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賓四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電子書)

《程學閣著作集》發行緣起 ix

壹 無錫錢穆賓四先生學述 1

前言 1

一 《先秦諸子繫年》 1

二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14

三 《國史大綱》 19

四 《朱子新學案》 24

結語 29

貳 錢賓四先生所關注之時代問題與其學術取徑 59

一 錢先生所處之時代與當時之學術環境 59

二 錢先生所企圖解決之學術難題及其主要工作 74

三 錢先生義理思想之根源及對此可有之哲學解釋 91

四 錢先生之學術觀念及其所顯示之學術史意義 115

參 論錢賓四先生「中國文化特質說」之形成與其內涵 197

一 錢先生學術中之「家言特質」與其價值思惟之整體性 197

二 錢先生有關學術、思想、文化研究之關切焦點與其「中國文化特質說」之提出 199

三 「文化特質說」建構之條件與其史學意涵 201

四 錢先生「中國文化特質說」之來歷與其思惟架構 206

五 錢先生「中國文化特質說」所可能具有之啟示意義 210

肆 論錢賓四先生之義理立場與其儒學觀 233

一 錢先生義理思想之根源與其哲學意涵 233

二 錢先生之義理形態觀與其對於三教之分疏 240

三 錢先生詮釋中國學術史之基本角度與其研究重點 245

四 錢先生針對經學、理學、儒學所設立之義界區隔，與其時代畫分 250

五 錢先生義理立場與其儒學觀之於當時以及未來之重要性 256

伍 錢賓四先生有關歷史與人性之理解及其學術意義 275

一 錢先生對於人類生存條件及歷史構成之理解 275

二 錢先生對於社會構成之結構因素、功能因素與精神基礎之基本分析 281

三 錢先生有關民族與文化關係之說明 284

四 錢先生對於歷史目標與進程之看法 287

五 錢先生所企圖建立之文化形態學 290

六 錢先生史學中之哲學成分 295

陸 論錢賓四先生研究歷史之角度與其建構史觀之過程及方式 323

一 錢先生研究歷史之雙重角度與其形成之來源 323

二 錢先生有關歷史發展之「主體性建構」之設論與其當代意義 326

三 錢先生「史學觀」中之動態論與靜態論 333

四 錢先生「史學論」中之分野觀 338

五 錢先生「史學系統」之完成與其史學工作 341

柒 錢賓四先生學術思想之總評價 363

一 錢先生學術思想於學術史之貢獻 363

二 錢先生所形塑之學術風格與其啟示意義 368

【附錄】

一 流落人間者，泰山一豪芒——從學賓四師二十二年之回憶 381

二 無錫錢賓四先生事略 391

三 錢賓四先生著作版本目錄 395

人名索引 409

書名篇名索引 415

壹 無錫錢穆賓四先生學述 *

前言

中國現代經歷有史以來少數最劇之鉅變。此鉅變，最初係由中國與歐洲列強不均衡之政治、經濟形勢所引發；而最終，則成為中國面對未來文化發展時，所不得不作出之社會整體結構之調整。就時代之畫分言，目前，乃至往後之數十年，中國仍將以此為其主要之發展趨勢。而於此邁向「逐步現代化」¹之痛苦過程中，中國之智識階層，承受同時代其它社會中智識份子所未可比擬之壓力；亦面對其自身所未曾經受之歷史困境。因中國乃摶聚人類歷來最眾多之人口，結構歷來最龐大之社會，而於此中國之摶成與綿延中，中國亦締造出其特有之文明形式，與其特有之社會結構方式；並凝聚成其特有之文化精神。故一切現實問題之解決，皆無法逃離此一文化大環境所給予之條件與限制。一切清末以至民國初年以來之文化更新、文化改造之呼聲，皆不外反映出作為中國智識份子面對時代問題時，所不得不有之歷史反省。錢師賓四（穆，1895–1990）先生一生之學術，即在此一時代之大環境中締造，亦是針對此一時代之問題而思考。

一、《先秦諸子繫年》

錢先生一生第一部重要之著作，為《先秦諸子繫年》。²其正式出版，在一九三五年，著手起草，則始自一九二三年；歷時約十三年。而於此先、後之十餘年間，中國文史學界存在一股主要之思潮，即有關古史之「辨偽」運動。此項運動，就實際所牽涉之學術問題而言，頗多乃承襲自清末；然於觀念、方法及目標，有一並不同於前人之要點，即彼時學界所欲辨訂之「偽」，不僅限於辨析史料中之「偽」，而更在辨析「史料」背後，其所依據之「歷史觀念」之「偽」。³此種「辨偽」之法，若就「史觀」與「史料」之密切關係論，有事實上之困難。蓋論史者若不能超離於原本建立史觀之材料，另有一可以建構新觀點之途徑，而僅憑史料間之比勘，實際並無法檢視其「觀念」之自身。當時學界之所以引發此項運動，有一主要之因緣，即是輸入十九世紀以來，西方學界藉「比較方法」與「考古方法」所獲得之有關「人類歷史文明演進」之知識，與解釋之理論。故有向來為人所深信不疑，且為許多思想、價值觀念所依憑之歷史觀點，至此皆發生根本之動搖。⁴其中最重要者，約有二項：一為關於「唐虞、三代」之傳統論述；而另一，則是若干與「中國學術思想之產生與發展」相關之基本觀點。

就前項言，歷來之理解，皆係依據漢人所彙集之「六經異傳」與「百家雜語」整理而成；⁵其說法，若以「歷史演進」之角度視之，有可信，有不可信。史料之整理，需要建立一新的評判之標準。就後項言，漢人所謂「九流十家」之分野，亦應以一新的整體學術史之眼光，尋找出其彼此間相互影響與前後承遞之關係。⁶錢先生《先秦諸子繫年》一書，主要即針對第二項問題，擇定其研究之議題。⁷

當時學界關於先秦學術發展，有四項視為重要之發現：一、先秦本無所謂「名家」，名家實即墨家發展中後起之新派；二、《漢書．藝文志》所列「法家」，書多難憑據，是否有「法家」之存在，須重新檢視；三、傳世本《老子》一書，乃戰國晚出而託名於老聃者；四、「陰陽」、「五行」之原始觀念，與陰陽家學說之成立，關繫先秦子學之發展甚深；應自「觀念史」（history of ideas）之角度，加以考察。其中第一、二項，發自胡適之，提出在前；⁸而三、四兩項，則與梁任公（啟超，字卓如，1873–1929）關係較深，其提出在後。⁹

大體而言，名家之基本性質屬墨，此一點為當時學界所大體承認；¹⁰其研究基礎，在於《墨辯》與惠施、公孫龍思想之比較。至於《老子》一書著成之時代，梁、胡之意見則頗相左。此問題，一方面牽涉老聃其人之史實問題，¹¹另方面則牽涉《老子》一書中思想所反映之政治社會，其時代之特性究竟為何之問題。其前項，因有史料之限制，抑且性質上可另成議題，故重點在於後者。蓋就思想之關係言，《老子》書若早出，在孔子前，如胡適之說；則形上思想與名學思想，自始即結合於「老子」一家之言中，為先秦哲學開創時之結構性基礎。若然，則以老子哲學之發生言，必須解釋其思想與同時代一般觀念，彼此間思惟水平之重大差異，係如何跨越？而其書中所運用之特殊哲學用語，與針對議題而有之高度「哲學化」之思辨方式，又如何能於一時之間，由一人獨力完成，且於哲學建構之完整性與嚴密性上，為此後眾多之先秦思想家所遠不能及？至於「道」字與「名」字二觀念，各家間所應有之承遞關係，亦須有具說服力之說明。若《老子》書係晚出，如梁任公說，則中國先秦思想中「形上思想」與「名學思想」之間之發展關係為何？道家思想之來歷如何？《老子》書與《莊子》書思想孰先孰後？《易繫傳》思想之性質如何？亦必連帶須重新加以考慮。而在政治思想與形上思想、名學思想之間，亦若需要重新判別出一可加以連繫之線索。

錢先生考論諸子，主要立基於下列數點：一、諸子應淵源於孔子；二、《易繫傳》非孔子作；三、傳本《老子》書當出於莊子之後。此三點有一最要之關鍵，即是名家與道家之關係。蓋胡適之「名為新墨」說，雖當時學者視為碻論，胡氏於墨家先、後之轉變，則尚有一連帶之說法，即：前期之墨，乃宗教之墨學，而後期之墨，為科學之墨學。前期墨家言「天志」，是否即證明其性質屬宗教？而後期之墨家於知識之方法上近於彼所謂「科學精神」，是否即可稱之曰「科學之墨學」？胡氏書中對於先秦思想之背景，主要乃據《詩經》立說，對於春秋、戰國社會階層之升降，與政治結構之轉變，未有詳細之分析；因此所謂「宗教」、「科學」云云，並未找尋出「墨」之所以為「墨」與「名」之所以為「墨」之根本特質。錢先生於《繫年》成書過程中，先寫成〈墨辯探源〉一文，主要乃確立《墨辯》中之思想係為證成墨家「兼愛」之理論而有，其發生之根本原因，蓋為墨家原始「天志」之理論無足以折服學者之詰難，故造為此新說。¹²此點即基本上認為墨家之思想，乃係以「政治」為其主要之著眼點；無論前期與後期皆然。而先秦學術中「儒」、「墨」之分途，實即以其互異之政治主張，影響其活動，而造成此派別。故《繫年》中卷一、卷二，即以孔子與墨子時代之前後為起訖，以之作為考論當時社會背景、政治活動之主要綱領。¹³其論中以儒、墨之名，乃起於身分標識一項，即可顯示其觀察之角度。¹⁴

而以民初當時考論之狀況言，「名」之所以為「墨」之性質，既已視為確立；則《老子》書中「名」字之概念使用，應於先秦思想發展史之線索上，佔如何之地位？即應進一步推求。蓋《老子》書中有一最要之觀念，即「道」。而傳本《老子》第一章之言「道」，曰：「道可道，非常道」，基本上即與「名」之問題結合討論；故續云「名可名，非常名」。¹⁵然名家之言「名」，皆與人之「意指」相比論，並未論及「不可名」、「不可道」者，如《老子》書中所指。《老子》書之作者，顯已習聞名家之論，故更而上之，以超絕名言者為說。決不當《老子》書已先出，名家之徒嘵嘵然相與辯，而不一語及其義。且儒、墨言「道」與「義」，皆切近人事；儒家言「道」而有玄義近於《老子》，僅有傳為孔子所作之《易傳》。然其書不唯自宋以來即頗有疑其非孔子作者，¹⁶如以梁氏「陰陽家乃後起」之說法考察，則其晚出之痕跡，殆若益顯。而梁氏同時又有文考論「天道觀念」之歷史變遷；¹⁷其言雖簡要，然「道」字之觀念見於《詩》、《書》與《左傳》者既如此，諸子書中關於「道」義之討論，亦當有一合理之發展順序。錢先生後又寫成〈關於老子成書年代之一種考察〉¹⁸一文，大體即循此線索，從而判定《老子》成書之必出於名家之後。¹⁹

傳本《老子》書之當晚出於名家後，不即足以說明道家與名家之關係。錢先生文中又涉及一問題：即《老子》書與《莊子》書之先後問題。莊子與老子論學之宗旨，有重要差異，而《莊子》書中外、雜各篇，亦有「近老」與「近莊」之不同，此論出王船山（夫之，字而農，號薑齋，1619–1692）。²⁰錢先生既確認《老子》書晚出，且當在名家後，而莊子本與惠施為友，亦受名家影響；則《老》之與《莊》，孰當在前，先出，孰當在後，遲出，牽涉道家思想之起源，與道家思想核心之義係如何形成之問題，不能不加討論。錢先生於此有一獨出己見之新論，即《莊子》內七篇當出今所見傳本《老子》前，而為道家本源之說。

梁任公曾有一論，謂道家哲學有一與儒家根本不同之處，即儒家乃以「人」為中心，而道家則以「自然界」為中心；儒家重人類心力，而道家則重自然界理法。²¹此若就認定《老》、《莊》乃同屬戰國思想之觀點推論，即可謂儒、道此種立論重心之轉移，代表先秦思想由人生論逐漸擴及宇宙論²²之一種發展。因此對於「天」與「人」間關係之探討，應即為此種思想發展內在之趨向。錢先生關於《莊》、《老》之先後問題主要即於此著眼。而其所擇出討論之觀念，除「道」與「名」之外，計有「帝」、「天」、「地」、「物」、「大」、「一」、「陰」、「陽」、「氣」、「德」、「有」、「無」、「自然」、「象」、「法」諸辭。²³其中尤為重要者，在於論「物」一節。

蓋「上帝」觀念之逐漸淡化，乃先秦思想之大趨，此語僅可論大，未能及細。至於「物」之成為思想辨析之對象，而與人之心理對立討論，則在認識論（epistemology）上具有特殊之意義；其先蓋出於名家「名」、「實」異同之論。錢先生將莊子論「物」區分四義：即「討論物之來源者」、「討論物之情狀者」、「討論物之法則者」與「討論對物之應付者」。²⁴就此四義言，莊子立說之重點，在提出「物化自然」之觀念，而其本旨，則在破除人心依於「外物有常」而建立之知識觀點。至於其立說之所針對，則有一明確之目標，即儒、墨之相爭。然莊子，依錢先生之說，並未外於儒、墨之認知方法，另建立其積極掌握知識之一套新途徑。故其說雖已略有「道」為「物化」所本之觀念，並未進一步依據物化之運行，而籀離出一可循之公例；如《老子》所言。故就「應物」之態度言，莊子僅言隨順自然而與時俱化，並不似《老子》之超然燕處，而常有「取天下」之志。今若就名家、莊子與老子對於知識方面之態度比觀，道家所承受名家影響而遞變之痕跡，蓋若可以確立。

錢先生此說，可謂將船山判別「老」、「莊」異宗之意，配合進梁任公所言儒、道思想變遷之大勢，而得出一當時頗見為深刻之看法。²⁵此一看法，以今日之眼光視之，雖由於有關道家起源問題，學界已有不同於當日之研究基礎，因而可憑以論述之條件已有改變；²⁶然即以此論，錢先生所提示之有關道家文本與名家間可能之關連，仍為一不應忽視之論點。

除此之外，錢先生考論《莊》、《老》思想之發展，又獲得一重要之思想線索，即是關於「象」字與「法」字之觀念，係如何「理論化」之歷史途徑。此一考論，基本上即梁任公「道家重自然界理法」意見之發揮；而由《莊》、《老》兩書知識態度之進展，得出一自成其說之脈絡。綜括而言，此說之重要性，在為道家與陰陽家之發展，彼此間如何取得一觀念與思想之連繫，因而使陰陽家結合「陰陽」、「五行」諸觀念而亦成功一學說之原由，獲得一屬於「思想史詮釋」之可能。

以上所述為《先秦諸子繫年》成書過程中，於思想探索上大概之進程；基本上，可謂已將當時學者所提出之新論點，於一家之說法內，組織成完整之系統。²⁷而配合此一重新建立之思想脈絡，《繫年》有一極宏偉之工作，即是史料之組織與考訂。

戰國史之研究，本非當時考辨古史之重點，蓋春秋以後之中國史，已進入文獻較豐之時代，非遠古僅憑傳說可比。孔子《春秋》據史官所記繫年成書，已為歷史研究奠立堅實之基礎。而戰國之史料，因有司馬遷《史記》之〈六國表〉，作為考訂之憑據，所謂「疑」、「信」，蓋僅限於個別之史料或史實，並不牽涉「論述歷史」時之整體觀點。當時對於戰國史研究之風氣，實際乃由「學術史」方面特定之問題所引發。

而就當時學界之狀況言，論思想應注意「史料」之鑑別，與「時代背景」之考求，而以客觀態度，加以系統之研究；此方法本是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一書所提倡，對於當時學界有莫大之影響。而胡氏書中亦於其實踐方面，具有不可磨滅之成績。²⁸唯胡氏書中對於時代背景之考求，僅由老子、孔子上推其前二、三百年之大環境，而其所據，則主要為一部《詩經》；對於春秋、戰國之特殊環境，乃至此環境與當時學術活動間之關係，並未有足夠之歷史分析。²⁹故逮梁任公舉出《老子》書中顯見之戰國觀念與用語作提示，日後遂激起學界熱烈討論「戰國史」之風氣。而梁氏本人較後著之《先秦政治思想史》一書，亦為研究戰國學術與政治間之關係，建立數項基本之觀察點，即：「政治與倫理之結合」、「封建及其所生之結果」、「階級制度興替之狀況」、「法律之起原及觀念」、「經濟狀況」等。³⁰此數項，除第一項外，胡氏書中皆曾提及，唯未有實地之研究。梁氏由於其敏銳之歷史眼光，故於此諸項問題，實際已替代胡適之，導引以下研究之方向。

錢先生關於戰國史料之組織與考訂，除歷史宏觀視野與思想史之線索外，有一最基本之工作，即是《史記．六國表》之修訂。³¹〈六國表〉出《秦記》，秦自孝公以前，僻在雍州，不與中國之會盟，故載六國事多疏，且與《史記．世家》文多牴牾；其中有若干致誤之關鍵，由於缺乏完整可信之憑據，始終難於校考。因之譜諸子行事年歷者，於各家書中所涉及之史跡，凡事在春秋者，皆能經久而論定；可議者多屬細節。其成績較著者，有清初以來之閻百詩（若璩，號潛丘，1636–1704）、毛西河（奇齡，字大可，1623–1716）、全謝山（祖望，字紹衣，1705–1755），乃至其後之江慎修（永，1681–1762）、狄子奇（字叔穎，號惺庵）、林春溥（字立源，號鑒堂，1775–1861）等。而梁玉繩（字曜北，號清白士，1745–1819）之《史記志疑》，與崔東壁（述，字武承，1740–1816）之《洙泗考信錄》，尤卓然成家，功不可沒。至於考論墨子以下戰國事，則反若紛亂而難理。其分別而求者，若皆能自成一說；合而會觀，則參差立見。且亦無以定其是非。³²此乃原本積存於《史記》中之問題。至於〈六國表〉外，尚有晉太康年間發汲冢所得之竹書《紀年》十三篇，出魏史，亦有戰國年歷。唯因其言古事，多與儒說違異，為世所疑，其價值遂隱不彰。³³且其書宋時已失，今本乃後人輯其佚文而又依附於《史記》所成，真贗錯雜，混同一例；以是其可資考信之價值已大為降低。清以來考論及此者凡數家，³⁴至朱右曾（字尊魯，一字亮甫），始自《水經注》、《史記索隱》、《太平御覽》及其它書中另輯出真本，從而表顯其有印證諸子、校正《史記》之用。³⁵朱氏書後又得王靜安之重視，³⁶為踵繼其事，知者遂漸多。年歷之參校，得此線索，已有一解決之途徑。然仍需實地將諸子書中所表現之史事，於彼此之間，或與其它史書之所載記，仔細推較，以建立一較為完整之結構；始是將《紀年》之價值，在當時已建立之學術基礎上，發揮盡致。³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