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珠在蒙古帝国：草原、海洋与欧亚交流网络(電子書)

1221年，在今天的土庫曼斯坦，一個被蒙古士兵俘獲的女人，聲稱為保護自己的珍珠而將它們吞下了。她立即被處決，腑臟也被剖出。為了找到幾顆珍珠，成吉思汗命令士兵們對每個死在戰場上的人開膛破肚。具有審美、經濟、宗教和政治價值的珍珠，是中世紀的至上珍寶。而成吉思汗的統治，這個歷史上疆域最廣的內陸帝國，是這種至上珍寶的無可匹敵的收集者、支持者、傳輸者。在《草原與海洋》中，托馬斯·愛爾森檢視了珍珠作為奢侈品和政治投資對於蒙古帝國的重要性（從帝國1206年建立，歷經前所未有的擴張，到1370年分裂和衰落），由此追溯北方草原地區與南方海洋之間形形色色的文化和商業往來。
在本書中，愛爾森首先聚焦於珍珠的獲取、呈現、再分配和政治上的重要性，以此顯示形成如此廣大的遊牧帝國的過程中，如何要求對於尊貴商品的大量積聚、管理和移動，以及這一進程如何導致一種大陸性規模的新消費制度的生成。愛爾森提出，跨大陸的貿易和海運貿易同時繁榮，塑造了一個有活力的交換體系，將貨品從東運到西，從北運到南，其中就包括海量的珍珠。通過追溯珍珠在不同時段的流通，他強調了交換的不同模式——戰利品、朝貢關係、市場機制以及互惠贈禮——的重要性。他也闡明了蒙古的市場策略如何不僅利用神話和民間傳說，也利用了精於跨文化商業的印度—佛教徒和穆斯林商人創建的海上交流網絡。
在愛爾森的分析中，珍珠解釋了草原歷史中的蒙古例外主義、跨陸地貿易和海運貿易之間的內部關聯，帝國政治文化中奢侈品使用的循環模式，以及這類商品對於本地經濟和地區性經濟的重要性。愛爾森深知聚焦於珍珠不可避免地有放大其重要性且製造失衡之嫌，但他首先表明自己並非在發表一種過度簡化的論調，即“珍珠令大蒙古帝國偉大”，他認為，珍珠是診斷性的，而非決定性的，他的目的在於將珍珠作為探知蒙古帝國的政治文化及其對於整個歐亞世界的文化物質和商品流通之深遠影響的另一扇窗。

托馬斯·愛爾森
Thomas Allsen，1940—2019
久負盛名的蒙古帝國史學家、內陸歐亞歷史與文化專家，美國新澤西大學歷史系名譽教授。明尼蘇達大學比較亞洲史博士（1979），1980年起任教於新澤西州特倫頓州立學院（後更名為新澤西學院），至2002年退休。
著有：《大汗蒙哥在中國、俄羅斯與伊斯蘭地域的統治政策》（1987）；《蒙古帝國的商品與交換》（1997）；《蒙古時期歐亞的文化與征服》（2001）；《歐亞皇家狩獵史》（2006）。
參與撰寫《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1986—2013年兼任學術期刊《中世紀歐亞文獻》主編；曾獲美國國家人文基金獎（1998—1999，2003—2004)、古根海姆獎（2002—2003）。

1221年，在今天的土庫曼斯坦，一個被蒙古士兵俘獲的女人，聲稱為保護自己的珍珠而將它們吞下。她立即被處決，為了找到幾顆珍珠，成吉思汗命令士兵們對死在戰場上的人開膛破肚。
具有審美、經濟、宗教和政治價值的珍珠，是古代世界的至上珍寶。而蒙古這個歷史上疆域最廣的內陸帝國，是其無可匹敵的收集者、支持者、傳輸者。將影響力擴展到海洋領域，對於遊牧民族來說是怎樣的新起點和新挑戰？

久負盛名的蒙古帝國史學家、內陸歐亞歷史文化專家
綜匯六種語言史料，以珍珠為窗，聯動歐亞世界的陸海貿易
追溯南北跨生態互動，重審蒙古政治文化的長時段影響
大衛·克裡斯蒂安、姚大力、劉迎勝、張帆等重量級學者一致推薦

導 言

成吉思汗及其子孫建立的蒙古帝國，在鼎盛之時，是迄今為止歷史上疆域最廣大的陸上帝國。作為那個時代最重要的政權，它的影響力和聲望遠播域外。蒙古宮廷因而能夠招致北至亞極地、南至亞熱帶的自然物產和文化產品。即使在帝國分裂之後，接續它的元朝仍然保有這種實力。歐洲史料記載，忽必烈和他的繼承者們在元大都以北地方乘坐大象，飛放鷹鶻。這戲劇化地證明了蒙古人有能力獲得歐亞主要生態地帶的珍稀物產。到那時為止，蒙古帝國可選擇的物產範圍之廣，沒有任何一個帝國能與之相提並論。這些物產中，最美麗、最珍貴的資源之一是珍珠。從馬可·波羅及其他許多人的記載中可以發現，珍珠在蒙古帝國的政治和經濟生活中扮演了核心角色。
本書上部“從海洋到草原”考察珍珠在蒙古政治文化中的重要性。這種海洋珍寶，不僅市場價值頗高，同時承載了意識形態層面的諸多含義。成吉思汗及其後裔賞賜的珍珠，作為一種政治貨幣，吸引並回饋一大群來自歐亞各地的各色臣僚。
帝後肖像中大肆使用珍珠，表明它們的價值不僅在於裝飾耳環、項鏈、服裝，更是權力與地位的象徵。這一主題將在關於珍珠的獲取、展示、再分配和政治文化含義的章節中進行探研。此外，我還會考察一些迄今未得到關注的課題：最重要的是，在具有高度流動性的蒙古宮廷中，寶貨積聚的數量、經營和移動；以及不加節制的消費理念在其核心支持者中的出現。創造出不斷增長的期待並使之得到滿足，這構成了成吉思汗及其後裔治國的核心特徵。
本書涵蓋了蒙古帝國的整個歷史。出於我們的研究目的，可以將其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帝國早期，從成吉思汗（1206—1227年在位）崛起到1260年。這是史無前例的急劇擴張階段。蒙古人征服了南西伯利亞、中國東北、高麗、華北、吐蕃、突厥斯坦、伊朗、美索不達米亞、外高加索、羅斯諸公國以及整個草原地帶。第二階段是漫長的內部紛爭、分裂和衰落時期，從1260年到1370年左右。由於不斷繁衍的世系之間相互競爭，而且帝國的疆域過於遼闊，最終形成了四大汗國。元朝及其同盟伊利汗國，與察合臺汗國、金帳汗國交戰不休，積年累月。
元朝（1271—1368），由成吉思汗之孫忽必烈（1260—1294年在位）建立，控制了蒙古本土和中國，即東亞大陸大部。元朝皇帝擁有帝國初起之地，被其他支系時斷時續地視為大蒙古國（Yeke Mongghol Ulus）名義上的統治者。
伊利汗國（1256—1335）包含伊朗、阿富汗、伊拉克和外高加索，由成吉思汗之孫、忽必烈之弟旭烈兀（Hülegü，1256—1265年在位）建立。歷史上，伊利汗國一直是元朝的緊密盟友，與之一起對抗其他支系的競爭。
察合臺汗國（1221—約1370），得名於成吉思汗次子察合臺（Chaghadai），最初占有突厥斯坦西部大部，後來也據有突厥斯坦東部的一部分。察合臺汗國聯合其他持有異見的諸王——尤其是成吉思汗的繼任者窩闊臺（Ögödei）的後裔，與元朝常起衝突。
金帳汗國（1237—約1500），更恰當的名稱是朮赤兀魯思（Jochi Ulus），即成吉思汗長子朮赤後裔的轄地。金帳汗國以伏爾加河下遊為中心，統治西部草原、羅斯諸公國、伏爾加不裡阿耳（Volga Bulgharia）、克裡米亞以及花剌子模。其東翼或稱左手諸王，是朮赤長子斡兒答（Orda）的後裔，控制著中西伯利亞和今哈薩克草原，很大程度上保持自治，在葉尼塞河附近與元朝接壤。
敵對雙方之間存在的差異，將他們分隔開，超越了家族和政治的對抗。他們在社會生態特點上也有根本性的不同，這與本書討論的主要問題有直接關係。首先，金帳汗國與察合臺汗國的核心地域位於草原地帶，或者緊鄰草原地帶；而元朝與伊利汗國在地理和文化空間上都有更多的定居臣民。這種情況激發出不同的統治策略和風格。其次，中國與伊朗的蒙古政權比他們的草原競爭者控制著更為多樣、更為多產的經濟，因此更能獲得各種貴重商品，其中包括南方海洋（注：指中國南海、印度洋、波斯灣、阿拉伯海和紅海）所產的大量珍珠。他們能夠借助這些資源建立起規模更為宏大的政治結構，這也是統治人口密集的定居社會所必需的。
在史料方面，我大量利用了中國和伊朗的正史、宮廷編年史，但無法窮盡橫貫歐亞的蒙古帝國疆域內有關珍珠的所有資料。在元朝士大夫撰寫的方志、政書、醫書、博物志、類書和文集中，還有很多資料沒有得到利用。盡管存在局限和遺漏，但目前搜集到的資料庶幾可以構建出關於這一主題有意義的歷史敘述，進而確保對此處提出的特定問題展開實質性的討論。
帝國各區域史料的數量和質量迥然有異。元朝位居其首，史料最為豐富，其次是伊利汗國。當然，這種狀況準確地反映出蒙古征服者在中國和伊朗遭遇並利用的文化與官制傳統。相反，關於察合臺汗國和金帳汗國的資料範圍較為有限，大部分是碎片化的外部記載；而其內部產生的史料數量較少，存世者則更少。因此，顯而易見，所涉地理範圍難免不平衡。不過，我們知道，後兩個地域在使用珍珠和其他貴重商品方面，與資料較完整的中國和伊朗是一致的。
以珍珠為焦點，會不可避免地放大它的重要性，以致造成一種失衡。出於這個原因，我希望從一開始就聲明，我沒有提倡“珍珠使大蒙古國偉大”的簡單化觀點。珍珠是診斷性而非決定性的。我的目的是以珍珠為窗口，觀察蒙古政治文化及其對整個歐亞大陸文化和商品流通的深遠影響。
本書下部“比較與影響”將流通模式以及帝國所施加影響的本質放在更寬廣的時間和比較框架中，以便確定較長時段的趨勢和模式。
若從長時段勾畫進入內亞和草原的珍珠，兩種相輔相成的視角尤有價值。第一種視角是最先由琳達·沙費爾（Lynda Shaffer）闡發的“南方化”（southernization），即公元5世紀到15世紀之間印度洋沿岸文化特徵向北傳播，其中包括海洋產品和亞熱帶產品及相關技術。珍珠的流動，正可視為“南方化”大過程中的一環。學者甚至會擴大這一流動的地理範圍和時間深度，認為南方化是歐亞文化史的一個古老而永恒的基本特徵。這種方法提供了另一個益處：對於自然和文化商品流通的考察往往關注東西軸線，南方化的論點則將注意力轉移到南北軸線。
大衛·克裡斯蒂安（David Christian）採用不同的分析框架來探究同一問題，認為除了廣為人知且被廣泛接受的東西方“文明交流”（civilization exchanges）之外，應同樣重視南北“跨生態交流”（trans-ecological exchanges），即在自然和文化歷史截然不同的大陸區域之間的貨物運輸。後者研究雖然相對較少，影響卻毫不遜色。而且他正確地總結道，這兩種運動很容易合並，形成一個互動的、整合的、跨越大陸的交流網絡。
通過這些視角，珍珠的流動可以用來深入探研一個密切相關的長時段歷史問題——陸上貿易與海上貿易之間的相互聯繫。在目前的案例中，蒙古帝國與南方海洋的積極交往，便闡明了這一點。研究表明，無論是在成吉思汗時代之前還是之後，珍珠與其他商品和貴重貨物在大陸上都是平行流通的。
相同的方法對解決其他問題有所裨益。首先，它將有助於證實歷史上各帝國政治文化中使用奢侈品的相似性。正如其他人所觀察到的那樣，在前現代的條件下，奢侈品是政治動員的必需品，在建立藩屬關係網和營造宮廷文化方面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現在人們已普遍認識到奢侈品在帝國中心的政治經濟中至關重要；值得進一步關注的是，這種商品的流通對地方和區域經濟的影響。在這方面，珍珠的歷史也頗具啟發性，關乎其他種類的奢侈品的流動及計劃外的經濟後果。其次要影響通常表現為本地生產、成本較低的替代品和仿冒品。最近幾十年來出現了一些關於特定商品和地區的研究，但更全面地認識這種生產的頻度及其擴展的地理分布對於歐亞大陸經濟史的意義，需要一個更為宏觀的比較視角。
追蹤珍珠在不同時間的流通，可以洞悉其長期價格波動。盡管這本身就很有趣，但這些波動具有更廣泛的意義，尤其是不同的交換方式（戰利品掠奪、朝貢制度、市場機制以及互惠贈禮）在前現代經濟中的相對權重和重要性。在蒙古時代，所有這些模式都在發揮作用，並且相互影響很大。這為比較研究其他名貴商品的流通，開辟了另一條生產線。
珍珠還可以讓我們更了解另一種研究得不多但普遍存在的現象：在前現代交通和通信條件下打造跨文化營銷策略。在許多案例中，營銷策略大量利用了在舊世界廣為流傳的神話和傳說。正如我們將看到的，在長距離交換中，所有事物都伴隨著一個故事，並且所有這些故事都有著商業用途。
珍珠的故事必然要求研究蒙古人與海洋的歷史，這引出了一個重要但尚未充分解決的問題：由於成吉思汗及其後裔統治著廣闊而多樣的領土，他們如何從環境和文化特徵截然不同的土地上開采資源？這在多大程度上導致他們的政策目標、人員選擇和資源動員技巧的變化？答案充分說明了蒙古人的適應能力和成功。
最後，將這些比較結合起來，將有助於從一個恰當的歷史視野看待蒙古帝國的形成。因為蒙古人的帝國事業在某些方面具有開創性，並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所以關於它的歷史視野有時模糊不清，或是招來誤解。然而，蒙古人的事業並非從天而降，他們廣為利用既有模型，建立在遊牧民族和定居民族久已普遍共有的帝國傳統之上。珍珠也有助於識別和闡明這些關聯性和連續性。這又使我們能夠更精確地回答三個深入且密切相關的問題：蒙古在草原歷史上的特殊性，蒙古人與海洋空前的接觸，以及總是被討論的“蒙古影響”（Mongolian impact）——他們留下了一系列極為多樣化的制度和意識形態，供其臣民與後繼者思考、選擇和吸收。

導　言
上部　從海洋到草原
第一章　珍珠的特性
第二章　捕撈與加工
第三章　珍珠的積聚
第四章　珍寶與帑藏
第五章　展示與再分配
第六章　消費文化
第七章　富饒與福運
第八章　後蒙古帝國時代的珍珠
下部　比較與影響
第九章　珍珠的價格
第十章　神話傳說與市場營銷
第十一章　替代品與仿冒品
第十二章　陸路與海路
第十三章　貿易平衡
第十四章　海洋邊疆
結　語
一手史料與縮寫
參考文獻
索　引
致　謝
譯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