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離、抗議與忠誠：對企業、組織與國家衰退的回應(電子書)

身處團體困境中的我們，該出走抵制，還是留下來抗議？
當代社會科學經典　跨界思想家赫緒曼代表作
 
跨學門推薦
何明修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吳介民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宋鎮照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暨政經所特聘教授
林宗弘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耿曙 浙江大學社會學系「校百人計畫」研究員
張鐵志 政治與文化評論人
顧爾德（郭宏治） 新新聞周刊總主筆
 
導讀
廖美 國立中山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只要讀了他的作品，就不可能再用以前的眼光看世界。」
——《紐約書評》雜誌（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本書是知名社會科學家與思想家赫緒曼最重要的代表作品。自 1970 年出版以來，不僅是社會科學的當代經典，啟發許多學科，書名更早已成為社會科學界的專用術語。和赫緒曼大多數的著作一樣，本書簡明易懂，卻承載了極大的想像力和洞察力。赫緒曼的一貫特點，就是永遠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新角度和新視野，來回答重要的問題。
在這本書裡，赫緒曼要分析的重點是：當個人對某個組織或團體的運作品質感到不滿時，會採取兩種行動。個人可能直接脫離該組織，另尋他路；或是留在體制內發聲抗議，期待組織改進。而成員的忠誠程度會影響其選擇。於是，「叛離、抗議與忠誠」的概念就此形成——赫緒曼要討論，個人在什麼狀況下會採取哪種行動，這些行動之間的利弊、使用時機，以及如何相互配合。
赫緒曼以經濟學的角度，探討個人回應組織低落品質的方式。然而正如前面所述，他提出的回應方式，卻能應用在各種廣義的組織上面：政黨、國家、企業、學校、教會等等。這也是本著堪稱不朽名作的原因。

諾貝爾經濟學獎之所以從來不曾頒給赫緒曼這位實至名歸的學者，或許就是因為他作品的難以歸類（早已跨越頒獎分類範疇）。
——《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刊於赫緒曼逝世後
當代政治思想的經典。
——《紐約客》（The New Yorker）
條理分明的 126 頁論述……大師之作。
——《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
赫緒曼的思想會改變你的世界觀，它照亮了人類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紐約書評》雜誌（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赫緒曼一直有一種從局部轉向整體的獨特視野，並對人性始
終保持絕對的樂觀。
―《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
赫緒曼的實證方法已超越了一般的左／右派分類範疇……他致力於復興社會科學中的人文本質，將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歷史學和哲學重新聯繫起來。
——《美國展望》（Look）
這本非凡精妙的書，是一場精采的跨學科分析演練，探究市場力量與非市場力量之間的互動，如何影響了發展與衰退過程……赫緒曼提出忠誠理論，做為叛離與抗議之間的關鍵因
素：忠誠可延遲叛離，並透過可能的叛離，讓抗議變得更為有效。
——《經濟學雜誌》（The Economic Journal）
赫緒曼的學問既深且廣，在社會科學與政治思想諸多領域，皆留下深刻的原創貢獻。他善於化繁為簡，筆觸間洋溢幽默感。他輕盈的文風，與其厚重的生命經驗，形成引人入勝的對比。《叛離、抗議與忠誠》這部代表作，展示了赫緒曼如何以簡潔而優美的思路，進入複雜問題的分析。
——吳介民，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這是一本剖析人性如何影響公共議題參與的經典鉅作，想要了解社會運動起源的讀者千萬不可錯過。
——何明修，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這是跨越社會科學領域大師的傑作，透過獨具慧眼的視野與精妙的分析，對叛離、抗議和忠誠提出動見觀瞻的見解，是一本社會、文化、政治、經濟學的不朽經典名著，值得大家悉心拜讀。
——宋鎮照，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暨政經所特聘教授
社會學想像與經濟學推理最巧妙的結合，此生僅見，精彩非凡，寫成就注定傳世的當代經典！推薦社會科學領域的同行，以此為範，反覆揣摩，取法最高標準，以本書為起點。
——耿曙，浙江大學社會學系「校百人計畫」研究員
這是繼《反動的修辭》（吳介民譯，原新新聞出版，現由左岸出版）後，臺灣翻譯的第二本赫緒曼著作。就如《反動的修辭》，作者在本書發揮御繁以簡的分析功力，在短短篇幅內精彩地探討「叛離」、「抗議」與「忠誠」三個重要概念對組織發展的影響。作者跳脫「經濟學家的偏見」，從不完全競爭市場中漸失青睞的產品與衰退企業著手、到社會組織而至國家，深入演繹上述這組概念的作用與互動，更提出如何藉制度設計讓市場機制（叛離）與政治行動（抗議）發揮效能。赫緒曼是個充滿現實感的哲人，寫作本書是為了回應自己所處年代的重要議題；在如今全球化時代中，他半個世紀前提出這組重要概念的交互作用又會有哪些新變形？這值得讀者更深入推演。這是一本企業經營者、乃至政黨與國家領導人不可錯過的好書。
——顧爾德（郭宏治），新新聞周刊總主筆
毫無疑問，沒有一個人的頭腦比得上赫緒曼——如此的獨創、詼諧、新奇而難以捉摸。
——史丹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國際關係著名學者，哈佛大學歐洲研究中心創辦人
我無法自拔的迷戀這本書……它將許多吉光片羽組織了起來，而這些都是我先前一知半解的。
——約瑟夫．克拉夫特（Joseph Kraft），美國著名記者
赫緒曼的研究改變了我們對於這些議題的了解：經濟發展、社會制度、人類行為、認同與忠誠的本質。
——阿馬蒂亞．沈恩（Amartya Sen），1998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赫緒曼教授的小書滿溢著許多全新觀念……他的論證背後有著豐富到令人稱奇的社會與文化做為註腳。
——肯尼斯．阿羅（Kenneth J. Arrow），新古典經濟學大師，1972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極具創見的文章，點出了一些我們當代最引人關注的經濟及社會問題。我懷著崇高的敬意與興致閱讀本書，也樂見當代有這麼一位思想如此通透的作者。
——約翰．高伯瑞（John Kenneth Galbraith），自由派經濟學家，曾任羅斯福、甘迺迪等總統的經濟顧問
一本充滿想像力的小書。書中的訊息對經濟學、政治科學，以及所有涉入政治問題的學科領域，都極有用處。……赫緒曼對當前問題與組織所提出的討論，是這本書最為人稱道之處。他的基本論點，即叛離與抗議之間存在的共生關係，是極為重要且令人信服的。這讓赫緒曼得以將之運用至眾多當前議題。他為政治問題開拓了新的分析洞見，且能一再被加以應用。
——丹尼斯．穆勒（Dennis C. Mueller），維也納大學榮譽教授

作者簡介 阿爾伯特．赫緒曼Albert O. Hirschman
涉身人世的思想家，不願安居主流的跨領域學者。1915 年生於柏林，1938 年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青年時代參與過西班牙內戰共和軍，以及法國反抗納粹主義的地下運動，協助包括漢娜‧鄂蘭在內的許多猶太學者逃出歐陸。1941 年前往美國，在二次戰後，在麥卡錫主義主義反共「獵巫」氛圍下，被FBI列入檔案，故前往拉丁美洲。他對發展經濟策略的建議，對美國、拉丁美洲各國、歐洲國家、世界銀行以及諸多大型基金會都產生深遠影響。他在1956 年返回美國，稍後陸續任教於紐約哥倫比亞大學以及哈佛大學，最後落腳於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2012 年辭世。
赫緒曼對社會行為充滿好奇，廣泛涉獵各知識學科與文學藝術，使他的研究方法不受拘束，能夠自由進出各種知識領域。當然，赫緒曼的個人經歷亦塑造了他獨特的跨界思想視角。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學術生涯中，赫緒曼出版了許多論著，其中有不少堪稱經濟學領域、思想史領域乃至整個社會科學領域最具原創性、最重要的文獻。他在諸如貿易依賴理論、發展經濟學、集體行動、社會運動、政治思想、方法論等領域都留下原創貢獻。
赫緒曼善於化繁為簡，以簡潔思路引導讀者進入複雜問題。多年來，他致力於打破學術藩籬，貫通各個學科的思想。在許多同行對自己的理論過於自信時，他始終能看到自己的侷限。他的學術生涯切切實實地改變了 20 世紀人類思想發展的軌跡。美國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故以他為名，設立該學會最高榮譽「赫緒曼獎」（Albert O. Hirschman Prize），兩年一次，頒給對跨國、跨領域社會科學研究或理論有卓越貢獻的學者，包括《想像的共同體》作者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正義的理念》作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沈恩（Amartya Sen），《全球化矛盾》作者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等人都曾獲此獎項。
赫緒曼重要的代表作有1958年《經濟發展策略》（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1970年《叛離、抗議與忠誠》（Exit, Voice and Loyalty），以及1990年《反動的修辭》（The Rhetoric of Reaction）。2012年赫緒曼逝世後，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發行由傑若米．阿德爾曼（Jeremy Adelman）為他撰寫的傳記《入世哲學家：赫緒曼的奧德賽之旅》（Worldly Philosopher: The Odyssey of Albert O. Hirschman）。

譯者簡介 

李宗義

畢業於政大英語系、東亞所與清大社會所，現於武漢華中師範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任教。曾經翻譯十幾本作品，題材橫跨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心理學與歷史等不同領域，近年關心災難後災民的行動與決策。

許雅淑

台大圖館系畢業，清華大學社會所碩士、博士，現任教於安徽大學社會與政治學院，社會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經濟社會學、文化社會學，觀光人類學。曾經翻譯十幾本作品，題材橫跨各種不同領域。

在衰退年代重溫經典之作
林宗弘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阿爾伯特．赫緒曼（Albert O. Hirschman）的經典著作《叛離、抗議與忠誠：對企業、組織與國家衰退的回應》（Exit, Voice, and Loyalty: 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一書是社會科學界的經典之作，感謝商周出版與譯者李宗義博士及許雅淑女士的熱誠與努力，使本書繁體中文譯本得以在臺灣出版。本來經典之作無須學徒如我替大師贅言，然而，為了替本書增添一點時空連結，請容許我在本書之前，簡要地討論一下兩岸三地當前的時局與本書的關係。
本書開宗明義批判社會科學界太過輕忽組織的衰敗，而且將市場機制優勝劣敗的生存法則視為理所當然。如作者破題所言，組織衰敗經常無法透過淘汰來解決，特別是淘汰若涉及壟斷與零和的權力遊戲，統治者就寧可組織衰敗、血洗對手也要維持自身的存活，這不僅發生在政治上，也可以發生在企業裡。
近年來，兩岸三地華人社會不但有密切的互動，而且各自面對嚴重的組織衰敗問題。在中國大陸，政治上的抗議已經不可能，仍有不少人想辦法要假裝或真心向黨國表忠誠並賺錢，或賺到錢想叛離，導致當局實施嚴格的外匯管制；政治自由萎縮中的香港，則由於雨傘運動等大型抗議無法促成政治改革，造成青年人才逃離的效果―出現九七年之後的再次移民潮。
在臺灣，雖然政治上的參與或抗爭有一定的效果，但如同筆者與共同作者們在《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李宗榮、林宗弘編，2017）一書中指出的，臺灣集團企業領導菁英的老化，傳子女不傳賢的家族血統專制主義，皆造成了權貴階級複製、家族企業封閉衰敗、技術創新行為停滯、青年低薪與人才外流等經濟後果。最近，所謂企業缺工或一例一休等勞資政策所引起的爭議，也反映了臺灣社會青年世代對企業大老闆們說「江西」話卻言行不一的不滿。
本書作者主要站在一般人―消費者或普通公民的立場，看待抗議與逃離的選項。如果說有尚未完成的議題值得學界持續努力，大概是反過來處理統治者與企業家的決策困境，或可將之陳述為圍堵（防止叛離）、鎮壓（防止抗議）與收買（忠誠）吧！近年來，政治經濟學研究當權者的策略已經有相當程度的進展，重讀《叛離、抗議與忠誠》或許有助於華人面對政治經濟組織衰敗的今日，思索未來的改革出路。
 

《叛離、抗議與忠誠》：一本經典思想著作的故事
張鐵志
政治與文化評論人

動盪的時代，可以激發出最深刻的創作，不論是文藝或思想。
在五十年前那個最狂暴的六十年代後期，時代的變動刺激了一個經濟學者寫下了一本小書，從此改變了政治學與經濟學這兩門學科：《叛離、抗議與忠誠》。
1.
赫緒曼（Albert O. Hirschman）總是不斷在跨越邊界，不論是地理上的邊界，或者學術領域的疆界。
他的前半生，宛如一個革命家與戰鬥者。
1915年，他出生於柏林的猶太人家庭。16歲時，他加入社會民主黨，想要抗衡正崛起的納粹。1933年，在他父親葬禮後的第二天，為了擔心納粹的追捕，他前往法國攻讀經濟理論，接著又去倫敦政經學院就讀於海耶克門下。
1936年，西班牙內戰爆發，他坐上火車往巴賽隆納加入共和軍對抗佛朗哥的法西斯主義。日後他回顧說：「我知道法西斯主義正在擴張，我不能只在坐在那什麼也不做。」但共產黨、社會主義黨和托派之間的鬥爭讓他疲憊，他又回到巴黎做研究，但不久後又加入法國軍隊對抗德軍。當1940年法國陷入希特勒手中，他參與地下救援組織，幫助可能被迫害的猶太知識份子逃到西班牙，這些人包括政治理論家漢娜鄂蘭、畫家夏卡爾、藝術家杜象等。
當他自己也可能面臨逮捕時，他翻過庇里牛斯山，在1940年十二月來到紐約。
在美國，他先在柏克萊大學擔任研究員，開始寫他的第一本書「國家權力和對外貿易的結構」（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這本書在我念政治學博士時仍在書單上）。幾個月後，珍珠港事件爆發，他加入美國軍隊，先被派去阿爾及利亞，後來又擔任德國戰犯審判的翻譯官。
戰爭結束之際，他回到美國，參與了幫助歐洲重建的馬歇爾計畫。
1952年，在世界銀行推薦下，他前往去了南美洲正在內戰中的哥倫比亞擔任經濟顧問。他帶著紙和筆，走遍整個國家。這是他第一次去南美洲，而此後他會一去再去。
四年後，他回到美國，在哈佛、耶魯、哥倫比亞大學之後，他來到普林斯頓的高等研究學院，從此就一直在這個古老的學校任教。
2.
赫緒曼崛起的學術領域是發展經濟學。憑藉在拉丁美洲的經驗和過人的洞見，他在1958年出版的「經濟發展的策略」（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以嶄新的觀點引起許多關注。在接下來的十年，又繼續出版兩本關於此領域的著作，是為他的「發展三部曲」。
在那個時期，拉丁美洲具有發展的前景，赫緒曼尤其被視為一個樂觀主義者。但到了1960 年代後期，世界出現劇烈的變化，刺激了他寫出「叛離、抗議與忠誠」這本經典著作。
他寫這本書時，在史丹佛大學行為科學研究中心（Center of Behavioral Studies）擔任訪問學者，當時所長是知名政治學者 Gabriel Almond。這一年，1968年，也是世界最動盪的一年：美國反戰聲浪升高、金恩博士和總統參選人羅勃甘迺迪被暗殺、街頭衝突不斷，而他出生和成長過的德國和法國也都出現巨大的學生革命浪潮，墨西哥軍方則在街頭屠殺藉由奧運時刻來抗議獨裁的學生。
走過世界的赫緒曼當然不可能不關心這些事。他的傳記中提到他當時的檔案中充滿各種時事的剪報，從黑豹黨到日本與拉丁美洲的比較，都是他所關懷的。而他自己的女兒也都投入學運。
他也在那時正好讀到關於當時消費者運動代表人物奈德（Ralph Nader）的訪問文章，他嚴厲批評汽車公司，並且說「安靜的一代」已經不會再沈默下去。赫緒曼寫信給他，說想更了解消費者如何採取行動回應那些影響市場的大型公司，奈德很熱情地回應他。
這一切讓赫緒曼認識到，在上半世紀維繫著公共生活的各種制度──政府、企業和大學等制度──正嚴重衰退，而公民、消費者、學生採取不同的回應策略，或者出走離開，或者抗議（例如，在那個時代對反叛的學生來說，你可以走上街頭佔領學校去「抗議」，也可以去公社當嬉皮作為一種「離開」）。
他也發現不論經濟學和政治學都不能完整處理這些問題：經濟學把世界當作供需法則運作的市場，所以主要關心經濟行動者的叛離；政治學主要關於公民和國家的關係，所以更關注抗議。他認為兩者需要整合。
因此有了這本書：《叛離、抗議與忠誠》。
書出版之後大受歡迎，因為其不只呼應了不滿的新時代精神，對現實的分析帶來新的視野，也對政治學和經濟學理論提出重要貢獻。更不凡的是：這是一本字數不多的小書，且用日常生活的語彙去刻畫人的行動的基本動力與機制，然後闡明他們是如何互動以創造出一個變動不安的現實（Adelman, 2013）。
此外，這本書所反映的，也是他在這段期間越來越感覺到社會科學的學科分工造成知識的狹隘性。他希望可以建立一個「統一的社會科學」，讓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心理學和道德學可以融合。他認為正當現代社會挑戰和危機不斷出現時，社會科學的專業化卻阻礙了學者的視野。他之所以選擇在1974年去普林斯頓大學的高等社會科學院，除了因為不喜歡教書，還有就是可以和人類學者吉爾茲（Clifford Geertz）一起在這裡中創造新的社會科學院，嘗試知識整合。
時代真的是越來越壞。在拉丁美洲，巴西的軍事威權主義在1968年後越來越強硬，智利選出了一個社會主義派的總統阿葉德似乎帶來希望，但1973年卻發生美國支持的暴力政變，新的獨裁者皮諾契上台。這太震撼了赫緒曼。他訪談過阿葉德，將其視為拉丁美洲重要的改革者，現在不僅他死了，許多赫緒曼的舊識被逮捕或消失。
這些變化衝擊了他和整個學術界的樂觀主義。
曾經，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學術界被現代化理論主導，相信經濟發展會帶來政治的現代化。但現在，學術界有一波新的思考。例如，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在1968年出版的「轉變中社會的政治秩序」對現代化理論提出重大挑戰，阿根廷學者歐當那（Guillermo O’Donnell）在1973年出版的「現代化與官僚威權主義」（Modernization and 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ism），分析拉丁美洲更是推動了一波典範轉移。這兩本著作都分析了經濟發展如何和威權體制結合，而這赫緒曼和這兩人關係密切：他在哈佛和杭廷頓一起合開過課，他在耶魯和歐當那，並在七零年代諸多合作。
這讓赫緒曼在《叛離、抗議與忠誠》的政治經濟學整合後，更想要深度探索「經濟成長的政治後果」，並轉換研究方法：回到十七世紀資本主義和代議民主開始時的政治與經濟思想史尋找答案，尤其是對人性的思考。1977 年他出版《激情與利益》（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成為另一本經典。
因此，「叛離、抗議與忠誠」不只是政治學與經濟學之間的連結，也可以說是早期赫緒曼之前與之後作品間的關鍵連結：從早期對拉丁美洲經濟發展的研究，到此書開始整合政治學與經濟學（和社會心理學），再到此後從思想史領域去探索政治、經濟和人性本質。
 
3.
很少有學者像赫緒曼一樣，有過一個如此精彩與驚險的人生，且能不斷跨界，甚至對自己的理論不斷自我顛覆 ──他甚至出了一本的文集就叫「自我顛覆的傾向」。[1]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森說，赫緒曼的研究改變了我們對於這些議題的了解：經濟發展、社會制度、人類行為、認同與忠誠的本質等。
但這樣的一個學者不喜歡大理論，而喜歡小的理念，「一點一滴地去理解現實，並承認自己的主觀性。」他說，「我一直不喜歡普遍性的原則或抽象的法則。我認為在我們能夠診斷病人之前，必須要去實地探視病人。去瞭解案例的特殊性與獨特性是關鍵的。社會世界是不斷變動的，沒有不變的法則……不可預期的事件經常會發生…..」
「我總是反對某些社會科學家的方法論……他們想從對五十年幾個國家研究出的成果，演繹出對未來可能變化的結論……我總是更有興趣打開可能性，去看看有什麼可能發展，而不是從統計推論來預測實際上什麼會發生……我對預測毫無興趣。」
這些基本態度都是和主流社會科學 ──尤其當政治學被嚴重經濟學殖民──大不相同的方法論。社會世界是複雜的，人性和人的行為動機也是複雜的，不應該被化約為幾個變數，不應該只是追求簡約（parsimony）和通則。他對於經濟學所預設的自利人性，對於公共選擇學派如奧爾森（Mancur Olson）所談的集體行動的邏輯也都很不滿。因為那都太簡化。
用他的書名來說，他相信「利益」之外，人性也會追求「熱情」：他在青春時曾冒著生命危險去抵抗不義、追求更高貴的目標，就是明證。他在描述他姐夫投入的反法西斯運抵抗時說，他們努力尋找哲學的、政治的問題的答案，且在其中表現出的質疑與探索精神，推動著他們採取行動，在思想被壓制的環境中尋求改變，在明顯不公正的世界中奮起抗爭。「他們證明了哈姆雷特是錯的：質疑能夠激發行動，而不會削弱行動。」這段文字似乎也正連結起他自己的「自我顛覆」與不斷質疑精神和他的熱情行動。[2]
這個熱情是在他在學術研究背後最大的動力。赫緒曼的跨界不只是在地域，不只在學術領域，而是在知識與實踐之間。主流的學術研究要求人們要客觀、要專注於學術，不要介入現實政治，但赫緒曼不同：他對現實的強烈熱情，對理解與改變他所面對世界的強烈慾望，促使他去不斷越界、去運用被不同學科斷裂的知識，去穿梭於二十世紀的當下現實到十七世紀的思想史，然後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最卓越的思想家。
 
 
註：本文參考赫緒曼傳記。Jeremy Adelman, 2013, Worldly Philosopher: The Odyssey of Albert O. Hirschman.
 
 

[1] 在「自我顛覆的傾向」一書中，就收錄了他一篇文章重新修訂了他關於叛離與抗議的理論。
[2] 「質疑並採取行動反法西斯主義，義大利，1936－1938年」，收於「自我顛覆的傾向」。

推薦語
推薦序　在衰退時代重溫經典之作／林宗弘
推薦序　在知識與實踐之間跨界的思想家／張鐵志
導讀　赫緒曼夢想所繫／廖美

前言
1 │導言及學說背景
2 │叛離
3 │抗議
4 │叛離與抗議結合的難處
5 │如何透過競爭緩解獨占
6 │論空間雙占與兩黨制動態
7 │忠誠理論
8 │美國意識形態和實踐中的叛離與抗議
9 │難以掌握的叛離與抗議最佳組合

附錄
A．一個叛離與抗議的簡單圖形
B．叛離與抗議的抉擇
C．逆轉現象
D．在多種鑑賞品的情況下，消費者對價格上升與品質下降的回應
E．嚴格的入會條件對行動主義的影響：一項實驗設計

導言及學說背景

在任何經濟、社會和政治體系中，個人、企業與組織一般都會背離有效率、理性、守法、高尚或正常的行為，而走向衰退。不論社會打下的基礎制度有多好，由於各種意外因素，有些行動者的行為達不到預期這是無可避免的，每個社會都必須學會和一些失序及不當的行為共存；但為了避免不當行為一再出現，進而導致全面的衰敗，社會必須能集結自身內部力量，盡可能使那些猶豫蹣跚的行動者回到系統，以維持正常運行所需。本書起初是為了探索這些內部力量在經濟體運行的狀況，但我發現，此處所發展出來的概念，不僅適用於企業之類的經濟行動者，也可廣泛應用到非經濟組織與情境。
雖然道德家和政治學家一直極為關切如何使個人免於墮落，如何使社會遠離腐敗，如何使政府免於衰退，但是經濟學家對於經濟行動者可以挽救的過失（repairable lapses）卻是不大關心。這有兩個理由。首先，經濟學預設經濟行動者即使不是採取中規中矩的理性行為，至少理性的程度也是固定不變。一間企業可能會因供給與需求情況的翻轉而表現惡化，但其利潤極大化（或成長率、或其他任何目標）的意願與能力並未減弱；但這可能也反映出，在供需要素不變的情況下，企業喪失了「利潤極大化的態度或能量」。如果採取後者的詮釋角度，就立即產生以下的問題：如何讓企業追求利潤極大化的能量回復到原先的水平？但一般來說，都是採取前者的詮釋；如此一來，客觀的供需條件能否反轉，也就更加令人存疑。換句話說，經濟學家基本上假定公司之所以會落後（或超前），都有著「充分的理由」；因此本書的核心概念，也就是隨機且多少可輕易「挽救的過失」，對那些經濟學家的推論來說，就有如天方夜譚了。
經濟學家不關心過失的第二個原因與第一個脫離不了關係。在競爭經濟的傳統模式中，從過失之中恢復元氣並非真的如此重要。當企業在競爭中敗陣下來，它的市占會由其他企業（包括新公司）補上，生產要素也會由其他企業接手，最終的結果有可能是全部的資源獲得更妥善的配置。由於有這樣的想法，比起道德主義者或政治學家，經濟學家更能夠看待自己的任何一個病人（例如公司）犯錯；道德主義者深信自己每一個病人（個體）的內在價值，而政治學家則認為自己的病人（國家）獨一無二且無法取代。
我們釐清經濟學家對此毫不在意的原因之後，隨即可以挑戰這些說法的立據。諸如，設想經濟是一種完全競爭的體系，體系內個別公司財富的改變完全取決於比較優勢的基本轉移——這絕對無法代表真實世界的情況。首先，大家都知道真實的世界有獨占、寡占及獨占性競爭的大型王國。其中企業表現的惡化多少可能產生毫無效率且視而不見的死角（permanent pockets）；就像政治學家認為政體內部的廉潔受內鬥、腐敗及死氣沉沉所威脅時，顯然就必須視其為即將來臨的警報。但是，即使在激烈競爭隨處可見之處，對於一時落後的企業是否有機會恢復雄風，經濟學家的漠不關心幾乎說不過去。精確地說，許多在相似條件下與對手相互競爭的企業，其個別企業的財富衰退，很可能只是因為一些隨機的、主觀的因素，這些因素在成本和需求條件的永久性不利變化中是可逆的或可補救的。在此情況下，恢復機制（mechanisms of recuperation）對於避免社會損失及人類困境，能夠發揮最實用的角色。
行文至此，我還要再插一句話，這種恢復的機制透過競爭本身就可輕易取得。競爭不就是應該要讓企業保持「戰戰兢兢」嗎？如果企業已經在走下坡，體會到營收日益下滑以及經歷競爭被淘汰出局的威脅，難道不會讓它的管理者鼓足幹勁、努力把企業拉回原本該有的表現嗎？
競爭無疑是一種重要的恢復機制。然而，本書要證明：（1）競爭這項特殊功能的意涵並未得到充分的闡述；（2）一旦競爭機制不可得，另一個主要的替代機制就會上場，或做為競爭機制的補充發揮作用。

進入「叛離」與「抗議」
本書提出的論點，是從生產可銷售物品給顧客的企業出發；但我們將會發現，這基本上——有時是原則上——可以適用於一些未直接收取金錢而向成員提供服務的組織，像是自願性團體、工會或政黨等等。人們假定，企業或組織的表現將因為一些既不引人注意、也不太持久的不明與隨機因素而面臨惡化；這些因素阻止企業或組織回復往昔的表現，並讓管理者將注意力與精力集中於此。表現的惡化最典型與最一般的是（也就是企業與其他組織都是如此）反映在所提供的產品與服務在品質上的絕對或相對惡化。然後，管理者將透過兩條路徑察覺自身的失敗：
（1）有些顧客不再購買企業的產品，或是有些成員退出組織。這是叛離選項（exit option）。因此，收益下降，組織的成員減少——不論導致退出的問題源自何處，管理者都必須設法加以修正。
（2）企業的顧客或組織成員，會直接向管理者或管理者所服從的上級表達自己的不滿，或向任何一位在乎且想聽的人表達自己的抗議。這是抗議選項（voice option）。因此，管理者必須再次想辦法探究顧客與成員不滿的原因，以及可能的解決方法。
本書其餘的篇幅主要致力於比較分析這兩個選項，以及兩者之間的互動。我將探索以下幾個問題：什麼樣的情況下叛離的選項勝過抗議？反之，又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抗議的選項勝過叛離？叛離與抗議做為恢復機制，兩個選項的效率孰高孰低？在什麼情況下，兩種選項可以一起發揮作用？何種制度可以讓做為恢復機制的兩種選項充分運作？促使叛離選項充分運作的制度，能夠和設計改善抗議選項運作的制度相容嗎？

（略）

叛離與抗議：經濟和政治的化身（impersonations）
正如上文已經闡釋的，一旦檢視這些復甦內生力量的本質和力度，我們的探究將岔開兩路。它分為兩個相互對立（雖然並不互相排斥）的類別——叛離與抗議。即使沒能忠實地反映一種出更根本的區分（schism），這樣的二分法實在工整得出奇——叛離屬於經濟範疇，抗議則屬於政治範疇。當顧客對某一家企業的產品不滿意時，他可以改買另一家的產品，這是利用市場捍衛個人利益，或是改善自己的地位。顧者也可以啟動市場力量，讓相對表現日漸下滑的企業恢復元氣。這是使經濟蓬勃發展的機制：非常俐落——不是叛離，就是留下來抗議。這一切與個人無關——顧客與企業無須當面對質，避免企業難以評估或難以捉摸的元素，而且成敗完全可以藉由統計數據表示。這一切也以間接方式促成——衰退的企業走向復甦完全是受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所操控，乃是顧客決定跳槽所帶來的非預期結果。整體而言，抗議與叛離正好相反。抗議是個更加「混亂」的概念，因為它有可能逐步上升，由喃喃不平的嘀咕衍生為暴力的抗爭。它意味著表達一個人的批評意見，而不像超級市場裡私底下的「祕密」投票；抗議絕對是直接單刀直入而不迂迴。抗議是卓越的政治行動。
經濟學家往往自然而然地認定自己的機制有效率得多，而且也是唯一值得認真看待的機制。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在一篇著名的論文中鼓吹將市場機制引入公共教育，就是這種經濟學家偏見的最佳說明。傅利曼所提方案的本質，是給學齡孩童的家長發放一種專用教育券；透過教育券，家長可以購買私人企業在競爭下提供的教育服務。傅利曼為自己的構想辯護如下：
家長把自己的子女從一所學校轉出再送進另一所學校，這樣比現在更能直接表達他們對學校的看法。一般來說，家長們目前要這樣做只能藉著搬家來達成。此外，他們就只能透過煩人的政治渠道表達個人意願。
我在此無意討論傅利曼的提案有何優點。我引用上面那段話，是為了充分說明經濟學家的偏見是偏向叛離勝過抗議。首先，傅利曼認為轉學或退出是個人表達對組織不滿的「直接」方式。沒有受過經濟學嚴謹訓練的人，可能會天真地建議表達觀點的直接方式是說出來。其次，表達個人看法及努力傳播觀點，還被傅利曼輕蔑地指稱這是訴諸「煩人的政治渠道」。但是，挖掘、利用並期待逐步改善這些管道，難道不就是政治、而且實際上是民主的過程嗎？
在整個人類制度中，從國家到家庭，不論抗議有多「煩人」，一般來說都是每位成員必須處理的問題。重要的是，假如問題仍舊肆虐，當前為了在大城市裡推動比較好的公立學校所做的主要努力，就是讓學校更去回應成員的需求。透過鼓吹並落實權力下放的手段，讓公立學校的成員與管理階層間的溝通迄今為止不再如此「煩人」。
但是，並不是只有經濟學家有盲點——（以范伯倫〔Veblen〕的話來說）一種「受過訓練卻沒有能力」（a trained incapacity）去理解我們此處提到兩種機制之一的有用性。事實上，叛離在政治領域的進展遠不及抗議在經濟領域的進展。除了被冠上無效率和「煩人」的標籤以外，政治上的叛離還要被冠上犯罪之名，因為叛離總是與遺棄、叛逃和叛變等負面標籤相連。
顯然，雙方對此事的激情與成見必須消除，我們應當充分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觀察一個典型的市場機制與一個典型的非市場機制（即政治機制）是如何共事；兩者或許是處於一種和諧且相互支持的狀態，也或許是相互擋道、破壞對方的有效性（effectiveness）。
近距離觀察市場與非市場要素之間的交互作用，將顯示經濟學的分析工具對於理解政治現象很是管用，反之亦然。更重要的是，分析兩者之間的交互作用，要比單獨進行經濟或政治分析更能全面地理解社會過程。從這樣的角度來看，這本著作可以看成是把《經濟發展策略》一書所依據的論點應用到一個新領域：
傳統上似乎要求經濟學家得永遠論證以下問題：在任何非均衡的狀態下，單憑市場力量能否恢復均衡？這在現在肯定是個引人入勝的問題。但是，身為社會科學家，我們顯然要讓自己處理更宏觀的問題：不均衡的態勢可以單憑市場或非市場力量矯正嗎？還是要靠兩者共同發揮作用來矯正呢？我們認為，非市場的力量未必比市場力量還要更不「自動」。
我在這裡主要關注均衡擾動及恢復均衡的問題。阿羅（Kenneth Arrow）採用相同的分析方法，論證非最佳狀態走向最佳狀態的過程：
我在此處所提出的看法是，當市場未臻最佳狀態時，社會或多或少能看清此一缺口，非市場性的社會制度將出現並盡力彌補⋯⋯而這個過程未必會是有意識的進行。
但是，我和阿羅隨即補充，這些觀點並不表示市場和非市場力量的一些組合，就能剷除非均衡或非最佳的狀態。它們也不排除這兩股力量可以在不同目的下合作的可能性。但是，這畢竟為兩股力量的結合（也許結合得還不很合適）留下了空間，然而放任自由派（laissez-faire doctrine）和社會干預派（interventionist doctrine）皆以嚴格的摩尼教（Manichaean）觀點來看待市場和非市場兩種力量，兩派相互攻訐；放任自由派認為是好的力量，社會干預派就說那是邪惡之力，反之亦然。
最後一點。一直以來，叛離與抗議——也就是市場與非市場力量、經濟與政治機制——做為兩個主要的行動者，無論是位階或重要性皆難分軒輊。因此，當我在此基礎上構思自己的劇本時，我希望向政治學家證明經濟學概念有其用處，也想讓經濟學家相信政治學概念有其用處。近來，當經濟學家宣稱為分析稀缺現象與資源配置之目的而發展的概念，可成功用於解釋權力、民主與國族主義等多樣化的政治現象時，這種互惠性在最近的跨學科工作一直欠缺。因此，經濟學家已成功占領了相鄰學科的很大一部分；而政治學家——相對於工具豐富的經濟學家而言，他們的自卑情結恰好等同於經濟學家面對物理學家的自卑感——也已經顯示本身非常渴望被殖民化，並經常主動應和侵略者。也許，我們需要一個經濟學家在我們被壓迫的同事中重新喚醒身分認同與榮耀的感受，讓他們有一種自信，認為自己的概念不僅雄偉壯觀（grandeur），還散發著人造光芒（rayonnement）。我希望這可以是本文的副產品。