帝國殞落，
亞洲七大帝國的興衰起落。

由世界知名傑出學者組成撰述團隊，
仔細審視亞洲七大帝國在形塑當今世界文明過程中發揮的關鍵作用。
曾經雄霸一方的亞洲，是否可能再次偉大？

◎ 9–20世紀的亞洲七大帝國：
蒙古帝國（1206–1405）
中國大明王朝（1368–1644）
高棉帝國（802–1566）
鄂圖曼帝國（1281–1922）
波斯薩非王朝（1501–1722）
印度蒙兀兒帝國（1526–1858）
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帝國（1868–1945）

過去千年以來，亞洲是好幾個強大帝國的發源地，與歐洲互動頻繁，雙方勢均力敵。
曾經引領世界發展數百年的亞洲各大帝國，如何興起、為何沒落，對全球帶來哪些重大影響？
隨著亞洲重新崛起，它們的遺產又將如何塑造亞洲大陸的未來？

由開啟近代的十六世紀開始算起，西方歷史一直將歐洲擺在世界政治、經濟以及文化發展動能的中心位置。但是早在歐洲強權勢力開始蠶食鯨吞東方以前，亞洲本身就是好幾個大帝國的發源地。其中有些帝國威名顯赫，例如蒙古帝國、鄂圖曼帝國，至今仍被世人津津樂道。
《帝國記憶》橫跨亞洲大陸的廣袤地帶，栩栩如生地重現了過往千年的歷史：從九世紀初東南亞的高棉帝國到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國霸業的終結。書中說明這些亞洲帝國如何主導全球的地緣政治，並且對歐洲國家形成挑戰（而非歐洲強權主導世界），同時搭配地圖、大事年表與插圖，為那些造就歷史的人物、事件和其影響，提供了深具說服力的洞見。

本書特色
★由世界知名學者組成撰述團隊，包含多位當代傑出藝術史和歷史專家。
★分析亞洲帝國的雄圖霸業，並聚焦在文化和開創層面。
★以七大章節分述亞洲七大帝國，說理明晰，立論精闢。
★搭配地圖、大事年表時間線和插圖作為解說，清晰易懂。
★收錄精美彩圖，領略亞洲帝國珍貴的文化遺產，賞心悅目。

 

吉姆．馬賽羅（Jim Masselos）
雪梨大學（University of Sidney）歷史系榮譽教授，澳洲亞洲藝術學會（Asian Arts Society of Australia）及南亞研究學會（South Asian Studies of Australia）的創始成員。對印度社會史及視覺文化有著廣泛研究，其研究主題包括現代南亞歷史、印度藝術與宗教史，以及孟買城市研究。馬賽羅已出版的著作包括2007年的《行動中的城市：孟買崛起》（The City in Action: Bombay Struggles for Power），以及合著的《隨長笛起舞：印度藝術的音樂和舞蹈》（Dancing to the Flute: Music and Dance in Indian Art）（1997年出版）。

譯者簡介
廖彥博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碩士，美國維吉尼亞大學歷史系博士班。
著有《一本就懂中國史》、《被誤解的三國》、《止痛療傷：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悲歡離合四十年：白崇禧與蔣介石》（與白先勇合著）、《決勝看八年：抗戰史新視界》等。
譯有《大清帝國的衰亡》、《中國將稱霸21世紀嗎？》、《謊言的年代：薩拉馬戈雜文集》、《OK正傳》、《驚悚大師希區考克：重返驚魂記》、《漫遊中古英格蘭：十四世紀生活風物誌》、《流離歲月：抗戰中的中國人民》、《紙的大歷史》、《社群．王朝：明代國家與社會》、《中國的靈魂：後毛澤東時代的宗教復興》、《世紀中國：近代中國百年圖像史》等書。

 

專業推薦
孔令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江懷哲（東亞政經專家、《現代菲律賓政治的起源》作者）
林慈淑（東吳大學歷史系教授、歷史教學學會理事長）
陳鴻瑜（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名譽教授）
葉高樹（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蔣竹山（國立中央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媒體讚譽
直截了當，引人入勝……是一部對於迷人主題詳盡可靠又趣味橫生的介紹。
——《地理雜誌》（Geographical Magazine）

充滿激情……作者群超越學術，對亞洲各大帝國進行了豐富詳實的審視與回顧。
——《牛津時報》（The Oxford Times）

插圖精美……生動而好讀易懂。
——Asian Lite

 

前言（節錄）
FOREWORD 帝國遺緒
從太平洋海濱到巴爾幹半島，亞洲各大帝國的幅員疆域跨越了八千公里，在地球這顆行星上建立了收納不同族群、文化和宗教於一爐的統治，時間超過一千年之久。這些帝國分別由當時最為傑出的豪傑人物所創建和治理：成吉思汗、聲稱奉有天命的中國皇帝、鄂圖曼帝國歷任蘇丹，以及偉大的蒙兀兒帝國皇帝阿克巴（Akbar）。他們以建築和文化珍寶創建了京城首都，以彰顯其精妙的治術：蒙兀兒帝國的多座王陵、北京紫禁城、君士坦丁堡（或伊斯坦堡）宏偉壯麗的蘇萊曼尼耶（Suleimaniye）清真寺及托普卡匹皇宮（Topkapi Palace）、吳哥窟（Angkor）的雄偉巨廈，以及伊斯法罕（Isfahan）的大清真寺。
從帝國肇始以迄之後的漫長歲月，軍事武功方面的奮勇壯烈往往是這些帝國在開疆拓土（以及之後捍衛廣袤疆土）時經常出現的主題。不過，君王們還必須發展其治理與官僚體系以鞏固其統治，並且在同時增強其轄境內的經濟，提倡商業貿易，好為治下臣民提供收入，創造稅收，以及與鄰邦各國的往來貿易管道。本書的七個章節詳細闡述了這些帝國創建偉業、並將征服的土地轉化為自身的疆土時所造成的影響。各章的作者以優秀特出的筆法，寫出這些帝國在史冊上不可磨滅的事蹟：他們的成就與失敗、相似與差異，以及創新與多元分歧之處。
亞洲各大帝國都以國祚綿長著稱，只有日本明治維新後軍國主義野心擴張時期是個例外。它們持續存在了好幾個世紀，如中國的帝制王朝，更是超過兩千年之久。這些帝國王朝在政治、經濟和文化層面所留下的遺緒，塑造了今日由太平洋海濱到地中海各地的面貌，為二十一世紀世界的演變提供了顯著的背景脈絡。
這些亞洲帝國和之後出現的歐洲殖民強權不同。歐洲帝國的殖民地距離母國遠隔重洋，有數千公里之遠；而亞洲帝國卻主要在陸地上發展——因此在中央京城與遙遠邊疆之間得以有陸路聯繫，將沿線各個民族、習俗和文化串聯在一起。但是這並不表示海上貿易無足輕重：隨著疆域領土延伸到地中海及黑海諸地，鄂圖曼帝國擁有一支無敵艦隊；而明朝永樂皇帝也派遣指揮使鄭和率領一支由艨艟巨艦所組成的小型艦隊浮海遠渡，來到南海及非洲東岸，威震各邦，並帶回諸多珍寶。
但是歐洲強權以海上武力進行遠程征服，卻並非亞洲各大帝國所採取的模式。相反的，這些亞洲帝國採取先「先安內後攘外」的策略：在局部戰爭中擊敗國內對手，再尋求捍衛家園或向外拓展新疆土。以疆域最遼闊的蒙古帝國為例，上述的過程起於北亞大草原上各股勢力對中原皇位的競逐，然後揮戈西征，最遠抵達黑海之濱與烏克蘭，將原來的游牧部族重整成為一個能夠派出百萬大軍的國家。在這闕亞洲傳奇的終章，日本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在很大範圍內展現出所謂「帝國症候群」（imperial syndrome），也就是「新政治秩序的確立有賴於土地或影響力的擴張，而此舉需要維護新近取得、有爭議的疆域。」這種對於擴張的渴望，及其所造成的壓力，通常會導致帝國的衰亡，即使帝國全盛時期的力量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能延緩衰敗，最終仍不能避免滅亡。
帝國的最高政治結構設計旨在鞏固其統治權威，但是在如此廣袤的疆域中，通常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權力下放。被征服的地區必須納入統治版圖，以增進帝國的整體國力與繁榮。君王們不在京城或領兵出征在外時，不但需要確保其轄境內的穩定，更要使麾下軍隊與臣民食物、貨物供應均可保無虞。交通暢通無阻對於帝國疆界內外的貿易至關緊要，同時能保障因商業貿易而產生的稅收。修造宮殿與建造宗教神廟需要由被征服的領地內大舉動員勞動人力——中國明朝時修建萬里長城或高棉帝國挖鑿運河時的動員，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因此，一旦他們將一塊地區納入掌控，統治者們就會軟硬兼施，在強行實施同化時進行某種程度的懷柔措施。統治體系需要徵召、運用臣民當中那些最具才智的菁英。蒙兀兒帝國皇帝阿克巴統治著西迄阿富汗、東至南印度的遼闊疆土，便推行一項政策，將征服地區的王公親貴吸收進入行政體系中，並且容許他們在原來的領地內繼續扮演活躍的領袖角色。他宣稱「眾人共享和平」，並且允許宗教信仰自由。由於皇帝如此高瞻遠矚、統御萬方，帝國的官方史家將他描述為半神半人的開明君父。
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建立比蒙兀兒帝國為早，享祚卻更長；這個帝國可以被看作由一連串的同心圓所構成：接近中心的是其核心區域，較偏遠的省分及更近邊境處則是附庸的衛星國或從屬城邦。由一二八一年到一九二二年，建都於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堡的歷代帝王之所以能享國如此之綿長，據學者蓋博．雅果斯頓（Gábor Ágoston）寫道，都要歸因於他們「數百年來對於信奉不同宗教和說各種語言的土耳其人、希臘人、庫德族人、斯拉夫人、匈牙利人、阿爾巴尼亞人及阿拉伯人所採行的彈性、務實及相對容忍的做法」。
等到帝國鞏固自身的統治後，一般而言當局便會施行一套連結下屬臣民的法律秩序和官僚體系，這套系統即便在日後貪汙腐敗開始盛行、中央勢力式微時也依然持續維持運作。要是懷抱著事業雄心的年輕人加入文官體系或是精銳的宮廷禁衛軍，帝國也為他們提供錦繡前程的遠景。對於藝術家、建築家及城市規劃學者來說，帝國的京城與宮廷提供了他們揮灑創意與實現成就的場域。本書的各章將會很突出的證明這一點：從宏偉莊嚴的泰姬瑪哈陵（Taj Mahal）、吳哥窟，到鄂圖曼帝國精緻絕倫的細密畫，從明代中國的絲綢絹畫到日本的浮世繪。十六世紀伊朗薩非（Safavid）王朝的歷代統治者造就了融合繪畫、地毯、書法、紡織、金屬製品、書冊裝訂與詩作於一體的偉大藝術成就；他們運用受其征服土地的資源，來頌揚波斯更加偉大的榮耀。
到頭來，這套制度和所有帝國一樣，仍然仰仗自上到下施行的統治，而這樣的統治的背後，又是由看似所向無敵的軍隊作為後盾，以殘酷報復來恫嚇任何膽敢反抗其統治的勢力。阿克巴在位時或許以寬仁為治，但是他的帝國乃是仰賴前面歷任更為黷武的皇帝征戰討伐所打下的江山。成吉思汗開創了所有帝國當中版圖最廣袤的一個，他以宗教的光環結合嚴酷的現實，替上述做法定下基調。在一次征討告捷之後，他警告道：「我是上帝所遣的懲罰，」接著他又補充說，倘使那些遭他擊敗的穆斯林未犯下數項大罪過的話，「真主便不會送來如此之懲罰。」他在病榻前，對諸子與將領留下遺言，要求他們將一場對付中國叛黨的戰事繼續進行下去，直到敵人「重殘聽命，無還手之力」為止。
帝國的開創者與他們的後裔，對於「征服」這項使命從未有過任何懷疑；征服被視為強者天賦的責任，而經由戰爭討伐獲得的土地，則是統治家族的個人財產。建構權力之途紛然歧異，獲取權力有時近乎偶然，也有如吳哥王朝的闍耶跋摩二世（Jayavarman II）那樣，處心積慮精心策畫，並以統御四海的「轉輪王」自居。但是，無論君主是如何攀上權力頂峰，據有大位者可以任憑己意，隨心所欲。而即便這些帝國已經在內部建立起權力平衡的機制，權力的根基還是來自專制帝王的權威。膽敢挑戰皇帝的意志，將犯下謀逆大罪。
這樣的家父長威權體制，在肇建帝國的開創者辭世以後，內部很容易爆發爭奪權力的衝突，這一點體現了以君主個人作為體制的黏合劑，既具備力量優勢，也有脆弱的缺點。皇親國戚、受寵佞臣、后妃妻妾等都會破壞有效統治，尤其是當王朝興衰的循環來到了軍事失敗、經濟蕭條或自然災害嚴重的時期，更會嚴重削弱原來的統治基礎。各種倒行逆施、一意孤行也讓統治者們走上適得其反的毀滅道路。明代後期就有過數次，因為皇帝年幼，無法執掌朝廷大權，或是將權力完全交由宦官行使，造成政治動盪混亂。而蒙兀兒帝國，在大力提倡藝術、接受外國影響的皇帝阿克巴在位一個世紀後，當時在位的皇帝奧朗則布（Aurangzeb）奉行伊斯蘭教法，同時堅持大動干戈，討伐南部叛軍，結果是過度耗用了帝國的國力。用兵接連失敗也導致鄂圖曼帝國陷入長時期的混亂狀態，用雅果斯頓的話來說，就是「統而不治」（reigned rather than ruled）；而約在同時，信奉伊斯蘭教什葉派的波斯薩非王朝正飽受愈演愈烈的內部派系紛爭與朝廷大臣的財務需索，還要加上外來的多起軍事威脅，直到王朝首都伊斯法罕於一七二二年被阿富汗人攻陷為止。
一九四五年遭到毀滅性打擊的日本，是本書所提到七個帝國之中的最後一個，也代表亞洲地緣政治強權時代的終結。鄂圖曼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淪為戰敗國，隨後四分五裂，於一九二三年由土耳其共和國取而代之。中國最後一個帝制王朝——大清帝國，經歷了長時間的衰頹，在一九一二年黯然退位。英國人於一八五八年罷黜了印度蒙兀兒帝國的末代皇帝。時間更早的幾個帝國，如吳哥王朝和薩非王朝，只存在於民族的集體記憶之中，政權早已不復運作。全球在經歷一系列最具破壞性的衝突之後，形成由美國與蘇聯兩大強權主導的對抗格局，雙邊陣營各自擁有許多國家助陣。當共產主義集團於一九九○年前後崩潰之時，有些人預言歷史即將終結，西方將大獲全勝。
三十年過去，世界局面與上述預言大不相同，亞洲尤其如此。中國已然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在國際舞臺正持續擔當角色，正如中國的領導人習近平所宣示，中國即將站上國際舞臺的正中央。日本位居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其政府顯現出亟欲打破一九四五年和平憲法對日本參與國際活動和軍事角色所設下的限制。印度有望成為一個大國，其人口很可能在不久後就會超過中國。東南亞各國則雄心勃勃，充滿活力。至於今天的伊朗，則和當年薩非王朝時一樣，聲稱反對信奉遜尼教派的國家——以及美國。土耳其在一位風格與當年鄂圖曼帝國極其類似的領導人帶領之下，業已建立新的民族自信心。隨著各種成長率大幅飆升，許多預測均指出二十一世紀將會屬於亞洲，供應鏈將各個經濟體串聯在一起，以一種西方未曾見識過的方式展開新技術的競逐。
這當中有不少屬於二十一世紀的時代因素，不過昔日帝國留下的遺緒仍然顯而易見。規模、人口和經濟分量全都至關緊要；同樣的，亞洲各國領導人個人特質所造成的影響力，也讓人回想起昔日帝國的歲月。比如習近平各種援引馬克思主義的姿態，儼然是昔日帝國重申「天命在我」的新版。當代日本的統治階層，與之前軍國主義擴張階段的政要均有親屬關係；天皇陛下仍舊安坐於菊花寶座之上，而日本政府在二○一八年還大肆慶祝明治維新一百五十周年。在印度，執政的「印度人民黨」（Bharatiya Janata Party）回顧從前民族的光榮年代（即使當時的統治者其實是穆斯林，而不是印度教徒）。在土耳其，喚醒過去偉大時代的動作也愈發明顯。
當西方霸權已不再是不容挑戰、全球局勢分崩離析成為常態之時，世界在很多方面似乎又重新回到從前那個時代，也就是本書所述那個帝國崛起與繁榮的年代。從前與現在當然大相逕庭，可是也有相似之處。對於那些試圖形塑歷史來為當前目的服務的領導人來說，過往並不是另一個國度，而是當代敘事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常還是相當重要的組成部分。因此，本書中關於亞洲各大帝國的敘述非但引人入勝且具有權威性，同時還能為我們理解今天的世界提供知識層面的基礎。除此之外，本書還向我們證明：建立並維持一個雄視國際的強權，其間的複雜到何種程度，在這過程之中，存在著多少偶發因素——而這些帝國，又是如何踏上實現壯志雄圖之路，直到它們擴張過度，失去了賴以維繫團結的根基，導致最後的分崩離析為止。

緒論（節錄）
INTRODUCTION 亞洲帝國的獨特性
亞洲曾出現多個大帝國。當中幾個最偉大的帝國繁榮昌盛，在過去這一千年來，統治著廣袤的土地與眾多的人口，直到歐洲強權於二、三百年前進入這個地區時為止。這些亞洲帝國當然絕不是全球同時期唯一的王朝，但它們是主導世界的力量，當中還有些帝國曾占領並吞併了部分歐洲的土地。本書將這些帝國看作是亞洲獨特的經驗與事業來加以介紹。在本書中，亞洲是這些大帝國馳騁的舞臺，而不是後來被歸入歐洲強權帝國體系之中的大陸。在過去一千年當中的大部分時間裡，亞洲的大王朝主導了世界政治局勢，而且正是這些亞洲帝國，持續對歐洲各國構成挑戰，而不是顛倒過來，由歐洲各國挑戰亞洲王朝。下面各章將共同探討上述史實的成因，並對這時期構成亞洲各大帝國的人物、事件及其影響，提供饒富洞見的觀點。
由於亞洲的幅員廣闊，有多種多樣的文化、宗教及社會，亞洲大陸上出現的帝國應該有著高度多元的樣貌，自然也在情理之中。崛起於亞洲的帝國，和出現在其他地方的帝國一樣，是發號施令的中心，有自身關切的重心與精神氣質。在亞洲歷史上只出現過一次，由蒙古帝國這個單一強權統治了大陸上的大片疆域；但是蒙古大帝國僅維持了不到兩百年即告裂解，而且即使是在全盛時期，仍有許多區域，像是日本和南亞、東南亞，不受蒙古的影響與支配。但是，在蒙古帝國冰消瓦解之時，其留下的遺澤之深刻，或許足與昔日羅馬帝國或大英帝國對西方世界帶來的影響相提並論。本書接下來的七章就將描述，其他的帝國分別在不同的時期、以不同的方式崛起的故事。鄂圖曼帝國從土耳其、薩非王朝從波斯，分別向外開疆闢土，而蒙兀兒人也在印度建立新的王朝。元朝（蒙古人建立的中國王朝）被漢人的政權取而代之，也就是明朝——這是區域驅力與外來併吞力量背道而馳的很好例證。後來明朝又被來自崛起於中國東北的清朝取代，清人將帝國版圖拓展至更遠的疆域。不過在本書裡，我們主要討論的重心還是擺在明朝。此時期的東南亞各國則不受這些動盪的影響，宗教仍舊具有活力，統治者及其王朝統治結構也一仍既往。從高屋建瓴的鳥瞰角度可以看出，在蒙古帝國四分五裂之後，一個多權力中心、多個王朝和帝國在亞洲不同區域同時並存的模式，是如何建立起來的。而同樣能夠看出的，是各個帝國之中蘊含的中央集權統治模式及溫和中道的統治精神。
因此，這就是本書的撰稿者們所共同探討的內容：這些亞洲帝國在獲取及之後維持統治的過程中，其權力的定位及形式，其基本思想概念結構，以及各國對於文化及文明所做出的深刻貢獻。其他的亞洲帝國或許同樣能夠獲選作為例證，同樣的議題拿來檢視其他不屬亞洲的國度，也許也能夠得出有益的成果——不過它們都不在本書論述的範圍之內。本書裡討論的七個帝國，為檢視這段時期之內國家王朝的統治模式，提供了廣泛而充分的素材；同時，自然也能考察這些帝國統治在亞洲各地（或許是整塊歐亞大陸）的調適與接受程度。顯然，亞洲並無單一整體的族群認同，沒有單一「亞洲民族」，即使連十九世紀時歐洲「東方主義」（Orientalism）偏愛的「亞洲性」（Asian-ness）刻板印象也付之闕如。然而，有些歐亞的遭遇是立足於差異之上。儘管國勢的盛衰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是否能確保其亞洲領土，橫跨歐亞非三洲的鄂圖曼帝國，伴隨而來大範圍的文化交流，其意義遠超過地理版圖上的跨越三大洲。從另外一層意義來說，日本的明治維新與上述也有可堪比擬之處。日本在接觸西方軍事與統治新技術之後全盤吸收採用，並且用以征服了東亞規模空前的陸地與海域。這些變化多端的帝國型態，可以使我們洞悉，在帝國或王朝結構是主宰統治體系時，它們的體制是如何運作的；同時也可以看見所有偉大的領導者是如何追求有效的統治模式——他們也或多或少得到成功。

帝國的元素
本書七章概括亞洲各大帝國，為這片大陸上各區域主導局面的帝國，開創了一個鮮明生動的全景觀察視野。各章的作者都審視一個特定的帝國及區域。每一章各自都述說一個帝國興衰起落的故事，述說著這個帝國內在的社會底蘊，它傳達出的文化氣質，以及國家組織的本質。雖說這七個帝國各具特色，但大致上說來仍有相似之處，將它們聯繫起來：個別領導人內在的動機驅力、軍事科技或戰略的創新、官僚體系的形成或重塑、吸納臣民、以及帝國的氣質精神與文化思潮。這些章節闡明了這七大帝國間的差異，與此同時還共同指出在這些極為不同的現象中，所具備的相似之處與共同點。
上述這些共通之處有助於查探亞洲帝國的獨特性質。亞洲帝國的大權都掌握在皇帝及其身邊臣僚之手。亞洲帝國的皇帝和十九世紀歐洲殖民帝國的君主不同，後者的權力很大程度上因為議會民主制度興起而受到限縮，而亞洲帝國的皇帝施展權力，幾乎沒有任何拘束（儘管在某些情形下，皇帝的臣僚確實會限制他的行動）。每位亞洲帝國皇帝對軍權的掌握，確保了他個人的權位，也保障其統治疆域不受外敵的侵害。軍事武力無可避免的對帝國生存至關緊要：大部分的亞洲帝國都是陸上強權，廣袤的領土均相互毗鄰連通。只有鄂圖曼帝國算是例外，也因此它需要在地中海建立起一支強大的海上武力。日本則是另一個例外，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日本打造出一支西方式現代海軍艦隊，使他們得以縱橫亞洲海域，建立起殖民強權。明代的中國也曾有過水師艦隊，只不過在一段時間後，朝廷便從航海事業抽身。不過，一般而言，亞洲帝國與之後崛起的歐洲帝國不同，它們的疆域實際上並未遠隔重洋、被海隔開。對於幅員廣袤陸上疆土的控制，是這些亞洲帝國的一大特色。
任何帝國從定義上來說，都擁有龐大而多樣的人口，然而亞洲帝國卻掌控了世界上最大規模的人口，當中還包括了種族與宗教信仰差異極大的各個民族。因此，亞洲帝國必然擁有多元文化，而這些帝國在對待被征服的族群、民族和群體時，竟展現出令人驚異的通情達理。帝國肇建之初，其背後動力很可能來自某個特定社會群體的能量，像是宗族、部落等，但是隨著帝國的治理漸趨穩定，政權便愈發將社會中不同的群體吸納進入其軍事與行政統治結構之中。因此實際上，這些原來被征服的民族，或至少當中一部分人，在大多數的帝國中已經成為統治機構的一分子。帝國內部的矛盾起於殘酷的軍事行動、猖狂的暴行、大規模的殺戮與破壞。這些矛盾在日後帝國容納各種分歧、並將各群體帶入統治集團時造成後遺症。當然，帝國如果沒有臣民即無法運作，國家的經濟與繁榮昌盛皆有以賴之。農民繳糧納稅，同時也服兵役充實軍隊；商人絡繹來往於貿易路線，確保貨物的互通有無，並協助維持亞洲各大帝國與王國之間的聯繫。這些帝國並非孤立的個體，而是由貿易、外交使節和宗教活動彼此串聯起來。商業貿易在各個層面上為建立聯繫、傳遞無形的思想與有形的貨物提供了管道和途徑。而相反的，帝國之間的勃勃野心，目標與利益之間的衝突也可能產生相互作用，使得局面到最後以戰爭和屠殺收場。
亞洲帝國的皇帝們積攢了極富盛名的財富。這些財富有的花費在浮華鋪張的奢侈擺飾上，也有些是耗用在建設並美化帝國的中心城市上——畢竟，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城市全都位於亞洲。鉅額的金錢用來營造兼具文化、優雅教養及文明的樞紐中心。繁榮昌盛為提倡藝術和科學，以及鼓勵知識思想及創造力的活動提供資金。這些亞洲帝國，除了其他成就以外，還被譽為文化與文明的中心。亞洲帝國的風格，體現在宏偉的建築、精湛的手工藝品、哲學和宗教思想以及當時的科學技術之中。且不論不受拘束的權力及軍事征討帶來何種惡果，每個亞洲帝國的本身就是一件精美的藝術品，是人類文明顯著而獨特的成就。

前言 帝國遺緒／強納森．范比（Jonathan Fenby）
緒論 亞洲帝國的獨特性／吉姆．馬賽羅
帝國的元素
皇帝與帝國
帝國的經營
帝國的進步
第一章 中亞：蒙古大帝國／梅天穆
成吉思汗崛起
成吉思汗身後的蒙古帝國
蒙古帝國的軍隊
政府組織
律法統治
衰弱與崩解
蒙古帝國的偉大之處
第二章 中國：大明帝國／羅伯茨
明代的建立
洪武之治，一三六八－一三九八
永樂之治，一四○三－一四二四
長城與軍事挫敗
明代的專制政治
明代的經濟發展
明代的社會
明代的哲學、藝術與文學
明代的西方接觸
明代的衰弱與覆亡
第三章 東南亞：高棉帝國／海倫．伊比特森．傑瑟普
孕育帝國：早年歲月
宗教與印度文化影響
「轉輪聖王」：九世紀初的四海之主
訶里訶羅洛耶：九世紀的權勢鞏固
吳哥根基：十世紀初期
宏偉的貢開
十世紀後半：重返腹地
帝國的憧憬：蘇利耶跋摩時代的國勢上升
十一世紀晚期：北方的強權
蘇利耶跋摩與吳哥窟時代
佛教定為國教：闍耶跋摩七世時代
衰弱的年代？
第四章 小亞細亞及其他：鄂圖曼帝國／蓋博．雅果斯頓
鄂圖曼帝國在世界史上的重大意義
由蕞爾小邦至龐然帝國
帝國及其挑戰
軍事實力
帝國的治理
核心腹地、邊遠省分與屬邦
漫長的十九世紀與鄂圖曼的最後歲月
鄂圖曼帝國的成就
第五章 波斯帝國：薩非王朝／蘇珊．巴拜依
少年的王者之路
沙阿伊斯邁爾一世時期的建築與藝術
伊斯邁爾的覆敗及太美斯普的統治
沙阿太美斯普時期的建築與藝術
王朝內戰及阿拔斯一世繼位
薩非新都伊斯法罕，一五九八－一七二二
四海一家與王權展示
薩非王朝後期發展
薩非王朝的重要性
第六章 印度：蒙兀兒帝國／凱瑟琳．雅謝爾
蒙兀兒帝國的建立
阿克巴（一五五六－一六○五）：征服與鞏固
阿克巴的國家概念
阿克巴對藝術的提倡
賈漢吉爾（一六○五－一六二七）及沙阿賈漢（一六二八－一六五八）
賈漢吉爾與沙阿賈漢時期的藝術與建築
奧朗則布（一六五八－一七○七）與後期蒙兀兒（一七○七–一八五八）
第七章 日本：明治維新／ 阿麗思．倉重．提普頓
「富國強兵」
以戰建國
日俄戰爭：日本帝國主義之始
日本在臺灣及朝鮮的殖民計畫
侵華非正式帝國與戰爭之路
全面戰爭與「大東亞共榮圈」
戰敗與帝國的終結
結語 帝國落幕／吉姆．馬賽羅
西方眼中的東方
帝國的終結
新的帝國及統治者
帝國的記憶
注釋
延伸閱讀
圖片來源
本書編寫作者群

CHAPTER 7 日本：明治維新（一八六八—一九四五）
日俄戰爭：日本帝國主義之始
在中日甲午戰爭當中取勝，使日本一躍而成為地區大國；而在日俄戰爭（一九○四至○五）中打敗俄國，則讓日本躍昇為世界強權。此戰起因是俄國延後自滿洲撤軍而不給任何解釋，日本隨即對俄宣戰。在日本海軍控制了遼東半島周遭的水域之後，陸軍登陸上岸，展開了為時一年的戰役，最後成功拿下旅順。正當日本陸軍乘勝向瀋陽進發之時，海軍打敗了俄國波羅的海艦隊，舉世震驚。此戰俄國艦隊遠道而來，航行大半個地球，卻在對馬海峽一戰中大敗，損失其四十二艘艦隻當中的三十八艘。然而儘管海戰大捷，日軍在陸地上卻陷入苦戰，不但造成官兵重大傷亡，戰爭支出也已經令日本難以為繼，在本土更興起一股小規模的反戰運動。此時俄國內部已有革命被煽動起來，也希望能避免進一步的戰事開銷，以及後續羞辱性質的損失。於是，雙方都歡迎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出面調停，主持和約簽訂。和約沒有責令戰敗國賠償戰勝國損失的條款，這一點在日本國內引發示威抗議；但是日本政府高層對於此戰獲致的其他成果，卻甚感滿意。
從長遠的角度來看，如彼得．杜斯（Peter Duus）等歷史學者都認為，日俄戰爭是日本外交政策變化的轉折點，而且自此戰過後，日本帝國主義便一發不可收拾：此時「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自此時起追求國家在亞洲大陸的地位以及在東亞的霸權，成為日本傾力以赴的基本國策。」 日俄戰爭膨脹、而不是縮減了日本人的戰略需求意識，並且使軍方在國內政治的影響力為之增加，因為其在防禦帝國周邊的角色至關重要。
不但如此，就「讓世界注意到日本軍事實力」這一方面來說，日俄戰爭甚至比中日甲午戰爭更具重要意義。擊敗中國給日本人帶來的是巨大的心理衝擊效應，因為他們向來仰望中國，視之為先進文明的源泉，已有千年之久。縱然如此，中國畢竟是亞洲國家，而俄國卻是西方白人國家。這就是為什麼日本獲得的第二場勝利（而不是第一場勝利）在西方國家之間引起「黃禍」的恐懼，同時在亞洲各地反帝國主義殖民的民族運動者當中得到了極大欽佩的緣故。這次衝突也增強了美國西岸民眾的反日情緒，這種情緒是因為日本移民在農業上得到成功所引發的。故意聳人聽聞的報章刊物和其他作品紛紛描繪一幅日本大軍入侵的場面。
從日本帝國本身的發展來看，韓國並沒有立即成為日本的殖民地，不過日俄戰爭已確保了帝國對該國的控制。此外，在將滿洲確立為日本勢力範圍的過程中，日俄戰爭的勝利為日後數十年間國際衝突的起源、帝國主義勢力的擴張埋下前因。透過戰爭，日本取得俄國承認日本在朝鮮具有特殊主導地位，然後在英國與美國的默許下，朝鮮很快就成為日本的保護國。此後五年之內，朝鮮就遭到日本併吞，但日本遭遇朝鮮民眾強力的反抗。此外，日本得到庫頁島南部，以及滿洲南部鐵路的各項權利和特許權。
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者將日本的殖民擴張歸因於資本主義對市場和原料的渴望，其實政治和安全上的考慮可能比經濟利益還來得重要。實際上，有一位歷史學者就指出，當時日本商業界憂心和俄國開戰會導致加稅，並且傷害工商業。有些商人甚至覺得讓俄國占領滿洲可能會帶來穩定和更頻繁的交流，從而促進日本的貿易通商。 然而，一旦獲得了殖民地，移居當地的日本商人和居民就產生出必須要加以保護的利益。因此雖然一直到日俄戰爭時，控制朝鮮以屏障日本都還是政府領導人的主要目標，但是在隨後的四十年間，日本的對外政策則改以加強和保持在朝鮮及滿洲的勢力範圍為主。
在一九三○和四○年代，日本帝國野心的升級，以及訴諸戰爭手段實現目標的意願，都與所謂「帝國症候群」的症狀描述有若合符節之處。換句話說，帝國需要擴大領土或影響力以確認新建立的政治秩序，然後又因此而需要捍衛新的、有爭議的邊界。 這正是日本得到朝鮮和滿洲之後的情形。滿洲和朝鮮又有不同：朝鮮已經徹底成為日本的殖民地，而滿洲仍然是中國的一部分。因此雖然日本靠著打敗俄國而穩固了在滿洲的利權，但這樣的成功只是短暫的。清朝於一九一一年覆亡和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使得支撐日本經濟和戰略利益的條約通商口岸及勢力範圍體系（也就是日本在中國大陸建立的非正式帝國）受到損害。此後直到一九三一年為止的大約二十年間，日本在與西方列強建立起合作關係的基礎上，追求的是和平擴張，並且將力量集中在帝國內部的治理及遏制對日本統治的抵抗之上。

日本在臺灣及朝鮮的殖民計畫
臺灣本是一個不具重要戰略意義的蕞爾小島，不過只是日本於一八九五年打敗中國之後加以占領的「帝國附屬品」。 然而，臺灣給了日本一個建立模範殖民地的機會，讓日本得以藉此向世界大國展示其成就。以後藤新平為首的日本殖民地官員，詳細研究西方殖民統治模式，並以此為基礎，採取「科學」的殖民統治方式。後藤新平將臺灣當作是日本獲取殖民地現代化統治經驗的「實驗室」。日本在臺灣施行的各項政策，顯示出其殖民治理模式以及對待殖民地人民的態度和基本認定。這套模式日後會在韓國複製，照樣實施，不過得到的結果卻大不相同。鎮壓、同化政策及對殖民地人民的歧視性待遇，再加上各項現代化政策，是日本在臺灣和朝鮮兩地施行殖民統治的特色，因此也引發了反抗殖民運動。不過，到了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結束在臺灣的統治時，他們在臺灣各個階層民眾當中已經贏得相當程度的好感，這和朝鮮的情況形成強烈的對比。
日本以戰爭為手段取得臺灣和朝鮮兩處殖民地，在治理時都遭遇反抗，不過相較於臺灣在兩年後局勢已獲得控制，治理朝鮮卻始終困難重重。在臺灣，日本殖民當局有系統的發動滅絕原住民的戰役，使原住民人口減少到占全島總人口不到百分之二，並且給予祖上來自大陸的漢人有返回中國的機會，這就表明那些選擇留下來的人某種程度上已有接受新統治者管理的心理準備。這有助於解釋為什麼臺灣的反抗殖民運動無法獲得強大動能。反觀朝鮮，不但人口和幅員都比臺灣大上許多，更兼有文化發展的悠久歷史。更加重要的是，日本殖民朝鮮時，恰好也正是朝鮮人發展出自身國家民族意識的時候。他們這種新的民族認同意識因此很自然地會朝反對日本殖民統治發展，而日本嚴厲的統治和文化同化政策，不但沒有緩和朝鮮人的反抗，反而讓抵抗愈演愈烈。和西方殖民者相反，日本殖民統治在理論上強調與殖民地臣民之間在種族與文化上的親近關係，可是在實務層面上，他們推行的政策背後透露出的種種優越感認定，與一切聲稱殖民統治會帶來好處與包容、因而具有正當性的說法大相牴觸。日本殖民政府強而有力，並且高度專制，更兼有廣泛布建的警察及軍隊武力作為其支持力量，激起了殖民地臣民對當局持續的不信任。
日本殖民計畫中的矛盾之處，從其原先在臺灣實施、後來在朝鮮推動的經濟政策中表現得很明顯。打從一開始，日本就不僅僅要各殖民地自給自足，更需要殖民地支持其本土的經濟。一九二○年代時，殖民地將資源挹注在農業生產上面。在臺灣，總督府成功建立起蔗糖產業；在朝鮮，當局致力於將殖民地改造成稻米輸出地，以克服日本本土糧食短缺的問題。殖民當局於一九一○年代時施行的土地政策讓朝鮮人深受其害，許多農民失去他們耕作的土地，落入日本移民之手。在這些失去耕地的農民中，許多人在日本本土招聘廉價勞動力的鼓舞之下，組成了移民日本的隊伍；雖然他們在就業和生活條件上備受歧視，但是移民的人數在一九二○、三○年代時卻仍見增加。
教育政策也體現出臺灣人和朝鮮人位居日本人之下的從屬地位。理論上，臺灣人和朝鮮人由於種族與文化都和日本人接近，因此只要經由日本加以訓育教導，就有成為日本人的可能（不過究竟在未來何時則不確定）。然而，正如後藤新平聲稱的：「你不能指望比目魚在一夜之間變成海鯛。」 因此，為臺灣人設置的教育體系，只有基本的技能培訓，卻搭配大量的道德與政治教育，其目的在塑造殖民地民眾成為勤勞忠誠的帝國臣民。相反的，為了增強殖民母國的優勢，在殖民地專門為日本子弟設置的學校不但設施美輪美奐，其學術課程也較為嚴格。臺灣人想接受中學教育，只能就讀為臺灣人開設的學校，培訓山地原住民教師，或是殖民地的醫師。尋求更高等教育的臺灣人必須前往日本，但是他們也可能在那裡接觸到反殖民思想。一九二○年代，有些留學日本的臺灣學生正是如此，他們返回臺灣後，開始批判這種雙軌教育體系。雖然如此，還是必須說日本推行的教育收到明顯的成效，因為這些批判言論所針對的都是臺灣人無法獲得與日本人同樣接受教育的機會，而不是批評這套體系本身。
朝鮮的日本總督府也曾嘗試推行和臺灣相同的教育政策，但是收效甚微。原因是在日本併吞朝鮮之前，原朝鮮政府已在推行一個有助於建立國家團結意識和基礎識字率的「民族教育」運動。日本朝鮮總督府還發現當地有一套多樣化且發達的學校教育體系，是臺灣所無的。其中包括培養仕紳子弟應考科舉、入朝為官的私塾學堂。朝鮮成為日本殖民地之後，這些學堂的入學情形並未快速下滑，主因乃是日本人為朝鮮子弟開設的學校既沒有為菁英提供具吸引力的課程，中學一級的教育也付之闕如。同樣臺灣缺乏、而朝鮮卻具備的另一條教育道路是上教會辦的學校。朝鮮的日本總督府對這些教會學校採取半容忍的態度，之所以如此，固然是因為日本不想招惹西方列強，但也是因為這些學校教授的現代化技能及科學知識受到殖民當局的支持。
直到一九二○年代，朝鮮的日本總督府都拒絕聽從本土自由派政治改革人士的呼籲，對朝鮮改採較為寬鬆的管制。當局持續以嚴厲的軍事統治鎮壓朝鮮人民的反抗，首任日本朝鮮總督寺內正毅曾表示：「我要用蠍子鞭責打你們！」一語便是證明。 寺內總督很快便關閉許多他認為助長朝鮮民族主義的私塾學堂，而且他明確宣示，有敢反抗日本統治者，將會遭到無情的鎮壓：

私塾學堂中，有若干教授歌曲及其他教材，鼓勵獨立、煽動叛亂，對抗日本帝國者。凡此皆不許可，需以最大心力，謹慎確保禁令確實執行，將此等行為概行嚴禁。朝鮮人自身亦宜深刻反省滋長出此類思想的後果。設若號召獨立，最終將導致朝鮮人與日本對抗。此舉果能促進朝鮮人之幸福乎？日本只會以武力鎮壓此等叛亂。日本不會因此而受傷，受苦遭難的將是朝鮮人民。

儘管提出如此警告，但試圖讓朝鮮人民一直維持「適當」弱勢地位的嚴厲軍事統治及教育政策卻產生相反效果。反抗日本統治運動的聲勢在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這天達到最高峰，要求獨立的示威遊行迅速擴展到朝鮮各地。朝鮮總督府以有條不紊的殘忍無情鎮壓作為回應，這些舉措除了令日本國內如吉野作造等自由派學者為之震駭，更激化了留日朝鮮學生的情緒，而且引起西方國家的批評。大規模的抗議激發了日本國內對殖民政策的認真反思，從而導致一九二○年代「文化政策」的登場。供朝鮮子弟就讀的學校數量大幅增加，而殖民當局為了爭取人心，除了日本語言文字之外，還容許學生修讀朝鮮歷史與地理。但是就讀率雖然上升，這些公立學校卻沒能將朝鮮人塑造成日本帝國的忠誠臣民。朝鮮學生不時發動罷課，抗議的目標通常是展現出優越態度的日籍教師和學生。與臺灣相比，朝鮮人和日本人之間機會不平等的情形甚至更加嚴重，因而使朝鮮人更加深對日本殖民當局的怨恨。
此外，一九二○年代「文化政策」的另一層用意在於吸納民族主義者，結果卻成為滋養韓國民族主義的溫床。文化政策稍微放寬了出版的管制。雖然圖書審查制度繼續實施（和日本國內一樣），公然倡導激進言論的刊物和反日出版品也依然遭到取締，不過總督府希望容許溫和和非政治性的報紙刊物出版，能夠作為發洩不滿情緒的出口。這項政策失敗了，因為朝鮮出版業的復興刺激了民族主義，破壞了日本透過傳播朝鮮語的使用來實現語言同化的努力，而且為現代韓國文學奠定了基礎。然而與此同時，當局在政策上一面容忍溫和文化民族主義和商業化出版品，一面打壓左翼出版品，有效的控制住民族主義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